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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评传读后感

时间:2020-05-01 14:47

秋瑾评传读后感1500字

秋瑾读后感(一)  观看了《秋瑾》这部电影后很受感动,打开电脑就写些观后的感想。

  秋瑾目睹国难,心绪难平,在朋友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她在结识了徐锡麟、陈伯平、陈天华等人,大家立志为推翻清朝统治而献身。

后因日本政府出台《取缔不法留学生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自由,引起学生的强烈抗议,但又有些留学生甘做奴才,令大家非常忧心,陈天华以身投海希望唤醒苍生。

不久,秋瑾回国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她回到故乡绍兴拜会知府贵福,并与光复会骨干联系各地会党,准备浙皖两省起义。

但绍兴府学胡道南暗中出卖秋瑾。

因徐锡麟刺杀恩铭事发,秋瑾被捉拿。

她把光复会员名册和宝刀托交王金发。

后从容面对前来捉拿她的人,被捕后的几次审讯中,她未作任何口供,在被密令判死刑之前,秋瑾挥笔在供词上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一位女革命家忧国忧民,壮志未酬,面对死亡的悲愤心情。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秋瑾被押到绍兴轩亭口刑场,她目别祖国蓝天,慷慨就义,年仅31岁。

  秋瑾就义已经百年,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

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首先,她那种忧民忧国,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就是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今我们在发展的征途中,同样充满困难与风险,必须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

因此,我们需要弘扬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其次,百年前旧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统治是那样顽固。

她作为一个弱女子,敢于如此冲破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崇仰真理,追求光明,主张共和,坚持男女平等。

这种敢于把自己从旧思想、旧习惯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大胆革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今,我们同样仍需不断解放思想。

因此我们要学习秋瑾,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秋瑾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满腔热血,一身正气。

为求得社会正义而奔走呼号,直至从容就义。

她的女侠气概,就是正义的化身。

当前,我们同样要把社会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

现实社会中,仍存在阳光下的黑暗,有些邪恶势力和腐败现象仍在滋长。

我们就应学习秋瑾这种见义勇为的大无畏精神,为弘扬社会正义,勇于斗争,敢于献身。

  秋瑾是咱绍兴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精神家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着时代光芒。

求有关孔子的文章…1000 字左右…

1.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

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 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

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 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

然而,作为儒家始祖 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

这两个方面,可以用 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

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 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

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 这是很忌讳的。

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

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 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 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 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 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 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

有一回,孔子和他的 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

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

惟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 凉,一路唱歌回来。

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 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 ,以志纪念。

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 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 的范围。

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 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

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 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

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 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 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 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 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 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

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 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 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 硁硁然小人哉)。

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 反对遇事过分谨慎。

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 ,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

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 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点 不洒脱呢? 2.孔子人道思想的结构 钱永森 [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不是周文化的全盘接受者,之所以从周,与他追求有序化的最高理想有关。

我们所理解的周文化很多是孔子及其后学整理的结果,子不语正是孔子从周前提下进行思想转换的一种方式。

在孔子的社会学的功能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核心概念。

君子人格系统、作为文化价值的仁学系统与社会结构和规则构成的礼学系统三者互相规定、互为条件,它们都是自身处于不停转换过程中的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更广泛的均衡有序的文明结构。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从孔子写起的。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就一直是士人学者研读、诠释,乃至批判、辩驳的经典文本。

可以说,有多少人思考了孔子思想,就有多少个面貌不尽相同的孔子。

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天赋才情气质,受时代学术思想风尚的影响,出于不同的动机,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角度诠释孔子,先见(preconception)乃至成见(prejudice)是难以避免的。

在对传统文本的解释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个别细节与文本的整体结构间不停地交流和对话,相互作用的双方同时包含着创造性和能动性,正如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有先见的解读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周文化的内存生命力得到激发和全新的阐扬,对作为经典文本的孔子思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的解读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会使孔子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并激发思考者的创造性,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与新生的思想动力。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方法通常有两大流派:一是历时性的研究,即从孔子生存时代与生平、其思想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根源、对后学产生的影响诸方面,力求恢复孔子思想的历史真相;二是共时性的研究,即哲学的方法,更关心孔子思想之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本质意义而非本来含义,探讨其言行所由来的思维体系及逻辑上演变的可能性。

赫施将含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区分开来。

含义是指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唯一确定不变的东西,但作品的意义却有多种多样,视人们对作品的阅读而定。

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具有历史性和不确定性,是就意义而言。

我这里来探讨孔子思想的意义。

孔子思想是为拯救奴隶社会呐喊,还是为封建社会的建构张目,都并不是我要讨论和关心的。

毫无疑问,在现有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资料中,有年轻时的孔子,也有老年时的孔子;有作为教导者的孔子,也有独立思想时的孔子;有被弟子理解领会的思想,也有被完全误解了的思想。

一一厘清其线索,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

如孔子般的思想家,其思想的灵感通常会突如其来,但一定有其相关的理论背景。

我关注的是孔子怎样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是在怎样的理论背景下表述他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的。

二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

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

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

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

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

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辩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

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

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

于是,杨国荣先生就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

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自承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

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

孔子没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

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

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

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

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辨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能够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

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

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辩的成果亦未可知。

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

《论语》极少有思辩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

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

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

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已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

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

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

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 如果找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为叙述的开始,那么成人是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关键概念。

因为人是行动者,是实现价值、引导社会的承担者。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又刘向《说苑》载: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

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

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

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说苑》卷十八)成人的行为应当符合仁义的价值、礼仪的规范。

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得仁知礼。

孔子又提出君子这个词,作为人生的模范。

君子原本指封建制度下的贵族阶级,孔子所说君子之意有了转化,常用来指品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能尽人道的人。

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君子是受人尊敬的有较高社会地位、承当社会主导责任的人。

春秋时代,贵族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君子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较为笼统,无条理清晰的分类。

这或许正显示了君子概念的转换过程。

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宪问》)是说君子(贵族阶级)与小人之别,在于君子者能仁,小人根本无仁的资格。

但也开始把君子与仁联系在一起。

又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言及君子与小人品性不同。

比较重要的规定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所谓君子,《论语》中亦同于时用的士的规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君子、士即成人之人,乃是仁的体现者,礼的遵行者。

孔子对这些内涵本不相同的概念的混用,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系统的构铸过程。

君子当有三戒、三畏、九思。

(《季氏》)这些品质的获得必须通过学习礼乐及圣人之言、之行和修已、克已等途径。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子作为道德主体,从来就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不是世界的中心及行动的根本目的,而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是关系中的一点,既不体现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把历史的长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稳定平衡的控制机制沟通互动的关键。

一方面,孔子极重视自我实现问题。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已即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

孔子一贯以古非今,古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形态,以为人反托为已,意味着将评价的标准转向自我。

为已之学的提出是孔子儒学的一大特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确认了人的自由与能动性。

由此而生发的华夏文化精神乃是对自我努力的乐观自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在道德实践中,抑或是在德性涵养中,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主体是否遵循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外部力量。

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颜渊》)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里仁》) 另一方面,自我实现又非排斥他人及社会的封闭观念。

自我价值的自主选择及实现本身就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并通过忠恕的思想,使道德主体与社会整体进行沟通。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胡适认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忠恕不仅是尽已之心,推已及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从根本上说,是儒家思想的主要的方法论。

应当说是极有见地的。

自我构成了整个行为的出发点,但又不能停留在立已、达已之上,不是要培养独特的个性,而应推已及人而至立人、达人。

可以说,立人、达人正是立已、达已的内容与目的,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指向群体,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仅从方法论上看,忠恕之道即是一种外化,近于后来的大乘佛学的自渡渡人,尽管成人与成佛的内涵完全不同。

所谓修已,即是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整体规则、制度相协调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性即与构成文化模式的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的认同和主动性的创造,是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蕴含的美好道德内化为自我品性,并通过个人努力与忠恕的观念,推已及人,把文化价值系统社会化、具体化、体制化,并为社会整体的维护与发展提供整合力量。

内在品性的培养及其外化是求仁,外在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及其内化是循礼。

内外互动也显示了孔子思想既非后世腐儒的自我封闭,亦非自我的扩张。

以仁为总体抽象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以礼为总体象征的社会化规范系统在此相衔结并相互影响与推动。

对作为行动者的君子、士、仁者的规定也构成了自成体系的人格系统,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一定要寻求孔子思想的核心,不如说这个没有定名的孔子心目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精神。

君子修已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概念是仁。

仁在孔子思想中毫无疑问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孔子并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对话及对人物事件的评论进行限定与论述,从而使抽象的概念指向具体的事物与现世生活。

因而就仁的每一次论述都不能作为孔子关于仁的全部认识与定义。

比如,《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对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换句话说,君子、士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具备了某些品性,便能先难而后获、(《雍也》)其言也訒,(《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或者刚毅、木讷,(《子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能克已复礼。

甚而至于民受其赐(《宪问》),为正义而杀身成仁。

(《卫灵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

此话甚是。

仁本意有美、完备之意,孔子把它提升为代表一切美好的品德及文化价值与传统信仰的普遍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具体的道德观念。

程颢是这样理解仁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知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近是。

冯友兰也认为仁人即全德之人,释为Perfect Virtue。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在循礼的过程中被内化为行动者(仁者)的内在品性,指导与调整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使其达到或近于一种期望中的社会角色。

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孔子一方面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爱人,(《颜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等等,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儒学的象征。

另一方面,孔子当时针对不同弟子不同情境下的发问,有具体的行为指向,这些答复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及知识、文化、信仰的基础相关的,并不具普遍意义。

孔子也未曾有意把这些当作万世不易之箴言。

后世学者或由于迷信,或因惑于论述之繁复,或引一点阐发深意而不及其余,或混于德、礼等概念而不知其本来。

礼是孔子思想中又一极其重要的概念。

礼本来是一种民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包括禁忌在内的习俗与外在规范,但自形成时起便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的整合功能。

周礼也是从周氏族习俗演化而来,在政治领域的扩展中,结合了包括夏、商诸部族在内的各地各部的礼俗,趋向政治化、伦理化并逐渐繁复。

它不是个人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儒家所称的五礼,即吉、凶、宾、军、嘉,都是些具体的礼仪,并非由为政者或思想者所人为创设,乃是与氏族的形成、扩展同时形成的代替权力维持的一种秩序。

周公制礼作乐一方面显示了周公在礼乐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儒家造圣运动的产物。

而周公的主要作用恐怕还在于以武功助周礼达于四境,即以周礼整一华夏,形成广大区域内的新秩序。

根据西周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大约到西周中期,周礼才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可见,礼的发展即是秩序的形成。

冯友兰认为,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祖先没有感情的人也会行礼。

这时,行礼是价值认同和融入社会的方式。

孔子眼中的周礼乃是一种社会的文明与秩序,能够成德成义、教训正俗、决疑息争,使上下有序,具有节制情感、欲望、安份守已的社会功能。

因而,孔子极重视礼的层次,提升礼乐文化中的文化价值内涵,主张学礼、知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晚年整理古代文献,并著《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

[《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刘昕晛学校的读书月活动开始了,本来想多读读儒家的学说《孔子评传》,增加阅读范围,提升自身修养,熏陶思想,无奈书店没有现成的书,只好作罢,《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

选了一本《教育的理想与理念》细细读来,这本书使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被文中的文字温暖着,被作者睿智的话语,精辟的观点,教育的理念打动了、、、、读了以后,我明白了良好的教育是什么。

良好的教育首先要求的是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系统地阅读,批判性地阅读。

我们也经常跟学生讲要多读课外书,书籍是人类文明不灭的火种,人类走向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记得有人说过“没有一艘船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象一页跳跃的诗行\\\/把人带向远方。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告诫我们的:“启发智慧和鼓舞人心的书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前途。

学校首先是书籍。

”大自然的奇妙景观,不仅给人们以美的陶冶,也给予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人的心灵因为细腻而伟大,因为关怀而多情,是教育使我们有了一颗丰盈的心灵,我们怎能不感到幸福。

在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一种良好的教育。

在教育中,重要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所获得的文化浸染、精神熏陶和理智的启悟。

所以“意义的发现”比之失误的科学描述更重要。

充实、纯洁的精神生活就是让儿童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感受到人类智慧的高妙和伟大心灵的美好和深邃,从而使学生感悟到世界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感受到人性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过一个丰富而美好的精神世界,如果从来没有读到过一本令他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某一个问题,如果从来没有一个令他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如果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那么,他(她)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教育,读后感《《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

”教育就是这种有方向和目标的活动,这种活动使受教育者成为有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体。

惟有这种良好的教育才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手带来强健,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琐的人们带来自信。

而我们的教育呢

过于强调用简单的重复、高深严格、强化训练的方式来实现“知识”的快速积累。

而创造里的生发需要闲适与自由作为土壤,自由的心灵才会有快乐。

过多的限制只会压抑孩子,使孩子处于沮丧的、无奈的、消极的情绪中。

曾经有个孩子因为不想去练钢琴,而想最好妈妈生病就不会有人送他学琴,这样的没有内在的动力支持学习,只能是摧残。

在学校里,作者认为理想的教学是一种完美的教学,而完美的教学有两个不可缺少的要件,一是深刻,二是真诚。

所谓“深刻”,就是教师能够给予学生匠心独运、别有洞天之感,能够唤起学生的惊异感和想象力,能够使学生茅塞顿开、忽然开朗。

所谓“真诚”,就是师生之间坦诚率直,一言一行都发自内心。

在深刻而真诚的教学活动中,课堂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阵地,不是教师传经布道的舞台,而是学生积极地思考,主动地发问,大胆地质疑,热烈地讨论,激烈地争论,踊跃地表达。

在深刻而真诚的教学活动中,师生彼此分享思考的快乐,顿悟的惊喜,激情的燃烧,真情的涌动,灵性的焕发,情感的融合,心灵的碰撞。

记得有位名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

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

”的确,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每天也会有对新东西的感悟、学习而充实起来。

于是,就想继续走下去,甚至投入热情,不在乎它将持续多久。

教育是需要情感的,情感教育是心灵的晤对与真情的沐浴,它牵引着人们回到真实的生命状态、回到本原的心灵感觉,去体悟内心深处的灵性之光。

让我们努力起来,在教育中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让学生有更多的活动、更多的平等交往与对话、更多的感受到被人欣赏、被人关爱的温暖与幸福。

  〔《教育的理想与理念》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孔子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一位古代思想家所无可比拟的。

在孔子丰富的伦理思想中,不但包含着以仁爱为核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以及一套关于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包含着对其他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论述。

孔子的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心理的主体内容,甚至对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这与孔子伦理思想本身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分不开的。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试图就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作一大概的探讨和阐述。

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原则。

可以说,在孔子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中,政治伦理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重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政中的重要作用,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论语为政》。

)在孔子看来,当政者以德为政,即在政务中坚持和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那么,就可以像北极星那样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自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政者崇仁尚德,以德治国,便可以产生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影响力,使民心归服,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孔子认为,道德与政治二者是紧

关于季羡林的读后感4篇

最近读《季羡林》。

引来些许感慨,片言记述。

书中三部分分别介绍了季羡林老先生的人生哲学------------谈人生、谈读书治学、谈人生感悟。

  亲近书的日子,让自己感觉生活充盈而丰盛。

走在路上,怀中揣着一本书,感觉好踏实;每天的生活虽然忙碌,但能咀嚼一缕书香,感觉一天的时光没有白费,否则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

如何充盈自己的人生呢

  一、良好的心态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根本。

目前的生活虽然是忙碌的,  但却是充实的。

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完人,但足以能够克服目前的任何困难。

因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大

如果不充分挖掘自己,那样声明中的时光会白白的浪费掉。

  把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生活中自己的负重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挑战。

向自己的能力挑战,向自己的“工作方法、技巧”挑战。

自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但愿能接受这种考验。

只要你愿意,便不会为自己的付出而疲倦。

  我们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我愿意”的感觉

  二、吝啬时间,善于利用生活中的“边角料”时间。

  时间如同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

在读书方面,写随笔、撰写文稿、提高  基本功方面要持之以恒。

季羡林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晚上读书治学几个小时。

这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值得我辈学习。

自己虽不能做到每天都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珍惜,但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时间就是生命”的意识。

  三、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冰心老人送给别人的座右铭:知足知不足,有为由不为!自己尤其应当铭记在心。

人总会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能够及时地合计一下今后三年的规划。

思考着如何做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做一个好家长;如何做一个好人

让自己满意,让大家满意

  围绕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做。

不要总想着最后的结果如何。

重要的是努力去做,我付出了我的所能,我心满意足。

尽力了,结果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但是做不做却是自己做主的。

  在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不可不顾及周围人的态度,要及时征求大家的批评意见,以便让自己的工作能更进一步。

最好能在别人批评之前先自我批评。

人贵有自知之明吗

  当然,也不可一位生活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中。

因为人与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千万不可学那个“最后扛着驴走路的老头”。

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大家可能因为你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因可能因为你不这样做而心生异议。

你何不按照正确地方向去努力呢

这也许才是“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含义吧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怎样才是正确的路

可能仁者见仁,于我而言,莫过于对教育工作有利,对为别人服务有益,对个人修身、健身、成长有益。

生命的质量提高了,生活的品位提升了。

有些看似说假、大、空话的感觉,但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的确是自己最为关注的问题,真假与否,请明鉴

  一不小心在joyo上逛了几本书,突然觉得买书还挺贵的,于是赶在下班前到浦东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

现在的图书馆福利越来越好了,只要80块钱押金,不需要年费,凭身份证就能借书,好生方便。

好久没在图书馆里逡巡了,刚睡了13个小时又犯困了的小师妹催着我快走,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这本书——《季羡林谈佛》,也就是我在joyo上看中的几本书之一,崭新得应该没有被读过,那当然不由分说赶紧借上。

  回到家,拥着温暖的被窝把它看完了。

现在希望除了小说之外,读过的书都做一些笔记,所以趁着记忆还新,来写写读后感。

  首先,很喜欢季老对佛学的态度,他说:“我认为,释迦牟尼确有其人,是一个历史人物。

因此我就把释迦牟尼当成一个人,同世界上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是我研究的对象。

”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一直以来对佛教都充满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此,季老也诙谐地说:“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对季老这本从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角度深入到佛教史的研究论文集更多了层亲近感。

大学里读过不少佛教评论的书,要么就是什么法师的著作,讲了很多好玩的公案之余,非要给你说一番佛法道理,无趣得很,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批判,讲了些佛祖的故事之后就跳出来说一番唯心主义局限性的东西来提醒读者不要信这些故事,又可笑得很,这些都不是我足够感兴趣的佛教研究领域。

  在季老对释迦牟尼生平以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理解了不少过去的困惑。

首先是释迦牟尼的出身问题。

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483年,这个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孔子活跃的时期。

如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是个快乐王子,直到他出宫遇到了生老病死才开始思考人生。

这点总让人起疑。

现在的观点是,释迦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和富庶,它仅仅是一个身处偏远(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推举制产生首领的共和国(类似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不能肯定释迦牟尼是否属于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雅利安血统,但他自称属于刹帝利。

好吧,这里又要温习一下世界史,还记不记得当时印度的四大种姓划分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自称属于刹帝利的释迦牟尼自然要为提升刹帝利的地位向婆罗门宣战。

这种宣战的表现就在于他选择了沙门的宗教来哺育佛教,以及禁止使用梵语传播佛教。

这里的两个地方都要着重说明一下。

当时的印度有两类哲学家,一类代表了入侵者雅利安人的婆罗门,一类代表了被入侵者土著的沙门。

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婆罗门,所持有的信仰也相当的乐观,他们的宗教就是用来祈祷他们的下一个胜利。

而在痛苦的土壤里孕育的沙门则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他们主张苦修,既然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只好用更加痛苦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沙门影响的佛教是这个世界上最彻底悲观的宗教。

至于梵语,是婆罗门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允许徒众用自己的语言传播宗教,但唯独不允许使用梵语。

  好吧,不管怎么说,佛教的初始教义被创立了,但它怎样才能传播并且发扬光大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知变通的宗教领袖。

他积极地与国王和富商结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寻找最可靠的依托。

有两个例子为证。

杀了父亲的未生怨王得到了佛的安慰。

佛也和有钱的淫女庵摩罗结交,还接受了她赠送的一座花园。

所以,最后季老总结说:“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

”  看过西游记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咱的玄奘法师念念不忘的大乘佛教吧。

究竟大乘和小乘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佛教会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呢

佛教在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要之余,不能不开始面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问题。

众所周知的韩愈的《原道》和《论佛骨表》等都在这方面大力抨击佛教的消极社会性。

小乘佛教的“天国门票”是昂贵的,信众必须累世修习,并且不事生产,而大乘佛教则允许你在家当居士修持。

佛教能流传至今,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极懂变通的体系。

在中国的传播伊始,它依附于玄学得以广泛传播。

最后站稳了脚跟后,佛教就不屑与其他宗教为伍了。

例如在唐朝,太宗曾命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

虽然最后史实表明的确翻译了,不过玄奘法师可是老大的不情愿呢,他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义

且老子立意肤浅。

五竺闻之,适足见薄。

”翻译过程中,玄奘又坚持了自己的名词定义,不肯将道翻译为菩提,同时拒绝了翻译序,理由是怕被老外笑话了去。

  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都知道玄奘在西域那烂陀寺学习,当时PK群僧,名声大振。

但究竟他都辩论了什么还不甚清楚,季老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简单的例举,“调和空有,摧破晓乘正量部的理论,斗败顺应外道”。

这里又有些背景要介绍,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之后,小乘并没有消亡,而是一直长期和大乘共存。

在这过程中,大小乘内部继续分化。

小乘有诸部,大乘也分化为空宗和有宗。

顺着这个话题,提一下禅宗。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流派,六祖的“顿悟”学说使得天国入门券变成了演唱会开场后的黄牛票,简直就是大甩卖,这也使得禅宗成了流传时间最久的流派。

“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佛教如是,共产主义也如是,笑。

  玄奘是个非常细心的观察家,他每到一地,都细心观察并记录当地的宗教发展状况,而这些忠实的记录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意义。

书中至少提到了两处玄奘的记录的作用。

第一处,是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说法。

《大唐西域记》里有五处明白的写到“大乘上座部”,但是上座部是属于小乘的,所以各国翻译家翻到这里时,都感到为难,有如实翻译的,也有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释的。

季老的观点是,“大乘上座部”有其实,是小乘上座部受大乘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学派。

第二处,则要和法显的《佛国记》对照起来看。

法显是谁

反正我没看这本书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看下来,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并不逊于我们喜闻乐见的玄奘。

法显是东晋人,是第一个真正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

而古代印度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法显传》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就举足轻重了。

比较法显到玄奘这二百多年间的记录,可以发现,大乘在某些地区逐渐战胜了小乘,而玄奘时期的僧徒比法显时期已经明显减少了,佛教逐渐衰微了。

想想那个时代只能徒步旅行并且只能用纸写游记攻略的驴友,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变迁,真是有趣又令人钦佩。

  最后要说的是古人对中印文化的对比,很有趣。

谢灵运说:“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

《含光传·系》则说:“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

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

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

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

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我忍不住想,这个与现在的软件业发展现状是不是有个有趣的类比呢

印度能进行软件的大规模生产,每个印度程序员都能写出一段标准的没有差别的程序。

而中国的程序员多以孤胆英雄见长,100个中国程序员肯定能写出100个实现代码来。

从古至今,这民族差异还是顽固的流传了下来。

既然说到软件业,又难免啰嗦一句,大乘的无宗里面,提到万事万物都是空,唯有关系长存,不由得让我想起关系型数据库,不知道如果比较一下数据库技术和佛教流派的发展,会不会有些有趣的发现

说起来这也不算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

我一直觉得计算机是一门哲学,一门实实在在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事情的哲学,嘿嘿。

  最后自吹一下,发现偶的古文功底还马马虎虎,居然看那些引经据典也津津有味。

  手捧《季羡林》一书,我看的如痴如醉,不能放下。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季羡林传,我感慨万千。

  可值得我感受的事情太多了,给我感受最深的有那么几件事情。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

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

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人吗

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

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啊

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即使有人想做,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几个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来评价。

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他致意。

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

一贯如此。

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

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起来了。

”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

晚生后学,可以相亲’。

”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

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

晚上猫睡在自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下。

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

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

有一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  三、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

  文革期间,季老也无列外,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最后被发配到北大35楼守门房。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

但是他是一个闲不惯的人,难道就让自己的人生在这里度过

于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这部史诗够长的了,至少有八万行。

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他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

当时订购书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

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

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

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

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

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

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

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从1973年到1983年编译完,整整10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十年以来,他毫无间断,夜以继日,勤勤恳恳,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季老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

……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

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老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

在这种时候,他往往只用一个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而把剩下的一个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

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这真叫做没法子。

”这种幽默的内涵,真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如此的兢兢业业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学习,都值得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1978年平反后,季老获得了相应的地位。

然而,他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

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总之,季老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他人生光辉大河中的一小点闪光的浪花。

  我们作为一代青年,难道不应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吗,我们学习他的平凡、朴素,学习他待人诚恳、热情的精神。

我们学习他淡泊明志,博爱的精神,学习他工作勤恳扎实的精神。

我们应该学习很多。

太上老君和老子是同一人吗

是一个人。

老子著《道德经》,创立了道家。

实际上当时道教的大部分思想已经形成,但是没有形成宗教体系。

就是所谓的“有道无教”,后来道教形成后尊老子为“三清”之首,太上老君。

关于《封神演义》,是明代陈仲琳写的,所以有太上老君不足为奇。

孔子的老师是谁???请帮忙!

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

2500年后,孔子的名字传遍全世界。

迄今为止,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已多达42所。

有关部门表示,准备开设100所孔子学院,甚至更多。

孔子的思想何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

孔子有没有老师呢

中国古代是否有过一个人本主义发生、发育与成熟的过程

专家们对此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

  1 孔子,圣人也。

圣人也有老师

他是谁

  孔子的老师,就是我们不该遗忘的、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思想家的周公。

孔子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还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师:“甚矣吾衰也

久矣

吾不复梦见周公。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在他研究儒家根源的专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中这样写道:“历史赋予古代某些人物以巨大的文化选择权能,他们的思想方向决定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文化与价值的方向,从而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人先是周公,后是孔子,而孔子是把周公所作的一切进一步加以发展和普遍化。

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养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  可以说,孔子不但是周公的学生,而且是他的精神之子。

尽管两位大思想家相隔的时间长达500年之久。

  2 “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

  汉唐以来“周孔”并称,周公一直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只是近年来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渐渐淡忘了。

然而,正如史学家杨向奎指出的:“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

”显然,要解读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形成的脉络,就应当重视对周公的研究。

  一年多以前,陕西岐山周公庙附近出土了一批卜甲。

经辨认,“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

这一发现惊动了全国。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

当时记者在采访中从考古学家张天恩嘴里获悉一条耐人寻味的信息:周墓少人殉,识别周墓、商墓,就看有无人殉。

一年多过去了,周公庙遗址这一片高等级的周墓中确实没有发现人殉。

  最近陕西东部韩城刚刚发现的一座高等级的周墓(距今约2800年)中,还是发现没有“人殉”。

据查,目前国内发掘的周墓共2000多座,有人殉的不足十分之一,即使有人殉,数量也极为有限。

据专家分析,有人殉的周墓往往位于商文化圈内,受到商代人殉习俗的影响。

  有没有人殉,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对人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周墓中少有人殉的事实基本上可以印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初社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状况的描写。

  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虞人、芮人发生纠纷,想请周文王裁决。

进入周境,他们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

虞、芮之人很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结果文王也没去见,谦让着,回国了。

  有意思的是,这次韩城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刻有“内太子”、“内子”字样的青铜器(见上图)。

古代“内”通“芮”,这些青铜器正是芮国太子用过的器物。

巧的是韩城正好也是司马迁的老家,因此故事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会感慨地说:“浏览商朝历史即可发现,奴隶逃跑和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接连不绝,用奴隶祭祀、殉葬的情况亦比比皆是。

及读至周史戛然而止,一条记载也没有,仿佛步入一块新天地。

”  3 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  实际上,这块“新天地”(周族兴起于歧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里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诗经》中这句据说出自周公手笔、颇有点使命感的诗就是这些变化的最好概括。

  西周时期(成王以前),按陈来教授的看法,正处在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这个时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那么,周公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周公(

-前1053年)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一位襟怀坦荡,富有仁爱思想的政治家,曾与太公望(即姜太公)、召公奭等政治家一起,辅翼武王推翻商纣暴政。

武王去世后,他又全心辅佐幼弱的成王,征讨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安置殷商遗民,营建洛邑(今洛阳)……  王国维曾以真正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而周公正是这场剧变的亲历者和决策者。

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是周公思考的母题;而推行德政,以礼治国则是周公实践的主项。

  学者们认为周公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前所说的所谓“制礼作乐”,更在于他的思想。

周公的言论散见于谈话、训词与文告之中,而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

在告诫奉命监视殷地的卫康叔的《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

”他要求卫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今天,我们还常常会说起“人乃万物之灵”,而这个命题最早出自武王伐商的《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这意味着3000年前,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正是他们“保民”、“爱民”的认识基础。

  与周公思想有关的命题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

  “敬德保民”,或者说“崇德贵民”(崇德即敬重德行,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

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这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儒家作为学派产生之前的儒家思想。

  4 春秋500年植入文化基因  在周公与孔子之间的500年里,这种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在春秋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陈来讨论儒家思想来源的第二本专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与黄开国、唐赤蓉所著《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都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作了研究。

  黄、唐在他们的著作中考察了春秋时期的礼观念、德观念、仁观念、义观念,还条分缕析地比照了这一时期民与神关系的变化,从而清晰地还原了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

  他们惊奇地发现,民神并提,言神必及民,言民必及神在春秋社会中已成为普遍的情况。

如《国语•周语》中就有:“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神怒。

”  黄开国认为“这些说法无不是将神与民相提并论,认为神与人有着共同的情感与意志,民听则神宁,民离则神怒。

这样,民与神之间就再不是单向的那种神决定民,而是民神平行的关系了。

由民在神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到民神相提并论,民神并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飞跃。

”  不仅如此,春秋的一些思想家在认识民神的关系方面走得更远,甚至提出了民重于神的观念。

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中曹刿就这样对鲁公讲:“民和而后神降之福。

”这句话中,民在先神在后,以民和为神降的先决条件。

  民重于神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民为神主,如:“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二,神依于民,如齐国的祝史(从事祭祀活动的官员)史嚣与师旷的对话:“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作者认为从“吾闻之”三字可以看出这是史嚣转引他人之说,而他人之说能够被转引,应当是当时社会所普遍认可的观念。

三,神不敌民。

齐侯生病,虽祭鬼神而不见好转,欲杀祭祀官员,晏子说:“不可为也。

”他说了一番道理,最后说:“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晏子的意思是,如果人民痛苦不堪,都诅咒君主,就是有最能向神祈福的祝史,也抵不过亿兆人的诅咒。

  黄开国认为,春秋时期重民思潮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的传统,同时,也为春秋末孔子创建儒家学派提供了土壤。

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品格的人文基因正是在春秋时期定型的。

孔子思想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的学说中植入了这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

  5 《论语》是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经典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论语》中讲得最多的是仁字。

“仁者,爱人也。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个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短短十二字,写出了孔夫子“以人为本”的仁爱之心。

  西南财大教授辜堪生与西南石油学院副教授李学林在他们刚刚出版的《周公评传》中作过统计,《论语》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达109处。

他们认为,孔子的“仁”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的血缘亲情,他还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从而把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伦理。

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关于人本主义的经典。

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然是对先前思想的扬弃。

既然孔子的思想源自于周公,那么,周公的思想又来自何处呢

  陈来指出,在研究周公“保民”思想时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

在《康诰》中周公提出要“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

”在《尚书》中还有多处这样的记载。

其实,这种思想在世界各个文明的早期,在苏美尔人、埃及人以及希伯莱人中都曾经出现过。

距今4050年的古埃及政治哲学著作《一个能言农民的恳求》中就曾提出君主必须施行仁政、主持正义,亲孤儿,惜寡妇、幼弃子。

人类早期人道主义的朴素萌芽当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一个源头。

  学者的阐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两位集大成者的思想家之间的承继关系,从西周的“敬德保民”、春秋的重民思潮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一以贯之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者“言必称希腊”,认为只有古希腊才是人本主义的故乡,或是把中国、印度和希腊看作是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发展的序列(黑格尔)。

这个观点无疑是大有问题的。

  文明的发祥是多元的。

从周公到孔子的500年思想历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也有过一个人本主义发生、发育与成熟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个有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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