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有些人用幻想来麻痹现实带来的痛苦，卡夫卡用现实带来的痛苦来拒绝幻想。
2，卡夫卡在宣扬一种“无欲则刚”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他有关现实主义的观点吧=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卡夫卡有哪些作品
以下是你所需要的卡的主品的相关资料：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
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
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
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
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
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
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
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
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
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
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
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
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
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
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
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
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
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
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
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
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
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
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
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
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
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
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
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
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
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
”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
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
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
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
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
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籍，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
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因而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 以下则是卡夫卡的其他相关资料： 卡夫卡生平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
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
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
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
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
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
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
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
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
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
1922年6月辞职。
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
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
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
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
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求：卡夫卡简介,卡夫卡小说时代背景,
1、简介及时代背景 ①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
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
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
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②时代背景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
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民族是斯拉夫族；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国人，也不是捷克人。
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态度简单粗暴，作风专横。
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把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归之于父亲的影响。
父子冲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
只是在离他去世半年多以前才与一位名叫多拉·迪阿曼特的年轻犹太女子同居。
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卡夫卡生于1883年，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能干的商人，但是教子无方，以致于父子不和。
这种不和持续了卡夫卡的一生，他的父亲就像他头顶的一片乌云一样，将巨大阴影投射到他的人生中。
36岁那年，卡夫卡鼓起勇气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将自己三十多年所受到的压抑和盘托出。
卡夫卡写给他情人最经典的一段话是什么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
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
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
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
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
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
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
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
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
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
1922年6月辞职。
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
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
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
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
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
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
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
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
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
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
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
“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
”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 因为电影而成就一个作家的事，总是屡见不鲜的。
《情人》与杜拉斯就是这样。
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但直到她70岁的时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电影后，她才广为人知。
《情人》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杜拉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
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
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杜拉斯在写作《情人》时，已是七十高龄。
她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奔赴巴黎读书。
念的是法学、数学与政治学，但她却迷恋上了文学，并且走上终生从事职业写作的道路。
《情人》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至少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 。
小说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法国少女，在渡江时与一个中国富家少爷邂逅开始，沿着这条叙述线索，渲染出一幕疯狂而绝望的爱情悲剧。
《情人》的独特魅力之一是它的语言，她的语言对历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对回忆的积压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沉痛，从而使文章中充满了悲绝的意味，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而又回味无穷。
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
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
满意请采纳
卡夫卡是谁
他的资料
他有哪些成就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卡夫卡是捷克人，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的创作风格是表现主义，是表现主义作家中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是在一战前后，当时，经济萧条，社会腐败，人民穷困，这一切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
于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英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时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
他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
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年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魏玛等地参观游览。
他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颇大，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
他于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15年，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把他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转让给卡夫卡，以表彰他的短篇小说《司炉》。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
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
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
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
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人物生平 ：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
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
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08年起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供职。
1917年患肺病，1922年病休。
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终年41岁。
如何理解卡夫卡作品中格里高利的形象
卡夫卡的《变形记》，相于西方文学稍有了解的读不会陌生。
对于大部国的读者来说，《变形记》是他们对于卡夫卡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完整）的认识。
诚然，作为卡夫卡流传最广的作品，《变形记》一直被认为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有的精品。
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的鉴赏（甚至包括许多名家）将《变形记》解读为作者卡夫卡对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巨大控诉。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不尽然。
私以为，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唯一的一种方式解读。
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者大可不必带着前人的感受去品读，尽可以以自己自己的想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再结合一些鉴赏，评论文章作为参考，请注意，仅仅是参考
人云亦云是对于一部伟大作品的极大侮辱。
难道一些文学评论家会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他的想法吗
不过，读者也不必讲这种现象也看做是中国人的“特色”，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如果不能以独立的精神去解读文学作品，这样的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
英国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直被认为是文学史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其著作《动物庄园》和《1984》都认为是反共的代表作。
《动物庄园》一书出版于1945年，从出版就有无数人将其与苏联联系起来，诚然，苏联的体制确实给了奥威尔灵感，他的《动物庄园》也预言了苏联未来的走向，然而，奥威尔本人确从未承认官方给予他的“反共”名号，相反，他多次指出他的作品写的是所有专制体制下的国家体制，并非针对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国家，于是他将他在1949年出版的传世之作《1984》的故事设定在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国家里，意在警醒英国，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时至今日，奥威尔也没有机会取下官方送于他的巨大帽子，这位文学大家于1950年与世长辞，时年46岁。
相比奥威尔，在卡夫卡四十一年的人生中，他和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奥威尔那样的关注，然而他却和奥威尔一样，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他自己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善良的，忠厚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再变成甲虫之后被家人抛弃，这场悲剧从生物学上异化了格里高尔，在精神上异化了他的家人，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性的社会本质。
这种解读作为一家之言其实无可争议，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解读，已经成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解读。
在翻看网页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初中，高中生的教案上，无不明晃晃的写着卡夫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
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如果将一部文学作品束缚在意识形态中，那么读者只能得到看似合理却完全不符合作者本意或者背离了作者的写作动机。
如果了解一点卡夫卡的生平，读者就会更加明白我的观点。
卡夫卡一生不得志，他不幸福的童年更是在他成人之后化作他的梦魇一直伴随着他。
卡夫卡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以自己和家人作为原型，说白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自己写给自己排忧的，引用卡夫卡自己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涂鸦之作”。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卡夫卡在自己的遗嘱里请求他的好友布罗德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毫无例外的付之一炬”。
然而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逐步整理并发表了卡夫卡生前所有的作品。
其中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感叹如果好友遵照卡夫卡的遗愿，或许这世界上就会少了不只一位大文学家。
言归正传，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以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作为原型，在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格里高尔，父母萨姆莎夫妇和妹妹格蕾特）中，每个人物的原型都是卡夫卡和家人：西方的文学解读普遍认为《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就是卡夫卡自己，萨姆莎夫妇是他的双亲，妹妹自然还是妹妹。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简单逐一分析这四个人物，在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尝试找到作者的本意。
说格里高尔是卡夫卡并非空穴来风，在卡夫卡自己的书信中，他曾经其提起过在他长期被失眠折磨的时候，曾经痛苦的幻想着自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
说到这，读过《变形记》的读者一定想起了书中对格里高尔心理活动的那段经典描写。
书中的格里高尔在变成大甲虫之后，躲在黑暗中，默默的想着自己给家人带来的麻烦。
很多人将这段理解为卡夫卡对不公正待遇的控诉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卡夫卡只是带着悲观的色彩写出了自己纯粹的感受而已。
再说说甲虫，对于很多人来说，“硕大的甲虫”无疑是恶心的，是是人们所厌恶的，然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与卡夫卡来说，甲虫可能是自由的，是闲散的，甚至是值得羡慕的。
在他早年出版的《乡村婚礼的筹备》中，他曾经描写的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心理上却不承认这种关系，却又不愿意公开承认。
于是他写道：“我只需把我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
如果这躯体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房门，那么这摇晃并非表示胆怯，而是表示这躯体的虚空.因为我，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平平的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启的窗户透进来的风吹拂。
我觉得，我躺在床上的形态像一只大甲虫，一只糜螂或是一只金龟子一只甲虫的巨大体型，对。
然后，我就做出甲虫冬眠的样子，我把我的小细腿紧贴在鼓起的肚子上。
”这一段与《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起床时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卡夫卡不厌其烦的重复描写着被子和甲虫的样子。
然后《乡村婚礼》和《变形记》中的甲虫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中的甲虫存在于幻想，是快乐的；后者的甲虫却成为现实，是痛苦的。
其中的原因可能归结于卡夫卡心理的变化，亦或是感叹梦想在现实中的处境。
卡夫卡深刻的指出了梦想在现实中的“身不由己”，在描写格里高尔作为一只大甲虫的心理时，他并非如大家解读的一样一直表示出格里高尔伟大的人格，相反，他写出了变成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甚至在某个时间里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人，卡夫卡写到“他已经到了忘记过去的地步了”。
这里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是长期的被孤立，但是不可否认这时的格里高尔偏爱腐烂败坏却不喜欢新鲜的食物，一点点声音也会使他抓狂。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在生理上成为虫子的“人”，还可能保持着心中的“人”吗
于是在最后的某时候，他变得自私了，不再考虑家人，而冲出房间，只为欣赏音乐。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文中萨姆莎先生这个角色。
萨姆莎先生被解读为文中的反面人物。
他因为儿子变成甲虫而不能养家而厌恶他，踢他，用苹果砸他，其中一个苹果嵌入了格里高尔的背上，成了他的致命伤。
于是萨姆莎先生成为了社会残暴的代言人，然而事情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熟悉卡夫卡作品读者都会注意到，他作品中的“父亲”没有一个不是专横独裁，不满意儿子的。
很多文学评论家在解读卡夫卡时提到了他的审父情结，却未对其有足够重视。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中是绝对的领导。
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判决》中的那个父亲判儿子溺死的故事，就是卡夫卡对父亲的控诉，没错，如果卡夫卡在文章中确实要控诉谁，那么那个“谁”就是他的父亲。
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并把这些归之于父亲的影响。
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解约，这些事情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
相比较自己的父亲，和《判决》中的父亲，萨姆莎先生算得上一个“好父亲”了，他虽然倔强暴躁，却也不失对家人的维护，他维护自己的儿子，维护自己的女儿，但是在女儿和“甲虫”之间，他短暂的思考后就选择了女儿。
其实，萨姆莎先生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这一切的受害者。
萨姆莎夫人的原型是卡夫卡的母亲。
卡夫卡和母亲的关系并不错，但是卡夫卡的母亲在卡夫卡的成长中并未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文中的萨姆莎夫人爱护儿子，却从始至终又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的人物其实并不矛盾，萨姆莎夫人从来就只是一个没有独立思维的附属品，她附属于萨姆莎先生，她也附属于女儿。
她不属于自己。
最后我们来看看妹妹格蕾特这个形象。
人们不喜欢格蕾特因为不论哥哥对她有多好，她最后还是“背叛”了哥哥。
对于卡夫卡来说，他的至亲之人是他的第三个妹妹，但是即使是这样，卡夫卡还是带着无比的悲观面对亲情。
他曾在信中写到“我在这个家里比陌生人还有陌生。
”问题在于，妹妹是应该指责的吗
看上去是的，格里高尔对妹妹百般呵护，在他变成甲虫之后，妹妹虽然没有放弃他，但还是渐渐冷漠了他，最后对父亲提出一定要送走这个大累赘。
妹妹态度的转变代表了家人对格里高尔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能简答粗暴的认为这是因为格里高尔不再能为家中带来经济支持，我们应该更加谨慎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对于家人来说，他们都知道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们不能确定现在眼前的甲虫还是格里高尔。
他们怎么知道格里高尔没有完全的变成一只动物呢
他们不能，因为格里高尔不会再说人话，他的饮食更接近动物，唯一可能代表他有人性的就是当家人进屋时他就躲在沙发上，可是家人如何不会会错意呢
更何况不论生活怎样，还是要继续，萨姆莎夫妇要考虑女儿的未来，格蕾特刚刚进入社会，更是要考虑自己，这时候的格里高尔就像莫泊桑笔下的“于勒叔叔”，是家人不能提起的人，试问，那个小伙子愿意娶一个家中藏着一只大甲虫的姑娘
（更何况大甲虫还是姑娘的哥哥
）于是，事情就只能朝着悲剧发展，格里高尔要么变回成人，要么被家人舍弃。
这并不是对亲情淡薄的控诉，这只不过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
卡夫卡写的不是童话而是现实，童话中的王子变成青蛙后会找到公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青蛙却只能默默无闻的死去。
卡夫卡写的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控诉，而是对于人性讨论。
就像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讲鲁迅的《祝福》提出的课题：谁谋杀了祥林嫂
有的学生说是鲁四老爷，有学生说柳妈，有学生说是封建的思想，有学生说是“我”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并非完全准确。
其实在杀害祥林嫂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每个人也都不致命，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大概就是杀害祥林嫂的真正凶手，毕竟，如果你怪罪与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却没都像祥林嫂一样。
《变形记》也是一样，萨姆莎先生苹果杀不死格里高尔，“罪恶的体制”也一样，每个人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格里高尔自己也不例外。
于是再说说《变形记》的价值，除了卡夫卡自己对于亲情的悲观控诉之外，恐怕最大价值应该是其文学上的，这种荒诞写作手法是特殊的，让人耳目一新；它写出了其实在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对灾难的最简单反应，这种反应是普遍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不论发生在哪里，结果大抵是相同的，因为很简单，卡夫卡写的是人性，是活生生的人在社会中生活。
如同美国作家奥登所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这样说来，可能传统观点对于《变形记》的评价有些过高了，不可否认《变形记》是一部好作品，但其价值却不如卡夫卡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司炉》来的深刻。
说了这么多，读者大概会惊叹，“原来这篇文章不是我去读《变形记》的
”不尽然，如我前文所说，《变形记》是一篇不可多得好作品，但在这片文章中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对于《变形记》的分析来强调如何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独立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或多或少使诸君有所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