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陈寅恪读后感开头怎么写
推荐一本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读书的目的或意义有很多种。
有的是为了陶冶性情，有 的是附庸风雅，有的是满足个人爱好，有的是工作需要…… 在时代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资讯蜂拥而 至、纷至沓来，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读书却似乎变成了一种 负担、一种任务。
这个时候，稍微喜好读书并长期孜孜不倦 进行积累的人就显得“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读书往往就具有一种十分功利的色彩了。
处于个人 喜好，一段时间以来艰难地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 如果一定要从中读出诸如如何做好教育管理之类的味道来， 那这本书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但抛开功利目的，这本书不失 为认识那段历史、了解大师间的往事、 增强个人文化底蕴、 加强个人修养的一本可读著作。
一、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偏于凤凰一隅地摊之上，为此书蒙上一层秀丽的文 化外衣 感谢机关给了一次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在湘西古城的 地摊上看到了这本书，因为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此地父 母官，政绩显赫，受“闲时争名人，忙来毁故里”的经济利益 驱使，陈家三代亦没有幸免，成了为当地百姓谋福祉的重要 手段。
在故里看了陈氏一门名人的介绍，联系在报纸上曾经 看到过的不多的关于傅斯年的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的报到，再 加上书内引用史料教委翔实，对于喜欢读史或者有志于培养 史学兴趣的人来说，应该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陈寅恪坚守信念的故事
陈寅恪：坚守一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
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 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
这个时候，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
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 门治学。
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 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
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 前，还有像陈寅恪那样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知识分子，那么五十年代就是龙鳞凤毛了。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
而陈寅恪却不为所 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
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
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写出这样的诗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两句诗真如 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
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
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 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 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江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
座客尚讴君莫 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必然达到顶峰 “十年浩劫” 。
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 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 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 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 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 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
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1953年，中科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出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
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信 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 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 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 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 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 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 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 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 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批陈寅恪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
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
上书中山大学校长 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
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
后来，学校让他带研究生。
他负气地表示：“只 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他要为“学术争自由”。
1959年3月，周扬前去中山大学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料想不到是陈坚决不想见周扬，经陈序经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才答应下来。
周扬后来回忆说，“我与 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
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
他说1958年 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亊物要实验，总 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
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
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侍太远……”“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一向惯于阐发时代精神的周扬，处于很被动的位置。
周的“解释” 底气不足，不能使陈满意。
据那天陪同周扬的王匡回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他说我们‘言而无信’，指‘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 及‘学生需向老师学习’ 这种矛盾说法。
”“挑战式的”这四个字，逼真描画出陈寅恪的特别形象，他以独特的气质征服了周扬。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方之行到达了广州。
期间，郭沫若走进了陈寅恪的居所——康乐园。
新旧两个史学界权威会面了。
但这个会面有些不易。
8年前的 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
3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 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
而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 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据目睹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场面的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回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时是亲切的，郭沫若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
” 的寒喧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在中山大学流传开来。
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这副对子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 都镶嵌在对子中。
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郭沫若1892年（旧历壬辰年）生，属 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相对。
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故有“郭聋陈瞽” 之谓。
这副对子虽是“游戏之作”，但回味无穷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
“龙虎斗”是一种比喻，词意奥秘，暗示了1949年后郭 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 中，虽无“龙虎斗”却存在恩恩怨怨。
“马牛风”其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
还是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于学术争鸣，于个人私谊无关
陈寅恪当时对对子没有什么评价。
这次会面，毕竟是“马牛风”，是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的会面，缺少 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而消歇。
十年后的1971年，郭沫若顺应领袖的好恶，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极力不顾史实，扬李抑杜，开篇章节中毫不留情地多次 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 ，“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等句式。
此时陈寅恪已含冤去世二年了。
“郭聋陈瞽马牛风” ，历史是无情的。
郭沫若红极一世，“圣之时者也” ，成了南书房行走的“宋玉”。
而陈寅恪虽已含冤而死，却以一代学术严谨的史学大师长留后世。
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当他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病了，正在卧床休息。
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 员陈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藉口不愿见康生
心胸狭隘的康生显然只想到后者，他很快便用报复手段出了这一口被拒之门外的“恶 气”。
陈寅恪一生坚守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求关于陈寅恪的文章....最好带有感悟类的!!
读《陈寅恪评传》杂感 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
一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
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
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
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
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
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
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
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
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
过目不忘之能。
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
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
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
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
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
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
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
三 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
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
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
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
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
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
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
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
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陈寅恪贴吧--------还有推荐-------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相关书籍多了 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 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
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
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
…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
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
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
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
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
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
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
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
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
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
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
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
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
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
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
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
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
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
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
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
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
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
-------国学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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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绍
既然què不恪”的正确读音，为什么陈先生的、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人士，也把kè念成què呢
他们学识渊博，何以会不知道“恪”读kè
建国后《辞海》先后有过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的将于今年9月出版，新版未读，但前几版的缩印本均承旧版（1936年）清楚标示：“恪”读音kè，旧读què。
陈寅恪先生本人怎么读“恪”的呢
经典理据是陈先生用英文拼写自己的名字为“TschenYinkoh”或“chenYinke”。
再就是广泛见诸于各种刊物的两则记载：一是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说应读kè，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另一是陈先生本人就说过“恪”字读què。
不同的说法，很让人莫衷一是。
“恪”在宋代编纂的韵书《广韵》是“苦各切”，这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一种方法叫“反切”。
根据这个反切折合成今天的北京音是kè，因此，“恪”的规范读音是kè已成为学界的一致看法。
可是只有一个反切的“恪”字为什么还有一个què的读音呢
这应该看作是汉语语音演变的一个特例。
“恪”字本作“愙”，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有记载：“愙，敬也。
从心，客声。
”宋代的文字学家徐铉说“今俗作恪”。
所以，“恪”是“愙”的俗体字，表示恭敬义，字从“客”得声。
而“客”在北京除了读kè，还另有一口语音qiè（《汉语方音字汇》25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山西太原和山东德州等地也念qiè，这个音大概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此外，从“愙”派生出来的一个“愘”字，除了读kè，另有一个qià音（《集韵》：丘驾切）。
“恪”读què，不仅仅是陈先生的家人、亲戚、学生、助手和文史学界人士，京津地区的人也大都读此音。
清末学者吴大澄，号愙斋，所著《愙斋集古录》，京津一带就说“què斋”。
陈寅恪的表叔俞明震，字恪士。
近代著名诗人兼教育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四中称其好友俞明震就写作“俞确士”而不是“俞恪士”。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陈衍当然知道俞的字是“恪士”，写成“确士”是由于“恪”与“确”同音。
“客”有kè和qiè两读音；“愘”有kè和qià两读音，“愙”字从“客”得声，京津地区的人也就依此读成què，而“恪”是“愙”的俗体字，自然也就可以读成què了。
由此可见，“恪”念成què并非误读，有口语事实为依据；《辞海》除了标注现在的规范读音kè，还保留旧读què，这是对语言事实的尊重，体现了编纂者的深厚学养；而陈寅恪先生对他名字的“恪”以kè为正读而又不去纠正què音，表现出一个大学者对汉语语音演变复杂性的深刻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