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什么意思
李白《清平调词》赏析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三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所作。
一日，玄宗和杨妃在宫中观牡丹花，因命李白写新乐章，李白奉诏而作。
在三首诗中，把木芍药（牡丹）和杨妃交互在一起写，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同蒙唐玄宗的恩泽。
从篇章结构上说，第一首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蟾宫阆苑；第二首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襄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第三首归到目前的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
诗笔不仅挥洒自如，而且相互钩带。
“其一”中的春风，和“其三”中的春风，前后遥相呼应。
第一首，一起七字：“云想衣裳花想”把杨妃的衣服，写成真如霓裳羽衣一般，簇拥着她那丰满的玉容。
“想”字有正反两面的理解，可以说是见云而想到衣裳，见花而想到容貌，也可以说把衣裳想象为云，把容貌想象为花，这样交互参差，七字之中就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
接下去“春风拂槛露华浓”，进一步以“露华浓”来点染花容，美丽的牡丹花在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这就使上句更为酣满，同时也以风露暗喻君王的恩泽，使花容人面倍见精神。
下面，诗人的想象忽又升腾到天堂西王母所居的群玉山、瑶台。
“若非”、“会向”，诗人故作选择，意实肯定：这样超绝人寰的花容，恐怕只有在上天仙境才能见到
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象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
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第二首，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含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进一层。
“云雨巫山枉断肠”用楚襄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指出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那里及得到当前的花容人面
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须脂粉，便是天然绝色。
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
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固有“环肥燕瘦”之语（杨贵妃名玉环）。
后人据此就编造事实，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吟哦，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讥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赤凤，讥杨妃之宫闱不检。
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不是毫无文化修养的人。
据原诗来看，很明显是抑古尊今，好事之徒，强加曲解，其实是不可通的。
第三首从仙境古人返回到现实。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恨都为之消释了。
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
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多么优雅风流。
这三首诗，语语浓艳，字字流葩，而最突出的是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又似在写花光，又似在写人面。
“一枝红艳露凝香”，也都是人、物交溶，言在此而意在彼。
读这三首诗，如觉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不待什么刻画，而自然使人觉得这是牡丹，这是美人玉色，而不是别的。
无怪这三首诗当时就深为唐玄宗所赞赏。
传说中的李白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大神们帮帮忙
李白的诗 1、代表作：《望庐山瀑布》、《静夜思》、《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蜀道难》、《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
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李白全集》收录1010首 。
2、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
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
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
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
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3、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
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
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
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
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4、特征：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
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
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
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
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
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
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
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
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
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
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
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
”（《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
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
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
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李白和王维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 详细
李白和王维同年出生，差一年去世，李白两次入长安时，王维也都在长安或终南。
李白也游过终南还写过诗。
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挚友孟浩然。
两人同王昌龄，杜甫都有过交往，两人都走过玉真公主的后门。
两人都喜欢交朋友，都对宗教痴迷。
可是除了小说里，正式文献里没有任何两人交往的只言片语。
两人在长安的各种沙龙里见面的机会非常大，但两人却没有交往纪录，这让许多研究着都很好奇。
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
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
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李、王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公元730 年(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
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遂定居下来。
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
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飘”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飘”一族, 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
这位大师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丰彩,突出他的欲望。
一个人,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
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老人家自己。
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
诚然,自信,是中国文人具有强势冲击力的表现;自信,也是中国文人能够在大环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根本。
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
否则,中国文人统统都成了鼻涕虫,成了脓包蛋,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
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大师。
此公活着的时候,就声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许,藐视群伦。
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也就放任自己这样做, 这种率性而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
所以,无论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那脑袋总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
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穷光蛋。
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
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杜甫写过一首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
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群众反映,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
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
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
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
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
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
’四海明识,具如此谈。
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
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
”(《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
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
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师,要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人《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
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
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
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
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其实,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作风雅状,装门面而已。
即使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了不起的领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当一回事的。
公元1812 年6 月,拿破仑一世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的诗人同往。
准备在他进入这座城池时,向他贡献歌颂武功的十四行诗。
结果大败而归,狼狈逃窜,诗人的鹅毛笔没派上用场。
副官问这位小个子统帅,拿这班诗人怎么办才是,拿破仑说, 将他们编人骡马辎重队里当力夫好了。
这就充分说明,当政治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人权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有足够的清醒。
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
无独有偶的, 早在三年前,公元 727 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
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
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那时的中国,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台的恶俗排行榜,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
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
所以,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
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
王维23 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
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
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
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
王、李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然而,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加入“长飘”一族,求得出头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触。
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
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
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
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0 年。
李白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2 年。
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
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可是,从公元 730 年至733 年(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 742 年至 744 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 同时出现在公元8 世纪20 年代,首都长安的李白与王维,使我们联想到20 世纪20 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学运动肇始时期的鲁迅与胡适。
也许,胡鲁或鲁胡,李王或王李,无法类比,但在领衔文坛,引导潮流,左右舆论,吸引眼球这一点上,性质多少相似。
胡鲁或鲁胡,文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也大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书做事,无论怎样悖背不一,并不妨碍他们聚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无论怎样分歧交恶,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前茶。
尤其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李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
王也很抖,为七品上的左补阙,相当于准部级的高干,高轩华盖,随从骖乘。
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御用文人,同为诗界泰斗。
但不知为什么,仍是形若水火,动若参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疑惑了。
唐代的长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无论怎么大,在同一座城池里,怎么找理由,怎么设法解释,李白王维,盛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不至于好几年工夫,像捉迷藏一样互相躲着。
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坛为例,文联、作协、报刊社、出版界,加在一起,一年下来,没有三百场,也有二百场文学活动要举行的。
这其中,至少有一百场的与会者,名单基本大同小异。
因此,各路诸侯,海内文士,艺坛名宿,京都闻人,绝对有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
这种会,第一,热闹,第二,滋润。
茶水侍候,饭局等待,红包奉送,打的报销,不愁没人捧场。
于是,上至大老,下至篾片,呼之即来,来之能战。
或捧场,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销,或哼哈二将,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刚,歌之颂之,或合唱团员,附之和之,或老将拍板,一槌定音。
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几张肉脸,那几句套话,天天见面,日日碰头,只有看腻了的可能,而无见不着的遗憾。
甚者,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中午还在一张宴会桌上碰杯。
衮衮文坛新贵,当红风头人物,穿红着绿女记,沏茶倒水人员, 基本上是两天见三次面。
如果真是一日不见,倒确有如隔三秋之感。
唐代长安,虽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如果这两位诗人,不那么故意闹别扭的话,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
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佛教徒,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开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当时长安外廓城里,“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烟稠密的里坊间,而著名的声色场所,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处于闹市区,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乃长安开放社会的特色。
那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
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飘”一族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
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邸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
因此,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狭路相逢,绝有可能。
除非他们俩,刻意回避,有心躲让,否则,这种不照面,不往来,不相识,不过话的背后,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令人费解。
何况,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匪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
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
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
李白和王维,就这么别扭着,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孟浩然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有点姿色,自然要避免这种争风拈醋的尴尬场面。
正如当下的外地美女作家,来到北京推销 自己,决不会把京城四大评论家,四小评论家,同时约在一家星级饭店开房间见面,哪还不得出人命案?孟浩然,当然不会有这等情色麻烦,可他怎么对待这两位朋友,估计也是很不自在的。
难就难在与王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李,而与李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有王。
这就成了一袋米,一只鸡,和一个狐狸乘船过河的脑筋急转弯的难题了。
孟浩然肯定作过努力,因为,重感情,讲友谊,喜交往,好宾客,正是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
王维那首“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尽人皆知的。
在他诗集里,这样的“送别诗”,几占总量的五分之一,说明王维之情真意挚,很看重与友人的交往。
具有如此平易近人,融洽处世的性格,应该有其乐意接近李白的可能性。
而李白之重然诺,讲义气,任侠仗义,敢于承担,孟浩然估计,谅不至于将朋友的朋友拒之门外吧?李白第一次东游,在扬州,为救济落魄公子,“不逾一年, 散金三十余万”,何等慷慨?同游者死于中途,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寝兴携持,行数千里归之故土”,何等忠忱?如此两位看重友情的人,怎么可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长安街头,见而佯作不识呢? 然而,孟浩然的一片好心,落空了,这哥儿俩就是别扭着。
其实,作为这两位诗人的共同朋友,他应该了解,李白也好,王维也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们内心深处里,存在着难于交聚的瑜亮情结。
公元 730 年(唐开元十八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 期求政治上的得意。
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
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受挫,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
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断不了要吃历朝历代皇帝所恩赐的苦头。
于是,苦头之先吃,还是后吃,对于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 便产生若干不同。
王维是先吃苦头,李白是后吃苦头。
先吃苦头的王维,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间的自己,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故尔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让李白大概很看不起。
后吃苦头的李白,在掌声中,在鲜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间,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文人。
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进攻,他的敢作敢为,常常不计后果,这大概也是王维要同他拉开距离的一个原因。
李白到长安来,可能还是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时任右丞相张说的关节,肯于舍出脸来为之说项,这当然是天大的面子了。
而他的诗名,也为张说的儿子张垧,一位驸马爷所看重,愿意帮他这个忙,这样一来,更是胜券在握。
在唐代,无论科举,无论求仕,介绍人的举荐,非常重要,十分关键。
用今天的话说,走门子,用当时的话说,干谒,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李白所以十拿九稳,心性颇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维摆在眼里,因为攀附上张说父子,门路不可谓不硬,后盾不可谓不强,大有静候佳音,坐等捷报之势,估计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位高枕无忧的大师,小酒没有少饮。
其实,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
正如今天的“北飘”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 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
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从而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这两位大师,所选择的干谒路径, 殊途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王维23 岁中式以后,就被任命为大乐丞。
他在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岗位上犯了错误,纯因少不经事的过失。
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演《黄狮子》只能供皇帝观看的舞,而被降职贬放。
但李白显然没估计到,这个最高乐府的职务,正是王维的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以及他诗歌书画方面的成就,得以体现出来的机会呀!“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尤为岐王所眷重。
”(《旧唐书》本传) 从《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王维所作的诗,看来,他与这位“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的岐王,有着过从甚密的关系。
而据《集异记》,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个人形象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一个视觉上完美的影响分, 作用匪浅,这也是李白不禁要自惭形秽之处了。
再则,除宁王、岐王、薛王外,王维所交往密切的贵公子,也非等闲人物。
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都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奥援作用的中坚力量。
“长飘”一族李白,在京城就得不到这种如鱼得水的幸运了。
首先,高层社会,他缺乏根基;其次,权力中心,他难有依靠, 再其次,王维结交者,当权派,实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辈,无一不是有用之人。
而李白结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罗大众,都是上不了台盘,帮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
所以,虽经张说、张垍父子推介,得以住进玉真公主的别馆,等待接见。
可远在城外,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时来不了,也许说不定把他忘了。
有一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的诗,便是李白待命时刻的心境写照。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
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话公子,无鱼良可哀。
” 这首诗写得很凄清,很郁闷,那点滴的檐头细雨,那瑟瑟的山间冷风,那空茫的乏人问津,那寂寞的无望等待,是李白少有的低调作品。
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负有发现人才,培养重点作家的使命,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王维的琵琶独奏,并大加赏识呢! 《唐才子传》载:“维,字摩诘,太原人。
九岁知属辞,工草隶,娴音律。
岐王重之。
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
’维如其言。
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
’因出诗卷。
主曰: ‘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作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 《唐诗纪事》亦称:“《集异记》载: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
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一进新曲, 号《郁轮袍》,并出所为文。
主大奇之,令官婢传教,遂召试官至第,谕之作解头登第。
”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 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对争胜好强的李白来讲,这是多么没面子,多么扫兴,多么无趣的结果啊! 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
而对雄性动物来讲,再没有比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更为刻骨铭心,更为饮恨终生的痛苦了。
作为文人,自信是应该有的,自尊也是应该有的,但是,特别的自信,格外的自尊,那必然,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令人讨厌的自大了。
李白这一次长安之行,是对他自信、自尊,乃至自大的一次挑战,他当然吞不下这枚苦果,因此,李白与王维,遂成为永无交结可能的平行线。
两位大师的“零度”反应,在长安城里的不通往来,这个唐代诗歌史的不解之谜,似乎也就大致了解底里了。
我试着推断,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约束自己,说不定,是他们两位,决心回避对方。
一个强大的文人,不大容易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
也许觉得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后来人对于前贤,都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谅解,都有一种“玉成其美”的愿望,也就不甚细究,随它去了。
实际上,历史的细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角色地位。
因此,一个太自信的李白,和一个太自重的王维,形成这种旗鼓相当,互为芥蒂,彼此戒惧,壁垒森严的局面,本质上也是一种强之为强的势所必然。
应该说,一流的文人,只能对二流,三流,不人流的文人,起到磁吸作用。
在京城地界上呆久了,在文学聚会上混多了,你就会总结得出来,什么人跟什么人坐在一起,什么人和什么人偏不坐在一起,什么人簇拥着谁,什么人背对着谁,你就大致了解所谓的“圈子”是怎么构成的了。
至于那些风头正健的女性作家,拼命把胸脯于努力贴着谁,恨不能保持着零距离;至于那些年老色衰的女性作家,一脸怨恨地瞅着谁,作弃妇状恨不得吃了谁,则更是就近观察的指标。
呜呼,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小太阳系,众星绕着太阳运行,太阳接受众星拥戴。
而若干个“圈子”组合到一起,便叫作文坛。
因此,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
若是两个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了。
文坛的不安生,无不由此而来。
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也许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但如果这个斯芬克思之谜的谜底,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谁不愿意仰望那满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颗星星都在银河系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称得上灿烂辉煌。
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
李白有什么美称?
李白(701-762)，字太白，浪漫主义诗人，号“青莲居士”。
与杜甫并称“李杜”。
司马祯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
李白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徂徕山竹溪隐居，酣歌纵酒。
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
世称“诗仙”。
好饮酒人称“酒仙”。
李白有多少首诗大神们帮帮忙
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
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阳奋发的典型音调。
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