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读后感
左宗棠收复新疆读后感 占版图达六分之一疆之所以还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之内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中兴清朝的名臣---左宗棠
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清朝经过鸦片战争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日之将夕，悲风骤起”。
军队腐败，灾害频发，贪官横行，民变四起。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864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先后占领了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到1870年秋，攻占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他这样说：“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决不能告老还乡，我决不能不管。
我一定要和这个入侵的强盗干到底
”但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就是失去了，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就算是收回新疆了，也不过是多了几千里的无用不毛之地，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负担。
（看来把李鸿章定为卖国贼确实没有冤枉他，历史是公正的。
）左宗棠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他认为“海防”、“塞防”同等重要，新疆断不可失。
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主张放弃塞防。
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
而后左宗棠抬棺出征，誓死收复了新疆。
如今新疆石油储量超200亿吨，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
当时的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领大军出玉门关，收复新疆。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囊中羞涩，拿不出西征的军费来。
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那也得借，左宗棠知道如果不借，军队就无法出关，就无法收复新疆。
最后，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朝廷出300万两，海关出200万，凑了1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于是左宗棠整顿军务，筹粮筹运，筹集了四千万斤粮食，集中了5000辆大车，5500匹骡马，29000峰骆驼。
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大部分由湘军组成的七万多西征大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
雄师亲住玉门关，不斩楼兰终不还。
在那尚属冷兵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何等壮观的行军场面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也就是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最后攻击南疆的敌军主力。
不轻易冒进，一旦战机成熟，当速战速决。
左宗棠常自比为诸葛亮，从左宗棠用兵新疆的战略战术来看，他是深得诸葛亮用兵之道的。
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进兵新疆很顺利，很快就平定了阿古柏的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
接下来左宗棠面临的就是要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近70，而且因军务的繁忙，常咳血于营帐。
他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抬着棺材，指挥大军兵分三路，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
这是何等雄壮的气势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人的气质”。
最后的结果，我们不用再多讲了。
因为占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还在中国的版图之中
新疆的矿产、新疆的石油天然气、新疆的宝藏…… 朋友，当你在新疆的天山南北或是工作、或是生活、或是旅游时，你是否还知道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为了保住这一片大好河山，拼老命收回了这片国土……时人有诗赞曰：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
”
甲午纪录片观后感1000字
回首往事，曾经的屈辱在今天我看了《甲午风云》这部电影，久久不能平静，中的每个情节都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这部电影悲壮地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英雄们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朽，暴露了慈禧，李鸿章，等民族败类卖国求荣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历史事件中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突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势磅礴的爱国主义颂歌。
1894年，蓄谋侵华已久的日军在中国领海内肆意制造事端，昏庸胆小的西太后为息事宁人，委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其亲信、“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等人去与日军讲和，傲慢无礼的日军却将中国商船击落。
邓世昌是一位对祖国怀着赤诚忠心的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刻怒火中烧，去找李鸿章评论，这时，英美外交官正在给李鸿章转达一些日本提出的条约，让邓世昌在二堂等候，那些条约都是针对中国的，他心急如焚、越听越急，手中的茶杯都掉到了地上，大厅内的人听到“咣当”一声，他们侧目张望，邓世昌把门打开，走上前去，袖子一甩，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地说，“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是惹事生非?难道日本卑鄙地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由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一番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捍卫主权的心声，也说出了帝国主义想要侵占我国利益的丑恶用心。
在场的人听了他的话都瞠目结舌，邓世昌也被赶出了大厅。
过了一会，李鸿章召见邓世昌，他进入大厅，双膝跪地，呈上了一份万民折，请求朝廷和日本宣战，李鸿章一听大怒，狠狠地骂了邓世昌一通，并让他回了威海。
邓世昌回到舰队之后，水手们发现邓大人一言不发，正当他们疑惑时，忽然从他的房间里传来了琴声，时而慷慨激昂、高亢有力，时而缓慢柔和、悲伤不已，时而如闪电一闪而过，时而如大雨持续不停。
日军不宣而战，民愤四起，顶不住压力的李鸿章重新启用邓世昌。
海战中，日本大量军舰向北洋水师步步紧逼，贪生怕死的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李颉)打错旗号，致使北洋舰队出师失利，旗舰被日军击沉。
邓世昌见势立即挂起帅旗，替代旗舰指挥作战，他拿着望远镜侦查敌情，发现日本人老奸巨猾，故意挂成星条旗，让中国人误以为是美国军队，邓世昌火眼金睛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亲自指挥作战，水面上波涛汹涌，大炮砰砰地向日本的舰船射去，率领“致远”号官兵与日军展开殊死大战，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而这时，方伯谦在船舱里将舵手用枪打死，准备临阵脱逃，后来炮弹打完了，已经逃跑的吉野号又调头来攻击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邓世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撞沉敌舰“吉野”号。
做出了这个决定后，全舰无一人退缩。
但是在追赶“吉野”号时，日本人一看大事不妙，一连发了三个鱼雷，邓世昌的舰船不幸被第三发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
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但是一个政府的腐败，并不代表整个民族的堕落，影片中的邓世昌，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体现，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他态度坚决，奋勇抵抗，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伟大精神。
突出了邓世昌、大批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突出了各方之间的矛盾，把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看完这部影片，使人感觉到中华民族是永远打不垮的，因为我们有一大批浴血奋战的英雄，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是我也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我们有和日本可以媲美的海军舰队，也有邓世昌这样的海军将领，就是因为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昏庸无能、不思进取，才使得敌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
我想起了一句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有了英明的政府，有了强大的国防，我们才有了今天美好的生活，这些英雄前辈还有那些屈辱的历史都值得我们深刻铭记，只有真正强大了才能有力量对付坏人，英雄的事迹会鼓舞我们不断前进、好好学习，努力强大自我，为祖国的富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胡雪岩读后感
周瑜 乱世是血腥和残酷的，也是最迷人的，因为它是英雄的摇篮。
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英雄是一面永不飘落的旗帜，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
纵观中国历史，三国当属最迷人的时代。
在三国的英雄中，周瑜是著名的一位，罗贯中为了衬托诸葛亮才德卓越，智慧非凡，把周瑜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嫉妒心很强的人。
其实，历史中真实的周瑜“性度恢廓，大率得人”，“雄烈，胆略过人”，“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在其它三国的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周瑜“量窄”的记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周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赤壁之战，指挥者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取西川的计划，但却被周瑜抢在了前面，只是天妒英才，周瑜病死在伐蜀的路上，并非被诸葛亮气死。
按真实的历史推断，周瑜会有更大的作为。
周瑜出身世家，天资聪颖，少年时就才名远播，素有“江淮之杰”的美称。
周家世受皇恩，周瑜算是汉皇朝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轨迹，他应该是保皇派，即使不沦为汉皇朝的殉葬品，待乱局已定省悟过来时，也已经错过了创业的大好时机，注定一生难有作为。
然而，少年时的周瑜通过对学长们的追踪调查，敏锐地感到一个乱世即将到来和儒学在乱世中的软弱无力。
在和鲁肃周游的途中，他又目睹了民间的苦难和血腥，最后毅然背叛了家族，背叛了师门，放弃看似一片光明的大好前程，中止对儒学的钻研，一边行万里路，一边广读兵书战策，如醉如痴地等待预想中的乱世。
果然，天下大乱，周瑜从一个被主流社会所不啮的浪子，迅速崛起，指导孙策和孙权平定江东，成就一方霸业，又在“赤壁之战”中，击溃不可一世的曹操，一举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
从主流社会的骗子到一个被迫游荡天下的浪子，再到奠定一个时代的名将，周瑜的成长经历，值得许多现代人去深思和领悟。
魏征 给皇帝挑毛病的人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李世民和群臣集体的功劳，而唐太宗本人对手下众多的文臣武将，给予最高评价的，是并未立下任何战功的魏征。
魏征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君畏臣的先例，树立了谏官的最佳榜样，成为君主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有时还具有放大镜和显微镜的作用。
魏征前后为唐太宗提出了两百多条意见，总共达数十万言，上到国家政策，下到皇帝的私生活，无所不包，为贞观朝起了良好的监察匡正作用，李世民最后成为历史上少见的明君，魏征功不可没。
为皇帝挑毛病的终身事业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专门为皇帝提意见的职位，魏征从此老实不客气地开始了为皇帝挑毛病的事业，成为这一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出色人才，为中国历史树立了一个谏官的典范。
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征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
魏征本就有经国济世的大才，性子又耿直，无所顾虑，有什么说什么，唐太宗这会儿努力要当好皇帝，欣然采纳魏征的意见。
魏征自觉遇到了知己之主，愈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唐太宗这个时期的确是个从谏如流的明君，还特意消除魏征的顾虑说：你前后劝谏了我两百多件事，如果不是至诚为国，哪里做得到呢
魏征向唐太宗提出了二百多条意见，严格监督君主的言行，这是为后世大大称道的。
试想，谁敢向上司提出十条以上的意见呢，更何况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
关于李鸿章3000字论文
说起权臣李鸿章，人是会想到“卖国贼”、“千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他说：“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太平天国》读后感2000字左右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可能出于反满的需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洪秀全的崇拜者。
湖南的辛亥革命党人常称要洗尽湖南人曾国藩给他们带来的羞耻。
不过孙中山也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
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
”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
“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民国学者可以说是十分分歧，罗尔纲和简又文等人正面评价太平天国对后世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但郭廷以等史家却抨击太平军领导人的残暴反动本质。
例如胡适看到罗尔纲写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史纲》后，愤愤然指责书上“专门表扬太平天国”为不当。
照他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
近来，虽然中国大陆官方教科书上依旧正面评价太平天国为主，但是近年来夏春涛等现代大陆学者开始负面评价太平天国，批评太平天国欺骗、落后、残暴。
批评强调太平天国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性，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是典型的邪教叛乱。
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导致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
”
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
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
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
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
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
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
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
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
”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
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
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
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
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
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
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
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
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
”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
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
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
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
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
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
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
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
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
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
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
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
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
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
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
”，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
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
我忙什么
忙的是我的趣味。
“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
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
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
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
中国在战争中失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
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
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
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
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
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
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
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
”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
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
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
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评论左宗棠的1000字作文
我们知道左宗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晚清的三大名臣之一。
对他的评价也颇受争议。
原因是复杂的。
我来谈谈我对这个人物的几点感悟。
他所处的时代是江河日下、国力衰微。
晚清的统治即将崩溃的历史时期。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国有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
先后出现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物。
之后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改造中国的仁士。
早期的维新派开始出现，比如王韬、郑观应等等。
地主阶级内部也在开始改革。
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
左宗棠就是洋务运动中的杰出代表。
左宗棠办得工业最著名的就是福州船政局，对于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对于巩固中国的海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88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在中国近代史上了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外侵略上屡屡战败，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斗争的锐志，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于增强人民的自尊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件事也表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虽然国家衰落，人民生活贫困，但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左宗棠的这次战绩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左宗棠，这个人性格上比较狂妄，自负确实不假。
但是他的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一身。
他为官清廉，是个清官，很难想象在他那个年代居然还有像他这样的官员这么清廉，而且是大官。
李鸿章跟他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死后据说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产。
民间有说法，宰相合肥天下瘦。
他们两人真是形成巨大的反差。
左宗棠这人从小就很有才能，但是他的科场不顺，屡次落第，但是他没有放弃，虽然只是举人和李鸿章他们这些人相比，在学历上有些差距，李鸿章是进士，而且最高时有文华殿大学士的称谓。
但是李鸿章和他相比，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左宗棠。
我想学历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能力需要我们在实际中不断的锻炼和磨练
虽然近代以来对左宗棠的评价有不同的说法，有褒有贬。
但是一个事实是不容置喙的。
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起义，但是在当时他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了他必须这样去做。
因为他毕竟是大清国的臣子。
“忠这个字，我想对于当时每一个正直的臣子来说都是很清楚的。
如今我们处在新中国这个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背景下，难道我们不忠吗
我们不想为我们的国家奋斗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虽然在左宗棠那个时代，他所见到的国家是落后的，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的那种报效国家，为国出力的那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我们不仅要学习，而且我们还要真正的把我们对国家的这份心投入到的我们的工作学习中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历史不会重演，左宗棠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亲自去感受了，也许我们会在梦里进入那个国破家亡，到处都是战烟销魂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遇到左宗棠，倾听他的人生感悟，报国之情。
总之，左宗棠是也个正面人物，至少我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