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
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
“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
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
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
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
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
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
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
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
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
“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
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
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
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
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
“替天”隐有“忠”的意义。
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
3、《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水浒传》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字里行间始终体现着对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行为的赞赏与歌颂，这些都是“义”的表现。
鲁智深、武松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
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镇关西。
武松性情刚强，为替兄报仇，死也不怕。
同时，梁山好汉们也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四、结语《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
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
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
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
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关键词] 《水浒传》 农民起义 忠义之士 忠义思想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
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
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
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
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
《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
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
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
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
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
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
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
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
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
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
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
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
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
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
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
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
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
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
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
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
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
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
《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
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
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
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
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
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
“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
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
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
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
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
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
“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
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
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
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
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
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
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
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
”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
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
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
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
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
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
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
“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
“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
“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
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
《红楼梦》作者写作时的背景及目的、相关学说以及《红楼梦》的大概内容
书法的精髓书法的精髓有三个：创体、表美、蕴意，从艺术上讲，重点是表美。
这个美本身就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在的表现，譬如架构美、形态美、笔画美、文体美、行笔美、表意美、语感美、叙事美等等。
书法是表现文字张力的一种手段，是把文字赋予美的含义并表现出来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方式，而文字又是历史与文化的纪录，于是书法本身就蕴藏着历史沿革的轨迹和文化事件的勾勒。
也正因为如此，书法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书法即有“道”也有“术”。
书法的道来自书法本身的存在，它把语言变成文字，并把文字进行美化以彰显文字本身的魅力，同时又记录和表现了文字对事物的描述。
书法的术是书法的技巧和能力的体现，它让行书者即书法的属主不仅对书写文字的形体了然于胸，而且对笔墨纸张及运用技法也能驾轻就熟，让表现的过程行云流水、笔走龙蛇、泼墨挥就，使表现的结果能部分直至完全地表达出作者的心境和期望。
书法的主体是文字，而文字又是书法的“非物质”载体，是确立书法润笔蘸墨之意义的真谛。
文字出现在语言之后，文明出现在文字之后，而书法出现在文明之后却又是对文明确立的最好诠释。
关于中国的文明史的确认，有多种说法：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应该从殷商时代算起，距今3千多年，理由是，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遗留下来的物证和甲骨文，已经足以证明当时人们采用象形文字来正式记录王朝更迭及人类的社会活动。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文明历史更早，至少应该在黄帝之后的夏朝，距今4千多年，而声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其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距今应该至少有5千乃至6千多年。
由于先秦时期的历史多为“口传历史”，时间、事件和人物难以合理匹配，跨度大、谬误多、还有许多衔接不上的断代，因此任何所谓的定论都难以让人信服，比如黄帝的历史就有1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390年到公元前2600年。
之所以要提及文明史的认定，因为不同的标准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书法文明史也如此。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要比一个国家的文明史长。
但国家可以使民族更凝聚使文化更强大。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中国文明史是不等长的。
不断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考证表明，中国以当前国土范围之上的文化所滋养和产生的“中华文明”，其重要体现暨“中国文字”最早出现在1万年前。
宁夏卫宁北山区大麦地的岩画群中发现的“图画文”，即使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也一定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或有某种关联。
“图画文”比甲骨文要早几千年，用矿物颜料涂抹在崖壁上，一般都呈赭红色，含有氧化铁成分，而用甲骨文记述事物在中国已有5千多年可考证的历史。
新疆喀纳斯湖上的“吐鲁克岩画”与“图画文”在表现狩猎和动物上的形体很相像，如果能测定两地“图画文”处在相同年代，则说明人类早期迁徙活动和对待事物的认识与描述大体相同。
我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应该是从“计数符”和“象形字”开始的，西方也不例外，这才符合人类的思维和言行习惯。
文字的记录方式就是书写。
其实“书写”已经是比较高级的阶段，最早的书写应该是涂抹或涂画。
早期的书写难于保存，于是出现了雕刻。
雕刻的成本高，于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
纸写之前的文字记载用的是“绢写”、“签写”或“简刻”，做成用于给皇帝批阅的“竹简上疏”及给大臣们浏览的“国家文件”，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一般百姓哪里见得着
文房四宝中的纸墨笔砚，墨的出现最早。
殷商时期就有制墨工艺了。
竹简出现在战国时代，毛笔出现在秦始皇时代，纸的出现是在西汉晚年，而砚的出现与墨差不多，是在殷商时期。
文房四宝是构成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书法文明的基础物质条件。
由于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从构画开始的，因此，中国书法与绘画能够很自然地、轻松地结合一起，相映成辉。
江南许多书法艺人可以把任何“字”都变成“画”写成“字画”，光是一个“龙”的写法就有无数种。
但西方不同。
西方文字经过了“抽象成型”阶段，让文字先“字母化”，再由字母组成文字及词句。
这是一次“造字文化运动”，由此建立了“文字文明”[详见wj《西方文字文明考》]，使西方社会能把大量的语言通过语音拼写方式用文字记录和表现出来，唯此而让西方人获益匪浅——由于文字的原因，西方人接受新的事物和信息以及行为达到的领域总是要快于我们。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书法就没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呆滞单一的字母组合不可能表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书写艺术。
因此，书法只有在中国并因中国而在东方才有强大的生命和至高的境界。
日本、韩国的书法源于中国，与中国共同形成了东方书法，但万源同宗，世界书法只要研究中国就足够了。
中国书法启蒙于商，形雏于周，建立于秦，成就于汉，发挥与晋隋、辉煌于唐宋，直至今日。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使用甲骨文，在龟甲和骨片上刻字凿画，记录事件或表示信仰。
随着殷墨的出现，开始在刻凿的凹处点上墨汁，凸显痕迹。
这些活动不仅是祭祀和士大夫之间“重大国事”交流的需要，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文字最初的美感，之后，刻意酌墨的书刻行为便延展开。
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刻工和书匠，只有靠祭司或士大夫自己亲力亲为了。
可以想象，他们在刻出一组好字、点上墨汁之后，多么有成就感的欣赏自己的“书法作品”。
汉字真正形成是在西周晚期。
大篆的出现，使文字“线条化”了，于是，文字由“画”向“字”迈出了一大步，刻画也变成了刻字。
书写文字的美感就这样第一次的体现了出来。
创造大篆体的人当然就是书法家，可能不止一个人。
但这个叫“史籀”的文官，作为周宣王的太史授命建立了大篆书体，又称“籀文”，是在金文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金文[注]与契形文字很相像），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成为中华文字的主流，也是中国字的鼻祖。
西周在宣王时期曾经“中兴”过一阵，文字文化也随着国运和政治的需要而中兴。
如果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现在的中国字也许是另外的样子。
宰相李斯奉秦始皇命废除六国文字，在大篆的基础上创造出“小篆”，使文字的书写笔画更简洁清晰、字体更规范标准，也更容易辨认和流通，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产生歧义而缪及四方了。
于是，李斯也成为了一个书法家。
出土于唐朝的前秦时期的“石鼓文”，字势雄浑厚朴；用笔匀圆挺拔，行列均衡疏朗。
苏东坡称为：“上迫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筘鞧（筘鞧：紧缩小心之意）”，对其书写刻画端秀大气之美倍加赞誉。
石鼓文不仅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古代书法的大成之作，还侧面验证了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即：“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河南，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在陕西”。
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这是汉字走向现代的几个重要阶段。
隶书的起源也是在秦始皇时代，由小吏程邈始创，最初成字三千，始皇观之大悦遂赦其罪而升为御史。
隶书的“隶”就是下属佐隶的意思。
从隶书开始，文字由士大夫的把玩逐步进入了民间。
隶书完全改变了篆体横竖线条随意变化的书写方式，点，横、竖、撇、捺、横折、竖弯、提……，汉字笔画的基础由此形成。
所谓“横竖之间有形体、点捺之间有招式。
”当然，程邈也是书法家。
隶书之间还有不同，“秦隶”称为“古隶”，“汉隶”称为“今隶”。
今隶又称“八分书”，其特点：撇、捺分别从两旁翘起，像八字，始创人王次仲，与程邈时代大致相同，但成就时代却在东汉，代表人物叫蔡邕，是东汉灵帝时代的人。
从古代书法美学的角度看，今隶比古隶容易表现，但从现代书法美学看，所有的隶书都太呆滞而扁平，缺乏生气和动感，不能激励人们的想象空间。
也有把唐楷称为今隶、把汉隶称为古隶的。
而我认为前面的说法更为妥当。
楷书称为“正书”或“真书”，始成于东汉，距今也有两千年历史。
那时，笔墨纸砚皆已具备，书写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于是中国真正的书法时代开始了。
东汉时代有许多书法大家，以隶书见长，留刻于碑文之上，如：《华山庙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可惜未有姓名而不知所为何人也。
楷书的名家很多并自成一体，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多为唐宋文人。
从篆书弯弯曲曲，到隶属一波三折，再到楷书秀丽挺拔，书写速度加快了许多，表现力也大大提高。
无数文物证明，汉字形体的艺术表现在这段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和发展。
事实上，隶书、楷书、草书、行书都是在汉朝有所成就的。
楷书之后，汉字的艺术书法作品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华夏大地开始迸发。
草书最早始发于汉，为“隶草”，即为了快速书写隶书之便而形成的手法。
草书形成于汉却成就于唐并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岳父在世的时候给我讲解过怀素的狂草，我印象颇深，后来又看过《自叙帖》，那流畅回转、奔放不羁的风格的确让人有视觉的冲击和感悟的震撼。
不过狂草可不好认读，有时我契形文字看懂了还没看懂狂草。
那过于简化并弯来扭去的线条，只能表达让人意会而无法言传的含义。
狂草于是向“纯艺术”方向走得更远。
行书的产生自当在草书之后，约于东汉末年，形式却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为了书写方便而又兼顾了美观。
行书的出现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书法史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书法上说的行云流水、笔走龙蛇就是形容行书的。
即能疾写飞书又易让人辨读，唯行书最佳耳。
行书的变异体行草，为书法艺术表现的宽度并同时又降低其艺术表现的难度立下了磐石砥柱之功。
我们可以说，秦代是中国文字建立的时代，汉代是中国书法建立的时代。
中国书法的伟大文明，从汉代就拉开了序幕。
随着中国封建王朝鼎盛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字文化的绚烂花朵已无法抗拒的向世人绽放。
唐诗宋词华丽篇章所形成的文学盛汇给书法艺术赋予了更长久的生命、更牢固的地位、更深刻的内涵。
自古代“创体”以来，中国书法虽在文体上格局若定，但在“表美”和“蕴意”上却行无止境。
美的表现之艺术价值追求更高，意的感悟之文学内涵探究弥深。
于是，中国书法的精髓不仅在于表现外型的美，还在于表现内涵的深。
本文以一着惊海天作为标题有什么好处
“一着”交代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首架次成功着舰，“惊”交代了事件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海天”一词既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也强调了事件的影响很大。
“一着惊海天”这一题目既符合新闻的真实性，又带有文学气息。
课程资源分类
课程资源的类型思政一班宋梓晔第三组物理特性和呈现方式划分所处的空间划分功能特点载体形态管理层级与学习者的关系资源的属性存在方式所处的空间划分校外校内资源的空间来源1.资源所处空间2.物理特性3.功能特点4.载体形态校内资源：校内各种场所和设施、校内人文资源、教育教学相关的各种活动。
是实现课程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最基本最便利的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首先要着眼于校内课程资源。
1.资源所处空间2.物理特性3.功能特点4.载体形态校外资源：学生家庭、社区、整个社会中的可利用教育资源和自然资源。
可以弥补校内课程资源的不足，有利于转变教学方式，适应新课程。
1.资源所处空间2.物理特性3.功能特点4.载体形态2.物理特性&呈现方式1.文字资源：教材、典籍2.实物资源：动植物、建筑、笔墨3.活动资源：集体、演出、社会实践4.信息化资源：网络、多媒体1.资源所处空间2.物理特性3.功能特点4.载体形态2020\\\/3\\\/8功能特点3.根据资源的功能特点划分素材性课程资源-----------------------·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1.资源所处空间2.物理特性条件性课程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场地·设备、设施、环境3.功能特点4.载体形态4.根据资源的载体形态划分以人为载体：教师、导师以物为载体：
沈从文造两个世界的文学态度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
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
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
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
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
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
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
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
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
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
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
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
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
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
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
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
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
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
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
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
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
”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
”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
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
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
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
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
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
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
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
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
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
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
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
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
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
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
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
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
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
《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
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
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
《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
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
[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
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
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
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
[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
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
“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
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
《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
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
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
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
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
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
[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
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
[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
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
[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
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
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
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
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
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
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
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
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
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随笔是什么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书法演变简史：一、商至西汉1、甲骨文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
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
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
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
2、金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3、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
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
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
4、简帛墨迹秦代开创书法先河。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
由于李斯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
二、东汉汉代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
二、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
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张芝创立草书。
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艺术1、三国时期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
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
2、两晋时期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
两晋行书的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3、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
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
四、隋唐五代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
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
唐代书学鼎盛，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
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名家辈出，灿若繁星。
“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时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张旭和怀素的狂草。
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五、宋至明中宋朝的书法，此乃朱熹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
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时期书法的代表。
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诗、书、画的结合，是艺术品的形制上的突破。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
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
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
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
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六、明中至清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赵佶的“瘦金体”书法艺术，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书法艺术，金农的“漆书”书法艺术，都是非常富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开一派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
拓展内容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
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