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煜的评价1500字左右
作为杰出词人的李煜，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
但是作为南唐后主的李煜，他能够登上权力的顶峰却纯粹是个意外。
在古代父死子继的家天下，生于帝王之家便有了继承王位的可能，然而皇子李从嘉不但无心参与权力的争夺，甚至还有心主动地退避。
他对待权力的这种态度与他家庭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两个人物是谁呢
他们又究竟是怎样影响到李煜的人生选择的呢
在封建时代，王位的争夺往往手足相残，血雨腥风，然而，南唐太子的确立却波澜不惊，李弘冀既是长子，又建有战功，的确当仁不让。
但是这位众望所归的太子却十分猜忌自己与世无争，一心向往隐士生活的弟弟李煜，确实有几分奇怪。
那么，李弘冀为什么要猜忌自己的弟弟呢
李冀弘之所以如此猜忌自己的弟弟，恰恰是因为李煜的面相刚好符合了传说中的帝王之相。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文化以及社会的多种因素，人们认为各种奇特的相貌、民谣或梦境等，都含有天命的神秘暗示，所以心生敬畏。
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当然是不可靠的迷信思想，但是，赵晓岚教授分析认为，李弘冀对自己弟弟这种基于迷信的猜忌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它的道理是在哪里呢
当时的李从嘉，也就是后来的李煜，面对哥哥的猜忌采取的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把自己融入了艺术和自然之中。
对他而言，这样做虽然存在无奈避祸的因素，但实际结果是获得了一片广阔的精神家园，他在其中感到了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然而，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是，这种隐士般的浪漫生活即将因为一桩残酷的宫廷血案而划上句号，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完全偏离了他为自己设定的道路。
那么，这桩宫廷血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相关评价 南唐杂咏 郭磨 我思昧昧最神伤, 予季归来更断肠. 作个才人真绝代, 可怜薄命作君王.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
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
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胡应麟《诗薮•杂篇》： 后主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
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
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
沈谦（徐釚《词苑丛谈》引语）：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沈谦（沈雄《古今词话•词话》卷上引语）： 后主疏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南面王。
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
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余怀《玉琴斋词•序》： 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
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周之琦《词评》： 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
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后主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
（卷一） 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
（卷一） 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
情不胜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卷七）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
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唐褚薛之书，皆出逸少。
王鹏运《半塘老人遣稿》： 莲峰居士（后主别号）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
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瑶天，讵能方兹清怨
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首。
若小晏、若徽庙，其殆庶几。
断代南流，嗣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
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
有篇有句，唯李后主之作及永叔、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谁知道关汉卿的生平故事
张九龄，字子寿 李白，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 杜甫，字子美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 刘禹锡，字梦得 李商隐，字义山 骆宾王，字观光 王勃,字子安 卢照邻，字升之,自号幽忧子 宋之问，一名少连,字延清 杜审言,字必简 陈子昂，字伯玉 沈全期，字云卿 王绩，字无功,自号东皋子、五斗先生 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 王昌龄,宇少伯 贺知章,字率真 王之涣,或作王之奂,字季凌 刘长卿,字文房 高适,字达夫 柳宗元,字子厚 孟郊，字东野 韩愈，字退之 李贺，字长吉 贾岛，字浪仙,号无本 元稹,字微之 张籍，字文昌 杜牧,字牧之又: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
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
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
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
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
开元进士。
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
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
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
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
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
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
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
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
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
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
贞元十五年进士。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
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
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开成进士。
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
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
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
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
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
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
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
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
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辛弃疾 1104～1207年，南宋诗人。
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人。
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
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
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
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
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
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有《稼轩长短句》。
欧阳修 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江西）人。
天圣进士。
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
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李清照 1084～
，南宋女词人。
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人。
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搜集整理。
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所作词，前期多反映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
形式上善于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
词调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性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
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王灼云：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阁巷荒谣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
（碧鸡漫志） 王安石 1021～1086年，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
宋神宗时宰相。
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
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
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苏轼 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
嘉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在政治上属旧党，累遭贬黜。
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清新豪健，词属豪放一派，意境开阔。
其书画也自成一家。
柳永
～约1053年，北宋词人。
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排名第七，故名柳七，宗安（今福建）人。
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
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
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有《乐章集》。
陆游 1125～1210年，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为南宋四大家诗人之一。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
著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
李煜 （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
徐州人。
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
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
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
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
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
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
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
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
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
后主本有集，已失传。
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
洪州分宁人。
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
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
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
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
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
有《山谷词》。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诗人、哲学家。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
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
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词结有《晦庵词》。
白居易，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刘禹锡 字孟得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
吴均 字叔痒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刘备，字玄德 韩琦，字稚圭，号赣叟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 张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 黄裳，字冕仲，号演山 黄庭坚，字鲁直，号涪翁，又号山谷道人 秦观，字少游，太虚，别号邗沟居士 米芾，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
有分李白.杜甫.李煜.李清照他们一生分别写多少诗词
李白：900多首杜甫：1400多首李煜：40首左右李清照：60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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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 五十二） 王国维评：纯任性灵，纤尘不染，《人间词话》里一句：“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称其继承了后主的衣钵也是不为过的,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兰蓝”蕙风词话》评：寒酸语，不可做,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后身也。
好友顾梁汾认为：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卒读 谭献《复堂词话》评之为：幽艳哀断 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嵩评:：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后主之遗 。
清末梁启超评纳兰性德词：容若小词,直追后主。
评纳兰词：看出兴亡。
后人评价：纳兰性德是满族中一位最早 笃好汉文学而卓有成绩的文人,。
王国维评纳兰词:自宋后,一人而已。
然他的痴情却是自千古以来，一人而已 。
为什么要弄太监
可以找女的或者男的
为什么要用太监呢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
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
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
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著名。
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
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
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
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
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
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
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
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
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
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
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
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
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
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
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
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
我却注意到了。
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
”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
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
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
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
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
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
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
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
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
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
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
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
据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
”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
整个国家呢
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
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
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
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
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
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
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
”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
”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
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
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
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
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
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
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
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
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
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
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
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
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
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
”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
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
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
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
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
“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
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
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和，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
龚自珍在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
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
我在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
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
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
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
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
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
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
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
《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
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
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
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
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
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
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
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
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
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
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
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
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
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
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
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
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
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
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
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
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
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
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
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
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
各局长官称令或丞。
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
太宗死后，制度渐弛。
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
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
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
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
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
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
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
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
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
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
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
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
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
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
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
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
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
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
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
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
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
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
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
尤禁其干政。
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
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
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苏轼 水龙吟 全文赏析2000字
这是一首咏物词。
张炎《词源》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
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
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
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
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亦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
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苏轼这首《水龙吟》，不仅在咏物方面压倒今古(张炎《词源》)，而且和韵而似原唱(王国维《人间词话》)，其词心词境不惟迥出时人，直使后人难能为继，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此词约作于元丰四年（1081），苏轼45岁，正谪居黄州。
苏轼与章质夫信云：……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
元丰四年(1081)四月章质夫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
时苏轼乌台诗案贬官黄州。
苏轼这首《水龙吟》是和韵之作，章质夫《水龙吟》云： 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
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
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
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这首词咏杨花，以形写神，风姿秀逸。
上阕写杨花飘坠轻飞，极富动态神韵，特别是歇拍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几句，将杨花在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后的轻飞之态，写得至为灵动;可谓曲尽杨花妙处，并直言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
下阕仍以摹写杨花物态为主，不惟拟人，且略微渗入人情。
苏轼的和韵之作在咏杨花方面既不模写差远，也不体认太真，而是在不即不离中，将自己的感情隐寓其中，亦杨花亦东坡，上阙侧重写芳华幽独之悲，下阙侧重写惜春伤逝之感。
深寓生命之孤独、漂泊、失落、不能自主、无可奈何之悲伤。
王国维称苏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词原唱而似和韵，并归之为才之不可强(《人间词话》)。
赏析六： 评论 1． 章质夫《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
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神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2． 章质夫咏杨花词，东坡和之。
晁叔用以为：“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
质夫岂可比哉
”余以为质夫词中所谓：“傍珠廉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亦可谓曲尽杨花妙处。
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 3．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
即唐人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即唐人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
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泪。
”皆夺胎换骨手。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4．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
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
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
如东坡杨花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
（宋张炎《词源》） 5． 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
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
东坡《次章质夫韵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
（同上） 6． 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
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
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
（元沈义父《乐府指迷》） 7． 东坡词潇洒出尘，胜质夫千倍。
质夫词，工手；坡老词，仙手。
（明杨慎《草堂诗余》） 8． “随风万里”、“寻郎”。
悉杨花神魂。
读他文字，精灵尚在文字里面；坡老只见精灵，不见文字。
（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五） 9． 宋初叶清臣，字道卿，有《贺圣朝》词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东坡《水龙吟》演为长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神意更远。
（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 10．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
（清沈谦《填词杂说》） 11．首四句是写杨花形态，“萦损”以下六句，是写望杨花之人之情绪。
二阕用议论，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
（清黄苏《蓼园词评》） 12．身世流离之感而出以温婉语，令读者喜悦悲歌，不能自已。
（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 13．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阕）、《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阕）……等篇，其句法连属处，按之律谱，率多参差。
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出入。
若《齐天乐》（咏蟋蟀阕）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
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 14．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
东坡《水龙吟·和章质夫杨花词》云：“细看来。
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亦同此意。
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
”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
（刘熙载《艺概》卷四） 15．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16．煞拍画龙点睛，此亦词中一格。
（《郑文焯评东坡乐府》） 17． 此首咏杨花，遗貌取神，压倒古今。
起处，“似花还似非花”两句，咏杨花确切，不得移咏他花。
人皆惜花，谁复惜杨花者
全篇皆从一“惜”字生发。
“抛家”三句，承“坠”字，写杨花之态，惜其飘落无归也。
“萦损”三句，摹写杨花之神，惜其忽飞 忽坠也。
“梦随风”三句，摄出杨花之魂，惜其忽往忽还也。
以上写杨花飞舞之正面已 毕。
下片，更申言杨花之归宿，“惜”意愈深。
“不恨”两句，从“飞尽”说起，惜春事 已了也。
“晓来”三句，惜杨花之经雨也。
“春色”三句，惜杨花之沾泥落水也。
“细看 来”两句，更点出杨花是泪来，将全篇提醒。
郑叔问所谓“画龙点睛”者是也。
又自“晓 来”以下，一气连贯，文笔空灵。
先迁甫称为“化工神品”，亦非虚誉。
（唐圭璋（唐宋 词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