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敦煌学
一百年前，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莫高窟 藏经洞的发现。
由于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值此世纪之交2000年，正逢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 将走过百年历程，全世界敦煌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通道。
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 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 伊斯兰。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中 国古代文化的价值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更进一步凸现出来，敦煌文献映射的博大精深 的中国古代文明再次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敦煌藏 经洞出土文献，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敦煌文献中所存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是世所罕 见的佛教典籍，不仅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 了新的门径。
敦煌文献中摩尼教、景教文献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 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 第一手资料。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官私文书，也使敦煌地区晚唐、五代、宋初悄然湮没了 近二百年的历史，再度为世人所知；同时，这些官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未 加任何雕琢，完全保存原貌，使人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 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是引人注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 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敦煌文献中的经、史、子、 集四部书中，有不少是宋代以后佚失无存的孤本，这些佚书重见天日，对中国历史文化 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它不仅 使我们体会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且敦煌文献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纸 谱，标志着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历程。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 乐谱、曲谱、舞谱等，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 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敦煌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七 个世纪，因此，敦煌写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外，还有 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 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 的作用。
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 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 敦煌学，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
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
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 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都成为敦煌学 的研究对象。
二 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刘师培等著名学者就出版 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
从二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 泉、王庆菽等人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
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也 开始得到利用，出版了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由于资料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也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种研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郑振铎《中国俗文文学史》等。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 究所，它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之后，随即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1951年，原敦煌艺术研究所 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使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
六十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 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改善了研究条件。
在此条件下，我国的敦煌学研 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更是走 在世界前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明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1962年），这部索引包括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 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四部目录，是我国学者所编的一部较完全、较准确的工具书，反映 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献研究的成绩，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 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机制日益完善。
为适应敦煌学发展的形势，1984年1月，在原文 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
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敦煌学研究实体。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成为联络、协调全国敦煌学 研究的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专门设立的硕士、博士点外，全国各地高等院校 招收的硕士、博士生，也有专门以敦煌学为研究方向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敦 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专家正成为敦煌学 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 研究的领域，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我国敦煌学研究形成了 领域广阔、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群。
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完整的 体系，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 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文献的整理刊布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影印出版了各种文 献。
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使敦煌学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
目录编纂方面，则 有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等。
敦煌学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全国各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编辑的期刊和 书籍。
近年出版的一些著名敦煌学研究者的纪念文集和1983年以来的历次敦煌学研讨会 的论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论文问世。
个人的研究专著，更是数以千计，需要专门的目录， 才能一一罗列清楚。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二十余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者在石窟编号和内容调查、登录，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敦煌石窟内 容研究，敦煌石窟与历史研究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1988年至1995年对莫高窟 北区长达700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揭开了北区洞窟的 神秘面纱。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自1983年以来，先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敦煌研究院也先后举办了5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对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国外学者也来我国 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与中国敦煌学 界的学术交流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
伯希和在1920－1924年还发表 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研 究成果大量出现。
法国方面还于近年整理刊布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对敦煌学研 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对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是法国敦煌研究的一 大特色。
拉露小姐对藏文写本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
在回鹘文、于阗文研究方面，首推哈密顿1986年出版的《9－11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 是近些年来回鹘文献研究的最大成绩。
法国敦煌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敦煌 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工作。
英国也是敦煌文献和文物收集的重要地方，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 《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就收录了他本人和当时各方面学科的专家所 做的研究成果，敦煌各类写本和绘画分别由各科的专家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汉文写本方 面的代表是翟里斯和魏礼。
《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之一特威切特是英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 人物。
近年来，英国与中国合作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收录了不 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汉文社会文书及绢纸绘画上的汉文 题记。
汉文文献之外，敦煌藏文写本早年主要由托玛斯负责整理。
在于阗文文献研究方面， 剑桥大学的贝利做了全面的收集整理，成绩斐然。
美术研究方面，英国博物馆的韦陀同日 本讲谈社合作，将斯坦因所获西域敦煌艺术品整理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西域美术》，对 敦煌艺术的研究帮助很大。
俄罗斯（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 立敦煌学研究组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近年来，俄国方面与上海古 籍出版社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 也即将出版，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刊 布资料，从五十年代中开始，因为找到了一度不知去向的大谷文书，又得到伦敦、北京所 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进入又一个高潮，《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 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
日本敦煌学不仅研究敦煌文献，而且还研究敦 煌石窟艺术。
七十年代以来，在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向更深、 更广的方面发展，并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 的特色。
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是一项大规模的集体 合作研究成果，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学家，因而《讲座敦煌》是一部质量上乘， 全面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著作。
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从 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的热潮。
? 三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从小到大，从零到系统，从无序到有组织、有规划， 研究保护相得益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说敦煌学以丰硕的成果为过去的世纪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2000年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将是新世纪敦煌学更加辉煌的奠基礼。
? (一)新的世纪，在方法上要多视角，更大范围内采取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对比的 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寻找突破口，推动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将是本世纪敦煌学的 主要任务。
? (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通过电脑，更逼真、更形象地模拟和表现一些成果， 利用电脑对破碎的文献进行缀合，而将各种资料制成专用大型数据库，将大大方便研究 者调用和信息传输交流。
(三)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首先继续调查、收集藏经洞散失文物，真正搞清楚藏经 洞出土文献的准确数字；其次，要系统总结百年来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出版一批系列专 著和系统的著作，以及敦煌社会历史文书大全或汇校本，全面反映多年来研究和识读、 校译、注解的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准确、权威的敦煌文献读本；第三，加强研究力 度，如佛教美术、敦煌音韵、敦煌神秘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敦煌社会思想文化、敦煌民俗等。
? (四)石窟艺术研究方面，要把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 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大背景下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要联合全国 各地的石窟单位和美术史家，从宗教和世俗文化传播的角度，围绕佛教东渐的时代、传 播方式、脉络等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解决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以 及敦煌艺术史研究薄弱的问题，概括出敦煌艺术的特点和由来；要从思想史的高度研究 敦煌石窟艺术所体现的各个时期人们的心灵轨迹；组织国内外的专家，通过整个佛教东 传路线上一切佛教石窟及其美术的比较研究，揭示艺术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
惟有 如此，才能将石窟艺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 (五)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做好敦煌石窟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 基础上，加大专题研究的力度。
加强对个体洞窟的基础研究，必须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 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找出敦煌石窟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只有去攻克重大研究课题，使石 窟研究有新的突破。
保护好敦煌石窟以及壁画，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
利用高科技技术，将壁画存 储于计算机当中，可以通过上网做到资料共享，使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调用壁画，进一 步推动石窟研究。
(六)创造敦煌学新的辉煌，人才是关键，近几年，随着敦煌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相 继建立，培养人才走向有计划的专门道路。
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向世界各地输 送敦煌学研究人才。
? (七)文化的普及是敦煌学繁荣的基石。
近年来，在敦煌文化的普及上做了不少工作， 如敦煌文学、艺术的创作，敦煌医学的临床应用、敦煌系列的艺术品、工艺品等的创作 等，但还远远不够。
在敦煌文化的宣传上努力不多，存在着片面认识。
敦煌文化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
文明要延续，仅靠学者们的研究是不够的，它需要将根深植在大众当中。
只有大众喜欢敦煌文化，对它感兴趣，基础雄厚了，敦煌学发展繁荣的天地才会越宽。
(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只有各国学者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
为此，世界各地学者间要加强合作与交流，资料共享、 共同承担研究课题，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实现学术繁荣。
(九)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人们对西部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西部深厚的文化 积淀，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外界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敦煌学研究要为西 部大开发服务，也是新世纪敦煌学责无旁贷的任务。
敦煌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在新世 纪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敦煌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们相信，敦煌学的明天将 更加美好。
陈寅恪当年为什么会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
西域是中国史籍对玉门关以西和帕米尔以东地区的传统称谓；罗马史家称这里为Serindia——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
千百年来，西域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因而成为中国、印度、西亚、北非和希腊五大古代文明交织荟萃之地。
这使西域诸国得以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最终导致新文明的产生. 11世纪后，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逐渐改由海路进行，加上西域地理环境恶化，民族变迁等因素，具有千年历史的西域文明日趋衰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与西方史籍记录的许多西域古国先后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吞没。
它们的光辉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1895年1月。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意外闯入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当地人称为“丹丹乌里克”。
1900年3月，他在这一大沙漠东缘罗布泊西岸又发现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
他把这两个古城出土的古代写卷和文物带回欧洲。
经研究证实，丹丹乌里克古城即历史上著名的于阗王国的城镇，而罗布泊西岸的古城则是汉代文献和唐代诗人屡屡提到的楼兰。
它们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斯文赫定的发现在世界引起极大轰动。
以前人们只知道北非的埃及文明、爱琴海和克里特岛的希腊文明以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曾想到遥远而贫瘠的中亚荒漠竞埋藏着如此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于是，瑞典、俄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纷纷派考察队到塔克拉玛干及周围地区访古寻宝，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国的城址和寺院相继被发现。
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中世纪的宝库，里面藏有数以万计的汉语、藏语以及许多未名语言的古代写卷。
消息传出后，英、法、俄、日考察队及中国的贪官污吏蜂拥而至，巧取豪夺，仅8000卷汉文佛经幸免于难，运回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其余全部散失海外。
西域文明就这样被重新发现了。
史学家陈寅恪曾对此慨然叹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中国地域文化分为哪些
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
名词解释 :敦煌学
敦煌学敦煌学Dunhuang,studies of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研究对象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传入中国内地。
从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灭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
这些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
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文物，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敦煌学一词由史学家陈寅恪在1930年提出。
当时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
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有所拓展。
具体包括5个分支领域：①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订各个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内容，为石窟艺术和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②敦煌艺术。
对敦煌彩塑、壁画、书法、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进行考察研究。
③敦煌遗书。
主要整理研究藏经洞所藏各类写本和刻印本书籍。
这是敦煌学研究的最大领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
④敦煌石窟文物保护。
包括敦煌小区域气候观测，流沙治理，窟内、外温、湿度控制，壁画、塑像病害治理，壁画色彩褪变化验与研究等。
⑤敦煌学理论。
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
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宽度与广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国际上有广义敦煌学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泛或狭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
发展史 敦煌学在中国分史前期、创建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史前期（18世纪～1909） 敦煌莫高窟的价值早在18世纪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
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如匈牙利洛克齐、俄国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英国鲍尔等人先后到过敦煌，参观莫高窟。
洛克齐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演讲，介绍莫高窟的艺术。
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敦煌遗书流传于世。
甘肃学台叶炽昌认识到遗书的价值，在日记中记述了藏经洞和文献文物散佚情况。
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贵文物、史籍，在西方作过一些报道。
但都不是对敦煌学的研究。
创建期（1909～1937）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
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序 、跋、提要等形式，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
在这一时期里，倾注了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李翊灼、陈垣等老一辈学者和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又一辈敦煌学家的心血。
敦煌文献初步理成系统，对唐代俗文学等某些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
在此基础上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 ”的概念。
发展期（1938～1978） 抗日战争期间，西北成为国防重地，交通较为便利，大批学者、艺术家前往敦煌考察，对敦煌艺术的研究热极一时。
到70年代末，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敦煌学研究虽有起伏，但总趋势是向前发展。
这时期各种大型资料集和敦煌画集出版，石窟编号和文献目录编制趋于完备，研究领域较前期有所拓宽，出版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
有张大千临摹《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3集）、《敦煌壁画选》（3辑，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唐代图案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等是大型敦煌画集，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敦煌曲校录》、《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是敦煌遗书资料、目录的汇集。
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有《敦煌》、《敦煌曲初探》、《敦煌艺术叙录》、《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古籍叙录》等。
60、70年代，敦煌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台湾出版了《敦煌论集》、《榆林窟壁画研究报告》、《敦煌讲经文研究》等著作。
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编刊《敦煌学》。
这一时期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与学术研究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
此外还在国内、国际上多次举行敦煌艺术、文物展览。
繁荣期（1978～ ） 70年代以后，敦煌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时期。
研究队伍扩大，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4）、高等院校设立研究机构的有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等。
还有季羡林为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及甘肃、浙江等省级敦煌学会。
自1982年起，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或国际性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
研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在进一步完善敦煌文物文献的考订、整理的同时，努力建构起完整的学科体系。
在资料的整理和刊布方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敦煌大藏经》（63册）、《敦煌宝藏》(140册)等都是工程浩大的资料汇编，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出版，如《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论集》、《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另有如《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多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定期刊物《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台湾文化大学主办的《敦煌学》等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这些论著和论文，对莫高窟艺术、于阗文、回鹘蒙文、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书仪卷子、中古寺户、归义军历史、敦煌曲谱舞谱、讲唱文学、敦煌曲子词、敦煌建筑科技等专题都有总结性或突破性的研究。
外国敦煌学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
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
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
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
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
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
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
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
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
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
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
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
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
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也有成绩。
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
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
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 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
其发展有几点很明显：①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发展，一方面把敦煌学摆到整个东方文化中来把握，同时对文物、文献本身作细致的考订与研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②国际性的合作研究；③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把敦煌遗书与石窟艺术的研究与整个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