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旅行娃娃读后有什么感受
《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它是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塞拉利昂·依·法布拉的作品，荣获西班牙安徒生文学奖、西班牙国家青少年儿童文学奖、西班牙主角青少年文学奖等，2011年又入选西班牙《国家报》年度青少年十佳读物，曾被翻译成英语、韩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并被改编成话剧，获得了极佳的评价和反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身患重病的作家卡夫卡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因丢失了洋娃娃而伤心哭泣的小女孩——艾希，她跟洋娃娃之间有着全世界最深厚的感情。
卡夫卡无论如何都放不下这个哭泣的小女孩，无法转身离开，他想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谎言来安抚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
他对艾希说，洋娃娃是因为为了寻找自由、探寻奇妙的世界所以去旅行了。
而他恰就是洋娃娃的邮差，每天负责替洋娃娃送信。
一个美丽的童话开始了，他竭尽全力开始了连续代洋娃娃执笔的特别创作，他不顾恋人朵拉的不解，甚至放下了手中几部待完结的小说。
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世界在他的眼中却开始了奇妙的跳跃，借着洋娃娃的梦幻旅程，他神游了地球上所有值得去的地方。
异国的风光，能够想象的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在他的笔下汩汩流淌，同时她也在小女孩单纯渴盼的目光中，拥有了他生命最后的一次奇妙体验。
我希望以后可以像卡夫卡一样，做一个“洋娃娃邮差”，一个用善意的谎言来帮助他人走出悲痛的世界的“洋娃娃邮差”。
《卡夫卡与旅行娃娃》的作者是谁精彩句子是哪一句
以下是你所需要的卡的主品的相关资料：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是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年写成)，描写16岁的德国少卡尔·罗斯曼，因受家中女仆的引诱，致使女仆怀孕，被父母赶出家门，放逐到美国的经历遭遇。
作品所侧重的是人物在美国忧郁、孤独的内心感受。
长篇小说《审判》（1918年写成），作品讲述的是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故受审判并被处死的故事。
约瑟夫·K在30岁生日的那天早晨醒来按铃声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并被法庭审判有罪，他虽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罪，认为一定是法院搞错了，坚信自己无罪。
约瑟夫·K不愿屈就命运，他同这场明知毫无希望的诉讼展开了一生的交战，公然向不公正的法庭挑战。
在第一次审判时，他慷慨激昂地揭露法庭黑暗，为自己的无辜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随着诉讼的发展，他却日益关心起他的案子，几乎天天为案子四处奔波，找人帮忙，想搞个水落石出，亲自动手写抗辩书，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自己无罪。
他生怕自己在某一个最微小的地方犯过什么过错，竭力去寻找，捕捉而不可得，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K终于明白，要摆脱命运的安排，摆脱法律之网的束缚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毫无反抗地被两个黑衣人架走，在碎石场的悬崖下被处死。
长篇小说《城堡》（1922）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变形记》（1912）是卡夫卡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判决》（1921）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品，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
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个商人，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生意兴隆。
他在房间里给一位多年前迁居俄国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
写完信来到父亲的房间，意外的是父亲对他态度非常不好，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迁居到俄国的朋友，指责他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着自己早死。
突然，父亲又转了话题，嘲笑格奥尔格在欺骗他朋友，而父亲自己倒是一直跟那位朋友通信，并早已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他了。
格奥尔格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判独生子去投河自尽。
于是独生子真的投河死了。
作品所描写的在父子两人的口角过程中，清白善良的儿子竟被父亲视为有罪和执拗残暴，在父亲的淫威之下，独生子害怕、恐惧到了丧失理智，以致自尽。
父亲高大强壮而毫无理性，具有一切暴君的特征。
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是卡夫卡负罪心态的生动描述，父亲的判决也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判决。
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
这种故事的框架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是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具象化之后的产物。
然而作品的内涵显然不在于仅仅表现父子冲突，更在于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生存在怎样一种权威和凌辱之下。
另一方面又展现人物为战胜父亲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
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
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
与此同时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
《致科学院的报告》（1971）描写马戏团试图寻找“人类道路”而驯化猿猴成为会说话的人的故事。
被关在狭窄笼子里的非洲猿猴，在人的逼迫下学人吐唾沫、学人喝烧酒、学人语喊“哈罗”。
凄厉的哀号与悲鸣，传递出失却自由、没有出路的苦闷与悲观绝望情绪。
渐失猿性获取人性的过程畸变，正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反向印证。
《中国长城的建造》（1918—1919）描写中国的老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出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饥饿艺术家》（1922）中歌唱艺人为了生存，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竟把绝路作为出路，以绝食表演作为谋生手段，宣称可以40天不进食而引吭高歌表演，进而发展到为绝食而绝食的“艺术”境界，仿佛饥饿真的就与人的肉体感觉离开了一样。
40天过去了，他仍坚持要绝食表演下去，后被经理强迫进食。
艺术家深为他的饥饿艺术未达佳境而遗憾，更为人们对他的艺术追求不理解不支持备感孤独，他把原本作为生计手段的挨饿，当成生存目的和真正“艺术”而孜孜以求，最后被送进马戏团，关在笼中与兽类一起供人参观，无异于真正的动物。
骨瘦如柴的艺术家的意象有多重寓意，是人性异化、精神展品化和艺术异化的象征，是现代人痛苦悲哀现状的写照。
《地洞》（1923—1924）是卡夫卡晚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力作。
主人公是一只不知名的人格化的鼹鼠类动物。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法，描写了“我”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虽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我”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我”又常年不断地改建地洞，辗转不停地把粮食从地洞的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做好防御工作以防外界强敌前来袭击。
它说：“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
”它向一种未知的危险、向它周围无穷的一切发动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如果我能平息我心中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然而它永远在挖掘新的地道，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迷宫里，面对“一种我始终应该担心的东西，一件我始终应该有所防备的事情：有个人来了”。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大战前后，普通小人物失却安全感、生活与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恐惧心态。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
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
于是，时时萦绕着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
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
因此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
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籍，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
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因而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 以下则是卡夫卡的其他相关资料： 卡夫卡生平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
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
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
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
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
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
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
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
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
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
1922年6月辞职。
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
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
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
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
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
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卡夫卡是谁?
一、卡夫卡的《变形记》理解：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
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
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
《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
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
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
二、作品简介： 《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这个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在金钱社会中，竞争异常激烈，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摧毁。
《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销员，长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庭的花销。
当萨姆沙还能以微薄的薪金供养他那薄情寡义的家人时，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长子，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
当有一天他变成了甲虫，丧失了劳动力，对这个家再也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
父亲恶狠狠地用苹果打他，母亲吓得晕倒，妹妹厌弃他。
渐渐地，萨姆沙远离了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调，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使作品呈现出荒诞、不可思议的基调。
《变形记》中萨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
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社会生活。
《变形记》完成于1912年，1915年首次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 月号上。
三、内容梗概： 《变形记》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推销员格里高尔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甲虫，这一变故对其本人和家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格里高尔彷徨惊慌，忧郁无助。
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在生活习惯上已然成为甲虫，但是仍然具有人类的意识。
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
数日之后，全家人都将格里高尔视为累赘。
父亲、母亲、妹妹对他以往的态度转变成了厌恶，嫌弃；第三部分了能够继续生存，除了格里高尔全家人只能打工挣钱，对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忍无可忍。
妹妹提出将自己的亲哥哥赶出家门。
格里高尔在亲情冷漠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并且患病在身，但仍心系家人，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带着满腹的担忧和内疚看着家庭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他终遭社会和家庭的唾弃，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四、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
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
《变形记》主要讲了什么
《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夫卡于1912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
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
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
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
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
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
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
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
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
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
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
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
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
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
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
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
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
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
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
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
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
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
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
”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
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
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
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
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
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
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
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
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
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
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
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
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
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
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
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
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
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
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
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
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
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
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
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
（2）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
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
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
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
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
（3）叙而不议，含而不露。
《变形记》是一个悲剧。
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
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
”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
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
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
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
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4）鲜明强烈的对比。
一是爱与憎的对比。
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
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
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
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
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
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
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
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
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
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
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
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
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卡夫卡的流放岛见闻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卡的流放岛见闻表达了怎样想感情
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天的伟…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
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
艺术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
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卡夫卡卡夫卡曾表示过希望在“惩罚”的题名之下把该作品和《审判》、《变形记》合集出版,故有研究者认为作品表现的是“罪恶与惩罚”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命题;另一类评论家或认为作品表现了人类历史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的矛盾,或看到了其中的“政治预言性”;还有评论者将作品看作一种宗教寓言不过也有人认为:流放地的一名军官向一位来考察的外国旅行者详细介绍了一件罕见的刑具和奇异的行刑过程;军官料想新指挥官会借机废止这一制度,当他获知旅行者不肯站在自己这边时,他自己接受了刑罚并最终与机器一同毁灭;旅行者参观了前指挥官的墓碑后,匆匆离开了流放地。
然而,“它效果强烈,因为它完全不是一篇具体的幻想作品: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解释它,自由创造它。
在流放地》写了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军官，就一个传统的处决犯人的“机器”而展开的讨论。
如果说卡夫卡的这篇作品是荒诞的，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反而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这是1914年的中国。
我刚刚读完这篇小说，还没有去研究卡关与中国的联系，但通过另外一篇卡的关于作品〈万里长城建造中〉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多少了解过中国的。
那〈在流放地〉的很多细节便有解释了。
首先是“机器”，我不禁联想到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使用的刑具：“木驴”构造和“机器”逼似，只是有欠精巧。
还有“剐”的刑罚，不正和“机器”异曲同工
然后是犯人和小兵，我怎么看怎么象鲁迅笔下的人物。
麻木，奴性如出一辙。
还有那审判方式，罪名，动不动就下跪，茶馆，建筑。
我感觉这那与其是荒诞派的比喻，分明是现实主义的写实。
当然我并不想强说卡夫卡就在写中国当时的现状，人们当然可以做别解来欣赏，但〈在流放地〉应该至少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提示和影响。
卡夫卡的画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洞穴》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
这些作品是以对话、陈述的形式写成，几乎是卡夫卡个人世界观的直接阐述，既有他本人主观感情的宣泄，也有他以极深邃的哲学语言对世界的客观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