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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传读后感

时间:2018-09-10 08:08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天石先生通过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写成了本书,用精确、科学的史料,佐证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以及民国、国共、抗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准确无偏的历史观点,让我们敬佩不已

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所言,有一种走下神坛、走出牢笼,拨开云雾之感。

  一、关于蒋介石的日记。

蒋生于1887年,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活了88岁。

蒋记日记,始于1915年,28岁时。

止于1972年8月,85岁时(这一年蒋手肌萎缩,不能执笔)。

期间的57年,有4年的日记遗失,即1915(现存有13天的)、1916、1917三年的日记,遗失于福建永泰战役。

1924年的日记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

57年记日记的历史,现在保存着53年的,共63册。

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人物中,有这么长的日记存世,大概也绝无仅有。

二、关于刺杀陶成章的事。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

蒋在1908年的《事略》中表示出“陶之为人,不易共事”,“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有资料认为,徐锡麟的死,也与陶“相逼”有关。

因此,表明,陶为人的性格比较“多疑”。

1907年,陶参与发起倒孙的风波。

1909年陶南洋募捐未获得满意结果,再次倒孙。

同年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等人在沈缦云家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

几天之后,陶离沪。

11月,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

陶回来后,继续鼓吹与同盟会分家。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君武12月20日在《民立报》上著文,称“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

而1912年元月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再次将孙推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

当时陶与陈其美的主要分歧是: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协饷”的要求,陈是上海都督,在上海办中华银行,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陶当时是浙江军政府的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时,陶表示“缓商”,汤于是复电拒绝。

后来,陈当面质问汤,汤说陶“不允”。

于是陈再次记恨于陶。

二是陶对陈在上海都督任上的作为不满。

认为“声名恶劣”。

三是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号召旧部,练义勇三营。

这一举动,引起了陈的警惕,认为其锋是指向自己的。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汤寿潜任交通总长,空出的浙江都督一职,建议由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择一人以代,当时拥陶的呼声很大。

陈其美虽然不愿意丢掉上海去浙江,但对于陶出任浙江都督也相当不安。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

陶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

陶于1月7日在《民立报》发表通告,称“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

”说明自己不会组织力量对其他人构成什么威胁。

1月11日再次发表称“公电以推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

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即蒋尊簋)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陶以举仍为明哲保身。

但是,陶的“旧部”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人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以陶“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

这电报与陶的原意相悖,不啻成为陶成章的催命符。

1月12日陈其美请吕公望转告陶“再勿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镇军军官,1912年12月13日被陈其美枪毙。

这时,沈等又坚持要陶出任浙江都督,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自然使陈其美感觉事不宜迟。

蒋在《事略》中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蒋实际上承认了“除陶”是陈指使的了。

另,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

蒋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还说“余之诛陶,乃出于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的表述。

说明杀陶之事,确系蒋所为

三、关于蒋介石的思想从“左”到“右”的变化。

从蒋读书的变化可以感受到蒋的思想的变化:蒋在1919年到1926年,是喜欢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包括《新潮》等。

从日记里,蒋看过《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原论》、《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学说概要》等。

对马克思的书,他“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923年还看《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

后来,蒋读到《泰戈尔传》后,写日记:“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

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

一以唯心,一以唯物。

以哲学言,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人生观中,蒋选择了“爱与快乐”,选择了唯心主义,也是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蒋在最初,也是类似于愤青,对国家有一腔热血,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奸商等有着强烈的愤恨,也有许多用激烈的日记,对共产党没有排斥。

但是到了后期,特别是代表孙中访问苏联回来和北伐过程中,蒋慢慢感觉共产党的做法与自己的思想相左很大。

最后发展到蒋完全排斥了共产主义。

蒋在1931年4月15日的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

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

盖凡称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也。

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

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

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

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已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

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这段话,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旧语,实当新风。

1921年开始,蒋开始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他读《抚鄂书牍》后,决定“日尽一卷”。

比较起来,蒋读新书,常常是食而不化;读旧书则如鱼得水。

常常以旧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接人待物的原则。

从1926年以后,蒋基本上放弃了新书,专读旧书了,比如: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曾子、管子等等,读后感《《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四、蒋介石的自我修养。

儒家认为:修身养性是一终生的大事。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养成许多坏毛病,如“狭邪自娱,沉迷久之”、“荒淫无度,办理无状”、“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均蒋日记里记载)等等。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从日记上了解,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阅读道学著作,加强自己的修养。

1919年的日记里:“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

”这年开始,他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静敬澹一”,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

蒋学宋明道学家的“功过格”:做好了事,有好念头,画一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

1920年1月1日,蒋决定从当日起,到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记事外,也搞了一个功过格,列出16种“过失”:暴戾、急躁、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

(别的功失我都理解,把这“客气、卖智、好阔、郁愤、机诈”作为过失,是第一次听说。

其中,“客气”的含义可能与我们不同;那卖智,我理解应该就是喜欢显摆、逞能吧,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毛病,但从来也没有认为是一个坏毛病;另好阔和郁愤都原来都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现在成为一种过失,也比较新鲜;机诈,这一条,对当今的中国人特别需要重视,现在的中国人往往还给孩子教机诈呢,大人机诈成风,不诈被人看不起。

看来,是社会的退步。

)1923年,他抄录的道家语“修已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

同年7月16日的日记写到:“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从今后起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

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我也曾经在“诚恳做人(经常被误解、吃亏)”与“适应潮流(就是学一些机灵之术,经常与同事走动走动,经常到领导那里汇报汇报工作,与人相处时嘻嘻哈哈、拍拍打打,热热闹闹,适应社会大家的需要,与大家打成一片)”之间,苦恼、彷徨、犹豫过,也与同学、朋友探讨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原来的做人原则,顺应社会需要,学会一些社会流行的技巧。

最后还是决定“宁可让人认为太老实、无用,也不要学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机巧之术,让人感觉圆滑。

”在这方面的感觉与老蒋有共同之处。

五、蒋胡闪击延安计划。

共产国际,也称为第三国际,名义上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成立于1919年3月2日,总部在莫斯科。

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均为其支部。

中国共产党也是其支部成员单位。

但是实际上,是由苏联共产党控制。

1943年5月22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宣布解散,共存在了24年。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是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共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

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

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

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机会。

5月25日(老蒋也够快的

)召开会议,讨论对内对外形势。

期间,蒋已经命令胡宗南悄悄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6月17日,蒋致电胡,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

胡已经秘密调动部队着手开始准备。

可惜,7月3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把这一计划密报了延安方面。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同时致电蒋“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7月10日,蒋命令胡停止计划。

7月12日毛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国民党》。

看来,闪击延安,确有其事

六、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按照杨先生的书中观点: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

因戴惧内,事先和蒋说好,由蒋出面认子。

(可见蒋的确是一个挺仗义的人,否则这种忙都帮呀

)蒋纬国出生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

蒋当时交给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

蒋纬国身世:送给姚冶诚后,1920年随姚回溪口,1922年居奉化,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学习。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姚带纬国迁居苏州。

1928年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34年18岁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又进文学院,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

1936年奉蒋介石之命,赴德国研习军事。

期间,纬国本来应该与宋美龄见面了,但一直并未见面。

纬国到德国后,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学习,被授予陆军少尉衔。

欧战前,奉命赴美参加陆军航空战训班。

1940年由美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正好当时宋在香港养病,自然要去拜见,这是纬国与宋的第一次见面。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派经国充当两人的“中介”。

据纬国回忆:“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

”纬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来,他在重庆时,在宋的书房里看书时,发现了《InsideAsia》一书中影射自己是戴季陶所生。

蒋纬国为此询问过戴季陶。

戴拿出了一张蒋介石的12寸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在中间,自己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照片搁在另一边。

问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

”当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可见,当时宋美龄也搞不清楚纬国的真正身世。

有可能,蒋到死也未将纬国的真正身世告诉过宋,也没有告诉过纬国。

后面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同时也与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是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

(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这样宣布过)。

在纪云所写的《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中,戴季陶1943年11月12日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忏悔:“(我加一段:应该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戴等跑到日本)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

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

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

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

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

”纪云当时担任会议纪录,会后把这记录曾发在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

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的混乱、谬误之处,如:戴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

但是由于纬国身世的长期不明,给人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读后感2000字

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

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

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

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

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

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

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

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

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

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

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

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

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

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

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

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

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

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

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革命路线转换到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

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

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

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

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

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

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

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

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

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

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

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

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

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蒋宋美龄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把自己心灵交给上帝,其中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都被忘怀了。

“灵修”之术对消弥人的感情痛苦,平和人的情绪,保护人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冥思和诵祝中能促进气血的有韵律的运动,在神秘的喜悦中促发人的神经中枢达到兴奋状态,人体免疫机能也处于高度活跃状态。

宋美龄出身于一个传教士家庭。

其父宋嘉树在11岁时随养父到美国波士顿,先做过学徒,因为不安于现状,数年后离家出走。

在流浪中遇到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牧师,之后受到朱立安?卡尔将军的资助,在卫理公会的圣三一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基督徒。

两年之后转入田纳西州一座神学院学习了3年,成为一名传教士,受教会派遣回中国传教。

宋美龄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位基督徒,出身于名门世家,毕业于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中。

数学成绩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

17岁毕业即留校当教师。

由于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十分热心于慈善事业和教会的活动。

宋美龄生于1897年3月20日,她排行第四,上边有两位姐姐、一位哥哥,下边有两位弟弟。

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家庭是衣食无忧的。

但是,宋家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却极为严格。

宋夫人善良、贤惠、厚道,她时时周济穷人,热心教会工作,教育子女要自力更生,凡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办到的事情,就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办好。

对宗教她坚信祈祷是同上帝沟通的神圣时刻,常常跪几个小时祷告,这对宋美龄后来的宗教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宋夫人按清教徒的规矩要求子女有礼貌、守规矩,不能酗酒、赌博和跳舞,连梳什么发髻都身体力行,让3个女儿认真仿效,全家人常在宋夫人的钢琴伴奏下唱赞美诗。

这种环境对宋美龄的成长起了很深刻的影响。

宋美龄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笃信上帝耶稣基督。

读《圣经》、祈祷是每日必做的事情。

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也是基督徒应做的事情。

为人谦卑、礼貌、善良、宽厚是基督徒的基本要求。

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客旅,我家乃在天国。

”虔诚的基督徒都坚信:人通过修炼最终要回到天堂去的。

《圣经》的这段教义对宋美龄影响极大。

宋美龄最喜爱的生活就是灵修,她每天要用一至二小时读《圣经》,她认为只要读《圣经》就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上帝,个人的不幸、痛苦、忧伤都在虔诚的静修中得以忘怀了。

祈祷上帝给她以平静,赋予她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

在台湾,官邸里她修建了礼拜堂,她每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

到美国纽约之后,宋美龄就去曼哈顿或长岛附近的教堂做礼拜。

除《圣经》之外,宋美龄和蒋介石还喜欢读一本基督教经典著作《荒漠甘泉》(也译作《沙漠甘泉》)。

讲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痛苦、不幸中每天记日记,把自己交给上帝,终于被救的故事。

宋美龄评价道:“这本日记是黑夜中的一盏灯,照着基督徒足下的道路,是绝望中的希望所在。

”“灵修”之术对消弥人的感情痛苦,平和人的情绪,保护人的健康都是大有裨益的。

宋美龄如此珍视考门夫人所写的《荒漠甘泉》,自有其心灵焦灼、渴求释放的迫切原因。

世人皆知,宋美龄这一生经历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常人心理难以承担的:1936年的西安事变,1948年起的众叛亲离,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一度使出洋乞援的宋美龄陷入绝望之境。

她饱尝到的是在彬彬有礼态度之下的冷漠甚至是鄙夷。

然而,在暗中流泪之余,她靠着诵读“山谷”一章挺了过来。

所谓“山谷”一章是怎样说的呢

书中以隽永的、能给人强烈画面感从而达到暗示效果的语言,来启示诵读,以振奋精神,忘怀烦恼,实现精神上的“普渡”历程。

我们要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不是一片平坦的平原。

若是我们前面的生活只是平而又光,何等乏味

我们需要山和谷。

山使雨水汇集谷中,使地肥沃多结果子。

山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山一般的难处原是催赶我们到施恩座前去得有福的甘霖的;我们所厌烦的山境,反使我们得福。

多少人因为厌烦山谷的辛苦,贪恋平地的舒服,因此受风霜的摧残,倒毙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黄金色的水中。

神的山是他子民的保障

我们不能说前面没有损失,忧虑,试炼。

我们只能信靠。

父神必从今日起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走当走的路程。

所以我们的新年是一个快乐,有福的新年

这一段充满了象征和暗示词语的汉字,一般人恐怕是很难从文字本身读出什么“妙处”来的。

然而,长期在宗教修炼中寻找“救途”的人,却从文字中得到了神秘的启示宋美龄不但自己信教,而且还殷勤地向她的亲朋好友们赠送宗教典籍或干脆劝说他们入教。

宋美龄一生没有子女。

一个在别人眼里处在至高至尊地位的女人,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这不能不说在感情上是有重大缺憾的,即使地位再高,纵然有权势和财富,也无法弥补这一情感失落而造成的内心苦寂。

然而宋美龄并不感到苦寂,她认为她并不缺少这种快乐,精神并不空虚。

宋美龄惟一无话不说的密友是孔令仪(孔二小姐),据孔令仪透露:“老夫人内心实则是十分奔放的,然而她很满足,任何不足或缺憾,她都会以好的一面去看。

”因此,宋美龄一直能以一种较好的心态对待蒋的子女。

首要的原因就是精神上的皈依使她除了尽享世俗的乐趣之外,还有一个在“天国”的精神乐园给予她理想的激励。

而赋予宋美龄精神甘美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圣经》和《荒漠甘泉》。

《圣经》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名著,而那本同样给予蒋介石夫妇重大影响的《荒漠甘泉》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荒漠甘泉》作者考门夫人,原名丽蒂伯德。

1870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年轻时一度病危,医生已经宣布无药可救。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她的丈夫查理向上帝祈祷,求神保佑,一旦康复,愿将余生全部贡献给基督教。

考门夫人痊愈后,二人力践誓言,到世界各地传经布道,办院讲学。

考门夫人曾到过中国上海。

该书由中国信徒翻译成中文,在基督教世界里被誉为“一座支取不尽的心灵宝库,一泓鲜活的甜美的生命甘泉”。

宋美龄生活的时代,是人类灾难频发、战乱不断的年代,人们生活困苦,渴望着信仰的麻醉。

人们渴望找到解脱的药方。

《荒漠甘泉》正是一剂救世良药,征服了东西方亿万读者。

从纽约的摩天大厦到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从澳洲辽阔的草原到非洲炎热的矿场,无论市井平民、虔诚教徒,还是将军元帅、总统议员,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本书的虔诚读者。

有的作为座右铭摆在案头,有的作为醒世箴言传至后代。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考门夫人虽是在写读经感受,行文却毫无陈腐的经卷气息,每篇小文都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或摘引寓言、叙述故事,或描述景物、寓情于景,或揭示心态、直抒胸臆,都有声有色、入情入理。

在1996年3月宋美龄答记者问时,说:“上帝让我活着,我不能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

”宋美龄最喜欢诵读《圣经》上的一段话:“你们应该喜乐,天上的麻雀,一钱银子可以买两只,上帝都要养活它们,何况你们是上帝所欢喜的。

”这段话给了宋美龄许多启示,她心态平和,没有心理压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她学会了随遇而安,万事都能看破,想得开,这样,心中就没有什么烦恼。

不高兴的时候,她就发一点脾气,不把恼怒憋在心里。

宋美龄在见到友人时常常问人家“happy吗”

平心时常劝慰蒋介石:尽管有许多不顺心、不如意甚至不幸,但是把自己交给上帝就会高高兴兴的。

对联赏析什么对联都可以,一定要带赏析哦

1、此江若变作春酒 问余何事栖碧山 此联为1930年3月,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来采石游览,参观广济寺时所题.系集李白诗句而成.上联出自李白《襄阳歌》:“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下联出自李白《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一生爱好诗酒,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各地名山胜水,无不流连.广济寺位于太白楼之西,始创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旧名石矶院,又名资福院,香火极盛.此联题于此处,无论从李白诗意,还是结合当地景致,都十分贴切. 2、扬波喷云雷,笔落摇五岳; 举杯邀明月,垂辉映千古. 此联为当涂县青山李白墓园中太白祠楹联,为赵朴初先生手书.四句均为李白诗句,惟最后一句因平仄要求改动一字.“扬波喷云雷”出自李白《古风•其三》:“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笔落摇五岳”出自《江上吟》,原句为“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此处为字数统一,删去前面修饰性的两个字.“举杯邀明月”则出自著名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垂辉映千古”出自《古风•其一》,原句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此联集李白四句诗,生动地表现了李白诗歌“惊天地、泣鬼神”的雄浑气势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其辉映千秋的巨大影响,可谓生动贴切,匠心独运. 3、侍金銮,谪夜郎,他胸中有何得失穷通?但随遇而安,说什么仙,说什么狂,说什么文章身价?上下数千年,只有楚屈原、汉曼卿、晋陶渊明,能仿佛一人胸次; 踞危矶,俯长江,这眼前更觉天地空阔.试凭栏远眺,不可无诗,不可无酒,不可无奇谈快论.流连四五日,岂惟牛渚月、白苎云、青山烟雨,都收来百尺楼头. 这副长联共118字,是太白楼楹联中最长的一副,为黄琴士所撰.黄氏为泾县人,曾主讲翠螺书院.此联上联说李白生平既曾有侍奉玄宗于金銮殿的显赫,又有被远谪夜郎的酸辛,但他生性磊落豁达,何尝对个人得失耿耿于怀?什么“仙”呀、“狂”呀、“文章身价”呀,都难以概括真实的他.数千年间,只有他能集战国时屈原的忠愤、汉代东方朔的狂傲、晋代陶渊明的旷达于一身.下联则由回忆李白转入自己在太白楼所见的景致与感怀.登临绝壁临江、千古一秀的采石矶,俯视脚下浩荡东流的长江水,顿时觉得江天浩渺,天地空阔.在此处凭栏远眺,怎么能无诗,怎么能无酒,又怎么能无李太白那样的高谈阔论,一抒胸中怀抱?在此高楼上就该盘桓个四五日,不仅仅要饱览牛渚明月、白苎浮云、青山烟雨,更要缅怀李太白之绝世才情与坎坷身世.全联之妙就在于有历史,有现实;有景物,有情感.情景交融,胸襟开阔;诗情画意,快人快语,通过排比夸张,将眼前景与胸中情结合起来,一气呵成,感人至深. 4、有句思谪仙,争看炉火照天地; 此山腾傲气,岂惮鼻息吹虹霓.此联为太白楼二层“李白纪念堂”横匾两侧楹联,系赵朴初先生自撰自书.上下联中各嵌进李白诗一句.上联中“炉火照天地”出自《秋浦歌十七首》其八:“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下联中“鼻息吹虹霓”出自《古风其二十四》,原诗为讽刺斗鸡之徒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斗鸡者趾高气扬,吹出的气息都能冲上天,使路边的行人胆战心惊,可见其小人得志之态.这里赵朴老说,在此登临,心中不由想起李白描写冶炼工人劳动场面的诗句,仿佛看到被炉火映红的冶炼工人的脸庞,争看钢花飞溅的壮观;而翠螺山因为有太白楼在,也沾染了李白的傲气傲骨,又怎怕那些得意小人的不可一世.全联巧妙地嵌入李白诗句,表达自己对一代诗仙的崇敬、怀念与向往,堪称佳作. 5、击楫几登临,看白纻环来生成画稿;推窗一凭眺,问青莲在否同放诗杯.此联为清代彭玉麟所撰.彭氏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早年追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卒谥刚直.光绪三年(1877年),彭玉麟时任兵部右侍郎,捐俸重建太白楼.他十分喜爱采石山水,每年巡阅,必来此游览.上联是楹联通常写法,即由景入手,说自己几度浮舟过此登临,只见白纻山等众山环绕长江矗立,远近高低各不相同,宛然一幅天生的水墨山水画卷;下联转景入情,写自己在此登楼推窗,凭栏远眺,不由问苍天:“李太白尚在否”?如能与他一起对酒当歌,畅抒怀抱,该是何等赏心乐事啊.只可惜斯楼依旧,江流亦千古,而斯人已难觅仙踪,想起他往日诗酒风流,怎不令人感怀惆怅. 6、胜迹画图中,莫辜负此日登临,倚山枕渚;奇才诗酒老,忆记取当年犯放,动地惊天.此联为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游览采石矶时所题.上联说自己置身于背倚翠螺山、头枕牛渚矶的太白楼上,见到山青水秀,胜迹如画,千万不要辜负了这大好河山;下联转入评论李白,说他一生奇才出众,又独好诗酒,曾写过多少惊天动地的诗歌文章,却生性狷狂,不谙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不幸晚年惨遭长流夜郎,这教训可值得记取啊.蒋氏是政治人物,深谙权谋之道,他除了以“奇才诗酒老”称誉李白外,更看到了李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一点,也是和历来其他文人所见不同的.但太白楼既是东南名胜,李白又是这样一位飘然若仙的天才,触景生情,又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呢.任何人想起白居易写李白墓的诗句:“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都难免要为李白的绝世才情,多舛遭遇而同声一叹,蒋氏又何能例外? 7、公昔去长沙,笛吹黄鹤楼中,梅花默然;我今望秋月,帆挂翠螺上下,枫叶纷纷.此联上下联均化用李白诗句,但意思十分贴切.上联出自《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原诗为:“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写的是李白在黄鹤楼中听笛时所触发的愁思.这里作者在联首用了一个“公”字,表示那是发生在李白身上的往事.下联出自《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本来诗意是李白秋夜在牛渚江面上泊舟,想起东晋袁宏在此吟诵自己所作的咏史诗,恰巧被谢尚听到,十分赏识,从此声名日著的故事,不禁触景生情,感怀自己空有满腹才情,可惜却无人欣赏,致使平生抱负不能实现而生发的惆怅.这里作者加了一个“我”字,表示自己追寻诗仙足迹,浮舟翠螺山下,来到太白楼,登舟望秋月,重新见到了李白当年见到的枫叶纷纷景致.风景既然如故,想来情怀亦如太白当年.“梅花默然”与“枫叶纷纷”都无语,但它们所触发的人的情感却如丝如缕,胜过千言万语.上下联虽均出自李白诗意,但意境上一古一今,一诗仙一自己,既有对李白风采的怀想,又有自己和李白的心灵相通,用在太白楼,可谓意味深长. 8、万里大江来倚翠嶂高楼,月朗风清依旧;六朝陈迹尽瞻锦袍遗像,天长地久犹新. 此联上联写出了太白楼“风月江天贮一楼”的气势与风光.江水回旋,波涛汹涌,拍打着岸边的石头;倚靠在太白楼上的栏杆处,依旧能见到皎洁的明月,沐浴到轻柔的微风.下联说,采石矶作为六朝京畿天然屏障,目睹了多少六朝的成败兴衰.瞻仰着太白楼中陈列的李白的锦袍遗像,仿佛又看到了风神潇洒的李太白在世.这种风采,历久弥新,可与日月争辉,能使山河增色.“翠嶂高楼”上的“月朗风清”,连接着的是李白的“锦袍遗像”所带来的“天长地久”.江山代谢,人世浮沉,庶民尘土,帝王亦尘土,惟有李白这样的诗仙才能不朽.此联之妙,全在于从李太白、太白楼,联想到了历史的沧桑兴替,令人读后不胜感慨. 9、莫上层峦,睹江水狂澜,洒不尽英雄涕泪;聊倾蚁酒,听秋林落叶,感从来才子飘零.上联说千万不要登上高山,因为登高望远,看到滚滚东逝的长江水,淘尽了多少千古风流人物,让英雄人物也禁不住要洒下涕泪.下联说,在太白楼上,百无聊赖,倾满蚁酒,听着秋风中飘落的树叶,不由感慨自古才子亦如这秋叶般飘零.英雄涕泪,才子飘零,从来都让人心动.更何况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又有多少英雄才子,怀才不遇,郁郁终生.在那种个人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等权贵人物手中的年代里,帝王的赏识,就是士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渠道.得则高歌,失即万事皆休.宇宙无穷,人生有限,个人是多么渺小.在太白楼上登高望远,有多少人借李白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千古英雄千古泪,由来才子自飘零,明月楼高,江湖日远,对酒凭栏,同声一叹.身世如浮萍,飘忽不定,这就是那个年代有傲骨的读书人的命运.所以,无论是英雄,还是才子,需要的都是知己的赏识.而那种知遇之恩,却可遇而不可求,又岂是个人所能决定的?“零落成泥碾作尘”,也就难免. 10、去日苦难留,须臾六十四年,觉浮生仕真若梦,游真若梦; 高风洵寡偶,上下三千余载,问何人诗可称仙,酒可称仙? 此联上联说时光飞逝,转眼间六十四年就过去了.回首往事,只觉得仕途真的如梦,交游亦如梦.总之是浮生若梦,恍如隔世.下联说李白高风亮节,难有匹敌.三千多年间,又有何人能象他那样,被人称为诗仙、酒仙?上联是慨叹,纵使多才如李白,亦只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的一个石子,终究难以挽留住逝去的时光.所以才会有“仕真若梦,游真若梦”之感慨.但伟人终究是伟人,他的生命虽然难以再现,但诗仙、酒仙的风采却会长流人间,不会因为他肉体的消失而消失.所以,下联转而又说,从这一点讲,“诗可称仙,酒可称仙”的李白便可以没有什么遗憾.毕竟,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象他那样千载留名呢?李白生前就已被人称为“天上谪仙人”,非寻常凡夫俗子可比.身后更是推崇者无数,能够集“诗仙”、“酒仙”称呼于一身,的确是几千年间难得一见的奇才.此联之妙,在于将李白短短一生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虽不免有“生命如花,转眼凋零”的遗憾,但更有一份看破人生浮沉得失之后的旷达. 11、酒家何处?杨柳依垂,每当月白风清,胜地也应招子美; 潭水依然,桃花无恙,到此心旷神怡,前身或许是汪伦. 此联上联先以问句起头,因为李白生平最爱美酒,所以作者上来就问:“何处有酒家?”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杨柳依依垂拂的时候,对着如此良辰美景,总不由想到,应当招来李白的好友杜甫,让诗仙、诗圣一起品酒、赏月、吟诗、畅谈,才不失为一桩赏心乐事.下联写道,桃花潭的潭水依旧象李白游览时那样清澈,桃花也依旧妩媚动人,自己到此只觉得心旷神怡,仿佛神游数百年,穿越了时空隧道,与李白在一起.或许自己的前身就是那个在桃花潭畔踏歌为李白送行的泾县汪伦吧.此联把美酒、良辰、风物、胜景,与人物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曾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杜甫,还是李白笔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汪伦,都是李白的好友,都曾与李白一起留下一段让后人神往的佳话.这里,作者也禁不住神思遐想,自己也是李白的异代知音,或许前身还就是李白的同时代人,也曾追随李白左右,也曾与李白把酒畅话,醉歌抒怀呢. 12、谗起七言,千古才人千古恨;快登百尺,一楼风景一楼诗. 此联上联说李白遭谗,起因是《清平调三章》中“借问汉宫何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句中以赵飞燕比杨玉环.本来李白此诗是赞美杨妃美貌如花,娇俏动人,只有汉宫中的赵飞燕可比.传说高力士却故意在杨玉环面前挑拨说:“以飞燕比妃子,是贱之甚矣.”杨妃于是十分生气,遂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玄宗想以官职授李白,也为宫中所悍而止.后来李白在朝廷就呆不下去,玄宗终于“赐金放还”,李白就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待诏翰林生活,他的第一次从政也就此宣告失败.所以上联说,李白怀有千古之才,但也正是因为他有才,谗言遂因之而起,致使李白这位“千古才人”怀抱着“千古遗恨”.下联转说自己登上百尺高的太白楼,眼前所见是一楼风景,一楼诗词.如果除去上下联前面四个字,“千古才人千古恨,一楼风景一楼诗”同样是一幅妙对. 13、把酒问青天,放眼已无高力士;登舟望秋月,旷怀犹忆谢将军.此联上联“把酒问青天”出自宋苏轼词《西江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意为把酒问苍天,世间已无觅高力士这样的谗毁小人的踪影,而人们对李太白的怀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自有公道.下联“登舟望秋月”出自李白《夜泊牛渚怀古》:“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意为象谢尚那样能够识别人才的高风亮节,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赞赏.大家每当读到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一诗,都要想起这位谢将军的旷怀.正象一位诗人写的那样:“有的人死了,可是他却活着;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却死了.”象谢尚那样的人,纵然肉体已化作尘土,人们却依然时时记着他;而象高力士这样的人,死后又有谁会追念他呢?“爱屋及乌”,人们因为喜爱李白,所以连带着对他所推崇的谢尚也加以怀念,而对以谗言中伤他的高力士却十分厌恶.这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反映了人们对李白的热爱之情与追思之深,可谓道出许多人的心声. 14、大江淘尽英雄,山经百战楼仍在; 诗卷长留天地,人往千秋酒不空. 此联上联上来就说,千百年来,被这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带去的英雄有多少啊,正应了罗贯中所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采石之险甲江南”,作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翠螺山见证了多少险恶的战争,至今依然矗立在江畔;太白楼饱览了多少朝代兴衰的往事,依旧在蒙蒙的江南烟雨中勾起人们那份绵绵不尽的怀思.下联说,斯楼虽在,斯人已往,而他的诗卷却长留天地间.千载后重来,楼中依旧可见后人拜祭时奉上的美酒.因为大家知道,李白一生就爱好诗酒,所以来拜祭他,别的可以没有,却不可无诗,不可无酒.表面上是说酒不空,实际上是说,人民对李白的怀念经历了千秋万载,也不会消除磨灭.此联只有短短的26字,却以“山”对“人”,以“酒”对“楼”,以“英雄”对“天地”,处处可见对仗之工.江山千古,江流千古,楼亦千古,诗亦千古,人亦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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