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
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
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
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
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
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
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
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
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
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
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
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
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
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
《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
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
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
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
”《《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
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
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
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
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
“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
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
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
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
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
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
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
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
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
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
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
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 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
会后，他又通过 申请获准访问苏联。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 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耳闻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 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
”（《三松 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
他还通过横向比较， 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 “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
一次是漫谈苏 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
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党此举 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
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 后，遂被释放。
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 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 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 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
先迁往湖 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 合大学。
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 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
在暂避 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 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 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 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充分表现出 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
他始终有一种不 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 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 其文化复兴之时
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 整理中国传统文化。
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 《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
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 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 兴的坚定信念。
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 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 应自期许者也。
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 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非日能之，愿学焉。
此《新理学》、《新事论》、 《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
同年，冯友兰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 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 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 是滋味。
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 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 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 评议会委员。
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 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 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 顺利。
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
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 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
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 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 磨。
直到1968年秋，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 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 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
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 棚，勉强恢复自由。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 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
在自 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氏后 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 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
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三松 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 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
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 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
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 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 极的地步。
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
在“四人帮”的“顺者昌， 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
冯友 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 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
不久，《光 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1975年，他的 《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
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
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 的违心之作。
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 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
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 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对解放后事态纷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
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
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
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 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 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
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 己任。
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 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 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 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 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 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 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 传统哲学为鹄的。
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 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
这明显地体 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
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 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
”（《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 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 以为某种事物者”。
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
这 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
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 极”。
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
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 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 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
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
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 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
‘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 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
前者之有，是现代西 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
”（《新原道》）经过这 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 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
为此，冯氏提出了 “气”的概念。
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他说：“一切事物 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
”（《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 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
“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 “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 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 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 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
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 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 事物，而却可指任何实际的事物”（《新知言》）。
因此，“气”不是物质一类的 东西，而属于精神性的范畴。
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 据的条件。
因此，宗际的存在便是“理”、“气”不离，是“理”（太极）在“气” （无极）中的实现。
显然，冯氏对理、气范畴作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新的解释。
在朱熹那里，理、 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区分，气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物质性的东西。
但在冯氏 这里，“气”的物质性被抽除了，“理”、“气”都是通过分析经验中的事物而得 来的共相，都是纯粹的逻辑观念。
既然“理”、“气”不离，二者对于实际事物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 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而成实际事物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冯氏提出了“道 体”的概念。
他说：“存在是一流行。
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
事物的存在，都是 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
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
这里，他把 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 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
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
他首先 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 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 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
而“道 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
由 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 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 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 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
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 成“宇宙”。
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
何谓“大全”呢
按照新理学的逻辑，既然每个理为某种事物之“极”，那么，众 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实际世界的“太极”，他说：“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 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
”既然“太极”为众理之全，故又称为“大全”。
因此，他说道：“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
借用中国旧日哲学 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谓“一切的有”，既 包括实际的有，也包括真际的有，这个“总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学中 所说的宇宙”。
但这个“宇宙”并不是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
从范围上讲，它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讲，他先于实际世 界。
它是整个世界的本原。
由此看来，同前面的理、气、道体一样，“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逻辑的观念性存在，是将理世界与事世界通通包融于自身的所谓“哲学 中所说的世界”，其目的在于想依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这就是冯氏构造的以“理”、“气”、“道体”、“大全”为中心范畴的新形 上学，它构成了冯氏“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套“不 着实际”的新形上学体系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
冯认为，建立形上学 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是从正面提出“形上学”的观念，所 以又称为正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因是从反面表现“形上学”，所以又称为负 的方法。
他自称，新理学的“形上学”是以正的方法为主兼采负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冯氏的解释，所谓正
冯友兰 人物鉴赏
冯先生一生努力“觉解”，从不懈怠。
金岳霖先生幽默地提及，抗战初期，冯先生乘车从长沙到昆明，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
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
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 陈岱孙先生也回忆说，抗战时期，空中不时有敌人的轰炸，而冯先生正襟危坐，执笔不辍，“贞元六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他84岁时，发愿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他几乎“耳目失其聪明”，但持之以恒，终于到95岁高龄时完成这部划时代的作品。
他的女儿宗璞回忆，先生曾经讲，“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疴溃痈。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
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矣。
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
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冯先生把他的稿费捐献给北大，设立了哲学奖学金。
实现了《易经》上所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想。
冯先生逝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
中国当代哲学家
中国当代哲学家，最著名成就最高的有：1、熊十力熊十力(1885.2.18-1968.5.24)，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
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
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
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
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1949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
因反对文革，绝食身亡。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
其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中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2、冯友兰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3、 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主要代表作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周易帛书今注今译》、《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等。
4、 叶秀山，1935年阴历6月4日生于江苏扬中县，祖籍江苏镇江，于上海读小学、中学。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6年毕业，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迄今四十余年。
现任哲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教授，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主攻西方哲学史，尤以古代希腊、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为主，兼及美学；近年注意思考中西哲学沟通问题。
平时喜好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书画、戏曲。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人。
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
1983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LuceFellow），曾任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香港科技大学（1992）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1990）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86）；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inValueandPhilosophy)理事，第19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现任该会驻中国代表。
国内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
5、饶宗颐，字国庵，又字伯濂，伯子。
号选堂。
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安。
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
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一九三七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
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无锡国专教授。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
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
高级讲师及教授职。
一九六二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
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期间于一九七四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后，又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期间于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复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一九九二年起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
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学术研究院院长。
饶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侨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记两种及发表了多篇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辩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又曾于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
6、庞朴，1928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阴，汉族。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任教于山东大学。
1974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以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编审、副总编和《历史研究》主编等职。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
现为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7、 楼宇烈，男,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
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一九六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一九六0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一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九0年起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1989年3月起），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三届，1992年起），全国宗教学会理事（第三届，1988年起），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1999年起）。
8、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
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1952年-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
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1998年任所长。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4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被评为95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及奖章。
曾多次在欧美日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
1986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9、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中（由南京迁校）；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1946年读清华在（西南联大）研究生。
1946－1949年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1950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2－1950年北京图书馆编目员。
1952－1956年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1956－198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1980年曾兼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1993－1994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10、方立天，1933年生。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1、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2、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
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
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
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
并且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
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
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
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现代优秀散文作家有哪些
拜关公是因为关公最讲“忠、义、信、智、仁、勇”，而这几个字正是生意人所需要的生财之道。
忠，就是忠诚；义，就是讲义气；信，就是守信用；智，就是有智慧；仁，就是仁义；勇，就是勇敢。
河南洛阳关林庙供奉的关公就是以关公这六个字为核心内容的，也正是有了这六个字，关云长所以才能所向披靡，也正是这六个字，关公才赢得后世的敬仰。
香港的警察大多也拜关公。
请列举几位当代著名的国学或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名人
国学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饶宗颐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
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
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
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
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
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
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
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
（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南怀瑾 时至今日，在海峡两岸，在日本、韩国，在东南亚，在北美、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南怀瑾先生依然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且名播遐迩，声誉日隆……。
早在四十余年前，作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先生即在台湾倾全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从学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间大众，不辞辛劳，奔波教化三十余载，内容涵盖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著述凡三十余种，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璀灿夺目的文化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其影响之深远必将是划时代的。
其后，先生又奔走於美国、香港、欧洲等地，虽偶于经贸领域度化，然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宏扬，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数十年来，南先生虽旅居海外，然心怀故土乡梓，深切关怀着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晚年尤甚，谆谆教导海外众多弟子赴大陆投资，引进先进科技，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并率先在大陆投资一千二百八十六万美元修建金温铁路。
筹集巨额资金在大陆南北十余所高等院校设立“光华教育奖学金”，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爱心……凡此种种，令人感佩。
哲学 冯友兰(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
1918年毕业。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
1925年起，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赴美讲学。
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会议主席。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
还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冯友兰教授曾以“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释今古，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纪贞元”总结了一生的学术成就。
他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重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自觉地运用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发掘和阐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新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并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是中西哲学交融的产物，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一代哲学宗师。
他的主要论著收入《三松堂全集》（1-15）。
张岱年 字季同，别名宇同，原籍河北省献县，是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
其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派哲学，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同时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
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著述等身，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
他的研究重视阐扬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传统，他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及其起源、演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准确的分析，体现了他在把握中国哲学方面的广阔性和深刻性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几十部著作，在国内外哲学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
其长兄张崧年，是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
张家一门出了两位哲学家、思想家，这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