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名字该怎么读
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小逻辑》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
生平介绍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37岁结婚。
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
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
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
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
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是怎样死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平
陈寅恪 生平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求学经历少时在南京市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
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1]。
性情孤僻，很少社交[2]。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3][4][5]，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
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 颇具意味的时，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来自复旦公学的文凭。
清华时期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6]。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
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7]，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8]。
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9]抗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
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
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
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
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
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
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
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
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
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
1945年，左眼失明。
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
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
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10]。
岭南时期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
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
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
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即指此事。
[11][12]文革时期位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内的陈寅恪故居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
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
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
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次月21日，唐筼亦逝。
为何“陈寅恪热”持续不断——陈寅恪晚年诗答客问
????????高:你的新作从名字上看也是对陈寅恪诗歌的考释。
我也见到一些地方说您对你的朋友胡文辉的《诗笺释》的今典部分不甚满意(胡文辉老师本人觉得今典比古典好注)，那么你的新作中，对陈诗提出了哪些新的看法呢?你对胡文辉老师的著作做出了修正，还是更进一步的推进呢?答:我将要印出的是一册小书。
《寻今典》是原来的名字，后来编辑认为太专业，可能要改为《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和事》。
我解释陈寅恪晚年诗，约有四十首左右，只是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另外是有关陈寅恪的其它史料。
笺释陈寅恪诗最早的工作是余英时先生完成的，他是这方面的开拓者。
但把陈诗全部笺释出来，是胡文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个学术工作应当认为是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我再强调一遍，这是胡文辉在完全没有任何资助情况下完成的，他是在业余做出这样的学术成绩。
今天中国在高等院校做文史研究的人，应当对胡文辉的学术工作表示足够的敬意。
我多次说过，这个学术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不知多少我们所谓的国家课题。
胡文辉把所有陈诗都笺释出来，而我只是留意陈诗晚年部分，这部分的总量目前所知，有近三百首，我只做了约四十几首，是极少的一部分。
完全不能和胡文辉的学术工作相比较。
我只是在他和余英时先生及其它学者的工作上，略为谈了一点自己的读书心得，如此而已。
没有他们的学术工作，就没有我现在的工作。
没有他们的学术工作，我不可能想到再来做这件事。
解诗是一件极为个人化的学术工作，所谓诗无达诂。
个人心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想象力不同，也就决定了对诗的理解可能会有差异。
具体到晚年陈诗，需要大量古典文学知识，但更需要对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当时心境的体会和理解，我过去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也略为涉猎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一些当时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文件，这些史料，帮助我尽可能在事实上判断陈寅恪当时的内心世界。
毫无疑问，晚年陈诗用了一些隐喻和旧诗的特殊表现方式，所谓今典。
这是陈诗最难理解的地方，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想象力来判断，没有确解，也就无所谓对错。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理解，如果读者感觉有道理或者有启发就足够了。
我多次说过，解晚年陈诗，错也是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显错了，别人以后就不向这方面思考了，这就是贡献，把解释范围缩小了。
余英时、胡文辉的学术工作，学界早有定评，我相信他们的研究工作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然这个判断不意味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后人不能再提出不同意见，学术界的习惯是后出转精，这是一般规则，至于后出是不是“精”，也要时间和历史来说明。
陈诗是历史材料，但也是艺术作品，见仁见智是很正常的。
因为余英时、胡文辉的学术工作早出，所以后人不可能绕过去，所以在解释晚年陈诗时，几乎必然要以他们的解说为基础。
????????我个人的心得是晚年陈诗多有陈先生自己的具体感受，具体人事多，抽象概念少。
也就是说，一首诗所咏对象，多数有具体所指的，我们要尽可能找出来，找不出来的，也要尽可能提示可能存在的思考方向。
比如陈先生晚年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多数情况下是由他清华早年同事和学生的变化引起的，比如冯友兰的变化、陆侃如、高亨的变化等。
还有就是他个人情感中对1949年后的去留问题形成了一个情结，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陈夫人比自己高明。
这个感情中还包括了对妹妹陈新午、表弟也是妹夫的俞大维的怀念。
在晚年陈诗中，这两点比较集中，也是以往我们较少注意的，特别是冯友兰的变化，以往我们没有集中思考他对陈寅恪的影响，我个人认为，陈特别在意冯友兰的变化，也特别在意他早年清华学生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反之即不是”。
解诗只是个人阅读感受，不是修正别人的观点，也不是确立自己的观点，也谈不上是推进学术研究，只是丰富研究的视角。
高:更远一步说，您是如何看待余英时先生的注本?以及余英时与冯衣北之间的争论的呢?答:余英时先生最早判断出了晚年陈诗的意味，这是杰出的学术贡献，这是确立晚年陈诗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学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也就没有后来对晚年陈诗的深入理解。
余英时先生在大的判断上给出了具体的思路，但在具体细节上，因为余英时先生毕竟是在海外，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学术界的细部关系，特别是陈先生同事和学生的关系没有给予特别留意，所以解释只是提示了思考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具体人事，当然这个工作极难有具体史料来证实，因为我们不能起陈先生于地下，但具体人事关系，在解释过程中，如果基本逻辑和史料成立，也可以视为一说。
比如我判断《贫女》《高唱》二诗是写陆侃如夫妇和高亨的，就是根据当时陈先生心境和人事关系来分析的。
前提就是陆、高都是陈先生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他们修改旧作和“宗朱颂圣”都有确切史料，后来变化也有内在逻辑。
他们后来都没有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至于当时余英时和冯依北的争论，首先这不是平等的学术争论，学术争论必须用真实姓名，这是最简单的。
冯依北不是真名。
再说对陈诗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对陈先生人格和思想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先生是对的，就是具体细节上错了，也是对的。
而冯依北大判断错了，所以即使在具体化细节上对了，也是错的。
高:去年、今年还有很多新著问世，最为惹眼的无疑是张求会的《陈寅恪丛考》，刘经富的《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和陈怀宇教授的《从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不知您是否已经看过这几部著作，不知道您对具体的这些书，有何看法?答:这三本书，我都在第一时间读过。
我以为都是优秀的学术著作，格局有大小，但都是用心用力的学术结晶，都完全出于对学术的热爱，而且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新史料。
????????高:现在陈寅恪研究的趋势，已经大体从原来通俗、人物生平、文化史、学术史象征意义的阐发，有往偏考据、实证、探讨陈本身的学术研究和对后世学术研究的具体影响上了，您是否认同这种趋势?您认为这种趋势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答:陈先生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这决定了关于他的研究有持续性。
还有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文史研究，多有当下情怀，而这个情怀多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敬意及他们命运的不平。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史界凡热的人物，多有这样的特点。
要单说丰富和复杂性，章士钊、郭沫若、冯友兰等都具备，但你没有发现学术界出现关于这些人的“热”。
我们有“陈寅恪热”“顾准热”“储安平热”等等，而没有见过“郭沫若热”“冯友兰热”。
以往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我想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
当年翦伯赞注解过几首晚年陈诗，刊在当时中宣部一个内部刊物上。
如果这个材料出现，对我们理解陈诗肯定会有帮助。
中宣部的内部刊物我也查阅了几种，比如《宣传通讯》《文艺情况动态》等，但还没有发现。
严格说，这个工作并不难，难在我们现在档案的解密程度过低上。
还有政协、学部以及中山大学等，这些地方关于陈先生的材料完整公开后，一定会大大提升陈寅恪研究的水平。
最近陈徒手先生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完全使用内部文献完成，可以看成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我还有一个感想，这些年来，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数是民间学者作出的，比如胡文辉、张求会、刘经富等，后者虽然在学校工作，但也是边缘学校，他们也是边缘学者。
这也说明学在民间的道理，也说明民间对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敬意。
近二十年来，官方的学术课题中，还没有出现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门课题。
高:无论如何，对于前面将近20年的“陈寅恪热”，陆键东的书无疑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
您怎么看待陆键东先生即将再版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结合您对陈诗今典的阐发，陆键东对陈寅恪晚年心态的诠释您认同么?您又是如何看待陆键东此书对于社会上“陈寅恪热”的影响?答:陆键东先生的著作是陈寅恪研究中的经典，他对陈先生的理解，我完全认同。
但陆先生对陈先生晚年内心世界的几个具体心结还缺乏敏感，特别是对冯友兰的变化对陈先生内心的影响。
这个结如果不打开，我们对陈先生的理解就难以深入，对他为什么特别看重知识分子气节就难以把握。
他写《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中那些提倡独立人格以及关于“贤与不肖”等的论文，其实均是由现实感受而引发的，可以说多数是对他的同事、学生适时变化的感慨。
这也是晚年陈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陆先生是极为严谨的学者，我期待他的修订本，能为学界提供更多新材料和新观点。
王曾瑜：“盛世修史”修出了什么文化垃圾
“盛史”修出了什么文化垃圾—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戴逸、龚书铎主中国通史》彩图版 作者简介：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著有：《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论文集《锱铢编》。
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5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
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
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
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
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
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
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
”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
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
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
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
此书第1卷233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
《後汉书》卷82，《三国志》卷29《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
《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第2卷第10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
然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须髯”。
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
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
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
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
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
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
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
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
第3卷第26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258《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第30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
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
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
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
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
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
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
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
第37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
第93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
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
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
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
第94至97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
“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须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
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
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
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
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
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
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
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
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
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
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
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
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
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
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
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
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
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
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
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
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
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
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
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
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
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
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
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2003年6月1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
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
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
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
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
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
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
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
《北京晨报》2003年10月28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
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
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
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
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
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
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
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
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
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达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
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
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
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
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
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
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
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
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
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
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
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
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
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
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为“一位主编接过古代文人的所谓‘盛世修史’”。
据本人查阅一些古籍电脑软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处，却无一处“盛世修史”。
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编之专利，此处改动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