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有哪些?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探微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丰富而详备，它是由官吏选拔、考核、铨叙、奖惩、监察、俸禄、致仕等具体制度所构成的-个庞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辞官制度以其独有的“异类性”，格外引起们的好奇与关注。
中国古代辞官制度随着古代官吏制度的发展，逐步由辞官现象演进而成为制度，大致经历了萌芽、确立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先秦是辞官制度的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是通过禅让的方式实现的。
“禅让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力不从心者适时“辞官”让位给他人，这种辞“官”形式带有浓厚的氏族内部的民主色彩，或许可称得上是辞官思想的萌芽。
从夏开始延缓至商、周的奴隶社会，禅让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王位继承的世袭制，以及诸侯、卿大夫世代相继的世卿制。
这种“世卿世职”制，官爵世袭，几乎不存在辞官问题。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随着世卿制的破坏和士阶层的形成，各国的变法和人事制度的革新此起彼伏，也无形中孕育了辞官思想，辞官现象也开始展露仕途，由于没有形成制度，辞官现象处于无序状态。
辞官现象的出现，与先秦诸子的用人思想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曾辞官周游列国，劝谏君王行道治国，有的弟子为追随他而辞官前往。
秦汉是辞官制度的确立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制度，使辞官制度的确立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官吏制度逐渐形成，在实行“察举征辟制”选官的同时，准许辞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官吏人权和自由的尊重，这是辞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条件。
另从政府组织结构来看，有了专门负责官吏管理的机构，象汉代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其中东曹主二千石长吏的迁除，相应官吏的辞官事宜归其管理。
再从官吏的任免权限来看，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辞官也要呈皇帝批准。
宰相下面的十三曹，由宰相自己辟用。
此外各衙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行辟用。
如此以来，掾属辞官批准权在各首长。
强调辞官须经批准，从程序上保证了辞官制度的规范化，也表明了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确立。
汉代之后，辞官制度进入稳固实行和发展时期。
由于各朝代政府组织结构有异变，官吏的任免权限也宽严不一，势必造成辞官的批准权也有所变化，但辞官制度的基本规范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
象唐朝，五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通过了吏部考试，由尚书省吏部任命，官吏要辞官也得经皇帝恩准或吏部同意。
地方长官之掾属的任用，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除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吏部，郡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也就无权批准其辞官。
辞官制度从秦汉时确立，历经数千年的实行，其规范性内容--辞官者依程序请辞和任官者依权限批准辞官的有形准则，基本得到了较好地坚持，从而保证了辞官制度的经久不衰，也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把辞官喻称为“挂冠”，《辞海》的注解是：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成语“神武挂冠”的由来也是如此：南朝梁陶弘景“家贫，求宰县不遂。
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
后以“神武挂冠”指辞官隐居。
今天，我们翻阅古书辞章，文人墨客关于挂冠辞官的诗文随处可见。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名句：“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陆游诗句：“挂冠神武莫踌躇，家具何妨载鹿车。
怨谤相乘真市虎，技能已尽似黔驴”。
《说岳全传》有诗曰：“挂冠归隐不贪名，富贵浮云看得轻”。
诗言志，这些辞官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决意辞官归隐，以求济世的情怀。
封建集权的官吏制度以人治为本，官吏作为仕途中人，常有不测风云，他们循孔子教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愤而辞官”归隐山林，或“畅然挂冠”浪迹天涯，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辞官者既有重臣名将，也有名不见传的小官小吏。
透过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辞官现象，来考察辞官制度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其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辞官的种类和原因不尽相同。
古代辞官制度并未就辞官的种类形成统一的范式，从实际辞官的情形分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辞官。
官吏自愿辞官，也可称之为自动辞官，其有多种背景和方式。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子们唯一光明的大道是“当官作老爷”，但也有如愿以偿入了仕途的人却要辞官自罢而去，反其道而行之。
这正如古人所言：“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官吏辞官“下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各有志”，其真正原因错综复杂。
有的是心甘情愿的“不愿仕”而自愿辞官，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等辞官即是如此，这种辞官者大多是比较超凡脱俗的士林中人。
有的自愿辞官则是心悦诚服地辞官让贤。
如春秋时，楚国的宰相虞丘发现孙叔敖才能出众，有将相才华，便将孙叔敖接到京城，自己向楚庄王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孙叔敖为相。
汉代时，周勃有除诸吕、立文帝之大功，位居右丞相，但自知其能力远不如陈平，于是称病辞官，让位于陈平。
这种辞官者多是德高望众之辈，辞官解印是为了国家社稷，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的因丁忧、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宜继续任职而提出辞官。
前面几种主动自愿辞官情形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自愿辞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自愿，实乃是迫于无奈或走投无路的被动自愿。
如有的不愿受官场的拘束、“不堪吏职”而辞官；有的由于为官清廉正直而不为官场所容，被迫自愿辞官；有的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无能，不得已只好自愿辞官求得安稳。
此种被动自愿的辞官形式，多因官场黑暗，受情势所迫，只能辞官独善其身。
但无论那种背景与情形的自愿辞官，其行为结果都是相同的，都以自行弃官去职为目的。
且从程序上看，一般都会主动提请，征得同意而后行，这是自愿辞官的一般程式。
另一种是引咎辞官。
官吏因工作失误或失职等原因，造成一定损失或影响，自感难辞其咎而提出辞官。
引咎辞官是官吏对自己在行权主事的履职过程中的失偏、失准和失范事实的自责行为，是负咎思过的一种义举。
辞官思过从表象看是咎由自取，实乃是对其官德的考验。
引咎辞官多为个体行为，既有军中武职，也有各司文官。
史载三国时，街亭失守，损兵折将，诸葛亮不是将马谡斩首后就了事，而是不辞己过，引咎责躬，上表白请贬官三等，并且“布所失于天下”。
清雍正十三年苗疆复叛，鄂尔泰战败，为此引咎辞官，并削伯爵。
历史上也有集体引咎辞官的例证，只不过这种方式较为罕见。
相传汉朝宣帝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史高，因关东饥荒，百姓流离而集体引咎辞官。
自愿辞官与引咎辞官，类别不同，动因相异。
一般而言，自愿辞官是在有资格继续为官的前提下的“不愿仕”而辞官，而引咎辞官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其前提都是因咎而不宜再继续为官，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辞官的形式及待遇相差甚远。
官吏辞官形式多样，不拘一格，不同的辞官形式享受的待遇不同。
下面简析两种常见的辞官形式及其待遇。
辞官致仕。
古代官员退休称“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
致仕分为自愿致仕和责令致仕。
辞官致仕，是指官员自愿请求辞官以致仕。
选择这一形式辞官，一般要符合致仕的条件。
一是年龄条件。
一般说，在明清以前，通常要求七十岁以上，明清以后则提前为六十岁。
二是身体条件。
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供职者，可请求辞官致仕。
如唐代规定“籍年虽少、形容衰老者，亦听致仕”。
宋代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而不胜其任，亦奏请之”。
明清也有类似规定。
官员选择辞官致仕，可享受致仕官的相应待遇：在政治待遇上，有加官晋阶、荫补子孙等，甚至还可享受一些诸如送别礼仪、冠带还乡、班列朝会等等礼遇；在经济待遇上，通常要发给俸禄、赏金赐物等。
辞官致仕，不为生计操心，不为养老焦虑，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依靠，脸面上也光彩。
因此，一般说来辞官致仕是辞官者首选的正途。
辞官归隐。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辞海》释义为“隐居不仕的人”，其由来主要是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愿做官及做官后又辞官归隐的士人。
选择辞官归隐大致有三种动因：其一是“不堪吏职”。
此为陶渊明式的辞官归隐，他们在职时“不私事上官”，往往要降志辱身才能立足于官场，故厌恶官场而解绶去职。
其二是求得自保。
官场似战场，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为了躲避祸患、逃避迫害不得已只好辞官归隐以求自保。
其三是以退为进。
此类辞官归隐者“身在山林心在庙堂”，归隐乃是缓兵之计，伺机等待东山再起，重归仕途。
辞官归隐者，作为弃官而隐的“旧官僚”，由于他们归隐的动机和真正目的不同，因而只有真隐者才能较彻底的溶入“隐型社会”，他们在“隐”期间一般无待遇可言，无俸禄可享，大多只好选择“力耕”务农、“舌耕”以教，或从医、经商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而辞官假隐者，虽无官俸待遇，但其实际收益也多有来路：有的兼业谋生，半耕半渎；有的依靠旧时积蓄度日，翘首等待征召辟用；有的名隐实官，步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之后尘，或当朝廷、官府的顾问，或周旋于官绅之间，以获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
辞官归隐，虽不如辞官致仕那般实惠、那样体面，但历朝历代选择这一形式辞官的都大有人在，甚至一些人因此而声名远播，青史留名。
辞官者命运多有波折。
辞官无疑是辞官者人生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或暂停，预示着其命运之船的航向可能因此而改变。
细心考察，同是辞官，但辞官者的命运相去甚远。
有的因辞官触动了某些高官的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神经，抑或冒犯龙颜，因而举步维艰，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有的因辞官而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的因辞官归隐而见其人格的伟大，留芳千古；有的因辞官而见其性格的懦弱，遭世人耻笑。
辞官者命运扑朔迷离，悲喜交加，但总体而言，大多是一波三折，多有不测。
史载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四十一岁时自行辞官归隐，回到了庐山山脚西南部的老家，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
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躬耕、爬山、作诗、饮酒。
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与他一样天真、幼稚而又可爱。
他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
此后，他的家境日下。
虽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
他也因此明白世人为何热衷于官场与权力，而对劳作与农业有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态。
其实，陶渊明一生曾先后几次辞官：在州祭酒任上辞官是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桓玄军幕任上是因母丧丁忧辞官；镇军参军改为建威参军，再求为彭泽县令先后一年多时间而自行辞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堪吏职”。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因而受到了世代后人的尊敬和颂扬。
唐朝开国元勋李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曾作《乞解职表》，以“疴疾日侵，腰脚疼疲”为由请求辞官。
唐太宗李世民还特意下诏褒扬李靖激流勇退的气度，诏书说：“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
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
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做官是其一生的职业与追求，一旦辞官下台，那滋味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
这与专制社会中做官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是分不开的。
所以，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官僚们都是生命不息，官欲不止，象李靖这样知足常乐的达观之人，实在是太少了
浩浩乾坤，因辞官而受到皇帝的赞誉的，李靖可谓是华夏第一人。
民族英雄岳飞，出于对卖国议和的愤怒，不仅言辞激烈，表示“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而且先后五次辞官，甚至不待朝廷批准，便径自回庐山第宅养闲。
加之秦桧百般进谗，便注定了岳飞被杀的厄运。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曾国藩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
在仕途上，他可谓官运亨通。
但他也曾多次想辞官隐退，据说因上折批评皇上，差一点遭来横祸而辞官回乡。
另因丧母辞官丁忧。
他曾写过一幅对联抒发他想辞官隐退的心理：“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辞官隐居躬耕的迹象。
特别是他五十五岁时，上疏请求辞官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致仕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
虽然曾国藩多次流露出辞官隐退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但与之相反，他的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辞官制度却有彰显官吏的人权与人格尊严的意向，甚至有挑战皇威，争民主、要自由的意向。
揭开中国古代官吏史的神秘面纱，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实质，是保证君主对人事管理权的完全控制和垄断，以实现君主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稳固。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封建专制君主，视国家一切为他个人的财物，所有官吏也都是为他镇国安帮的“家奴”而已。
官吏的政治行为，行政行为乃至一切言行都必须、并且只能对皇帝负责，这就决定了君臣之间只能是主奴的关系。
因而，无论是官职的设置，抑或是重要官吏的任免，甚至生杀予夺都由皇帝主宰。
尽管在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中，官吏之间存在着高低、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区别，每个上级都视下级为仆役，在下级面前可以颐指气使，极尽威严；而每个下级在他的上级面前都是“卑职”和“奴才”，都必须对其上级奴颜婢膝，俯首听命。
但在皇帝面前，所有官吏的尊严和权利都等于零，他们只能绝对地忠于皇帝，唯命是听，毕其身心以尽犬马之劳直至肝脑涂地。
这种集权的人事制度充分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性和对大小官吏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强化了官吏的奴仆地位和奴化心理。
纵观古代官吏制度，似乎唯有辞官制度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在官贵民贱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官文化对官吏的影响根深蒂固，官吏的“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他们对名利地位趋之若鹜，“一朝为官，终身受禄，福泽四方”成为世代不变的“官经”，因而追逐入仕成为“布衣小民”的梦想，加官晋爵成为官吏们的期望。
而辞官者反其道而行之，其辞官行为隐含着对皇帝及“上司”的不满与不敬，既有张扬他们弃官为民的“傲骨”之意向，又有藐视当权者“赐与”的官位与荣华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公然鄙视官场与官位的行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与封建主流意识更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容忍”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使此现象事实上演进为制度而世代相继，反过来又保护了这种现象的长久存续，从而凸现出辞官制度也具有宽严相济的特征。
希望对你有帮助
萧绎是谁
悠悠中华，上下五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文化灿烂，纵横千里，诗之国度，词之故乡。
唐诗宋词，任我飞翔
诗由情生，词为愁作：爱恨情愁，生离死别，闺妇思君，慈母爱儿，游子远行，故人重逢。
一杯淡酒，西出阳关，海内知己，天涯比邻，望断江水，孤帆过尽。
李有太白，浪漫豪迈。
欲渡黄河，将登太行，行路之难，歧路犹在。
长风破浪，济得沧海，抽刀断水，举杯消愁。
仰天大笑，岂做蓬蒿
不为权贵，催眉折腰。
力士脱靴，赐金放还，浮云流水，美酒相伴。
杜有子美，忧国忧民，生不逢时，国亡家破。
妻离子散，家书难求，感花溅泪，恨鸟惊心。
无边落木，萧萧而下，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安得广厦，大庇寒士，风雨不动，茅屋独破。
壮志未酬，孤独左右。
游子陆游，一心报国，收拾河山，北定中原。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铁马冰河，梦中才来。
东风也恶，桃花吹落，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人也空瘦，泪痕消透，驿外梅花，零落依旧。
词有苏轼，豪放旷达，仕途坎坷，阴雨难测。
三次遭贬，两下南蛮，流放离京，心系家园。
几时明月，把酒问天，琼楼玉宇，何处胜寒
君王岂知，百姓冷暖，白堤之后，苏堤再造，为民谋福，名垂千古，苏门三士，流芳百世。
千里婵娟，离合悲欢，阴晴圆缺，自古难全。
十年生死，茫茫难忘，幽梦还乡，尘面如霜，柔肠寸断，为情所伤。
大江东去，浪花淘尽，风流人物，赤壁周郎。
人生如梦，早生华发，叹古伤今，人月难圆。
读 诗 上海 王俊愉 我手头上有三本《唐诗三百首》，其中两本还是近两年刚出炉的精品，雪白的纸张，新颖的装帧，精美的印刷……然而我却是不大去触摸的。
因为它们夺目的外表让我觉得少了一份唐诗的凝重与古雅。
与之相较，我更喜欢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旧本。
褐黄的纸张，竖排的版本，带着一种古装书的气息，显得简朴而厚重。
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作者面广，流派纷呈，体裁众多，因而就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复杂感情。
唐诗可以让我透过书页窥见长安城那车水马龙、如真似幻的繁华，看见未央宫中长裙如风，摇曳生姿的宫女。
一首唐诗就像一幅工笔的花鸟，写意的山水，散透的人物画卷，灵气而耐看，将气质的华丽隐于朴素的文字之后，简单的表达，勾勒的却是耐人寻味的意境。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历史一去不返，时间在销蚀着一切，盛唐的遗迹渐渐地消亡了，不变的只有华美的诗句。
卷帙浩繁的唐诗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当它被写在纸面上，便有了不朽的生命，可以连接古今，诉说兴衰。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忙中偷闲之时，独处僻静之角，捧一本《唐诗三百首》，在清茗的氤氲烟气和书香之中，倾听那自远古而来却清晰的声音，让心也随同它飞越大川深谷。
我们可以看到唐诗在浔阳江头琵琶女伤感的眼睛中停留，在霓裳羽衣舞的奢华中掠过，在哀鸿遍野的战场上空徘徊，在妙绝天下的名山大川中漫步……唐诗是历史的沉淀，时代的产物。
历史上如果少了唐代，今天我们的中华文学就将缺失最亮丽的瑰宝。
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了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今天的寒山寺钟声将索然无味；如果没有了杜牧“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那心力交瘁的忧郁，今日的秦淮河可能就少了一份醉人的韵味；没了“我愿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的柔情，今夜的星空将黯然失色；同样，若没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放，今朝的美酒就显得寡然无味。
唐诗就是诗化了的中国，几乎凝结了我们中国人所有的情感，读唐诗恰似与古人的一次情感对话，你可以在一刹那间抽离都市的繁华，在诗句垒起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别样的心境，灵魂的乐土。
然而，诗人们的意境我们又真正了解几分呢
张继的寒山寺是他沧桑人生和失意心境的统一，而今，寒山寺的钟声至多寄托着人们新年的祝祷；秦淮河在诗人的笔下是繁华掩盖不住的苍老，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哀怨，而今，秦淮河却流光溢彩，歌舞升平，游人如织。
对于寒山寺，张继的失意是没有了，然而，秦淮河的忧郁又存几分呢
诗是不变的，人却变了，于是心境就和人一起变了。
在今天标新立异的现代生活中，与唐诗竞争的对手可谓太多太强了。
人们会敲击电脑键盘，在网上搜集各种信息，肯读李杜诗集的人却越来越少；人们可以目不转睛地关注股市的涨跌，却不屑翻阅诗词典籍。
于是，他们疏远了王维的秋，岑参的雪，于是，他们时而浮躁，时而沉闷。
其实，在古人的唯美和今人的高速之间，唐诗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应该是一剂很好的调节剂，这种难得的文化瑰宝不应只属于那个古老而又华丽的时代。
如果你有闲暇时间而又无谓虚掷，为何不静下心来读几页唐诗
在杜甫的月亮下，李白的山水边，王维的田园中，你会感受到一份宁静和安详，你会感到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在物质和精神的两极间保持宁静和平衡。
简评 身处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大潮中，面对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作者却在静心捧读《唐诗三百首》，畅游于杜甫的月亮下、李白的山水边、王维的田园中，这是怎样一种宁静与安详、古雅与凝重、灵性与趣味
这是怎样一颗“冰心”与丹心
作者从唐诗的意蕴中“寻找一种别样的心境，灵魂的乐土”。
我们呢，可曾为“疏远了王维的秋，岑参的雪”而感到惶恐
可曾去寻找唐诗那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
可曾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
品 味 苏 辛 上海 龚惠倩 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 读东坡名词听着那一场与天地的壮丽对话，不难发现，那明月、水光、箫声、凉气、墨迹、酒香的意象中，跃现的正是大师最旷达的人格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无一、难有多得的大文人。
他无复唐代李（李白）杜（杜甫）的豪放之风，却敢于突破北宋婉弱纤靡的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变绮丽婉媚为清雄刚健。
同是山水，早期的“花间词人”常取“平江波暖鸳鸯语，两两钓舡归极浦”的温和明媚，而苏轼笔下却是“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的宽广博大，以及“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的高大雄健
在苏轼笔下跃然而出的是“帕手腰刀”的投笔将军、“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的出猎太守、还有那“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念奴娇》）的青年才俊。
他为宋词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开了先河。
东坡先生命运多舛。
身后有朋友的出卖、捕风捉影的诬陷、莫须有罪名的笼罩。
他有过“乌台诗案”的满身脏水，有过丢官保命的侥幸和穷途末路的绝望，还有过被放逐的寂寞。
于是，他的豪放词作难免一丝阴影，写下“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他曾做“我欲乘风归去”的奇想，却有“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的矛盾心态。
然而，他在发出“人生如逆旅”的慨叹之后，依然能写出“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般极富理趣的名句。
东坡先生上承屈原、李白空灵飘逸之风，下开辛（辛弃疾）词清旷隽永之风。
这位豪放词派的先导，实在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
二 金兵南侵，汴京沦陷，王朝迁都，偏安江南，就在那国运衰落、山河破碎之时，辛弃疾作为豪放词人的代表，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奏响了令人骄傲的一曲曲悲壮豪放的爱国乐章
面对金兵的野蛮铁蹄，豪放词人发出了“整顿乾坤，廓洗宇宙”、“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烈呼声；面对投降派的苟且偷安和自己的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辛弃疾慷慨遥想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的抗金经历；一次次地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水龙吟》），将悲愤寄之于词。
纵使如此，他壮心不已：“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这位文武全才的爱国词人，曾有过“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无奈，却更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的矢志不渝
三 豪放词人并非没有柔情，苏、辛二人也非无泪的男人，一曲苏词《江城子》道尽人世凄凉；一曲辛词《贺新郎》，其中的是花是人，叫人寻味无穷。
一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苏轼《水龙吟》）洒尽天下离人泪；一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堪与柳永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媲美
或刚或柔的文字，展现的是豪放词人真实而立体的人性。
那豪情，是他们笑看千古的狂傲；那豪情，是英雄建功立业的理想；那豪情，是志士忠贞耿介的人格。
这豪情，流淌于作者的笔下，文字则如天地奇观；这豪情，融注于人生，人格则愈趋高尚；这豪情，展放于“世海”，入世态度则更趋积极。
豪放词作，让后人读出了浓情，受到了震撼
往事越千古，今人至今还在为赤壁矶旁孤傲旷达的灵魂而潸然泪下，为那些遥远的文字而击节赞叹——就因为，那力透纸背的刚劲，那跨越千年的豪情
简评 这是一篇带有研究性质的文学小论文。
文章以苏东坡和辛弃疾这两位词人为代表，既品味他们的词作，又联系他们的经历与遭际；既客观评说他们沉雄刚健、清旷隽永的词风，又吐发出豪放派词人笑看千古、孤傲旷达之情。
行文运用分章分节的形式，先“各显英雄本色”，再巧妙整合，评说时举出苏、辛两位的几首代表作，并融入精妙的议论，用语饱含情韵，力透纸背。
唐代十大诗人都有谁
唐代的边塞诗（一）概况：1、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
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
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
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
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内容包括：A、边塞风光；B、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C、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D、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
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
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
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 《走马川行》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
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
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
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
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
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2、初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 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
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
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
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3、盛唐边塞诗的特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
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代表作品有：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
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
”；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二)高适的边塞诗1、生平：高适（701-765）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边塞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高适在人生的早年,就渴望从军,建立边功。
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自天宝十二年(753)开始,高适长期从军,三度出塞，军旅生活体验丰富。
高适每次出塞都写了大量的诗或纪行,或抒怀。
高适边塞诗题材选取角度的特点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的现状，把战争和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考虑，因此题材广泛，思想深刻。
譬如,他对边塞的纷扰不宁表示忧虑:“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
”；“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他对战士的勇往无前，作热烈的歌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
他对战争的意义也有深刻的思索：“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
角度全面是高适诗歌的独到之处。
2、诗作风格：风骨凛然前人评价高适的诗“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概括起来就是风骨凛然。
“风骨凛然”即突出雄浑悲壮的精神意绪，无畏无惧的英雄气慨 ，因而有气魄，有境界的诗风。
他的诗继承汉魏古诗的遒劲风格，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直抒胸臆。
诗作带着强烈的感情。
譬如表明功名欲望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高适在诗中常常抒发议论，穿插在叙事和抒情当中，使作品更深厚老成。
高诗以七古见长。
诗歌容量大，情感跌宕起伏，意象色彩鲜明而又简洁。
故胡应麟《诗薮》称“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
3、《燕歌行》赏析：（1）诗题及创作背景：《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高适的“第一大篇”。
《燕歌行》本是乐府的体裁，魏文帝曹丕最早以这个题目写诗。
此后这个题目常用来歌咏东北边地（燕地）的征戍之苦和思妇相思之情。
本诗对旧有的题材进行了开拓。
对于诗歌的创作意图，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平定了契丹叛乱的几次战争为事由，歌颂守边战士排除万难，克敌制胜的爱国精神；另一说是揭露张守珪战败还妄请战功的问题，谴责将领骄傲轻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大极大痛苦和牺牲。
到底是歌颂还是讽刺
依据《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观点，并考虑到诗的前序，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张守珪的事有一定关系，但诗中所写并非完全是这次战役，而是融合他在蓟门的见闻，以更高的艺术概括，表现了他对战士们的深刻同情。
（2）以下讲习诗歌的内容：诗序说明了创作的事由，“开元二十六年，一位跟随元帅出征的朋友回来，写了一首《燕歌行》诗给我看。
我深感当今征战戍守的事情，于是和了一首。
”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的部将在和叛变的奚族人作战中打了一次败仗，“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见《旧唐书·张守珪传》）前八句诗概括了将士们出征的过程。
诗的发端“汉家烟尘在东北”两句指明了战争的方位和性质。
诗中的“汉家烟尘”和“汉将辞家”指当朝将士。
“男儿本自重横行”中的横行，是横行敌境，一往无前的意思。
“摐军伐鼓下榆关”两句写出征的军容。
“校蔚羽书飞翰海”中一个“飞”字传神地说明军情紧急，战局危险。
气氛由此逐渐推进，趋于紧张。
次八句写战斗危急而失利。
落笔便是“山川萧条极边土”，这个开阔而无险可平的地带，带出一片肃杀的气氛。
胡骑迅猛剽悍，如狂风暴雨，卷地而来。
汉军奋力迎敌，杀得昏天暗地，不辨死生。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对比了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生活，隐约地道出了失利的必然结果。
紧接着写战争失利，力竭兵稀，重围难解，孤城落日，衰草连天，这些边塞特有的阴惨景色，烘托出残兵败卒心境的凄凉。
紧接下来的八句写战争带给士兵的痛苦，这正是被围困在险境中的士兵心情的写照。
“铁衣远戍辛勤久”写征战在外的将士，“玉箸应啼别离后”写战士想象当中的独守在家的妇人。
妇人日夜悲愁，但“边庭飘飖哪可度”
战士徒然回首，毕竟“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久久萦绕，笼罩在战士的周围，夜巡的刁斗声声声紧急，敲碎了他思乡的心。
这原本是《燕歌行》这个诗题旧有的内容。
但本诗的渲染较前人更甚。
士兵复杂的内心活动，无疑深化了主题。
是谁让他们身陷绝境
最后四句收束全篇，感慨无穷，淋漓悲壮。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战士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又岂是为了讨得个人的功勋。
这句饱含着诗人的礼赞。
由此讽刺了冒进贪功的汉将。
末二句诗人感慨“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八九百年前威镇北边的飞将军李广处处爱护士卒的形象，和如今骄横的将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诗人提出李将军，意义深广。
从汉到唐，悠悠千载，边塞战争不计其数，但像李广那样即爱护士卒又能镇守边疆的将帅真是难求啊。
以李广终篇，意境更为雄浑深远。
（3）评价：A、从思想内容来看，《燕歌行》的同题诗作，大多写征夫思妇的缠绵相思，本诗打破了这一题材格局，突出表现英勇的气慨和悲壮的情绪。
以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的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到一起，形成了全诗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
B、从表现技巧来看，诗中多处运用了对比手法。
从大段落来看，出兵时的金鼓震天和战败后的困苦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贯穿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效命死节和将军的怙宠贪功形成对比。
士兵的辛苦作战和将军的纵情声色形成对比。
结尾提出李广，又是古今对比。
对比手法的运用，使诗歌寓意深刻。
此外，诗歌用韵四句一转，显出跳跃奔放的气势。
(三)岑参的边塞诗1、作者生平：岑参（715-769）是盛唐边塞诗的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他向往从军立功，把它当作求取功名的一条主要途径。
从军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
从人觅颜色，自叹是男儿。
”（《江上春叹》）；“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
”（《玉门关盖将军歌》）；“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自从天宝八年（749）开始，岑参两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书记，后赴北庭任节度判官，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边塞生活，历练成为一个边塞诗人。
岑参边塞诗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充满了山川奇气和爱国壮志。
所谓山川奇气，即以边疆自然风光作为诗歌意象，在绝域的荒凉和广漠中挖掘庄严和美丽，并加以热烈歌颂，这是岑参诗歌的独到之处。
所谓爱国壮志，即抒写边防将士保卫边疆的正气。
在艺术上，善于观察，精于描绘是他的特长。
岑参诗常用的表现手段是：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张。
譬如以梨花喻雪，以“一团旋风桃花色”比喻骏马，以刀割面比喻寒风，都是新奇的。
夸张更为常见，譬如“一川碎石大如斗”（《走马川行》）；“都护宝刀冻欲断”（《天山雪歌》）都是富有表现力的夸张。
诗体形式上，岑参长于七言古诗，容量大，内容丰富，气势充沛。
2、诗风：奇情壮采杜甫曾说“岑参兄弟皆好奇”。
岑参的边塞诗句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感情热烈，气势雄浑，场景壮阔，色彩瑰丽，想象丰富，句式跳跃，语言奔放。
他的作品写奇景，抒奇情，有奇采。
（1）奇景：边塞奇异壮丽的风光如写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又如写热海：“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燕砂砾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下文以《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例分析诗人所擅长的奇景刻画。
白雪点明写诗的背景。
歌，点明诗歌的体裁是乐府。
送武判官归京是写作的事由。
诗是咏雪送人之作。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开篇奇突，未及白雪而先传风声，由风而见雪，因铺垫而富有气势。
八月秋高，而北地已满天飞雪。
一个“即”字，传出惊喜好奇的诗情。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方飞雪，却用南国的春风和梨花作喻。
把萧索酷寒转化为绚丽烂漫，花团锦簇的景象传达出大雪纷飞的姿态。
“忽如”显出雪来得急猛紧。
接着四句以奇寒中将士的感受写雪的威力。
“散入珠帘湿罗幕，虎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也是诗人“好奇”的表现。
紧接着铺叙送别的场景，帐外“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两句以夸张笔墨勾画塞外雪景，气势逼人。
“惨淡”二字又为送别定下基调。
帐内置酒送别，“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送客出军门，只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这也是一处奇景，鲜艳的红旗在寒风中冻结，于是冷色调的白和暖色调的红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冻结的旗和漫天的飞雪形成反衬。
在色彩鲜丽的画面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觉。
“轮台东门送君区，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结尾雪上的马蹄印迹，伴随着诗人深情的目光，渐行渐远，阐说着悠悠不尽的离情。
在这首诗中，诗人对诗歌意象“雪”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笔力矫健，既有大笔挥洒，又有细节勾勒，既有真实摹写，又有浪漫想象，意象鲜明，意境独特，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
（2）奇情：艰苦的军旅生活中，渗透着激昂慷慨的情感。
以《走马川》为例,《走马川》写在诗人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期间。
走马川为唐轮台西边的白杨河（轮台在今天乌鲁木齐的西边）。
行，是乐府诗体的标志。
封大夫为即将出征的御史大夫封常青，本诗是为他壮行而作，这首诗集中描写了在走马川中顶风冒雪夜行军的紧张场面。
诗歌的第一部分，“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 平沙莽莽，狂风夜吼，碎石乱飞，这是出兵的环境。
诗歌的第二部分，“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顶风冒雪夜行军的边防战士斗志昂扬，和环境形成反衬。
诗的最后部分，“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饯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东师西门伫献捷。
”行军生活艰苦，而唐军士气昂扬，有必胜信念，形成反衬。
该诗极力夸张渲染环境和气候的恶劣，反衬出全军上下的高昂士气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诗歌当中的场景如：黄沙漫天、风吹石走、风刀割面，马汗成水，砚水冻凝，独特且洋溢着豪壮之情。
3、《 走马川行》诗歌艺术简析：A、在写作技巧方面，诗人抓住了典型环境和细节。
《走马川》首先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险恶环境。
“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白日绝域风沙景色，开头三句无一个风字，但捕捉到了风色，刻绘了风的猛烈。
“轮台九月风夜吼”，由暗写封转为明写，由白天的风色转为夜晚的风声，狂风咆哮。
紧接着以石头来侧面描写风，大如斗的石头随风乱走，勾勒出风的狂暴。
这种恶劣环境中，顶风冒寒前进的唐军将士出现了，“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重任在肩，“半夜军行戈相拨”，以戈相拨写军容整肃，“风头如刀面如割”，以面如割写行军感受。
连战马都感受到了临战的紧张气氛，“汗气蒸”，“旋作冰”对战马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的刻画，是诗人细致观察的结果。
经过这样充分的烘托铺垫后，读者自然会联想到：这样的军队，又有谁能敌呢
B、诗歌还擅长用反衬和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环境的艰苦，天气的恶劣，从而反衬出将士的不畏艰难和高昂的爱国热情。
C、从句式上来看，押奇韵，每三句一换韵，三句之中句句押韵，形成拗峭劲折的音节。
似紧锣密鼓，形成紧张急促的节奏，犹如战斗进行曲。
四、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
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
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
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