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坚守信念的故事
陈寅恪：坚守一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
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 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
这个时候，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
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 门治学。
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 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
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 前，还有像陈寅恪那样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知识分子，那么五十年代就是龙鳞凤毛了。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
而陈寅恪却不为所 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
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
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写出这样的诗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两句诗真如 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
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
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 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 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江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
座客尚讴君莫 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必然达到顶峰 “十年浩劫” 。
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 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 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 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 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 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
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1953年，中科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出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
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信 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 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 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 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 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 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 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我从来不谈政治， 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 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批陈寅恪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
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
上书中山大学校长 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
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
后来，学校让他带研究生。
他负气地表示：“只 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他要为“学术争自由”。
1959年3月，周扬前去中山大学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料想不到是陈坚决不想见周扬，经陈序经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才答应下来。
周扬后来回忆说，“我与 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
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
他说1958年 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亊物要实验，总 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
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
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侍太远……”“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一向惯于阐发时代精神的周扬，处于很被动的位置。
周的“解释” 底气不足，不能使陈满意。
据那天陪同周扬的王匡回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他说我们‘言而无信’，指‘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 及‘学生需向老师学习’ 这种矛盾说法。
”“挑战式的”这四个字，逼真描画出陈寅恪的特别形象，他以独特的气质征服了周扬。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方之行到达了广州。
期间，郭沫若走进了陈寅恪的居所——康乐园。
新旧两个史学界权威会面了。
但这个会面有些不易。
8年前的 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
3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 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
而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 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据目睹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场面的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回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时是亲切的，郭沫若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
” 的寒喧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在中山大学流传开来。
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这副对子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 都镶嵌在对子中。
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郭沫若1892年（旧历壬辰年）生，属 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相对。
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故有“郭聋陈瞽” 之谓。
这副对子虽是“游戏之作”，但回味无穷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
“龙虎斗”是一种比喻，词意奥秘，暗示了1949年后郭 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 中，虽无“龙虎斗”却存在恩恩怨怨。
“马牛风”其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
还是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于学术争鸣，于个人私谊无关
陈寅恪当时对对子没有什么评价。
这次会面，毕竟是“马牛风”，是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的会面，缺少 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而消歇。
十年后的1971年，郭沫若顺应领袖的好恶，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极力不顾史实，扬李抑杜，开篇章节中毫不留情地多次 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 ，“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等句式。
此时陈寅恪已含冤去世二年了。
“郭聋陈瞽马牛风” ，历史是无情的。
郭沫若红极一世，“圣之时者也” ，成了南书房行走的“宋玉”。
而陈寅恪虽已含冤而死，却以一代学术严谨的史学大师长留后世。
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当他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病了，正在卧床休息。
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 员陈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藉口不愿见康生
心胸狭隘的康生显然只想到后者，他很快便用报复手段出了这一口被拒之门外的“恶 气”。
陈寅恪一生坚守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求关于陈寅恪的文章....最好带有感悟类的!!
读《陈寅恪评传》杂感 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
一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
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
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
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
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
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
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
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
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
过目不忘之能。
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
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
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
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
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
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
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
三 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
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
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
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
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
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
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
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
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陈寅恪贴吧--------还有推荐-------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相关书籍多了 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 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
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
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
…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
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
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
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
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
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
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
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
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
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
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
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
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
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
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
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
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
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
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
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
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
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
-------国学数典。
。
。
。
。
。
。
。
。
。
。
。
。
。
。
。
陈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绍
讲述的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位叫金杏的女孩，偶然间得到一小块宋代汝窑瓷片。
不料，这是青帝之女天青的人界化身。
由于私传人界禁音“人曲”给嵇康，天帝大怒，将天青贬下人间。
青帝疼爱女儿，暗中指引其寻找“清明城”，希望唤醒女儿，收回“人曲”，重返天界。
然天青最终违背父命，为保全“清明城”，甘愿被罪惩把自己化为尘土，后由宋代窑匠秦哥烧制而成青瓷酒盏，被宗泽、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等一代代人间志士所传承，追随各位主人共谱可歌可泣之爱国乐章。
何为“人曲”和“清明城”
秋沅借助神造人的传说，强调“人来于尘土，终归于尘土，在天地间不留痕迹，惟能留下的是天地浩然正气，就如嵇康之血，滋养着人界正气，一代代人间英杰感应而生。
他们的体内，流淌着与嵇康一脉相承的人间正气，可促发天地回响共鸣，此即为‘人曲’，血脉不断，曲音不绝。
”而“清明城”，则是‘人曲’汇聚之所。
如果收回“人曲”，毁了“清明城”，人类必然陷入困顿，罪恶滋生蔓延，自相残杀，人界一片混乱。
“如果能穿越，我愿意活在宋朝”，近年来这个近乎荒唐的假设，一直在网络上疯传。
秋沅并不掩饰自己对宋朝的喜爱和着迷。
她说，宋朝是淡雅脱俗的字画、是意境悠远的诗词、是内敛含蓄的汝窑、是人与自然亲近相融的精神与气度,是“美”的忠诚追随者与呵护者。
钱穆曾说：“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
”宋朝历来极受中外历史学家的关注：宋仁义立国，开民智，启民主之风，构建了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宋工商惠国，大力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人民安居乐业；宋以文治国，文化多元，自由开放，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以致文星璀璨，科技文化巨大进步。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也正是这个宋朝，却备受外族铁蹄的蹂躏，而且还是那么的孱弱与怯懦，不堪一击，富贵繁华瞬间在血光中灰飞烟灭。
尤其崖山一役，少帝投海，十万将士壮烈殉国。
这冰冷悲凄的一幕，永远是凝在国人心头的血痕。
秋沅在赞叹宋的繁盛清雅的同时，旋即又感伤这种美的迅速毁灭，而且毁灭的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让人肝胆俱裂
秋沅喃喃自语：“我似乎看到宋在残暴侵犯之下的惨烈，听见它黯然凋零之际的恸哭。
”痛定思痛之后，秋沅依然找寻亡宋的魂灵，它源自宗泽、岳飞、文天祥，还有那许许多多在时光中湮灭的无名勇士，“对生命有着最深沉的爱与理解，在过客生涯里执守内心的信念，在风云际会处彰显人的尊严与高贵，执著而不屈”，就是这种民族灵魂，“犹如暗夜天幕之上的点点星光，永恒闪烁。
”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
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笔下：“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长，人民生活日渐富足，但另一面，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许多人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社会犯罪率飙升，民族灵魂净化重铸问题特别突出。
秋沅文史知识渊博，不可思议地把瓷片与英灵史迹相契合，通过天马行空的奇谲想象，力图用魔幻神话的文学叙事方式，透过极强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辨，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颂扬历史英烈，唱响人间正气，并尖锐提出了“祸福相依”哲学的矛盾与困境，希望国人在“富足生活”环境下对“意识迷惘”状态有所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并期待通过重塑民族灵魂来挽救这场危机。
宋·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秋沅的小说，犹如她的容貌气质：清丽、温婉，浑身透出一股唐宋美女韵味，富有诗意；但典型的白羊星座、犹如爷们MAN的个性，凭借触动人心的文学功底和强大的历史责任感，真切表达了这个伟大时代青年精英们所具备的思想与感情。
阅读秋沅的文章，你会时时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激励，温柔细腻的背后不失浪漫，温馨之余，也略显沉重；简约而不失深刻，淡雅而不失哲理，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思考。
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喜欢秋沅的这部新书。
写伟人事迹的作文
抗日英雄杨靖宇事迹读后感本学期里我们学习了很多篇关于抗日战争及抗日英雄的故事，读着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爱国革命家----杨靖宇。
杨靖宇1905年出生在河南一户贫困农民家庭。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五次被捕，受过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杨靖宇努力下，1934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总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第一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给日军很大的打击。
1937年杨靖宇的队伍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它犹如一股铁流，一次次给日军打击。
杨靖宇的威名震动全东北。
日军调集重兵，发动更加疯狂的围剿和征讨，悬赏万元捉拿杨靖宇。
19402年，由于日寇的“围剿”与屠杀，东北的严寒、极度饥饿和疲劳，使抗联部队陷入极端的困难之中。
这一天，杨靖宇的部队已经五天没有一点食物了，他和剩下的十几名战士忍受着饥寒、疲劳，与敌人奋战，后来其他战士都牺牲了，杨靖宇仍然边战边走。
最后，杨靖宇被100多名敌人包围时，左右开弓，打死打伤20多名敌人。
他被敌人枪弹打中了右手，他就用左手还击敌人，腹部又中了一弹，鲜血直流，他把最后一颗子弹流给了自己，牺牲时年仅35岁
将军死后，经日军解剖，发现他胃里竟全是野草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我难以想像杨靖宇将军是如何将它们咽下，是如何支撑着自己高大的身躯，又是如何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我心中的敬意犹然而升。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时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而杨靖宇还有这么坚定的信念，我们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是千千万万个杨靖宇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我们可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呀
我们要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学习上我们要克服困难，我们要像将军那样坚持不懈，顽强拼搏，长大后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
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
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
这个代价太大了
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
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
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
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
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
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
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 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
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
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
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
在2005年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
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革命战士永垂不朽
爱国读后感谁能给我写一篇!积分丰厚
看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
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
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
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
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
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
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
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
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
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
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
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
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
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
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
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
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
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
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
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走狗”的小儿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
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
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
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
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
1946年，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
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
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
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
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