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摘抄，及好词好句。
还有读后感。
1000字左右。
有1880个字了 单有一只燕子，还算不了夏天。
是名人而不遭诽谤，那是绝无仅有的。
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
幸福的世纪和年代为黄金年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你我之概念。
在那个神圣的年代，一切皆共有。
……那时候，人们安身立命，情同手足，和睦融洽……欺诈和邪恶还未同真实和正义混杂在一起。
正义自有它的天地，任何私欲贪心都不敢干扰冒犯它。
而现在，这些东西竟敢蔑视、干扰和诋毁正义。
那时候在法官的意识里，还没有枉法断案的观念，因为没有什么事什么人需要被宣判。
——《堂吉诃德》上卷11章 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地所埋葬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
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拼。
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最苦的事。
——《堂吉诃德》下卷58章 父母有责任从小教给他们学好样，识大体……至于攻读哪一科，我认为不宜勉强，当然劝劝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
……假如您的儿子做讽刺诗毁坏人家的名誉，您可以训斥他，撕掉他的诗。
如果他像霍拉斯那样嘲笑一切罪恶，笔下也那么文雅，您就应该称赞他。
---下卷16章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不受草药和符咒的强制。
” 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可怜的绅士被诸如此类的话语搅得神魂颠倒，为了弄懂和揣摩其中的涵 义竟至彻夜不眠，其实，即使亚里士多德专门为此而再世也未必能够说出什 么名堂来。
他尤其是对堂贝利亚尼斯致人和自身所受的刀剑之伤不能理解， 因为，依他推断，虽经高手调理，终究难免在脸上和身上留下累累疤痕。
不 过，尽管如此，他倒是对作者在书末留下将续写那永远讲述不完的故事的承 诺颇为赞赏，而且也曾无数次动过提起笔来，如书中许诺的那样循其思路将 之补足的念头，若不是中间不断产生许多更为重要的想法，他无疑会这么做 ，而且也肯定能够如愿。
他曾多次同当地的神父卜位西古恩萨毕业的博学之士)争论英格兰的帕 尔梅林和高拉的阿马迪斯之间，到底谁是更为出色的骑士，不过，该村的剃 头师傅尼科拉斯认为他们俩谁都不及太阳骑士，如果说有谁能够与之相比的 话，也只有高拉的阿马迪斯的兄弟堂加拉奥尔，因为此人充分具备各种品德 ，不是个忸怩作态的骑士，也不像他哥哥那么动辄就涕泪纵横，而论骁勇， 却决不逊色。
总而言之，他是那么沉迷于这类书籍，以至于晚上从黄昏读到黎明，白 天从日出读到日落。
这般废寝苦读终于耗尽了他的脑汁，使他失去了理智。
他的脑袋里装满了从书上看来的什么魔法、打架、挑战、对阵、伤残、调情 、恋爱、忧喜以及其他种种难以想象的荒诞至极的胡言乱语，而且内心深处 ，还以为读到的那些瞎编出来的异想天开的东西全都确有其事。
对他来说， 除此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信史可言。
他认为熙德•鲁伊•迪亚斯②确实曾 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骑士，但又觉得他没法同只是一挥手中宝剑就腰斩了两 个凶蛮的庞然巨人的火剑骑士相比。
他更为赞赏卡尔皮奥的贝尔纳尔多，因 为他曾经运用赫丘利悬空扼杀地神之子安泰俄斯③的计谋，在龙塞斯瓦列斯 将有魔法护身的罗尔丹置于死地。
他还特别称颂巨人莫尔干特，因为傲慢无 礼的巨人族成员中只有他温文尔雅。
他行无定向，随马的意志行事，马愿意上哪，他就上哪。
他认为，这样遇到的险事才够味。
“我不叫痛的原因是，游侠骑士有个惯例，受了伤，哪怕从伤口调出肠子来，也不叫痛。
” 桑丘说：“不过，我告诉您，对我来说，只要有好吃的，一个人单独站着吃坐在在皇帝身边吃一样舒服，还吃的更香呢。
” 1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2 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百倍的勇气来对付一切的不幸。
4 从事这 项专业的人得是法学家，懂得奖惩分明，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应该是 神学家，若有人来向他请教，他可以明确地讲解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他应该是医生，尤 其应该是草药专家，能够识别荒山野岭中可以治伤的药草，免得游侠骑士到处去寻找治伤的 药；他应该是天文学家，能够通过观察星星知道已经是深夜几时，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和气 候带；他应该懂得数学，这门学问每时每刻都会用得上；除此之外，他还应该具有宗教道德 和其他各种基本道德。
接下来，他还得会其他一些小事情，例如，他应该像尼古拉斯或尼科 劳人鱼①那样善于游泳，能够钉马掌，或修理马鞍和马嚼子。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他应该 忠实于上帝和他的意中人，应该思想纯洁，谈吐文明，举止大方，行动果敢，吃苦耐劳，同 情弱者，最多于生活在陆地的时间，并且频频在西西里和陆地之间往返穿梭。
主要的就是坚 持真理，为了保卫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许多大大小小方面的才能构成 了一个优秀的游侠骑士。
这回您该知道了，洛伦索大人，骑士的学问难道是一门粗浅的学问 吗
难道不能同学校和课堂里最高深的学问相比吗
为什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日妥协了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国]陶涵 著，中信出版社出版回到南京后，尽管在西安饱经羞辱、无比愤慨，蒋介石的决定却是经过盘算，果决又大胆。
最重要的是，这些反映出他一心希望着手统一中国、准备对日作战的重要任务。
的好友兼传记作者斯诺(Edgar Snow)写道：“蒋个人所遭受的惊骇震撼，或许会令一个较乏远见的人动怒、乱了方寸，驱使他匆匆采取报复行动——事实上，蒋在南京的追随者就是如此怒气冲冲要求报复。
”但是，蒋却是“妥协大师”。
首先，实际上不动兵戎，委员长就成功控制了陕西两个兵变阵营，部署五个军向西安进军，又更换东北军的师长，并且重新调遣所有东北军到江苏和安徽。
效忠者很快镇服由少数亲共军官发动的兵变，极大多数的东北军官兵，几周前似乎还桀傲不驯，现在却俯首听命。
一行人回到南京，军情人员扣留少帅张学良，但蒋夫人出面求情，蒋后来颁令宽赦，把他“监管”起来。
这等于是无限期软禁——果真就是长达五十年沉闷(但还算惬意)的居家监禁。
张学良以打麻将、读史书和收集艺术品排遣时间，有一阵子由元配夫人和宠爱的红粉知己赵一荻轮流陪侍。
他第一个软禁处所是奉化溪口镇蒋家村山区。
蒋夫人表示愿代管他的艺品珍藏，也定期写信、送特产食品和其他小礼物给他。
相反地，委员长错误认定是主谋者的杨虎城，却以“军事专员”身份送到欧、美考察一年。
杨虎城一九三八年回国，旋即被委员长下令逮捕。
周恩来从西安回报时，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
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
不过，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
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有言出必行的虚荣心。
想起自户名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也就认同了这个判断。
他说，蒋可能又扮演起阿Q的角色——作家鲁迅笔下那个中国自我幻想、蒙昧无知的代表人物。
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
拿定了主意之后，就接受张国焘的建议，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要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完成大业。
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在调走原先兵谏的部队之后，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基地。
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
7同时，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
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
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
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身之后，根本没想到要动武。
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
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
共产国际也继续它的资金提供，于一九三七年初给了中共八十万美元，另外还有等额的钱备“额外采购”之需。
同时，告诉同僚，执行统一战线的时候，中共要利用各种借口防止国民党整编或打散红军。
抗日战争一爆发，毛就预测：“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二月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
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
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
同时，中共因莫斯科和南京的钱源源而来，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
访问延安的中国记者纷纷报道，中共已铲除贪污和压榨，数百、数千青年响应“到延安去”。
但是，和蒋的协议也在中共和红军基层制造出极大的混乱。
为了澄清，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
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
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
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蒋介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剧本——事后总有办法处理共产党的威胁。
蒋氏突然很正面甚至高度评估对日作战的胜算，有一大部分是反映他的德籍顾问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将军突然变得乐观；这位德国将军前几个月还说中国军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跟日本开战，现在他却告诉蒋，国军已够强大，可“把日本人赶出长城”，因此力促委员长要防守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守四川。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建议蒋派遣中央军部队进驻北平、天津地区，此一行动势必会引爆全面战争。
蒋氏很早就了解日本皇军所拥有的陆海空现代火力——此一力量可与欧洲的兵力互较高下——现在，他觉得已可和日本大敌放手一搏。
蒋也可能因为目睹新练精锐部队演习操练的景象壮观而信心倍增，加上他觉得民气可用——民意不仅支持他本人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终于明显有了抗日的计划。
此外，他可能也说服自己相信，国共停止内战已使中国有了抗日必需的团结和精神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不论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或是旷日持久的长期抗战，都没问题。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和法肯豪森对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有过度高估的情况。
六月间，蒋派出一支半官方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共边区考察，发表抗日演讲。
蓝衣社也奉命集中力量惩罚亲日“汉奸”。
共产党控制地区变成“特区政府”，名义上受南京中央管辖。
中共开会时，蒋介石的照片也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照片并列。
即使一般中共党员也晓得这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
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方良、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孝文，回到上海。
几个星期后，蒋经国踏进杭州一处招待所，恭迎父亲驾到，并跪地磕头。
委员长指示儿子花几个月时间重拾中文作文、温习古籍和国父遗教。
然后，他带蒋经国进入书房，拜见继母宋美龄。
每个人都正经八百、客气相待，完全不提父子多年来的不合；蒋也建议儿子把他在苏联滞留近十三年的经验写下来。
虽然蒋仍苦于西安事变所受的伤，他的政治地位却日益坚固。
詹森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人“不问其个人或政治倾向如何”，普遍认为蒋氏继续在位，“是救国大业最需”。
蒋本人尽管身体不适，却觉得“数日来，精神与身体皆觉较前舒适”。
七月七日炎热的夜晚，明月当空。
日本华北驻军(兵力仅约五千到七千人)约一百三十五人在距北平十六公里的八百年古桥卢沟桥附近演习。
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国二十九路军士兵对朝向卢沟桥逼近的日本武装队伍开火。
日军反击。
双方军营联络官通电话后，互相道歉，但是日本旅团长不想示弱，下令炮击中国部队，中方也立刻回敬颜色。
蒋氏正在庐山主持军事会议，半夜接到电讯报告此一事件。
他不敢确定究竟这是又一次的意外开火，还是有如“九一八”事件，是日军借机挑衅。
他指示二十九路军军长谈判，但“应固守勿退”。
然后，他拍发电报给各省主席、各直辖市市长，以及驻军司令长官，下令实施戒严以及“全面动员准备”。
最重要的是，他从最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派遣三个师跨过黄河布署到华北地区。
这可是《塘沽协定》对中央军下的“禁区”，蒋晓得日本人不甘示弱，必定会有反弹。
卢沟桥开了第一枪之后不到数小时，和朱德通电蒋委员长和共军所有单位，宣布红军将完全听命委员长领导，接受指挥。
七月九日一大早，卢沟桥地区中、日双方指挥官协议停火，相互撤退。
日本陆军最高本部训令驻华派遣军司令不要诉诸武力，可是，国内出现异声，要求非得教训狂傲的中国人不可。
新任首相近卫(Konoe)亲王派三个师团驰赴事件地区。
日军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时，蒋拍电报给国军十九路军，声明：“我已决定对日宣战。
”他立刻呼吁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的西方签署国家介入调停，但是蒋无疑料想得到美、英、法、意只会怯生生促请日本节制。
为避免激恼日本，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甚至停止交运中国政府已购买的轰炸机。
美国传教士推动禁运战略物资给日本，但国会拒绝采取行动。
詹森大使觉得中日双方剑拔弩张的原因不明，他只能向国务卿报告：“对于起因与后果，皆无法有可靠的评估。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则深怕引爆“反外情绪”，虽奉训令，却不愿传递华盛顿婉转表示关切的信息。
七月二十二日，卢沟桥地区日军指挥官定下期限，要求中方部队后撤；但中方奉蒋之命发动攻击。
近卫内阁在全民热切支持下宣布，日本“现在被迫诉诸果断行动，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行，让南京政府恢复理智”。
日本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对华开战，也有人坚决反对开战”。
原因之一，像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多数日本人对皇军痛惩野蛮中国的能力极度有自信，认为中国终将被迫接受扮演月球的角色，做起东方新兴帝国的卫星。
七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拍发电报给在溪口读史籍、练书法、写留学苏联回忆录的蒋经国，叮嘱他“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所谓“有以制之”指的是德国顾问培训的部队，尤其是已经配备德制武器装备的部队。
同时，在庐山举行的一项全国会议正式宣布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但是蒋无法让出席人士同意“对日宣战”的议案。
于是他在八月七日召开军事委员会，宣布全面抗战是国家政策。
蒋不顾党、政体制，凭一己之力强行通过对日抗战。
过去八年，蒋始终相信坚持暂时求和、争取时间建构兵力凭的是他过人的意志力和勇气。
现在，他决定坚持作战到底的政策。
到了七月底，已有十六万名日军涌入河北省。
十九军军长不战就弃守北平。
命令共军跨山西，向河北挺进以支援系出军阀冯玉祥西北军的傅作义部队。
然而，七月三十一日，显露他欲与日本人避免严重冲突的意向，通过无线电告知共军将校，早先的命令纯为宣传之用。
他说，事实上，共军部队应慢慢移动。
他们可以“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一天”。
蒋立刻调遣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国武器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布防在上海市郊。
他在上海求战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吸引众多敌军离开华北，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供应线畅通。
蒋选择固守上海，并在败象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坚不撤军，还有其他原因。
首先，前文已述，他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相信他们可以战胜，法肯豪森一再坚持“上海必须固守”。
他们俩都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运动，但上海的街道和周遭地区满布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
蒋氏一心一意坚守上海还有心理及政治层面的考虑。
当败战迹象已明显时，他不但没有控制损失，反而下令部队奋战到底，因为他要借英勇牺牲和展现钢铁般的意志，号召全民团结。
此外，他希望上海保卫战能比华北作战，更加影响签署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除了德国之外，即将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开会。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数千外侨住在毗邻接战地区的外国租界里。
但是，鉴于蒋氏过去数星期、数月和西方政府的外交互动乏善可陈，华盛顿怯懦地表示中立，民主国家已为本身经济萧条焦头烂额，其人民又有浓厚的孤立主义甚至姑息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很清楚，即使只是口头上强烈干预，恐怕也不能期待从欧美那里得到，可是，他要的是替未来打造同情的氛围。
要相信蒋氏在上海牺牲精锐部队，主要是为了让上海的外国租界产生恐惧感，且不计成败，借此取得西方国家的某种实质支持，这个说法恐怕不具可信度。
可是，西方著名作家们坚称，抗战开始，“从头到尾，蒋介石只有一个目的：摧毁共产党，等候外国援助以击败日本”。
对外国介入抱持希望，正是他决定坚守上海的背后因素——这一役使他牺牲了极多最现代化的战斗部队。
头几天激烈巷战期间，中方部队把业已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码头一带，困守阵地。
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炮火却挡住中国精锐部队的猛攻。
接下来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
此时，蒋在上海地区部署七十一个师、总数五十万至七十万的官兵，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德式训练部队、最现代化的炮兵、新组建的空军，以及来自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
但是，新近在上海附近登陆的日军师团骁勇善战，几天之内就把中国两个精锐师的兵力歼灭一半。
在此一中国城市狭窄胡同里进行的巷战，双方皆伤亡惨重。
两个日本师团几天下来，伤亡亦达四千人。
上海街头、黄浦江上，一片血泊。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李宗仁在前线督战，力主撤退；但同样也常到前线附近的蒋氏却问：“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
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
”尽管顽固，蒋介石并不认为输了上海保卫战就会决定抗战的结果。
他下令沿海各省所有的大学，立刻将全体师生撤退到内地省份。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共军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
蒋也公开宣布，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
但是，他立刻接到报告，由红军改番号的第八路军，不遵守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作战令。
私底下，他对中共的“投机、取巧”，以及“此辈不顾信义之徒”极为生气。
纵使如此，由于迫切需要苏联大规模援助，不久他就向斯大林提要求派作战部队援华，他有更多理由避免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这边，却得一方面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又得尽一切可能让中国政府可以抗战到底。
他不久就派出大批苏联供应车队经新疆送到中国各地，同时，苏联军机满载重型军事设备长途跋涉，运抵广州。
苏联第一批飞机于十月中旬飞抵中国。
接下来四个月，苏联有二百九十七架攻击机和轰炸机飞入中国的空军基地，其船只和卡车队送来二百九十门加农炮、八十二辆坦克车、四百辆汽车，以及大量武器和弹药。
总共苏联三次贷款给中国支付军事援助，以一九三七年美元价值计，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蒋夫人所认养的中国空军，在此之前只表现出它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现代飞机。
上海保卫战开始时，空军的三百架飞机，只有八十七架能飞，其他飞机有不少罩在帆布下。
空军的差劲还真令人叹为观止。
八月十四日，蒋下令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出云号”(Izumo)，炸弹却击中平民地区，炸死两千名中国百姓。
中国境内的一千五百架日本军机一再扫射、轰炸国军防线，如入无人之境。
白崇禧大叹：“不能制空，焉能作战
”十月二十三日，这个弱点暴露无遗。
蒋夫人当天在唐纳德陪同下，从南京赶往上海鼓舞前线官兵士气。
日机低飞扫射夫人座车，车子翻覆，宋美龄昏迷过去。
她断了一根肋骨、伤了背，但是据唐纳德的说法，她坚持完成劳军任务。
十一月五日，重演一九三一年上海之役故事，日军三个师团在没有守军抵抗之下于杭州湾北岸(上海以南约六十四公里)登陆。
蒋把部队从该地区调走去支持城市防务，事后他承认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代价惨重。
这些日军部队往北方苏州河移动，大有如一九三二年把上海地区大量国军包围住之势。
十一月八日，蒋终于下达撤退令。
蒋介石急电斯大林，请求派出苏联部队支持，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固然乐见日本弱下去，但现在还不是苏联和日本开战的时机”。
虽然中方部队兵员是日本入侵部队的至少五倍，法肯豪森对柏林报告时也盛赞他们的英勇，他们却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的杀人机器。
三个月之内，中国死伤士卒高达约十八万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花了数年工夫训练、装备出来的精锐部队。
中国通过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培养了三万名年轻军官，是军方未来希望之所系，却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捐躯。
上海沦陷，中国政府也失去它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以及工业生产重镇。
大约四十万名中央军和其他残部从上海沿长江后撤。
蒋已决定让日军为推进付出代价，但他晓得现在必定得长期抗战了。
他把政府迁到重庆，军事总部则设在武汉。
到了十一月中旬，日军已进逼南京，蒋游移不定是否要固守首都。
国军大部分将领和法肯豪森都认为，坚守南京没有战略上的好处，只会平白牺牲。
如果蒋在抗战此一早期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苦撑、以待外国援助，他或许就会接受此一建议，保留下大量的人员与武器。
可是，蒋氏却决定：由于南京是民国新首都，国父中山先生奉安所在，加上它有崭新的建筑、宽敞的街道，是未来中国的样板，政府不能不战而走。
他认为，若是不战而走，必将永远被视为懦夫的决定。
毫无疑问，他也认为英勇守卫南京，将在上海保卫战之后，再次加强中国人仇日情绪，使国人在未来艰巨抗战时更加英勇。
胡适等人继续恳请蒋介石展开和谈。
蒋对此却嘲笑道：“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所议和也。
”
请讲一讲希特勒的执著之处。
成立：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
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
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
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
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
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
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
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
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
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
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赢 第三十七师 师长 冯治安 第一O九旅 旅长 赵登禹 第一一O旅 旅长 王治邦 第三十八师 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 旅长 李金田 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
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
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
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
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
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
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发展历史：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
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
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
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
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
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 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要向二十九军开刀。
宋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
宋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
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
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
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
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
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
三十七师上午从张家口出发，狂奔120公里，下午就进驻北平西苑军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知难而退，逃回天津。
以后宋哲元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
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
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
南京方面则忐忑不安，因为日本此时正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只要宋哲元一点头，华北立刻成为第二个满州国。
蒋介石立刻派熊斌前往天津拉拢宋哲元。
宋哲元也毫不客气，要粮要饷，熊斌一一答应下来。
1935年8月，蒋介石招宋哲元赴庐山会见，宋哲元对蒋介石仍然心存芥蒂，怕这是个鸿门宴，於是让秦德纯代往。
在庐山，蒋介石和秦德纯推心置腹地长谈，让秦德纯拜服，日后忠心追随蒋介石一直到台湾。
蒋介石最后对秦德纯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 8月28日。
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宋哲元刚上任，就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
日本军部将“关东军四杰”中的两个，即土肥原贤二和多田俊调到天津，加快对华北的侵略步伐。
宋哲元虽然不愿投靠日本人，但也希望能在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周旋，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
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
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
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本军方暴跳如雷。
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同时日军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
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
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
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
宋哲元这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一时间舆论大噪，各界纷纷谴责宋哲元投敌卖国，而华北的大小汉奸和亲日组织上窜下跳，准备自治。
南京政府立刻质询宋哲元，宋一面自辩，一面压制天津汉奸组织的自治闹剧，幸好日本政府担心军方过分激进，宣布“华北高度自治方案”缓行，才让宋哲元松了一口气。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日本绝没有放弃主张华北自治的意思。
宋哲元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
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
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
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
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274挺，多出一倍多。
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
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
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
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
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
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
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
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所杀埋下伏笔。
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介石，很得蒋的好感。
后来宋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介石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
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
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 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
宋哲元不愿去，於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
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 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
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
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
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
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於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
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
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
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
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
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
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
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於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军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
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
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
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
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
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
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
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
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正好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
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
此事非你不能做到。
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
於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
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本人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
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
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
宋哲元清楚蒋介石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
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於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
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
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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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德国为什么那么强大
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 冯.西克特，有“二战德军之父”之称, 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
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
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
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
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
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
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
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
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
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
引用一些他的话语： “有国无防是可耻的
” “任何不平等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
当命运再一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
），他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
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
” “先进装备能战胜一个个血肉之躯，但无法战胜人类不朽的精神
” 冯·西克特为人谦虚，的确可以用高风亮节来形容。
他拒绝过退役时的元帅晋升，身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而停留在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上（这使很多人对希特勒在40年一口气封了12个元帅非常不满〕。
但与二战时某些将领不加上军衔人们就毫无所知不同，光凭冯·西克特这个名字而无需任何华丽的辞藻和头衔就已经在世界军事史上掷地有声。
被尊称为“二战德军之父”，“革命化”之前的德军被叫做“冯西克特的军队”，难道还不能体现出他的地位吗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第一个让我改正对德军看法的将领]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
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
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
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
”“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
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
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
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
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
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
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
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
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
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
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
“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
”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
华北、凇沪、徐州等等。
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
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
7月8日，冯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在作为法国北部及比利时德军最高长官时，冯法肯豪森在“中国辛特勒”的策应下了，依*自己的官职，尽力救助比利时被纳粹逮捕的地下反抗人士，使比利时并没有发生向法国那样的惨剧。
Heinz Gunderian 海因茨.古德里安 海因茨.古德里安——德国装甲兵之父，闪电战之父。
古德里安，德国陆军一级上将，纳粹德国装甲兵之父，德国“闪击战”创始人。
1888年出生于东普鲁士一德国陆军军官世家，1908年正式加入德国陆军，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接受过正规而系统的军校教育，但对于坦克战则是勇于创新，无师自通而远胜他人。
虽然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最早提出高速坦克战理论，并且世界上第一支实验性的装甲部队也是英国人最早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组建的，但是，古德里安以惊人的执著超越了这些理论先驱，一手创建和训练了德国的装甲兵，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人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都必须归功于这个人。
因为在那时，单是以各方兵力和装备的对比来看，德国并不足以取胜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只是因为成功运用了高速坦克战（即“闪击战”）的战术，才使得德国人的胜利显得如此辉煌。
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核心是：“以具有强大突击和机动能力的快速机械化进攻部队，集结大量作战飞机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的重炮，以向装甲兵提供迅速，炽密的火力支援，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突击力量，并产生令人胆战心惊的震撼，使敌人在惊愕中丧失斗志，使敌崩溃而非全歼敌军，由后续 部队完成清剿溃散敌军”。
希特勒的上台为古德里安的实践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1939年8月，他担任第19军军长（含第3装甲师），一个月后就参加了波兰战役，这个坦克军作为 德军北翼的开路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和克莱斯特的装甲军的高速前 进就使战术落后的波兰人陷入重围，德国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围捕包围圈里的敌军。
1940年5月，参加法国战役， 他又一次担任了攻击矛头，由于曼斯泰因的建议，德国人将主要攻 势移至南翼的阿登山地——通常被认为是坦克无法通过的地区——古德里安在这里决定性地超越了他 原来的纸上谈兵，他的进攻速度不仅令对手，甚至令他的上级和希特勒都胆战心惊：在渡过马斯河后 ，他就不再将坦克当自行火炮使用，而是尽可能地发挥高速向深远地区运动，从色当直到滨海的阿布 维尔、 格拉夫林， 完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大包围圈， 把北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所有盟军都装进了 口袋。
并且，他还打破了现代战争史上的进攻速度纪录，就是在不到六天的时间里他的装甲军长驱直入 四百多公里，即横贯法国，将坦克开到了大西洋岸边，如不是空军元帅戈林争功，希特勒下令就地停 止追击，英法联军将在敦刻尔克全军尽没，在整个人类史上，也许只有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和美国内 战时期的薛尔曼曾经有过同样纪录。
1941年5月，他升任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的果敢前进再次震惊世界，他与霍 斯的第3装甲集团军成了决定性的突击力量， 在五个月内，连续进行了几个有名合围歼击战，即明斯 克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基辅会战和维亚兹马会战，直逼莫斯科城下，光是俘虏就差不多有两百万 人，这在人类战争史上只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基辅会战也做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围歼灭战而载入史 册——俘虏苏军达六十六万多人。
基辅战役后，古德里安率军北上，参加对向莫斯科作战的“台风攻势”。
他的部队曾攻到莫斯科 城下，但在实力雄厚的苏联红军面前，“闪击战”失去了效力。
俄罗斯严寒的冬天降临了，德军的战斗力锐减，古德里安断定攻取莫斯科无望，因而极力建议将 部队撤往冬季防线，休整再战而惹恼了希特勒，结果被免去军职。
其后他仍然被希特勒起用，担任过装甲兵总监和总参谋长，负责编组，训练新的装甲部队，他虽 已反感希特勒，但仍据绝了参加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黑色乐队”。
因而再得希特勒信任，在7月 22日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但直到大战结束，他再也没能亲自指挥他手创的德国装甲部队驰骋沙场。
1945年3月，他因力主停战而再次被解职，5月10日在慕尼黑家中被美军俘虏，1954年古德里安死 于心脏病，终年68岁。
古德里安性情刚烈，是为数极少的敢于顶撞希特勒的将领之一，并著有《注意--坦克》一书。
曼斯坦因 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他的战略思想深邃而可怕，他所策划的每一次战役几乎都是杰作，总是令对手举止失措，胆战心惊，他是那种能够将现代化的机动观念和传统的运动战思维巧妙地融为一体的专家，同时对于各种战术运用自如，是一位真正的军事天才。
1939年，他担任南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跟随伦斯德特元帅参加了波兰战役。
1940年，正是由于他对整个对法攻势作战的计划提出修正，其要点就是集中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将主要攻击方向移到敌人最意料不到的方向，就是遍布森林的阿登山地，使德国人在一个战役中就击垮了英法比荷等国的联军。
1941年，他被任命为第五十六装甲军的军长，在苏德战争开始时，从东普鲁士出发，四天的时间就突进了三四百公里，同年九月被希特勒指派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征服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和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期间还在亚速海滨的刻赤半岛击退了以斯大林命名的苏军攻势，仅俘虏就接近五十万人，而德军的兵力总共不过六个师而已，他也因功擢任元帅。
1942年8月，他被抽往北方，参加列宁格勒的围城战，在拉多加湖的反包围战中，他击溃了苏军第二集团军，歼灭了了其中的七个步兵师、六个步兵旅和四个装甲旅。
这年年底，由于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合围，他受命指挥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进行救援，由于希特勒的坚守命令而功败垂成，而如果按照他所拟定的战略，是很可能在这个战役中利用一个巨大的旋转攻势将整个斯大林格勒周围的苏军（这几乎是苏军的全部家底），一举压迫在黑海岸边予以全歼的。
最后这个雄伟的计划因为盲目的牺牲造成兵力太弱，变成了一次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胜利，这就是军事史上卓越的“哈尔科夫反击战役”，他以对比极其悬殊的兵力（以师的数目计算是一比八），击打在滚滚前进的苏军侧翼上，一个星期之内，原来向西南进攻的苏军纷纷溃退，漫无秩序地逃过了北顿涅茨河，他于是继续向北进攻苏军的后方，重新抢占了早些时候被苏军收复了的哈尔科夫——这次战役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战争推迟了两年才结束。
他也因此获得了“橡树”级的铁十字勋章。
其后他担任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继续指挥了半途而废的库尔斯克会战和之后一系列的困难的防御战， 库尔斯克会战期间他很节约地使用手头的几支精锐装甲部队，使7月12日苏军在普罗霍罗夫卡的进攻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44年3月因在前线指挥失利被解除指挥职务，编入预备军。
后因希特勒无法忍受他的直言相谏，他被免去军职，虽然为了表彰他的战功，又赐给他“剑”级 的铁十字勋章，但希特勒再也没有起用他。
曼施泰因一生征战， 不仅亲自指挥了无数次战役，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而且参与了德国许多侵 略计划的制定，显示出卓越军事家的才能。
隆美尔（不多介绍了，知名度很高。
） 这个德国装甲兵的战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
战后，联邦德国用他的名字给战舰街道和兵营命名，美国还拍摄了吹捧他的影片《沙漠之狐》。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构成出入隆美尔传奇色彩的因素，首先是他矮小的身材、狐狸般的狡诈和诡秘的微笑，而主要是他在北非沙漠中指挥装甲部队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常使对手措手不及。
世界各国研究和介绍他的著述甚多，其军事指挥艺术和用兵特点，在军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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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尼茨Karl Doenitz 深夜，空旷的山野，一群野狼疯狂地追逐着猎物，眼睛泛着阴森森的绿光，一阵凄厉的嚷叫人肺腑。
“狼群
”这里所说的狼群不在山野，而在海上，蓄养它的主人叫卡尔.冯.邓尼茨。
不甘沉默的战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国德累斯特的德国战俘营里欢呼雀跃，战俘们知道，与亲人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这兴奋之潮却没能打动海军上尉邓尼茨，他仍像惯常一样沉默无言，刊登停战消息的报纸他看过了后就仍掉了。
邓尼茨是在战争结束前夕被俘的。
1918年10月初，他指挥自己的潜艇在地中海马耳他海域袭击了一支英国护航船队，成功后，潜艇发生故障，上浮时，恰巧钻进了护航舰队的中间。
紧急下潜已来不及了，猛烈的炮火击穿了艇壳。
他一言不发，被手持步枪的英国水兵押上了驱逐舰。
“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海上打败英国
”在那年一年的寂寞无聊的战俘生涯中，邓尼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
英德战争还会爆发，在当时他就认准了这一点。
水面舰队不是对手，孤零零地潜艇与护航严密的运输船队对阵，也是负多胜少，他的被俘就是明证。
终于，他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
战后不久，邓尼茨回到德国，重新加入了海军。
“你们见过狼群吗
见过狼群厮咬的情景吗
”阿尔插斯山的森林中狼多的是，酷爱打猎的邓尼茨是见惯了，也许他就是从这里得到的启迪。
而对台下这批德国潜艇部队的新成员，邓尼茨不乏耐心。
“他们的潜艇必须结成群，以群对群，才能打破英国人的记航体制
” 1935年，希特勒在磨刀霍霍准备战争，德国潜艇部队重新组建，邓尼茨担任了这支以一战时著名的潜艇英雄威丁根命名的潜艇支队的支队长。
这时，他开始将筹划多年的潜艇“狼群战术”投入训练。
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狼群战术”已十分完善了。
邓尼茨具有狼一样的性格，寡言残忍，意志坚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放出的“狼群”肆虐于大西洋和地中海，几乎断送了大英帝国的命运。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仍心有余悸地写道：“战争中，唯独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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