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结局如何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天石先生通过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蒋介石日记以及其他历史资料，写成了本书，用精确、科学的史料，佐证了许多关于蒋介石以及民国、国共、抗战等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杨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准确无偏的历史观点，让我们敬佩不已
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所言，有一种走下神坛、走出牢笼，拨开云雾之感。
一、关于蒋介石的日记。
蒋生于1887年，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活了88岁。
蒋记日记，始于1915年，28岁时。
止于1972年8月，85岁时（这一年蒋手肌萎缩，不能执笔）。
期间的57年，有4年的日记遗失，即1915（现存有13天的）、1916、1917三年的日记，遗失于福建永泰战役。
1924年的日记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
57年记日记的历史，现在保存着53年的，共63册。
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人物中，有这么长的日记存世，大概也绝无仅有。
二、关于刺杀陶成章的事。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
蒋在1908年的《事略》中表示出“陶之为人，不易共事”，“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有资料认为，徐锡麟的死，也与陶“相逼”有关。
因此，表明，陶为人的性格比较“多疑”。
1907年，陶参与发起倒孙的风波。
1909年陶南洋募捐未获得满意结果，再次倒孙。
同年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等人在沈缦云家开会，讨论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
几天之后，陶离沪。
11月，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
陶回来后，继续鼓吹与同盟会分家。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后，马君武12月20日在《民立报》上著文，称“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
而1912年元月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再次将孙推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
当时陶与陈其美的主要分歧是：一陶成章拒绝陈其美“协饷”的要求，陈是上海都督，在上海办中华银行，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陶当时是浙江军政府的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时，陶表示“缓商”，汤于是复电拒绝。
后来，陈当面质问汤，汤说陶“不允”。
于是陈再次记恨于陶。
二是陶对陈在上海都督任上的作为不满。
认为“声名恶劣”。
三是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号召旧部，练义勇三营。
这一举动，引起了陈的警惕，认为其锋是指向自己的。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汤寿潜任交通总长，空出的浙江都督一职，建议由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择一人以代，当时拥陶的呼声很大。
陈其美虽然不愿意丢掉上海去浙江，但对于陶出任浙江都督也相当不安。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
陶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
陶于1月7日在《民立报》发表通告，称“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
”说明自己不会组织力量对其他人构成什么威胁。
1月11日再次发表称“公电以推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
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即蒋尊簋）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陶以举仍为明哲保身。
但是，陶的“旧部”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人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以陶“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
这电报与陶的原意相悖，不啻成为陶成章的催命符。
1月12日陈其美请吕公望转告陶“再勿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陶骏保是镇军军官，1912年12月13日被陈其美枪毙。
这时，沈等又坚持要陶出任浙江都督，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自然使陈其美感觉事不宜迟。
蒋在《事略》中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蒋实际上承认了“除陶”是陈指使的了。
另，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
蒋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还说“余之诛陶，乃出于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的表述。
说明杀陶之事，确系蒋所为
三、关于蒋介石的思想从“左”到“右”的变化。
从蒋读书的变化可以感受到蒋的思想的变化：蒋在1919年到1926年，是喜欢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包括《新潮》等。
从日记里，蒋看过《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原论》、《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学说概要》等。
对马克思的书，他“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923年还看《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
后来，蒋读到《泰戈尔传》后，写日记：“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
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
一以唯心，一以唯物。
以哲学言，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人生观中，蒋选择了“爱与快乐”，选择了唯心主义，也是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起点。
蒋在最初，也是类似于愤青，对国家有一腔热血，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奸商等有着强烈的愤恨，也有许多用激烈的日记，对共产党没有排斥。
但是到了后期，特别是代表孙中访问苏联回来和北伐过程中，蒋慢慢感觉共产党的做法与自己的思想相左很大。
最后发展到蒋完全排斥了共产主义。
蒋在1931年4月15日的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
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
盖凡称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也。
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
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
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
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已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
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这段话，让人耳目一新，虽然旧语，实当新风。
1921年开始，蒋开始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他读《抚鄂书牍》后，决定“日尽一卷”。
比较起来，蒋读新书，常常是食而不化；读旧书则如鱼得水。
常常以旧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接人待物的原则。
从1926年以后，蒋基本上放弃了新书，专读旧书了，比如：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曾子、管子等等，读后感《《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
四、蒋介石的自我修养。
儒家认为：修身养性是一终生的大事。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养成许多坏毛病，如“狭邪自娱，沉迷久之”、“荒淫无度，办理无状”、“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均蒋日记里记载）等等。
为了克服这些坏毛病，从日记上了解，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阅读道学著作，加强自己的修养。
1919年的日记里：“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
”这年开始，他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静敬澹一”，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
蒋学宋明道学家的“功过格”：做好了事，有好念头，画一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
1920年1月1日，蒋决定从当日起，到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记事外，也搞了一个功过格，列出16种“过失”：暴戾、急躁、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
（别的功失我都理解，把这“客气、卖智、好阔、郁愤、机诈”作为过失，是第一次听说。
其中，“客气”的含义可能与我们不同；那卖智，我理解应该就是喜欢显摆、逞能吧，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毛病，但从来也没有认为是一个坏毛病；另好阔和郁愤都原来都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现在成为一种过失，也比较新鲜；机诈，这一条，对当今的中国人特别需要重视，现在的中国人往往还给孩子教机诈呢，大人机诈成风，不诈被人看不起。
看来，是社会的退步。
）1923年，他抄录的道家语“修已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
同年7月16日的日记写到：“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从今后起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
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我也曾经在“诚恳做人（经常被误解、吃亏）”与“适应潮流（就是学一些机灵之术，经常与同事走动走动，经常到领导那里汇报汇报工作，与人相处时嘻嘻哈哈、拍拍打打，热热闹闹，适应社会大家的需要，与大家打成一片）”之间，苦恼、彷徨、犹豫过，也与同学、朋友探讨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原来的做人原则，顺应社会需要，学会一些社会流行的技巧。
最后还是决定“宁可让人认为太老实、无用，也不要学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机巧之术，让人感觉圆滑。
”在这方面的感觉与老蒋有共同之处。
五、蒋胡闪击延安计划。
共产国际，也称为第三国际，名义上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成立于1919年3月2日，总部在莫斯科。
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均为其支部。
中国共产党也是其支部成员单位。
但是实际上，是由苏联共产党控制。
1943年5月22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宣布解散，共存在了24年。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是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共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
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
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
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机会。
5月25日（老蒋也够快的
）召开会议，讨论对内对外形势。
期间，蒋已经命令胡宗南悄悄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6月17日，蒋致电胡，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
胡已经秘密调动部队着手开始准备。
可惜，7月3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把这一计划密报了延安方面。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同时致电蒋“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7月10日，蒋命令胡停止计划。
7月12日毛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国民党》。
看来，闪击延安，确有其事
六、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按照杨先生的书中观点：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
因戴惧内，事先和蒋说好，由蒋出面认子。
（可见蒋的确是一个挺仗义的人，否则这种忙都帮呀
）蒋纬国出生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
蒋当时交给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
蒋纬国身世：送给姚冶诚后，1920年随姚回溪口，1922年居奉化，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学习。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姚带纬国迁居苏州。
1928年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34年18岁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又进文学院，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
1936年奉蒋介石之命，赴德国研习军事。
期间，纬国本来应该与宋美龄见面了，但一直并未见面。
纬国到德国后，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学习，被授予陆军少尉衔。
欧战前，奉命赴美参加陆军航空战训班。
1940年由美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正好当时宋在香港养病，自然要去拜见，这是纬国与宋的第一次见面。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派经国充当两人的“中介”。
据纬国回忆：“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
”纬国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来，他在重庆时，在宋的书房里看书时，发现了《InsideAsia》一书中影射自己是戴季陶所生。
蒋纬国为此询问过戴季陶。
戴拿出了一张蒋介石的12寸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在中间，自己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照片搁在另一边。
问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
”当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可见，当时宋美龄也搞不清楚纬国的真正身世。
有可能，蒋到死也未将纬国的真正身世告诉过宋，也没有告诉过纬国。
后面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同时也与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是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
（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这样宣布过）。
在纪云所写的《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中，戴季陶1943年11月12日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忏悔：“（我加一段：应该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戴等跑到日本）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
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
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
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
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
”纪云当时担任会议纪录，会后把这记录曾发在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
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的混乱、谬误之处，如：戴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
但是由于纬国身世的长期不明，给人们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读后感2000字
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
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
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
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
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
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
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
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
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
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
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
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
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
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
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
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
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
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
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革命路线转换到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
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
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
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
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
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
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
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
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
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
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
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
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
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
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