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康先生传读后感
《南海沉船之谜》所选悬疑故事情节离奇而不诡异，过程紧张刺激而不恐怖、血腥。
能给读者带来新奇、畅快的感觉。
生活就是由一串串故事构成的珍珠项链，在作者用心精心编织的这串故事项链中，你将被带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你将会品到父母的爱子之心，还会看到青春飞扬的生活场景。
这些故事充分展示了人们向往美好，追求理想，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明辨是非，依法断案的中华美德，作品悬念丛生，情节跌宕，通俗易懂，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古代人的字号是怎么定的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
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
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
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
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
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通常分为以下几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
如： 屈平，字原。
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
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张衡，字平子。
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
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
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
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
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
如： 梁鸿，字伯鸾。
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
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
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
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
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
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
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
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
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
如： 徐干，字伟长。
《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
《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
”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
《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
《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
《礼记》日：“诚则明矣。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
《尚书》说：“谦受益。
”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
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
如： 李白，字太白。
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
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
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
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
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
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
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
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
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
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
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
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
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
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
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
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
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
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
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
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
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
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
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A，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
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
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
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
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B，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
“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
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C，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
“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
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
“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
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
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
《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
”“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
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D，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
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
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
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
《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
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
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
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
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
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
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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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分别是谁
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相关事件： 杨锐、刘光第： 杨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被陈宝箴推荐，与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
失败后被捕，与谭嗣同等（总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
著作有《说经堂诗草》。
刘光第于变法前夕从天津经水路到福建，回武平湖杭村故里拜望刘氏宗亲，历时一年左右，系四川与福建刘氏在两百年之后互通往来第一次。
其后从福建返京，参与变法，慷慨就义。
京城四川父老收其尸，运回富顺县，埋葬于富顺县山中，后转葬于富顺县烈士陵园，有塑像。
赵化镇现存光第中学，纪念客家英雄。
杨锐及刘光第乃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慈禧太后的助手荣禄亦恨他们最深，自然要求慈禧太后最先拿下他们。
刘光第幼年时，父死家贫，母亲王氏在艰难竭蹶中，咬牙送子读书。
虽然家里穷得每天只能买三文钱豆渣作菜，但她仍对刘光第督学极严，刘光第亦发愤读书，往往是三更回家，鸡鸣即起。
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一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为案首（童子试第一名），得到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得以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
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
此间，他在北京南西门外修复了一座废圃和几间旧舍作为寓所。
那里风景诱人，屋外柳树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环境十分幽静。
刘光第居此期间，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权贵，不应酬筵席，常是闭门读书，埋头著作。
在刑部任职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还很少。
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
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绝，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机缘。
这使刘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谭嗣同：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
9月18日夜，谭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援，杀荣禄、囚慈禧，不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想像汉朝张俭一样，四处望门投止而连累志士与好友。
他亦希望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故一心求死，拒绝逃亡。
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林旭： 戊戌变法失败被捕，与谭嗣同等（总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
著作有《晚翠轩诗集》。
妻子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孙女、才女沈鹊应，在林旭就义后，服毒自尽。
林旭于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
最后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掷入黑狱。
康广仁： 他认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发展，因而每次应试都放弃作答，20岁后曾在浙江当小吏，其后曾当保甲差、文闱差。
在戊戌变法中，康广仁劝其兄康有为：“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
又在致何易中的信中指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
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 康广仁为康有为之弟。
康有为及梁启超逃亡时来不及通知康广仁，最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
康广仁虽在戊戌变法中只负责办报，但因为是康有为亲弟，所以慈禧太后要以弟代兄罪，送了康广仁到菜市口。
变法失败，六君子下狱论死，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
杨深秀： 12岁： 录为县学附生 光绪8年：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 光绪15年：进士，当上刑部主事，累迁郎中 光绪23年十二月：东道监察御史 光绪24年正月：因为俄罗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及大连湾，上疏请联合英国、日本拒俄，那时的人都知杨深秀国学根底深，却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势，均感惊服。
光绪24年：戊戌变法： 1.和徐致靖先后上疏请更改文体，不采用八股文。
被盈廷、礼部尚书许应骙多番阻挠 2.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皇室游历各国、派遣留学生等建议，均采纳。
3.面试京朝官，每日见20人，试用当中人才，罢免老庸愚不通时务的人，引起不满 。
4.帮助、赞扬实行新政者，为他们上书或辩白，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守旧党弹劾，为他剖辨。
光绪24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夺回政权。
其后杨深秀诘问皇上被废的原因，要慈禧撤帘，当然是螳臂挡车，下狱。
杨深秀于五人下狱后，感五人年轻有为，不应就此死去，于是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
杨深秀正直不阿，竟演变成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的争论，最后亦为此陪上性命。
肯德基管理制度的缺陷
分割线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写创造性人才的产生与特点的，感觉对写这篇作文应该很有参考价值。
其中例举了N多个有关创造性人才的故事。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1、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2、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3、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4、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5、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6、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 下面是原文，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假设的。
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英雄人物们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从汉高祖斩白蛇到赵匡胤降生时的“体有异香，三日不散”，英雄似乎冥冥中注定为承担某种济世救民的使命而来。
但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超常的创造性，取得辉煌成就，英雄的神化过程也随之开始，即使到了近代，此类神异故事依旧在民间流传。
据传说，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瑞象”，李立三降生的那一年，他家里的铁树开了花，贺龙降生后，家乡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石龙坠落门前，仇人遭雷击致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就会发现，他们的早年生活是平凡的，与常人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别。
一句简单的“时势造英雄”也难于解释他们的成功，是什么让他们脱颖而出
他们的性格和常人相比，又有哪些迥异之处呢
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谷传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思考这个问题的青年学者，他从近代名人人生经历入手，历时三年多，深入剖析解读，勾画出一条近代名人们“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练就之路。
他先从多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大辞典中搜集到300位社会名人，然后请三位历史学专业人员从中精选30名历史资料相对充分、比较典型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或外交等社会领域，曾以高度的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做出了历史所公认的杰出贡献，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创造性。
谷传华主要运用历史测量学方法和个案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研究的结果却让人大感意外。
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在出生以及出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凡人”并无明显差别。
这意味着，与其他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一样，社会创造性也具有一个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人物表面普普通通，却有共同的显著特征———自命不凡 “大多数‘英雄’早期并无杰出的表现，而是与周围的同龄人一样，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玩耍、游戏，与成绩平平的兄弟姐妹一样遵守着族规家法和封建礼教，与同伴们一起读《四书》、《五经》，并经受着各种新潮流、新思想的冲击。
” 他发现，这种平凡性还表现在早期生活的愿望和学习的动机上，他们大多仅仅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
而在一些贫困的家庭中，学习则是为维持生存，养家糊口。
然而，在史料展现的蛛丝马迹中，这些貌似平凡的少年英雄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性格特点被挖掘出来，而自命不凡就是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
“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他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某些传说或偶合也促成了这种领袖欲。
”谷传华分析说。
“贺龙出生时的特殊气象无疑给父母、家人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
人们会有意无意地通过惊奇、关爱、接近、褒扬或排斥、妒忌等方式将自己的预测或期望传达给孩子。
而在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或优异成绩常常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命不凡或优越感。
另一方面，英雄崇拜则发挥了榜样学习或观察学习的作用，增强了个体进行非凡行动的倾向。
” 外向型性格，敢于反抗在他们的人格中凸现出来 与自命不凡相伴而成的是外向型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表现非常明显。
“他们喜欢探索外部世界，热情乐观，主动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能主动地与人交往，表现出合群、自信、坦率等行为倾向。
对社会交往的敏感性促进了随后的‘社交性’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性格特征包括合群、勇敢、激进、上进、友好、坦诚、泼辣、力行、勤奋、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等。
”英雄人物青少年时期在特定人格维度上往往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也让他们在性格层面凸现出来。
通常“坦率而非含蓄、直率而非深沉、激进而非中庸、竞争而非谦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常常通过反抗、冒险、高成就动机表现出来。
” 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
比如，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
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
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
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
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类似的经历。
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冒险性也是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性问题情境的探索性，换句话说，冒险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人们的印象中，冒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改善自身的境况或社会环境，赢得极大的社会荣誉；也可能彻底失败，而带来消极的痛苦体验和社会评价。
谷传华发现，“他们的冒险性表现于各种社会情境中，不仅包括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自我发展机会而进行的‘学业冒险’，而且包括为了实现某种抱负或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冒险’。
另外，还有为了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性冒险’”。
据回忆，他的第一次冒险是因反对塾师的严厉管教而离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此时所面临的危险在于可能受到父亲和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丧失学习机会，幸运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险就获得了成功：回家之后，“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相对于前三种冒险，政治冒险则是他们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险形式。
、周恩来、孙中山等人都有过带头剪发辫的革命行动。
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较早的政治冒险。
” 谷传华认为，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冒险使个体不仅要面临某种机会（求学、谋生、职业机会）丧失的危险，不能得到传统家庭和世俗社会的认同，而且更要面临地位、荣誉、前途乃至生命丧失的危险，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是个体在事业、前途上的冒险，是对自身生活道路的重大选择，它为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奠定了基础，成为职业革命家、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训练营”，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指引他们奔向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走过青葱岁月的懵懂，社会创造性群体在自己的性格中埋下了成功的种子。
而当成年初期走向革命之路，这时期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方向。
谷传华对这个群体在成年初期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人格主要表现在坚定有为性、尽责性、自我完善性、开拓求新性、外向独立性五个方面，其中坚定有为性居于首要地位。
总体上看，高度的成就欲、力行、冒险和理想主义是成年初期最为突出的人格特点。
在他看来，“成就欲不仅指一个人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力求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取得最优秀的成绩的动机，而且指个体在某个方面或领域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
” 而社会领域的创造性人物高度的成就欲，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每一件具体的社会工作或解决每一社会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最优的成绩，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二是力所能及地取得最高的社会成就，对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或影响，即渴望“建功立业”。
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放弃可以为个人带来舒适生活的行医职业，而选择充满艰险的革命职业，证明“孙中山追求的是获得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而不是保障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自我之功“。
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问题，这种成就欲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性。
”谷传华说。
他认为，可以把成年初期的成就欲理解为某种强烈的“事业心”，它指引着个体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
这种成就欲发挥着“动力燃料”的作用。
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
三日于菟，其气如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
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
”点出了历史上英雄成年后的理想主义“情结”。
“详细分析这一群体成年后的言语和行为后，我发现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
”谷传华说。
不仅如此，“在理想确立后的漫长时期，他们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指宣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香港兴中会的早期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
他早晚会发疯的。
” 与孙中山一样，在确立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之前，、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溶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
谷传华发现，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现于他们的英勇、果断、冒险行为上。
孙中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
“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
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造性人格。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
谷传华表示，虽然无法严格地确定所考察的这些英雄们到底是“造时势”还是“为时势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涌现的，而他们的诞生又为时代提供了引领者或先驱者。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既属于‘应时’之英雄，又属于‘先时’之英雄。
”梁启超归纳了“先时”英雄的三种“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热诚、胆气，认为“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
” 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这三种品质，正是我们所考察的英雄们在成年初期表现的突出人格特征。
作为近代社会的“越轨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改变着陈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人生业绩。
关于描写如何利用万木草堂的文章600字
《万木草堂口说》是康有为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迄今只有抄本流传，未曾正式刊印。
康有为一生讲学有三次：一即为万木草堂讲学（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长兴学记》一书为此次讲学时的学规，另外则有上述学生所记之笔记抄书。
一为一八九四年与一八九七年两次游桂林时的讲学及答桂林士子所问，《桂学答问》一书即为此而作。
一为其晚年，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逝世前，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
康氏在“天游学院”的讲学，当也有学生所记笔记，惜未见有抄本流传。
（尝见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三辑，载段昌国编《康有为著作年表》一九二六年下有《天游庐讲学记》一目。
或曰，此《讲学记》即《诸天讲》异名，不知是否与天游学院讲学有关）。
万木草堂讲学时学生所记笔记，目前能见到的抄本仅有两份：一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题为《南海康先生口说》；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为《万木草堂口说》。
为使见题即明其讲学之时地，所以这次整理取《万木草堂口说》为名，而不取《南海康先生口说》之题。
* * *万木草堂的兴办，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载，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然遭到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被弃之不理。
康氏在京日久，深感朝政腐败已极，继续留在京师已无可作为，遂决意回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着意于培育人才。
一八八九年底，他回到广州，次年先有陈千秋、梁启超等投于门下求学，后来他们又互引亲友来学，渐渐增至二十余人。
于是应陈、梁等人之请，于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第二年，一八九二年，移讲堂于卫边街邝氏祠，学者渐众。
至一八九四年，万木草堂又移至广府学宫，学生已达一百余人了。
这一时期著名的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曹泰、梁朝杰、韩文举、龙泽厚、王觉任、梁启勋、黎祖健等。
天游学院是康有为晚年为欲其“大同”理想后继有人，以传“道”为目的而创办的。
当一九二三年康氏在青岛、济南两地成立孔教会之时，就与当地士绅们商谈，有意于筹办一所“曲阜大学”。
后来康氏感到筹集办学经费非易，不如仿万木草堂之规模，办一小型学院，以收学业上已有相当基础，并好学深思的学生，继续加以深造为好。
于是康氏就利用上海自己的寓所，及利用周围的人力，创办了“天游学院”。
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学，第一期注册学生不满二十人，最后增加到三十余人。
可惜仅办了一年，由于康氏在青岛突然去世而停办了。
天游学院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学生有：任启圣、刘天启、翁冰、钱定安、唐以修、林奄方（本姓张）、陈鼓徵、蒋贵麟、李缵铮等。
* * *万木草堂的教学宗旨、内容、科目等大致具备于《长兴学记》一书中，不待赘述。
康氏次子同凝保存着一份铅印“天游学院简章”，由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的“导言”中披露。
其中关于天游学院的宗旨、学科等均有详细规定。
由此不仅可窥康氏晚年思想趋势之一个侧面，亦实为研究近代教育史之宝贵文献。
现将此“简章”抄录于下，以供参考：天游学院简章 院址：上海愚园路一九四号电话：西一四七九号（一）宗旨 本院为学术最高深之研究院。
以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身心之用为宗旨。
（二）学制 本院采书院制，致师弟之亲，并酌采学校制，各科设助教，院中设管理员。
（三）学科 （甲）道学经学、历代儒学、史学。
（乙）哲学 天文、地理、电学、生物、人类、人道、周秦诸子、东西洋哲学、心理、论理、人群、灵魂、鬼神。
大同。
（丙）文学 散文、骈文、诗、词、曲、书、画。
（丁）政学 政治、宪法、理财、教育、列国。
（戊）外国文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任人选习。
（四）入学 （甲）招考 本院每学期招生一次，名额不限。
（乙）程度 大学或中学毕业，及旧学有相当学力者。
（丙）考试 国文论题，或兼缴呈成篇著作，预科、本科同。
特别生：仕学知名者免考。
（丁）具书 填具入学志愿书，并须由妥实保证人填具保证书，然后入学。
（五）学级 初入院者入预科，补习经、史、子、文各学，以植根柢。
毕业升入本科。
倘有好学之仕，不能依规定学科修业者，亦得来院随意听讲，为特别生。
（六）年限 本科二年，预科一年。
特别生不拘年限，天才亮特者不限。
（七）考试 每学期及学年之终，举行考试一次。
（八）升学 本科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给与毕业证书。
预科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升入本科，不及格者留院。
（九）纳费 每学期学费四十元，膳宿费五十元，杂费六元。
各科同。
均于入学前缴纳。
（十）退学 学生不得无故自行退学。
如有正确理由，须由保证人证明，或家长来信，经本院允许乃可。
已缴各费概不发还。
* * *据梁启勋的回忆，当年万木草堂的学习方法除听康有为讲课外（每月约讲三、四次），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
所读之书，除中国古书（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论语》、《孟子》等）外，还要读很多西洋书。
如傅兰雅、李提摩泰等传教士的译书，容闳、严复等早期留学生的译著，以及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关于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在所读之例。
草堂学生每人都发给“功课簿”一本，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
学生们的一条简短疑问，康有为阅后常常报以长篇的批答。
万木草堂无考试制度，学生学习的成绩、造诣的深浅，全从功课簿中所提问题、所记心得中窥察。
当一本功课簿写满之后，康氏即命存入“书藏”（万木草堂的图书馆），供以后新来学生阅读。
康有为以为，这就等于听他的讲义云云。
这是一种师生之间交流思想、考察学业、教学相长，非常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
据梁启勋回忆，在这些功课簿中，有不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可惜在戊戌事败后，查抄万木草堂时，全部付诸一炬了。
除每人一本功课簿外，草堂又设有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
此簿每日顺宿舍以次传递，每人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借此以考察各人的志趣或提起各人的警惕和互相勉励等，是属于德育方面的教育。
草堂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即协助康氏的著述工作。
如当时康氏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著工作，他就让一些学生按照他的思想，分头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作，从头检阅一遍，凡有关孔子改制的言论，简要录出，注明出处，按规定体例，编成卷册，以备康氏著书时检索之用。
这项工作一方面使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思想，同时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康氏晚年在天游学院中，也基本采用上述万木草堂时的那些教学方法，特别是注重自由讨论和教学相长。
这些经验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一文载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梁启勋在上述《回忆》文中，均说：“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
由今所存《口说》抄本观之，康氏讲学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无不融会贯通。
此《口说》虽非康氏亲手所写之著作，但实在是研究康氏学术思想的的重要材料。
又由于《口说》所记为康氏讲学之言，兴之所至，无所顾忌，因此更能反映康氏的真实思想。
若把《口说》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同看，甚有互相发明、补充之作用。
若与《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等比较，则能互相印证，更深入地了解康氏早期思想的状况。
此外，作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最重要的著述，均酝酿、编著、完成于这几年的讲学期间。
据康氏《自编年谱》载，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同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
”次年（一八九二年），开始编纂《孔子改制考》“选同学高才助编纂焉。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著《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
康氏这些重要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原始论说），在《口说》中均有反映。
同时，《口说》中所透露的许多观点，在康氏以后的著作中，如《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等篇中，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此，从《口说》中可探索到康氏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变化过程。
* * *梁启勋在其《回忆》中又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
《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
”而康氏对讲《学术源流》也甚有兴趣，往往一讲就四五个钟头。
如果我们把今存《口说》中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等有关题目的笔记集合在一起，稍事整理，当可视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概论的提纲来阅读。
在这些讲题中，康氏试图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以及各派思想上的异同、特点等，表露出不少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议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他的这些讲述开创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如此估价，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 * *现存两份《口说》抄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似系同出一源，但也有不少的出入。
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言：“辛卯（一八九一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
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现存两抄本很可能都是据梁氏等人记录而过录者。
两本之情况，简介如下：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恭录”字一行。
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
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
砚盦谨白”。
下有“祖健”朱钤一方。
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
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
据“万木草堂学徒”之印，可知黎氏为万木草堂时学生，他后来曾是改良派重要报刊之一《知新报》（康广仁等主编，一八九七年创刊于澳门）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见汤志钧编《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附录十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一八九七年）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
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
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
今以丙申本题目次序为主，列表说明之：抄本题目次序 丙申本 丁酉本 说明 1 学术源流（分为一~七节） 学术源流（分为一~十节） 丁酉本第八节为丙申本所无。
丁酉本九、十两节，丙申本全合于第七节。
2 孔子改制（分为一~二节） 孔子改制（分为一~三节） 丁酉本第三节，丙申本与第二节合。
3 洪范（不分节） 洪范（分为一~二节） 4 易 易 5 礼制 礼制 6 礼 礼 7 禘袷 禘袷 8 禘尝 禘尝 9 礼运 礼运 10 王制（分为一~二节） 王制（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第一册至此终。
） 11 中庸（分为一~三节） 中庸（分为一~五节） 丁酉本之二、三节和四、五节，丙申本各合为一节。
12 诸子（分为一~三节） 诸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之三、四节，丙申本合为一节。
13 列子 丁酉本此题列在最后第31。
14 孟荀 孟荀 丁酉本接前“诸子”为第13。
15 荀子兼言孟子（不分节） 荀子（分为一~四节） 丁酉本为第14。
16 春秋繁露（不分节） 春秋繁露（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5。
丁酉本以后在第29又出“春秋繁露”二节，前后共四节。
丙申本则全合为一。
（丁酉本第二册至此终，丙申上册至此终） 17 汉书百官公卿表 丁酉本无此题。
18 史记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19 史记两汉儒林传 丁酉本无此题。
20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 丁酉本为第16。
21 律历（不分节） 律历（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17。
22 乐 乐学 丁酉本为第18。
23 经策 经策 丁酉本为第19。
24 文章源流 文章源流 丁酉本为第20。
丁酉本此后另有“文章”一题为第21，丙申本合为一。
25 文学并讲八股源流 文学 丁酉本为第22。
26 论文 论文 丁酉本为第23。
27 骈文（不分节） 骈文（分为一~二节） 丁酉本为第24。
28 赋学 赋学 丁酉本为第25。
29 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 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丁酉本为第26。
30 八股源流 八股原流 丁酉本为第27。
31 袁稿 袁稿 丁酉本为第28。
32 格物 自此题下丁酉本无。
然丁酉本另有三题：第29“春秋繁露”二节，丙申本合于第16。
第30“墨子”数条，丙申本合于“诸子”第二节中。
第31“列子”，丙申本列于第13。
（丁酉本第三册至此终） 33 励节 34 辩惑 据德 35 主静出倪 养心不动 36 变化气质 检摄威仪 37 孝弟 任恤宣教 同体饥溺 38 汉晋六朝唐宋学派 39 宋元学派 40 明国朝学派 41 正蒙 42 通书 按，丙申本现装订次序颇有错乱，尤以下册为甚。
经查勘，原抄录者在每页纸边均以中国旧时记帐用数字记有而码，上下册分别编号。
上册由1—〧0（1-70），下册由1—×〨（1-48）。
然今装订本则将原在下册编号九至十一页之《乐》部分，纂入上册《礼》（原编号31页）后，《禘袷》（原编号32页）前。
而将上册原编号六十四至七0页之《春秋繁露》移至下册（这可能为使上下册篇幅均匀）。
至于下册，按原编号应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始，而今装订本则以《汉晋六朝唐宋学派》至《通书》，直接《春秋繁露》，中间其它颠倒尚多，不一一列举。
上列表中丙申本次序，均已按原抄者编号改正排列。
又按，由上表可看出，丁酉本第一、二册相当于丙申本上册内容，而第三册则只有丙申本下册之前一半内容，自《格物》以下至《通书》共十一题全无。
由此推测，疑丁酉本当日似尚有第四册，相当于丙申本下册之后一半。
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时已阙失。
* * *《口说》是语录体式样，每条文字均十分简略。
然在不同题目下，或同一题目的前后，却又常有重复的条目出现，显然未经仔细整理。
丁酉本在有些条目的书眉上书有“重”、“删”等字样，另有少量提示该条内容的简要字句，如“老子”、“墨子”、“杨朱”等，可能是后人阅读时所书。
在这些重复的条目中，除少数完全一样外，大多数有详略不同，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等。
又由于记录者行文差异，有时很费解，然经过一些重复条目的互相参阅，却得以明瞭。
此外，现存两种抄本在同一题目下，条目的多少互不相同，又即使是同一条目，两抄本在文字表达上也常有出入，这都有助于互补所阙，互订所误。
所以，这次整理时以丙申本为底本，将两本相异之处全部注出，供阅读者研究。
其中所有重复之处亦暂时一律保存，以便读者得窥两抄本之原貌。
* * *近年来，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康有为著作的整理、遗稿的汇刊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汤志钧先生编注的《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八十余万字），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有为诗文选》，由我选编整理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自一九八四年起也将陆续出版（已出《论语注》，已发稿的有《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等），此外据悉上海有关方面有编辑《康有为全集》之宏伟计划，这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十年来台湾、香港编集出版康有为遗著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一九七六年，台北宏业书局出版了由蒋贵麟先生（康有为天游学院时期的弟子）编集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二十二巨册。
蒋氏在序中说：“兹取万木草堂丛书刻本及康氏家藏未刊遗稿，并编者累年搜集所得之遗篇零文，辑印为《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
”所以《汇刊》除一部分为新排印外，凡已刊印过的著作，均按原刊本影印，未作校点等整理工作。
现列其各册目录于下，以供参考：第一集 新学伪经考第二集 孔子改制考（上）第三集 孔子改制考（下）第四集 春秋董氏学第五集 中庸注 孟子微第六集 论语注第七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上）第八集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下）第九集 礼运注 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书镜第十集 俄彼得变政记 日本变政考第十一集 日本书目志第十二集 七次上书汇编 戊戌奏稿 代草奏议第十三集 光绪圣德记 丁巳要件 共和平议第十四集 官制议第十五集 中华救国论 物质救国论 理财救国论 金主弊救国论第十六集 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第十七集 康南海墨迹 哀烈录 长安演讲集 遗墨第十八集 诸天讲第十九集 康南海文集第二十集 康海诗集（上）第二十一集 康南海诗集（下）第二十二集 康南海自编年谱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附梁启超著康南海传（按，康氏重要著作《大同书》未收入《丛刊》，不知编者出于何种考虑）其后，蒋贵麟搜集得康氏次女康同璧在任启圣协助下编集成的《万木草堂遗稿》前五卷（油印本），以及各种散见遗文若干种。
于是在蒋氏主持下一九七八年又由台北成文书局出版了《万木草堂遗稿》（五卷，一册），《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二册）。
《遗稿》原编者将康氏遗文按文体分为十类：论辨、序跋、奏议、书牍、传志、杂记、演讲、辞赋、哀祭、诗词。
蒋氏刊印本仅前四类，论辨、序跋、奏议各一卷，书牍分为二卷，共五卷，其余六类五卷则称未见。
附《万木草堂遗稿》目录如下： 卷一论辨类 论幼学 光绪辛卯前作卢怀慎论 光绪辛卯前作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 光绪辛卯前作郑康成笃信谶纬辨 光绪辛卯前作中和说 光绪辛卯前作府兵说 光绪辛卯前作请开清江浦铁路议 光绪十四年攻日策 光绪二十年勤王宜直讨京师议 光绪二十六年查中国事当辨党派说 光绪二十六年勤王乱匪辨 光绪二十六年新党后党辨 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布新除旧论 光绪二十六年驳张之洞劝戒文 光绪二十六年论自治 光绪末年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 宣统三年论共和立宪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宜用以设飞天遁地潜水驰陆之校及百工博物院说 民国四年又不忍而复言 民国四年问中国人 民国四年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 民国四年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果 民国四年治械 民国四年迁都 民国四年知耻 民国四年备兵 民国四年问民意 民国四年中国善后议 民国五年 以上共二十八篇卷二序跋类 考定王制经文序 光绪二十年桂学答问序 光绪二十年自怡堂诗序 光绪戊戌前作石鳌苏氏族谱序 光绪戊戌前作易经遵朱序 民国十二年邱菽园诗序 宣统二年邱菽园集序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 民国元年袁督师遗集序 民国二年韩国痛史序 民国三年张文烈遗集序 民国三年比利时游记序 民国四年国是报发刊词 民国五年罗马尼亚游记序 民国六年烟霞草堂文集序 民国七年粤二生诗词集序 民国十年雁荡山志序 民国十三年 以上共十七篇余莲村尊小学斋集书后 光绪二十年书慧琳一切经音义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池学使墓志铭书后 光绪二十一年告同胞印事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光绪二十六年翁文恭易林书后 民国九年跋汉甘陵相博碑 民国十二年 以上共七篇卷三奏议类 请醇亲王归政摺 光绪十四年代屠侍御作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摺 同前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萌摺 同前请重商摺 光绪二十四年谢奉到衣带密诏摺 光绪二十四年为国势危急民心愤怒合龥乞立诛贼臣除宦寺归政皇上 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等作乞撤帘归政摺 光绪二十七年代某某作请复辟还舆京师摺 光绪二十七年请改行民兵奏 宣统元年代某某作请乘葡乱君奔收复澳门摺 宣统二年请开国会摺 宣统二年代某某等作 以上共十一篇卷四 书牍类上编 共收四十五篇（详目略）卷五 书牍类下编 共收五十三篇（详目略）又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总目： 康子内外篇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弟子职集解毛诗礼徵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书目南海先生遗文辑存（分为闱墨、论辨、法案、章程、序跋、哀祭、碑志、公牍、杂记、颂赞、书札、电文、演讲、谈话等十四类，收入遗文共计一百七十二篇。
）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南海先生友朋弟子函札（共计86封）按，关于《遗稿》后五卷的情况，康氏外孙女婿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康有为家书考释》一书“导言”中说：“可惜蒋氏出版《万木草堂遗稿》时，尚未得到全部底本，所排印只是前五卷，还有后五卷不曾见到。
笔者有幸访到了后五卷油印本，寄放在弟弟李耀彬住所中，……笔者持有它们的目录，……”然至今尚未见到整理付印出版。
康同璧所编《遗稿》十卷，当时曾油印数十部分赠康氏亲属及弟子，此稿本在大陆康氏亲属中当尚有保存者，应及早整理出版。
此外，一九七九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还出版了蒋贵麟先生编辑的《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等。
值得着重提一下的是，一九七九年香港汇文阁书店出版的李云光先生编注的《康有为家书考释––––康有为晚年思想及生活新证》一书。
李云光先生系康有为第二位夫人梁随觉之女康同环（排行第七）的女婿。
梁夫人一直是康有为家庭事务的主持人，康氏晚年家书大都是写给梁夫人的。
因此梁夫人保存了康氏许多珍贵的书信墨迹。
一九六九年梁夫人逝世后，将她保存的康氏遗物交付康同环。
一九七二年及七三年康同环又将这些书信和墨迹（约一百八十多件）交李云光先生保管。
李先生从九十余件康氏亲笔信中选中了四十一封家书和七封给从弟康有铭、康有田的信，共四十八件，影印出版，并全部作了释文和详细的考释（末后尚附有康氏印章、藏书等遗物、照片，以及新得而未及考释之家书二封）。
李先生在“导言”中介绍说：“家书中所涉及的事情很多，琐碎者不计，比较重要的事，有讨袁、复辟、八公祠被封、印《伪经考》和《诸天讲》、建筑上海游存庐和杭州一天园、租及买青岛旧德提督署、办茅山述农公司、办大学、处理海外党务、古董书画的买卖和自己字的卖出，以及上海祝寿、青岛逝世等事，要细说也不容易。
”即以李先生所选书第三十五中提到在《诸天讲》“爱因斯坦”一篇中要加上“爱恩斯坦拨弃以太，发明万有引力之光线为圆锥曲线，为奈端所不及”二句，即为今本《诸天讲》中所无，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因此这是一部研究康氏晚年思想和生活情况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李先生若能继续将收藏在他手中的康氏其余四十余封家书和论文墨迹，全部影印整理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大的研究兴趣。
* * *康有为推重今文经学，尊崇孔子，凡是他认为经文、注疏或孔门弟子、后学所述说中有“微言大义”者，辄称之曰：是为孔子“口说”。
换言之，“口说”者，必含“微言大义”也。
康氏的各种重要著作，都已陆续整理刊行，然就是这一部康氏弟子笔记的“口说”由于传世抄本难得，至今未得与更多的研究者见面。
也许有人认为，此非康氏亲笔所著之书，其价值不大。
然如上所述康氏对“口说”之推重，则鄙人此次初步将《口说》整理出版，或可借以探得一些康氏之微言大义乎
【姓氏研究者】 、梁氏~的起源 和现状。
(最好再说说罗氏) 谢谢
【姓氏源流】 梁姓源流： 梁氏出自嬴姓，起源于东夷少昊部，伯益之后。
伯益三十五世大骆生非子。
再五传秦仲，秦仲的小儿子康封于夏阳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南），建立梁国，为伯爵。
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改称梁地为少梁。
亡国后的梁国子孙，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就是梁氏。
此即《元和姓纂》所云：“梁，嬴姓，伯益之后，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是为梁伯，后为秦所灭，子孙以国为氏。
”梁王嬴康就是梁氏始祖，史称梁氏正宗。
得姓始祖：伯益。
相传颛顼帝有一孙女名女修，因偶拾燕子蛋食后生了大业，大业娶少典氏之女为妻，生下伯益。
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复续嬴姓祀，伯益便为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
西周时，因其后裔中秦仲父子征讨西戎有功，周宣王封秦仲次子康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附近），建立梁国，立为国君，称梁康伯。
公元前六四一年，秦穆公攻灭梁国，梁伯的后代遂以国为氏，称梁姓，伯益也就成为梁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梁姓支派较多，但据史料所载，其最早发源地当是今陕西一带。
晋代以前，梁姓多集中于北方居住，且以西北为主要分布点。
秦汉时期，梁姓散居于山西，据载，汉景帝时，有梁林任太原太守。
汉末，山西梁姓迁往陕西耀县、富平一带。
汉平帝时，梁姓集中于安定（今甘肃东部及宁夏大部分地区）、扶风（今陕西关中西部一带）地区。
其中安定梁姓最为旺盛，成为当地一支望族。
此时，天水一带也有梁姓郡望，为少数民族改姓发展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为避战祸而南迁者络绎不绝，梁姓自然也不外其列。
据载，西晋“永嘉之乱”时，有梁芳率家族随晋南迁于浙江杭州与广东河浦之间。
又有梁遐开基福州，被视为闽、粤始祖。
此时，梁姓遍布南方的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浙江、广东、福建一带。
隋唐时期，梁姓在南方又有了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由于金兵及蒙古军队的入侵，致使梁姓又一次大举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梁姓在南方的繁衍发展。
明清时期，梁姓已遍布全国，且以广东、福建、浙江为主要聚居地。
今日梁姓以广东为多，约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占全国梁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
梁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位的大姓。
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四。
【历史名人】 梁 肃：安定（今甘肃省泾川）人，唐代文学家，官至右补阙、太子侍读、翰林学士等职。
梁 颢：郓州须成（今山东省东平）人，北宋官至右司谏。
梁 楷：东平（今属山东省）人，南宋画家，擅画人物、山水、道释和花鸟。
梁 兴：平阳（今山西临汾南）人，南宋抗金义军首领。
梁 储：字叔厚，又字藏用，号厚斋，晚号郁洲，景泰四年（1453年）生于顺德石垦堡（1950年后划入南海县平洲区）。
梁储自幼聪明过人，曾到大学者陈白沙门下求学。
21岁中举，25岁上京应考得中会元，殿试被点为传卢（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
从政四十年，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一度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
为官正派，敢于直谏。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皇帝朱厚燳，受人怂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命梁储起草《策封威武大将军敕》梁储认为自悖乱之举，拒不从命，在梁储冒死泣谏下，草敕的事不了了之。
嘉靖六年（1527年）梁储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朝廷追赠为太师，谥“文康”。
梁令瓒：蜀（今四川省）人，唐代画家、文学家。
梁丘贺：琅邪诸（今山东省诸城）人，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
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省靖边北白城子）人，隋朝任鹰扬郎将，隋末发动农民起义，在朔方称帝，国号梁。
梁红玉：楚州（今江苏省淮安）人，南宋名将韩世忠之妻，我国古代杰出的女军事家，在抗金斗争中，多次立功，被封为安夫人、扬国夫人。
梁辰鱼：昆山（今属江苏省）人，明代戏曲家，创作了以昆腔演唱的《浣纱记》，对昆腔的发展和传播有很大影响。
梁佩兰：南海（今属广东省）人，清代文学家。
梁诗正：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东阁大学士，官至礼部、刑部、户部、吏部侍郎，兵部、工部尚书。
梁章钜：福建省长乐人，清代文学家。
梁同书：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清代书法家，笔力苍劲，与同代的翁方纲、刘墉、王文治齐名。
梁国治：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清代书法家，任职军机大臣。
梁化凤：陕西长安人，清代任职江南提督。
梁士诒：广东省三水人，曾任职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交通银行总理，后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梁启超：广东省新会人，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与康有为一起“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
其学识渊博，所著被辑为《饮冰室合集》。
梁实秋：北京市人，现代文学家，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作品。
梁方仲：广东省人，历史学家。
梁思永：上海人，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之子。
梁思成：上海人，现代建筑学家。
[编辑本段]【郡望堂号】 1、郡望 安定郡：西汉元鼎三年设置，相当于今天的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等地。
东汉移至临泾（今甘肃省镇原东南），东晋又移治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北一带）。
这支梁氏，其开基始祖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梁益耳。
扶风郡：汉武帝时的太初元年，设置右扶风，是三辅之一。
三国魏时改名置郡，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麟游、乾县以西，秦岭以北一带地区。
这支梁氏，出自汉时安定梁氏的分支。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设置，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通渭、静宁、泰安、定西、清水、庄浪、甘谷、张家川等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
这支梁氏，出自氏族梁氏。
河南郡：汉高帝改秦三川郡而设置，相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南洛水、伊水下游、贾鲁和上游地区及黄河以北原阳市。
这支梁氏，多出自于匈奴族梁氏。
下邳郡：东汉永平十年时（公元72年）将临淮郡改为下邳国，南朝宋时改为下邳郡，治所在下邳（相当于现在江苏省雎宁县西北一带地区）。
相当于现在江苏省西北部地区。
西河郡：汉代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郡。
相当于现在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
2、堂号 仪国堂：宋时右丞相梁克家，风度修整，原则性强，虽近亲、权、幸（权是大官，幸是宠官），也按原则办事，好人赖以保全。
被封为仪国公。
安定堂：梁姓人在得姓以后的发展中，东汉时，居住在安定（今甘肃省平凉西北）在东汉的几十年中是梁姓最为风光的时候。
因此，就形成了郡望安定，即现在所称的安定堂。
见《姓氏探源与取名艺术》。
梅镜堂：台湾省的梁姓，不论是河洛，还是客家，绝大多数都属于“梅镜堂”，是宋朝名相梁克家的后裔，详情已如上述。
梁客家是距今八百年以前的福建晋江人，很显然，今天台湾岛上的梁姓省籍人士，不管“唐山”的祖籍是福建或广东，他们的根源，都可以初步追溯到福建省的晋江。
此外，梁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保善堂”、“怡庆堂”、“集贤堂”等。
[编辑本段]【宗祠楹联】 〖梁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三清居士； 七序名言。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浙江钱塘人梁诗正，字养仲，号芗林，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年间历官礼部、吏部侍郎，户部、工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宰相）、翰林院掌院学士。
曾奉命选《唐宋诗醇》，任续文献通考馆总裁，草定《续文献通考》体例。
常随高宗出巡，凡重要文稿，多由他起草。
著有《矢音集》。
因职位清高而掌握枢要，他的同乡、《四库全书》总裁王际华称他为“三清（玉清、太清、上清）居士”。
下联典指东汉安定乌氏人梁竦，字叔敬，少年时好读书，钻研《孟氏易》。
因受兄梁松案的牵连，被流放九真，经沅、湘时，感悼伍子胥、屈原，作《悼骚赋》，后闭门自养，作《七序》。
章帝时，两个女儿为贵人，被窦皇后所忌，他和两个贵人都被害。
夏阳绩绪； 沂谓流源。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出梁姓的源流来历。
眉齐鸿案； 庐结石门。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东汉文学家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家贫而博学，与妻子孟光隐居灞陵山中，以耕、织为生。
章帝时经过洛阳，见宫室华丽，作《五噫歌》以讽刺，为朝中忌恨，于是改名换姓，逃往齐鲁。
后来到吴，为人做佣工舂米，每天回家吃饭，孟光都举案齐眉，表示敬爱。
下联典指明代新喻人梁寅，字孟敬，家贫，靠自学博通百家。
太祖时，征召天下名儒修述《礼》、《乐》，成书后，要授官职时，他以年老有病为由推辞回乡，在石门山中结庐，学者称梁五经、石门先生。
著有《礼书演易》、《周礼考注》、《春秋考义》、《周易参义》、《诗演义》、《石门集》等。
眉齐鸿案； 老踞龙头。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东汉·梁鸿，家贫，娶丑陋女孟光为妻，每归，妻为具食，举案齐眉。
下联典指宋·梁颢，世传八十二岁中状元，谢恩诗曰：“也知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
” 安定世泽； 魁首家声。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宋·梁颢，八十二岁始中状元，金殿对策，独占鳌头，为多士之魁首。
石门教授； 吴市高风。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梁代历史名人梁孟敏事典。
下联典指东汉隐士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兴平）人。
家贪，父死卷席而葬。
初受业于太学。
博通群籍，竟业后入上林苑中牧猪，为当地人所敬。
旋归乡里，娶同县孟氏女，名光，貌丑而贤。
共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
后出关过洛阳，作《五噫之歌》，讥讽统治者奢侈，章帝闻而求之。
他改名易姓，复与妻隐居齐鲁之间。
后又往吴（今江苏省苏州），寄住皋伯通家，居于廊下，为人当佣工舂米，深得妻孟光敬仰，每归，妻“举案齐眉”，奉上饭食，后世传为佳话。
京口桴鼓； 金谷坠楼。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梁红玉，偕夫韩世忠击金兀术，红玉亲执桴鼓助战。
下联典指晋·石崇被孙秀杀，其侍妾梁绿珠坠楼自尽。
灞陵亮节； 安定名宗。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广东省鹤山县官洲梁公祠联。
----------------------------------------------------------------- 〖梁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政惟求平便民； 事皆可与人言。
——梁章钜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梁章钜自题联。
----------------------------------------------------------------- 〖梁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满江还响红玉鼓； 新派常吟卓如诗。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南宋名人梁红玉，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妻。
建炎四年（1130年），世忠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时，她击鼓助战，激励士气；金兵突破江防后，她上疏请治世忠罪。
绍兴六年（1136年），世忠置府楚州（今江苏省淮安），与士卒披荆斩棘，她亲自织帘为屋，深受将士爱戴，曾封为安国夫人。
下联典指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钦冰室主人。
广东省新会人。
举人出身。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
人称“康梁”。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有《钦冰室合集》。
少白宏篇红线女； 卓如杰作墨经书。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字伯龙，昆山人。
雅擅词曲。
邑人魏良辅能喉转音声，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调，辰鱼填浣纱记付之，是为昆曲之始。
作有昆曲《红线女》等。
下联典指梁启超曾撰有《墨经校译》等著作。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梁章钜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巡抚文学家梁章钜（1775-1848）撰题苏州沧浪亭联。
梁章钜，字闳中，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
嘉庆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
有《文选旁证》、《楹联丛话》等多种。
闲为水竹云山主； 近得风花雪月权。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书法家梁同书（1723-1815）撰题联。
梁同书，字元颖，号山舟，浙江省钱塘（今杭州市）人。
乾隆举人，赐殿试，授庶吉士，任翰林院侍讲职。
工书法，与翁方纲、王文治、刘墉合称“清四家”。
著有《频罗庵遗订》。
南中喜得秦淮海； 天下愿识韩荆州。
——程春海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程春海赠梁茞邻联。
----------------------------------------------------------------- 〖梁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桴鼓助夫，争传红玉； 坠楼殉主，不愧绿珠。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梁红玉事典。
下联典指晋·梁绿珠事典。
凤质龙文，光华相映； 景风淑气，仁寿同登。
——张岳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张岳赠梁章钜联。
守古老家风，惟孝惟友； 教后来恒业，曰读曰耕。
——梁山舟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乾隆进士梁山舟撰书联。
建阙修宫，周翰献五凤楼赋； 为官作宰，清慎勤三字符方。
——佚名撰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翰林学士梁周翰的事典。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
以辞学为流辈所许，有文集及《续因话录》。
下联典指明代良吏梁孟敏的事典。
【轶闻趣事】 〖睿目识唐寅〗 梁储（1451-1527），明·景泰二年（1451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四区石（石肯）乡一个富豪之家，解放后划入南海县平洲区石（石肯）乡（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石肯〕村）。
自幼受良好的家庭熏陶教养，远在孩提时代即显得才思敏捷，聪慧过人且出口成章，气度不凡。
一次，其父扶起不小心仆倒于地的梁储时随口说道：“跌倒小师生……”谁料其已朗声应曰：“扶起大学士。
”另一次，他们父子数人在村边池塘洗澡，父亲随口出了个上联：“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
”话音未落，梁储早已应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
”梁储不单腹藏锦绣且为人心地宽厚，家中长辈年老多病，他不避肮脏伺奉汤药照顾周到。
梁储青年时求学于大学者陈白沙门下，21岁得中举人，25岁上京赴考得中会元，殿试被点为传胪（第四名），此后从政长达40余年，累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一度出任内阁首辅，并以为官正派，敢于犯颜直谏而名垂后世。
作为三朝（成化、弘治、正德）元老，梁储曾侍奉两代太子（即后来的弘治、正德两帝）读书，还多次充任会试同考官及乡试主考官，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
他在主持顺天乡试时一手点定唐伯虎为解元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青年时代的唐伯虎虽然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热衷于功名富贵，但受成化年间文坛上复古主义浪潮影响，日渐对枯燥而又束缚思想的八股文失去兴趣，特别是他父、母及妹妹相继去世后，精神备受打击的他萌生了人生短暂，需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而放浪形迹。
只是后来唐伯虎听从了好友祝枝山的规劝，才在其《夜读》诗中表明“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光看文章的心迹。
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成竹在胸赴南京参加乡试，主考官梁储看完他的答卷后惊叹为异才，将其录为第一名亦即是解元，梁储也就成了唐解元的恩师。
〖广东免解粮〗 梁储为官清正，即令坊间流传的趣闻轶事也较好地反映了他忧国忧民，关心桑梓的美好品格。
相传，某年广东灾情特别严重，粮食歉收，梁储常为此事而戚戚，思谋着如何能给家乡以实际帮助。
一番煞费苦心后，机会终于来了。
在每天陪皇帝下棋的时候，他每下一步棋，都先用棋子轻轻敲着棋盘，轻声唱着：“将、将、将，广东免解粮。
”一天唱、两天唱……。
又一天，梁储正与皇帝对弈，他窥见皇上棋路顺畅，心情颇佳之际，陡然手执一棋，漫不经心而又抑扬顿挫地唱着：“将、将、将，广东免解粮。
”正在兴头上的皇上觉着好玩，不禁随声学舌，话音甫落，才猛然醒悟到自己中了圈套失言了。
然而金口既开，悔之晚矣。
而此时的梁储早已双膝跪地，叩首“代家乡父老谢主隆恩”了。
因为君无戏言，广东当年真的不用上缴粮食了。
尽管坊间传闻不足为信，但这却可以从另一侧面让人窥见梁储的才思与不忘桑梓的情怀。
〖人皮漏水〗 据说，明朝弘治皇帝欲在御花园建造一座别具一格的凉亭，但苦无头绪不知如何设计才美观。
他问身边的太监，那太监为了谄媚主子，投其所好，竟然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主意来。
他阿谀奉承地对皇帝道：“皇上，自古以来，人们建造楼宇都是千篇一律的用瓦来盖顶，这样太没新意了，以奴才之见，最好用人皮代瓦，既别致，又坚固耐用，令人看了耳目一新。
”这个昏庸的皇帝听了那太监的荒唐之言，认为构思独特，不落俗套，真是妙不可言；继而又问那太监什么人的皮最好
太监道：“皇上，奴才认为广东人的皮最坚韧，用来盖凉亭顶是最好不过的了
”于是，那昏君就采纳了这个主张，降旨捉拿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广东青年，并择日进行剥皮。
消息不胫而走，太师梁储听到这灭绝人性的举措后，非常震惊，恼恨皇帝的昏庸残酷，太监的蛇蝎心肠，如果其毒辣手段得逞，则我们一百几十个广东人就成了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了。
眼看就快到剥皮之日了，梁储心急如焚，苦无良策，想直接向皇上劝谏，又恐一时败了他的兴趣，不仅阻止不了事情的发生，还会遭杀身之祸；如置之不理，又于心何忍，何去何从，实难抉择。
时值盛夏，酷热蒸人。
梁储为此事坐卧不安。
他低头沉思，蓦地想出一条妙计来。
剥皮那天，骄阳似火，皇帝亲自来看剥人皮。
梁储一大早便命人煮了几大锅粥，让那些广东人在临死前饱餐一顿。
那些人饿极了，个个狼吞虎咽般把粥大碗大碗的往肚里灌。
吃饱后，他们都赤裸着在烈日下等候剥皮。
由于喝了大量的粥，加上天气炎热，他们一个个都汗如雨下。
梁储见时机已到，忙启奏道：“皇上，你看
广东人的皮是漏水的，千万不能用啊
”那个昏君一看，果然个个正待剥皮的人都浑身是水，直往下流。
于是问梁储：“卿家，你看怎么办
”梁储道：“皇上，臣以为人皮有毛孔，是会漏水的，不能用；陶瓦坚固，防热防水，还是盖瓦好
”皇帝无奈，只得作罢。
梁储巧施妙计，使那些广东汉子免于遭殃，杜绝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这是梁储又一次为家乡人做了一件好事。
（摘自广东《江门文艺》 邝焕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