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成事之道读后感》 不少于3000字
千夫所指是国贼\\\/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评论李鸿章\\\/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作者：朱骥 李鸿章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不存在问题。
可现在不但成了问题还成了大问题成了历史界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历史界、学术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股奇怪的翻案风席卷历史学界与学术界。
给汉奸卖国贼翻案。
给秦桧翻案说秦桧跪了几千年了也该站起来休息休息。
给袁世凯翻案、给李鸿章翻案。
更有甚者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翻案竟然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这样的神圣讲堂上。
隋丽娟说慈禧后又竟然在杂志《百家讲坛》上发表《慈禧，想说爱你不容易》。
而争论最多争议最大的还是对李鸿章的争论。
特别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走向共和》更是将李鸿章、袁世凯拔到极点。
因此对李鸿章的争论尤为突出。
在众多对李鸿章的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还是杰出的外交家。
我们知道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屈辱饱尝蹂躏与欺凌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变革的时代。
而李鸿章做为当时朝廷最大的当权者之一，他在当时的一举一动当然是举足轻重备受国人与世人关注的焦点了。
而他做了什么呢
他既没有向林则徐那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当中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也没有向左宗棠那样率兵出击收复故土失地。
倒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两个中国最屈辱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却有人为他鸣不平，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外争国权内主改革。
在cctv中央电视台教科文行动：中国史话的《呐喊声中图强变革》中刘坤宁说：在过去，李鸿章在签“李鸿章”三个字，绝对不会连笔的，但这一次不同，他把三个字连在一起，画得你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猛一眼看上去象个“肃”，这个“肃”字是清政府在他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即一等肃义伯。
这时候他就在想，我这是在给朝廷办事，不是想卖掉这个国家，是你皇帝叫我签这个字的，要卖这个国的，那就用你给我的这个封号，签上去算了，不要把我父母给我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签在上面，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马关条约》他是这样签的，《辛丑条约》也是这样签的。
我们无从得知李鸿章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否真是这样。
可从刘坤宁为李鸿章的辩护中，我们看到与感受到的是李鸿章的无奈与痛心。
让人觉得李鸿章是多么的委屈多么值得同情。
可事实的确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前的表演吧。
做为大清皇朝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是据理力争维护清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帮助帝国主义威胁朝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在给清政府另一要员张之洞的电报中竟然说：电报每个字4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
......意思就是要张之洞不要再为力争国权而努力了。
可奇怪的是在《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要中国赔偿：9.8亿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要中国赔偿2万万两白银时李鸿章不嫌贵。
可偏偏对外争国权的张之洞为国家利益而努力花4角银圆一个字的电报费他嫌贵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李鸿章对卖国求荣他不嫌贵，对卖乖讨好帝国主义他不嫌贵。
而对爱国护国对外争国权就是1个铜板他都会嫌贵，更何况是4个银圆简直是天价了
可是不是真如现在一些人与李鸿章认为的那样赔款与国权就无争取之余地了
不是。
我们看看9.8亿两白银到底是什么概念。
9.8亿两白银可以组建160只北洋水师。
这么庞大的数字使侵华联军都不敢相信。
俄国公使拉姆斯道夫向沙皇汇报时得意忘形的狂叫：“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请注意拉姆斯道夫用的三个词：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
因为赔款数额远远高于八国联军的损失。
美国人最初认为，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他们分赃到了3千多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竟然比强盗的想要的价还高出30倍
现代的某些人与李鸿章竟然还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现代的某些人居然还认为李鸿章外争国权尽力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人还得意洋洋的说《辛丑条约》没有割地，由此来为李鸿章辩护。
真是这样的吗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
并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
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 这是《辛丑条约》第7、8、9款之规定。
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划出一部分只准外国人居住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不叫割地叫什么
一个连首都都可以割让的条约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外争国权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
二、李鸿章是忠臣还是逆臣。
1900年11月7日就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也灯枯油尽一命呜呼了。
清政府给李鸿章极高的荣膺懋赏赐谥号：文忠。
而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臣》中也说：“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 而说李鸿章是忠臣的依据是李鸿章办的两件事：1.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2.洋务运动。
对于第一件事是不存在争议的。
因为如果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然是忠实于大清王朝。
关键是第二件事洋务运动。
历史学界还称之为“同治中兴”。
不光是李鸿章的“功劳”还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功劳”
可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论。
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当事人李鸿章自己的评论呢
李鸿章自己就曾经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
” 说实在话我对李鸿章没什么好感。
可李鸿章能说出这样的话评论自己，这说明李鸿章有自知之明比起现在吹捧他的奴才们不知道要明智多少倍。
如果就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洋务运动而言应当说李鸿章是忠臣。
可别忘了李鸿章还干了一件事——卖国。
那就是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
何为忠臣
就是忠于国君。
忠于国君就是要忠于国家。
可是《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资。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可如今宝岛台湾尽入倭寇贼手
亿兆黎民落入日酋瓮中
而《辛丑条约》更是连首都土地都割让给列强。
就不知道李鸿章忠于何君忠于哪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激愤人们高呼：“恨不能食中堂肉”的话来。
可见当时的人民是多么痛恨李鸿章
最后让我们看看与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怎么评论李鸿章的来结束全文。
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这时我不由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
中国近代109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
从1871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侍候洋人颜色呢
” 而在1982年9月24日也指出：“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 正如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撰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中指出的：“李鸿章一类人是不能算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之列的。
”而我要加一句李鸿章一类人必将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之国贼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文章提交者：yihongkuailv 加贴在 中国历史 铁血论坛 签订卖国条约时都不忘受贿的李鸿章（作者：一点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为同清政府签订更有利于自己的和约，不惜动用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七十万两）收买清朝高官。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电告沙俄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璞科第说：“此款如不敷用，尚可增加”。
这样的“痛史”，今天的中国人大约只能在苏联的历史书中零星读到，如同中国政府喜欢揭批当年国民政府的黑暗一样，苏联政府也不忌讳曝光沙皇政权的“劣迹”。
至于其它的西方列强，这方面见之于史料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几乎还是空白。
反正在中国人眼里，那些“卖国条约”的签订都被定性为“外患”，从来少有人想到其中还有“内忧”。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名臣，一生中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条约。
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日本好战分子开枪打伤，特别为中国人同情；但《中法新约》则属于明显的“胜战败约”，为时人也为后人所诟病。
沙皇俄国由于一再侵华，与李鸿章打交道特别多，俄国人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此人是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卑鄙龌龊的妥协政策和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人签订莫斯科条约，中国人又称为《中俄密约》。
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为诱使李鸿章就范，俄方答应签约后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贿金。
实际交付了100万卢布，剩下的200万卢布，俄方一直拖延不付。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俄国人写道：“中国这个老官吏死了，因而使俄国政府省下了这笔钱”。
1898年3月2日，沙俄政府为从清政府手里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并取得从中东铁路修建通往这两个港口的铁路的权利，一次给李鸿章、张荫桓每人各七十万卢布（折合白银五十万两）。
3月27日，条约签订，沙俄政府如愿以偿。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再次启用贬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与列强交涉。
李鸿章接到诏书后，立即从广州打电报给维特，请求他派自己的老相识——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来华。
1900年9年，乌赫托姆斯基应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上海。
李鸿章安排他儿子与其商谈，承诺答应沙俄政府和谈条件，要求俄国政府把它原先答应李鸿章而未付清的贿金付给他，哪怕是先付一部分也好。
维特接到乌赫托姆斯基的报告，认为李鸿章尚未重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在李身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于是，沙俄政府转而下令关东州“总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也夫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
谈判内容传出后，受到日本等列强反对，中俄谈判中断。
1901年8月，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中俄恢复谈判。
俄国谈判代表答应，在沙皇要求得到满足时给李鸿章三十万卢布的贿款。
然而，没等到事情办成，李鸿章于1901年11月3日去世。
后来接替李鸿章谈判的是王文韶。
沙俄买通王文韶及其随行官员，只花了四万零六百五十六卢布。
对此，沙俄官员拍手相庆：“已不如那个老头一贯索取的那么多了”。
李鸿章去世时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应验了民间“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
李鸿章生平的主要事迹有哪些
他带头开启洋务运动，而最后又让北洋军队全军覆没。
又全权负责跟日本签署了《南京条约》，跟八国联军签署了《辛丑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他在上海开办造船局，但挣得的钱又被自己给独吞了，一生造船，练兵都是纸糊的老虎。
评论李鸿章的”羁縻”外交政策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作者：刘虹叶自成 目前阅读362人次 摘 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
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
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关键词：李鸿章；联日防俄；甲午战争；中俄密约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 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
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而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
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
“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
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
”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
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
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
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
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
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④。
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
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
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图。
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
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
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图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都是不恰当的。
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
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
他上《筹议海防折》，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
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
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
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
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
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
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
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
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
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
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
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
”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
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
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
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
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
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
”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
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
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
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
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
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
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
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
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
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
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
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
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
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
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
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
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
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
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
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
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
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
”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
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
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
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
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
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
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
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
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
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
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
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
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
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
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
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
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
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
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
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
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
“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
”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
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
”具体则表现在清军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军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
一方面，清军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
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
另一方面，清军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军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军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
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
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
日军攻入中国后，清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
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负主要的责任。
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
但是清军统帅素质低下，清军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
将帅已是如此，清军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枪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军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洋海军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
在1875年清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
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新疆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
1889—1890年，北洋海军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
而且海军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军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
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
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
”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
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
海军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
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军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
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政府陆军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军军费则急剧增加了200%。
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开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
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
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
中国试图“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
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政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
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图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
⑧濮兰德（J.O.PBland）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⑨也有人认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如调淮军赴台湾，反对赔偿兵费等。
参见刘世华《李鸿章与日本》，《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
但是李鸿章的淮军赴台湾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也只是反对以兵费的名义赔偿，却同意以“抚恤代兵费”，并认为如再启兵端，无论胜负，何止数千万。
⑩薛福成：《庸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页。
相同观点见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第84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
《李文忠公尺牍》卷七，第12页。
《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1页。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
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1969年第1期。
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页。
(刘虹：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系，加拿大；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李鸿章死后为什么被拖尸
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
1845年，他按照家人安排与周氏联姻，直至1861年原配周氏去世。
之后，娶了安徽太湖一个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
赵小莲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
自赵文楷起，赵氏祖孙四代进士。
原、协会会长赵朴初也出身于这个赵氏家族，是赵小莲的侄重孙。
赵小莲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
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
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
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继室赵小莲。
相传，赵小莲有“旺夫运”，从1863年到1892年，她嫁到李家的30年，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最大红大紫的30年：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
1892年赵小莲去世，李鸿章也开始走向低谷。
李氏家族虽然以办洋务著名，但骨子里却还是个很念旧的家庭。
李家起家、打仗靠的是淮军，儿女婚嫁时最相信的也是淮军，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希望借豪门联姻巩固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
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
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都和李家成了亲戚。
李鸿章不像他的兄弟那样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
其中，大儿子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
在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女儿菊耦名声颇为响亮。
她与张佩纶的传奇婚姻，曾引起世人的关注。
张佩纶当时已年近四旬，结过两次婚，由于他在福建马尾海战中的错误指挥，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背上了罪臣的名声。
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学，并没有嫌弃他，毅然决然要将最心爱的女儿嫁给这中年男子。
据说当时赵氏夫人哭闹着不让最心爱的女儿过门，只因菊耦也十分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只好作罢。
菊耦的孙女便是现代著名小说家。
虽然李氏家族的联姻网，看上去密不可破。
然而，李鸿章去世后，随着时局的变动，李氏家族也四分五裂。
他们大都背负着骂名，开始自力更生。
其中，有的利用分得的家产，秉承好学上进的家风，开拓了一片天地；也有些子嗣，因为吸食大烟，打牌赌博，下场悲惨。
第四第五代靠自己改变局面 李鸿章家族的第四代和第五代，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出身问题。
他们多半没有沾到父辈的光，惟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改变局面。
在如今的李家后代中，李道增是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人。
李道增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
他是清华大学首任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道增的父亲很早便离开安徽来到了上海，就读于，李道增母亲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
在这个“半新不旧，不中不洋”的家庭熏陶下，他从小就接受着中西两种文化教育。
李家是传统的大家庭，李道增记得：“父亲受礼教的影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守法；家教很严，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要懂礼貌，懂得做人，每学期成绩单都要给家长看”；“父亲很重视中文的教育，要我们写大字、练小楷。
” 李道增英文功底很扎实，他六七岁起开始学习英文，上中学时就开始看英文参考书。
正是由于李道增有这一特长，在我国最早与西方在建筑领域内交流时，他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
在李道增看来，这一切也与家族的传承有关。
“李鸿章开展，那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科技和理念，他也把西方的教育带到了家中。
我父亲英文和国学就非常好，是他教育了我。
” 在上海普陀区真光路的一个小区内，记者见到了李昭庆（李鸿章六弟）的第五代孙李道钧。
李道钧1944年生，退休前是上海染料化工八厂助理工程师。
李道钧说，当年他的曾祖父李经叙曾被李家托付给晚清著名外交官伍廷芳，后出任会办和总办，精明能干。
伍廷芳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时，李经叙以二等参赞的身份赴秘鲁，负责代办公使事务。
数年后，又赴墨西哥任职，但非常不幸，没去多久就病逝在那里。
后来，李经叙的大儿子李国源、侄子李国栋都相继当了外交官，加上李鸿章，祖上可谓三代外交官之家。
采访中，当谈起家族中最有实力的人，很多李家后代都提到了李家老六房“家”字辈三兄弟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
他们是李昭庆的第四代孙，现居海外，都是亿万富翁，且，颇为神秘，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
李家昶和李家景兄弟，年纪轻轻便离开父母到了香港，身上只有几十美金，一切从头学起，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成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
从国内到国外，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李家昶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还曾一起闯荡非洲，旗下企业有环球钢铁厂、环球搪瓷厂、西茂钢铁厂、捷丰纺织印染厂等等。
李家曙1927年出生，曾就读于，开始创业时什么杂活都干过，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银行业、纺织业到矿业，甚至还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里开过钨铁矿。
他凭借自己的打拼，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李氏家族自改宗以来绵延数百年，繁衍十几代，现在的李氏后裔以道、永、昌辈居多，遍布海内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望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