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读后感
浅谈康有为 康有为当算是中国近代史中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了，他的那些作为，如“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启蒙运动”这些是他一生中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也有一些事又为后人颦眉，如发表《孔子改制考》、后期加入保皇派、固守改良反对革命。
因此，康有为如同历史上的所有人物一样，在我们评价他时需要有客观的立场，从辩证的角度去加以评判。
对于康有为的功过，近代的人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绝大多数是围绕着康有为一生中最大的举动——戊戌变法而展开的。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救国改良运动中最初步的尝试，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也表明了我国近代改制运动的开始。
因而康有为作为这次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那次以康有为为倡导的改良运动，虽然通过光绪皇帝的同意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改良，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些举措都令人为之振奋，但是这场运动最后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同年的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等戊戌人士被迫逃往海外。
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是为改良献出了生命。
这场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运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我们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弱小以及我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所导致的，但在这里我也不得不对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异议。
我认为康有为的某些行为也对变法的失败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在变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句话说，他承担着大于其他变法者的责任。
但是，在我从很多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康有为面对他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有逃避的嫌隙。
首先，康有为在这次变法上操之过急。
对于变法革新，康有为似乎想到太过于简单，好似颁布几个 “除旧革新”的法令便可以让中国几千年的习性突变。
就是维新变法那短短的一百来天时间里，维新派便发出了有关的“上谕”达110多件，但是这些“上谕”的绝大部分都不曾被真正实行过。
历来的改良都坚持迅速渐进的原则，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等，“改良”的性质便是缓慢的对社会国家进行引导。
因而，康有为这种急行军似的改良怎么可能成功呢
其次，他对于“变法”仅处于一种形式化的表面而没有更加实际的做法。
康有为似乎对光绪皇帝过于的依赖，似乎这个年轻皇帝颁布一些政令“变法”便成功了。
这一点，我从他本人的一句话中便得到了认证，他在《请御门誓众摺》中写到：“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
……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发布了一些严重撼动封建势力的政令，因此，在“易服” 、“断发”和“改元”的建议提出来时，变法便开始陷入困境。
在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的清朝，他的这些政令无疑是将变法者全推入了危险之中。
再者是康有为在变法中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他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下，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导致了四面树敌。
那些受到处理的官员当然会不平，都加入了反对戊戌变法的战斗中去了，间接地增加了变法的阻力。
最后，维新变法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的活动使得变法难以彻底，这是康有为最大的失误之处。
维新变法的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
但由于这场变法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广大人民根本就不知道那“戊戌维新”是干什么的，这种脱离群众的变法无疑是不会成功的。
（就这一点，日后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早期的革命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错误）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
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
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使康有为的变法同资义改良背道而驰。
我认为正是康有为的这些错误行为，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公车上书”仅是变法的第一步，而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更难的路要走。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变法当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可是近代史上的这次改革运动，依然留给我们许多可贵之处。
我们依然要在历史中寻找我们今天发展的路途，正视历史，勿忘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真谛。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读后感或者白话文翻译
在《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先是向光绪皇帝分天下大事，了《马关条约》签订的种种不利影并对清政府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进行了批驳。
对于割台湾的危害，他说：“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
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
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
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
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康有为对于割地求和的危险比清廷的大员们看得清楚的多，对于危害性更是看得透彻，康有为是站在天下苍生的角度来看待割地求和，而清政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北京的这一小片地方，而不惜出卖其他省的人民。
一个政府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小集团而不顾天下黎民，其气数已尽矣，不亡天理不容。
康有为还在此文中提出了“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康有为在之前已经很系统的研究过西方的先进社会，否则他提不出来这六条很“西化”的富国之法。
在当时那个信息传播并不是很发达、传统中国封建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康有为能够把眼光放到海外强国，能够很系统的去研究西方先进的地方，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是相当有国际战略眼光的，值得大书特书。
康有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四方之内小有名气的学者，心系天下苍生实乃本色之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救国救民，变法图强，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现实的具体的主张。
不仅仅要肯定的是康有为的心系天下的情怀，更赞赏、更学习、更钦佩康有为肚子里有货、有真学问、能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
联系我们现在，不少人也号称自己关心天下大事，一天到晚骂这个骂那个，做愤世嫉俗状，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但你让他说出个理由、讲个道理、提个方法、讲讲现实问题，他们就对不住了，就变成哑巴了，或者成了疯子，大放厥词，说的不着边际的话，可笑至极。
心忧天下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读破万卷能做到人就不多了。
所谓“志大才疏”，就是说只是空有理想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就是心忧天下而不读书没知识的人。
当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候，像康有为这样的读破万卷、洞悉天下之事的人则会顺应形势，成为站在历史前列推进历史发展的人，而“志大才疏”的人们最后只会得到“难当大任”的结论。
康有为给我们后来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心系天下必不可少，但真才实学也重要，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来，要能够亮剑。
平日里积极修炼自己的“内功”，做一名武林高手必要以自己深厚的内功为基础，在关键的时刻才能顺利使出“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之类的绝活。
“花拳绣腿”只是用来吓人的，治国安邦靠的可不是吓人甚至忽悠人，靠的是内功，靠的是真才实学
《梁启超传》 1500字读后感
本书的传主梁启超先生是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进步、爱国人士，是政坛和教育界、思想界的巨人。
尽管他只在近代的舞台纵横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其16岁成为举人，25岁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出任《新民丛报》主编。
辛亥革命后更是建立政党，出任民国要员，参与组织和发动护国讨袁运动。
晚年，对于政治冷淡，“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1的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在清华、南开等大学，日益成为一代宗师。
他的人生便是一个传奇，读这么一个巨人的传记必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发展。
传记的作者在前言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梁的人生是悲剧还是喜剧”2，循着这么一个主线我读完了《梁启超传》，我的认为是，过程喜剧，他的活动无不在实现他早年的抱负，结果略微悲剧，梁启超文人参政注定其道路不平坦，必要依赖其他实力派，梁启超只能办学会，组政党，造舆论，梁一生对光绪帝等帝党、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心存幻想，但是结果却又是那么现实，他不得不在学术上寻求解脱。
梁启超的悲喜人生值得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值得参悟。
在时代的浪潮上，梁启超从来就不是一个落伍者。
我们要学的就是怎样和他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争取做一个弄潮儿，而不是弃儿。
梁启超的人生历程是一个喜剧，他一直怀有一颗救国济世的心。
并可以为之奋斗终生。
矢志不移的欲望是梁启超前进的不限动力。
年少便取得秀才之名，幸得学政使的赞誉，享受众人的艳羡，他“暗下决心向下一个台阶登攀”3。
自从遇见了康有为，更是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生活道路自此又有另一追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而后回国，他的政治欲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的卖力奔走。
1912年，梁启超终于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他此时满怀热心，欲在政界施展他的满腔抱负，即便是晚年几位依靠对象的凶相毕露之后，依然沉于政界不能自拔，晚年梁启超无奈的宣布不问“人家国事”。
但他依然的对时下的政治运动密切关注，例如主编《改造杂志》、鼓吹国民运动，呼吁联省自治，调和“科学和玄学的论战”，甚至幻想组建第三党。
梁的仕途并不平坦，但他永远的保持他的那颗进取心，这在文人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
梁在学术上更有学问欲，他在近代的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上都有不俗的成就。
即便是住院时，仍然在伏案作辛弃疾年谱4。
总的来说，梁的生命历程，颇为喜剧，颇有成就，其一大原因，便是他的不变的爱国之心，不变的求知之心。
梁的人生历程中，喜剧的经历大都以悲剧结尾。
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成就应该将传主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再则就是人物的性格。
梁启超在近代特殊的国情下注定难有作为，其创造性的性格，尤其是争强好胜的性格更是让他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屡受击创。
梁在政治上极为矛盾，他未有落伍于潮流，但是却又对旧事物心存怀恋，破旧之际，积极进取，保留旧事物、反对革命时也极为卖力。
梁的人生“流质易变”，对国家的灾难用尽心血却无可奈何。
目睹军阀混战，一直在抑郁中生活，所做之事大都失败，梁的结局是悲惨的。
若果要分析梁的悲剧的根源，本书有意无意的做一些暗示。
结合全本，我归纳了如下的几点：客观上，其一，梁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保守势力强大，而其依靠的帝党内部并非是一心革新。
再则，就是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
同时没能发动群众。
主观上，梁启超未能好好的物色靠山，对保守势力12 《梁启超传》，第16章，437页。
《梁启超传》，前言，第5页。
3 《梁启超传》，第2章，第24页。
4 《梁启超传》，第20章，第665页。
百度文库用户有奖调查1\\\/2抱有很高的幻想。
另一个原因就是梁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他更多从事是理论的研究，现实的处理不足，幻想太多。
梁的人生给我们诸多启示，他的求知欲、对国家的热爱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矛盾的心境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却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唐才子传读后感1000字
唐才子传读后感《唐才子传》也是按照“王杨卢骆”的顺序来排的，这个排序在初唐时候就有。
作为四杰之一的杨炯曾说“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当然杨炯举神童，授校书郎一职，自恃才高，目中无人也可以理解。
但后人考证，按照年龄大小，应该是“卢骆”在前，“王杨”最后。
“四杰”并称，按照闻一多《唐诗杂论》中所说“他们的意义主要是他们的赋和四六文。
”但紧接着在文章最后闻一多又阐释，“五律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王杨的五律是成熟了的五律。
”因此，“王杨”对于唐诗有着建设性地推动作用。
而“卢骆”擅长歌行，但是一种改良了的歌行，这两种力量，一个是建设者，一个是破坏者，他们四个合力摧毁了自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
骆宾王，应该是国人了解最早，但了解最少的诗人。
因为骆宾王六岁就写了一首《咏鹅》，天才诗人的信口几句就流传了千年。
但后来的骆宾王何去何从，大多很少知晓。
谈到骆宾王，不禁会想到那首《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尽，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文学史上经常拿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和李商隐的《蝉》作比较，分析手法，同时也分析唐朝每个阶段的时代特征。
这首诗的题目叫《在狱咏蝉》，此时的骆宾王身陷囹圄。
但是从《唐才子传》记载“亡命不知所之”，是兵败后下落不明。
后来宋之问在灵隐寺吟诗时，有一僧人对诗，而此人便是兵败后遁入空门的骆宾王。
但是根据周绍良的笺证，《旧唐书》“敬业败，伏诛。
”《资治通鉴》“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来降。
”郗云卿说“宾王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
”这一切文史资料的记载又与《唐才子传》的记载不相符。
但无论如何，资料找不到骆宾王入狱的经历。
“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
”这句话，《旧唐书》中的记载是“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坐赃，即犯贪污罪。
《新唐书》记载“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
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
”一个“不答”，一个“不应”也能看出骆宾王的傲慢与上司的不合作。
再加上他上书言事，但不知言什么事，一定是言武则天不喜欢的事。
所以，很有可能他在做长安主簿时，被人诬陷贪污然后锒铛入狱。
或许突如其来的这个“莫须有”罪名，骆宾王内心中的忧愤便借着写蝉比兴抒发出来。
无论是《在狱咏蝉》的序言还是《为徐敬业讨武瞾檄》都是骈文之作，那篇檄文的确既有文采又有气势。
读完那篇檄文，的确有酣畅淋漓之感。
我感叹，文人骂人从来不带脏字，却骂得入骨三分。
让我想到了章太炎骂康有为的一句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这是在康有为七十大寿上章太炎奉上的。
初看没啥，但这两联都是断章，完整的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另外一句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有心者都察觉了两联的最后一字合在一起是“有为”，而忘了，《中庸》和《论语》中的两句话合在一起岂不是骂康有为是妖孽，是贼。
过完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不明不白地死了，这成了民国的一大奇案。
但是不是被骂死的，我们不得而知，若是则和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首尾呼应了。
只可惜，骆宾王的檄文没有骂死武则天，正如袁绍谋士陈琳讨伐曹操的檄文治好了曹操的头疼一样。
武则天、曹操，毕竟还是重量极的政治家。
政治家不怕骂，只怕捧，骆宾王毕竟还是个文人，他是活跃在文学史上的，但无法纵横于政治上。
这或许也是文人的悲哀吧。
我倒比较喜欢《唐才子传》所写的骆宾王结局，“传闻桴海而去矣。
”多么洒脱，自在
当然孔子也说过“道不行也，乘桴浮于海。
”李白说“明朝散发弄扁舟”。
其实散发扁舟是文人一种最美的精神追求，或许这样安排，能让后世读到骆宾王的读者，内心有一丝宽慰吧。
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读后感3篇（急）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
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
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
嘉庆十六年赐进士。
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
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
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
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
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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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
参观康有为故居有感放暑假后，差不多每一天都和作业度过，很少有时间出门看看青岛的美丽景色。
每每想到自己居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却没有出去参观过几个地方，心里总是感觉很对不起这些有利时间。
于是今天趁着天气好，作业完成大半之时，我和妈妈兴致勃勃地前往康有为故居，接受文化的熏陶，顺便温习以前的历史知识并做一些额外的补充，打好学习文科的基础，也是让久居家中的我能出门活动活动腿脚。
在地图的指引下，我们顺利地找到这座坐落于层层绿色中曾作为德国副官居住地的建筑。
这座别墅般的小楼以它特有的赤红色屋顶，淡黄色墙壁与周围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远离城市的主要道路，小楼与周围的绿色紧紧地团簇在一起，加上我们参观的时间是一个宁静的中午，故居附近只传来阵阵响亮的蝉声，以及时不时从耳边飘过的缕缕清风的声响，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和统一。
在历史课上我们曾经对康有为有过比较浅显的了解。
对于他，我只知道他是维新派的绝对领袖，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很多革命志士的导师。
所以今天我是怀着崇敬来到了康有为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处居住地，就连脚步也放轻了，生怕惊扰到氤氲在这里还依然尚存的那些文化气息以及康有为先生晚年对青岛的赞美之情。
走进故居，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一块字碑和一个康有为先生的铜像。
碑上说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提到过康有为先生的语句。
评价像康有为、洪秀全、孙中山等人都是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先驱者，而康有为更是提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
的确，在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想后的康有为曾经是中国万马齐喑的思想界一颗明星，指引着中国进步的出路。
难怪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给予这位维新派人士如此高的评价。
转过一个弯，迎面走进了康有为先生生平的全介绍。
康有为先生生于广东，少年时曾去过上海、香港等地，接触了很多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并接触到资本主义。
这对他后来试图将中国社会改良为资本主义社会起了很大作用。
在他宣传维新思想的过程中，在广东创建了万木草堂，招收包括梁启超和徐悲鸿的很多学生，并先后创建强学会，保国会，与梁启超一起创办《中外纪闻》。
维新变法中他是引导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与光绪皇帝进行多次谈话，使光绪做出变法的决定。
变法失败后，他逃往国外。
出于对光绪皇帝的恩惠，他由原来的维新派渐渐发展为保皇派，脱离了时代。
最终在秀丽的青岛结束了自己70年的人生旅途。
康有为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勇敢的尝试，使得维新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的先进思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随后，我们先后参观了康有为先生的卧室、书房、游历各国的收藏品和他的书法作品。
可以看得出康有为先生在逃难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仍然不忘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解，并收藏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品。
先生的书法造诣也很高。
以前听大人说通过书法能看出一个人当时的思想感情，这次看到康有为先生的书法，我也有些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由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使得我能看出康有为先生是在什么状态下写的书法。
他的字总是那么豪放和粗犷，包含着满腔的怒火和壮志酬的无奈写出了一幅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和一首首形象的古诗，难怪他的书法如今已自成一体——“康体”。
到这里，我们的参观也已经临近尾声。
由于导游讲述的内容较多，使得我一直没有时间进行思考。
于是在这个休息间隙，我可以理清思路，回想刚才所看到的内容。
这次参观之后，我了解了一个更全面的康有为先生，但也发现更多尚待解决的疑问。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
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所以对于康有为先生的认识也只是了解如今比较权威的认识。
对于康有为先生的死，我也向导游提出了种种猜想，导游说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如今我们没能掌握这些资料，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答复，成为了一个让人有无限猜想的迷团。
不可否认，康有为先生所领导的维新派曾经是中国思想界的旗帜和先锋，是黑暗的中国思想界一盏明灯，一簇火焰，指引着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变法失败后，在康有为先生游历其他国家期间看到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后认识到社会只可改良而不可革命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的思想也有维新转向保皇，脱离了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正是他失败的直接原因，可惜他没能在失败之后认识到这一点，并带着这样的疑惑走进了坟墓，也成为了戊戌变法失败最大的遗憾。
不过这不能抹杀掉他独树一帜的把西方启蒙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大胆结合的创举。
能有这种胆量去引进西方蛮夷思想的领导者，在历史上也只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少数几人，所以他的地位应该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他这种中西合璧的方法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最后引用的话来评价康有为先生：“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康有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读 中外名人传记 有感
读菲利肖特的《传感2009年是中国伟人诞辰116周年纪念在这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里，有关于这位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进程的人物的作品纷纷出版，其中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BBC资深记者菲利普。
肖特写的《传》引起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每一代人都是特定经验与偏见的俘虏，历史变成了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
试图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变得困难。
如果你置身其中，你可能会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左右，而无法用更长远、客观的眼光观察现实；但如果当你出生时，惨痛的悲剧早已过去，你获得了新的观察视角，却又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抽象、肤浅所左右。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
短短的20年间，的故事仍不断被谈起。
198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伤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为他作出了七三开的评价。
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又重新获得了普遍的赞扬，日渐加深的市场化进程造就的社会不公，使很大一批公众忘记了历史的伤痕，而怀念起时代更公平的岁月；而当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到来时，纪念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仪式，人们对于一段遥远的、由信仰构成的历史充满情感。
西方描绘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
菲利普。
肖特的这本著作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
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
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冲击，他是依靠被列宁批判的考茨基而非正统的马克思获知社会主义的。
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
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
而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19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民主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指望更长的时间……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
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
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
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
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过远与过近，都难以使人理解历史。
老一代知识分子常常担心，对于文革岁月的遗忘，使年轻一代很可能重演错误。
距离逝世已经31个年头，伴随着越来越多私人记录的出现，那个时代的形象正在变得日益丰满起来。
虽然对于这位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全方位研究仍未开始，但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态度必须发生转变，新的作家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研究中的过分强烈的情感与道德因素。
在这一点上，菲利普提供了某种示范。
尽管，我在作品中常常迷失自己，也感受不到这本书的基本坐标与准则是什么，但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物相对完整的成长过程与其历史背景，看到了一个人精神气质的转变过程。
对于不理解的新一代人来说，这本书至少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