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宋江的人物评价
400字左右
宋江，绰号：及时雨，呼保义 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
是农民起义军的领头人 在《水浒传》中，宋江原为山东郓城县一刀笔小吏，字公明，绰号呼保义。
面目黝黑，身材矮小，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好结交朋友，以及时雨而天下闻名。
因晁盖等黄泥冈劫生辰纲贩卖枣子之事事发，宋江把官军何清追捕的消息告知晁盖。
及晁盖等上梁山后，遣刘唐送来书信(招文袋)及五十两黄金酬谢。
不料，此信落入其妾阎婆惜之手。
无奈，宋江怒杀阎婆惜，发配江州，与李逵等相识。
却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判成死罪。
幸得梁山好汉搭救，在刑场把宋江救上梁山，坐了副头领。
后在攻打曾头市时，晁盖眼中毒箭而亡，遂坐上头把交椅。
日后，宋江率众为朝廷招安。
在历次讨伐其他起义军的过程中，梁山好汉死伤甚众，宋江本人也被所赐御酒毒死。
宋江:北宋末年著名农民起义首领。
曾率为数不多的起义军“转略十郡”、“横行齐魏”、而“官军数万无敢与抗”，震撼了宋王朝的腐朽统治。
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施耐庵，据此写成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水浒传》，流传甚广。
在《水浒传》中，宋江被写成行侠仗义的“及时雨”和替天行道的“呼保义”，在民间很有影响。
为什么上海的路名都是中国的地名，如河南路，南京路等
这是当时的对道路命名的一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
这些路名，解放后变动也不大。
解放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要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
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杨浦区--在上海的东北区。
还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横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纵向。
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却是横向。
这规则在后来的运用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特例会比较多。
如成都路它是纵向的，但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读城市□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私人记忆档案”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
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
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
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顶端。
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
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
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
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
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
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
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
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均价达到7000元一平米。
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
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
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
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
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
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
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
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
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
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
”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
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
1914年改为霞飞路。
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
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
“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著名的之一——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
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
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纽约的、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
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
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
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
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
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
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
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
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
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
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
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
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
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
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
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红四方面军西征
血沃祁连——红军西路军的失败 （转贴） 作者：歼八II 1934年末，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压迫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的苏区根据地，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
全国红军主要分成四路，一路是从江西苏区西征北上的，即中央红军；一路是从湘赣苏区北上的；一路是从鄂豫皖苏区北上的；还有一路是的25军，作为偏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北上。
在差不多整整2年时间里，各路长征红军穿梭强敌，倦旅奔袭，披荆浴血，无日不战，其间几度分合，兄弟阋墙，二涉雪山，三过草地，万里征尘，埋骨路畔，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其所为之英勇豪迈，均可至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之峰巅。
1935年9月，红25军首先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1个月后，、彭德怀率到达陕北，第二个结束长征。
又过了1年，和辗转万里，也到达了陕北。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终于结束。
然而，此时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
见全国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共产党和红军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
当时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很同情红军，但又不能违抗的命令，只好一面尽量拖延时间，一面速通情报给，要红军速做定夺。
为了求生存，和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
为此，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10月21日，在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
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已控制了黄河岸边的靖远渡口，正在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
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
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战场上又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坡，无险可守。
红四方面军部队长征方息，弹药缺乏，武器也很差，虽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但仍然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
危急关头，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红30军由靖远偷渡黄河成功，经过战斗，打垮了对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
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了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
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
然而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太快，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
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只好仓促渡河。
国民党军的飞机迅即炸断了渡河浮桥，渡口亦被占领。
未来得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一带，与彭德怀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此时，红军如要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只有击退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黄河渡口，打通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可这时彭德怀却不能统一指挥部队，原因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想保存实力，不想让红4军和31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拼消耗。
彭德怀既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又太单薄，阻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
结果国民党军快速推进，相继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也被隔断。
至此，“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行。
11月8日，及电令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
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
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
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
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一期毕业生，一手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
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了许多次重大战役，作战风格以狠、勇、缠著称，令国民党军非常头疼。
蒋介石当年对这个学生并没放在眼里，不料日后竟成了心腹大患。
蒋介石出了10万大洋买徐向前的人头，价码和、朱德的一样。
陈昌浩则是留苏学生，当年著名的中的一个。
此人年轻气盛，作战勇猛，因紧跟中央路线而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即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锋直向西进。
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
其实，大错特错了。
马家军是指青海和宁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
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
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
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
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
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
因为地势和人口稀少的原因，全军成一字长蛇阵形，一个团与另一个团之间也隔着一天路程。
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
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
红9军以2个师驻于古浪城外制高点，军部及机关人员驻于城内。
因为对马家军估计不足，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了下来。
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
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
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
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
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
守卫南山的1个团部队孤军无援，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
马家军随即向古浪城发动猛攻，古浪城墙残破，多处有缺口，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
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
城内有许多红军机关人员，并没有枪，结果死伤惨重。
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
这时红军又犯了一个错误，竟出城进行追击。
不料马家军进退神速，骑兵很快杀回将出城红军截断于旷野之上。
经过苦战，这些红军全部战死。
马家军又返回攻城，红9军官兵拼死守城，用木棍、大刀片、甚至砖头瓦块与敌血战。
危急关头，城外的红9军1个师冲破马家军封锁，向古浪接应而来。
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便收兵而去。
古浪之战，红9军损失2000多人，达全军三分之一，特别是电台及技术人员损失很大，可以说元气大伤。
当日夜里，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
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古浪，并留书信希望马家军善待俘虏。
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空城，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古浪一战的失利，已暴露出西路军面临的困境。
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
而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且多是骑兵作战，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
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前途不容乐观。
11月19日，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
实际上这里地形狭窄，南北都是高山沙漠，村庄零落，居民回汉杂处，实不容易建立根据地。
以徐向前为首，西路军高级指挥员都对中央的这个命令很不理解。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才弄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
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国民党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
西路军已伤亡达6000余人，马家军死伤也差不多，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战斗渐渐停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谏”，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有意发动第二次长征，率陕北的红军主力向南渡过黄河另寻根据地。
西安事变的发生，真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
对面的马家军也有些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停止了向红军的进攻。
12月22日，中央来电令西路军东返??要营救蒋介石。
红军已和东北军、西北军订立三位一体的联盟，准备联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央令西路军东返，意在从西面牵制国民党军，以策应西安局势。
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天气，西路军缺乏补给，伤员病号又多，大军行动非常不便。
如果回头向东，面对的将是国民党军和马家军主力，如果再向西走，则只有马家军的拦击。
就现时情况而言，向东不如继续向西。
然而中央下了命令，西路军只有执行。
正在大军集合的时候，中央又来电，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路军仍执行向西打通新疆的任务。
中共中央的意思还是希望西路军能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因国共谈判还没有结果，万一不行，中央也好有个依靠。
12月下旬，西路军以5军开路，9军和指挥部居中，30军断后，顶风冒雪向西开进。
1937年1月1日，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
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
如果红军继续向西走，马步芳是乐得让他们快点离开的。
可红军一停下来，他又急了，立即调动2万部队围攻过来。
1月5日，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和红9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骑兵突袭，结果部队被打散，损失200余人及大部分电台等通讯设备。
此后西路军各部队联系不便，严重影响了统一指挥。
1月16日，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分兵向东。
此时西路军人困马乏，损失严重，可说已到危急时刻，中央如何这样要求呢
原来此时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张学良扣押，国民党大军兵围西安，局势又紧张起来。
中央又有了放弃陕北的打算，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
而马步芳已看清了形势，立即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同时集中兵力开始猛攻西路军。
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进攻红9军和30军，主力则绕道向西围住了高台。
此时高台城内有军长董振堂在内的红5军3000余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和部分兵力驻守临泽，高台守军遂与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马家军猛烈进攻高台，红军苦守数日，顽强击退了马家军的一次次进攻，最后枪弹耗尽，开始展开肉搏。
军长董振堂一面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准备突围。
不料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信，要求5军死守高台。
董振堂长叹一声，这个自宁都起义以来屡建战功的红军著名战将，已决心与高台共存亡。
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向高台发动猛攻。
红军用刺刀、砖瓦与敌拼搏，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
马家军仗着兵力优势一次次轮番进攻，终于攻进城内。
红军战士依托城内建筑，逐街逐屋地与敌人展开巷战，城内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浴血拼搏。
激战至最后，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3000多红军战士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
马家军不但屠杀了全部俘虏，还残忍地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头颅割下，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几十年后，董振堂的遗孀见到了当时拍下的首级照片，泪如泉涌。
西路军总部开始并不知道高台被围的消息，直到1月23日才得讯，急派唯一的骑兵师前去救援。
路上遭遇优势的马家军骑兵，经过一场血战，红军骑兵大部伤亡，骑兵师长董俊彦和政委秦道贤也牺牲了。
高台既失，临泽的红5军余部转而向西路军主力靠拢。
不想路上又遭到马家军骑兵截杀，红5军损失数百人，辎重也大部丢失。
幸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一部人马前来接应，经过苦战，总算将5军剩余部队救出。
高台之战后，西路军实力大损，而马家军仍穷追不舍。
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决定全军东返，趁实力仍在杀回河东。
1月28日，西路军全军集结到了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其中能战斗的人员只有不到一半。
这里是个小村落，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几十个土围院落。
马家军立即尾随而至，开始发起进攻。
每日清晨，马家军以土炮向倪家营子轰击，然后密密麻麻的步兵发起冲锋。
红军子弹缺乏，只能以手榴弹阻击一下，然后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等扑上去御敌于营垒之外。
双方反复厮杀，从旷野杀进土围内，又从土围内杀回旷野，一直到日落方息。
这样的战斗持续了近10天，倪家营子内外鲜血已流成了河，很多红军女战士和伤员也加入了拼杀，有的伤员为了不拖累部队，握着手榴弹就扑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西路军至此已是弹尽粮绝，伤员众多，且又全无补充。
而马家军有后方供给，源源不断而来，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
西路军再在倪家营子坚守下去，只有覆灭一途。
这时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
因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总算是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之中，将来要划分防区，西路军如能在河西坚持下去，则等于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
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可以说是调度有方，得心应手。
可这次为了顺应瞬息万变的形势，朝令夕改，生生将西路军拖垮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觉得不能再坐等下去，便向中央发电请示行动并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前来接应。
2月17日，中央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批评他们不听指挥并将之提到了政治上的高度。
因为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曾于1935年9月犯了南下分裂的错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也背了严重的政治包袱。
这回中央如此电示，将过去的错误与眼下的行动联系在了一起，二人顿感压力沉重，无法动弹。
经过西路军委员会开会讨论，明摆着眼下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大多数人支持东返。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战边走。
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
这时马家军又追了上来，红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猛烈出击，将追敌1个团全部消灭，缴获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陈昌浩此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提出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
徐向前和各军主要领导一齐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冲出来了，只能一鼓作气杀回河东，绝没有再入虎口的道理。
然而陈昌浩原来曾反对过中央，这次为了表示回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来，不顾实际情况，只是机械地坚持要执行中央要求的就地坚守的命令。
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最高领导，有最后决定之权，徐向前等人只好表示服从。
2月底，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这里已是一片焦土，留在村里的红军伤员全遭马家军杀害。
马家军见红军返回，立即又围上来发动进攻。
红军缺粮少水，有限的弹药很快又耗尽了，指战员们再次抡起大刀与马家军展开血战。
马家军兵力源源而来，轮番围攻，加以炮火轰击，红军有耗无补，伤亡惨重。
此时陈昌浩也知大势已去，急电中央请求增援。
得知西路军的惨况后心急如焚，西路军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共产党还要依靠着他们打天下呢
急忙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出面请求蒋介石下令让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
同时电令前方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命立即抽调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克日西渡黄河以解西路军之危。
可是，蒋介石想消灭红军还来不及，怎么会让自己的部下停手呢
马步芳更是纯粹的地方军阀，他不管是什么军，侵入他的地盘就是不行。
而援西军虽于2月27日组成，可渡河、造船、长途行军都需要时间，起码要1个月才能与西路军会合，无论如何来不及了。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日夜血战，牺牲消耗巨大，援军又久盼不至，再也坚持不住了。
3月5日，西路军乘夜向祁连山突围。
马步芳则严令马家军，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
3月8日，西路军进至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马家军尾随而至，残酷的战斗又展开了。
红军被马家军分隔包围在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里，以大刀、木棍顽强拼杀，每天都要承受马家军的数次猛攻。
马家军发现红30军人最多，也最能打，就重点向他们进攻。
30军将士与马家军苦苦缠斗，无数在雪山草地中都没有倒下去的战士，在这里倒下了。
30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上阵指挥，而最勇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则在混战中被打断了左臂。
三条流沟里的血战直持续到了3月11日夜里，西路军总部集合各部人马互相接援，杀出重围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雄伟的祁连山横穿河西走廊，而梨园口则是进入山谷的一个关口。
徐向前命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9军余部1000余人把守关口，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山中转移。
马家军很快围攻上来，陈海松带领9军将士冲出阵前，挥舞大刀奋勇御敌。
马家军人多势众，骑兵部队往来奔袭，轮番进攻。
红军战士筋疲力尽，仍苦战不退，最后全部牺牲。
陈海松，这位被朱德称为“极有前途和希望”的红军将领也战死沙场，年仅29岁。
9军全部伤亡后，30军又冲上来堵住敌军。
为了掩护总部和伤员转移，30军将士同样血溅沙场，以无畏的奋勇精神殊死战斗，在打光了全军的2个主力团后，终于击退了马家军。
西路军全军陆续汇合到了祁连山中的康龙寺地区，而妇女独立团则在转移路上被马家军截断，全部覆灭。
3月12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再次向中央告急。
中央回电要西路军化整为零，轻装突围。
3月13日，马家军追至康龙寺，一场血战后，虽然击退了敌人，但红30军也终于垮掉了。
至此，西路军全军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为伤员病号，枪弹已尽，粮食断绝，已无力再战。
3月14日，残余部队来到了一个叫石窝的地方，马家军又追了过来，李先念带30军剩余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直至傍晚才摆脱追敌。
当日夜，西路军所余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西路军余部则分散打游击，突围出去一个算一个。
3月16日夜，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悄然向东而去。
余下西路军则分成数股，各自突围。
西路军的河西远征至此失败，遗下了不尽的人间血恨。
徐向前、陈昌浩带警卫排走出祁连山后，即分散行动。
徐陈一路，走了几日，投宿到一个湖北医生家中，陈昌浩是湖北人，见到老乡分外高兴。
第二天再要走时，陈昌浩提出太累，要休息几天。
徐向前是山西人，留下来有危险，便单独上路。
徐向前化装成羊倌，一路谨小慎微，晓行夜宿，靠讨饭为生，一直走过黄河，总算出了马家军的地盘。
其后翻过六盘山进入平凉地区，在这里遇到了红军援西军部队，终于苦尽甘来。
徐向前很快被护送回陕北，向中央和报告了西路军的血战征程。
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徐向前仍受重用，被任命为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八路军129师副师长。
再往后，徐向前又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北老乡家病了一场，病好后却没回陕北，反而去了武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陈昌浩向中央写了报告，检讨了在西路军的指挥上及红军南下时所犯的错误。
然而中央认为他开始时紧跟张国焘，后来又极力洗刷自己，不老实，将他送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
直到1952年才回国，被分配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副局长。
一个曾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领导人，就这样沉落了。
在分散而行的西路军部队中，副总指挥王树声、红9军军长孙玉清等人一路，结果遭遇马家军被打散。
王树声靠讨饭走回了陕北，日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孙玉清则受伤被俘，坚贞不屈，被马步芳杀害于西宁，年仅28岁。
李先念、李卓然等率最大的一股近千人的红军队伍直向西行，沿路躲避马家军的搜查，餐冰饮雪，历尽辛苦，终于走出祁连山。
那个英勇善战的88师师长熊厚发，因臂伤严重，不想拖累部队，自愿留下。
后被马家军仍获，押到西宁，残忍地绑在炮口上，活活轰死了，年仅24岁。
在甘肃西部，又遭遇马家军的围攻。
李先念率部队且战且走，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伤亡掉队。
直至1937年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只剩420余人。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日后李先念返回陕北，再起武装，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再后来，他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力战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的有6000余人。
除了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的外，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中央陆续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
西路军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
然而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西路军的历史在很长时期内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路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很多老战士都是带着遗恨离开人世的。
直到90年代后，中共中央才为西路军恢复了名誉。
徐向前自河西兵败后，一直想率部队打回去，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1949年，和中央原本已有意让他带兵解放西北，可是这时徐向前却病倒军中，只好将这个使命交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青海，在兰州战役中痛歼马家军精锐，终于为西路军的无数英魂一洗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