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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传读后感

时间:2020-05-14 01:48

康有为读后感

浅谈康有为 康有为当算是中国近代史中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了,他的那些作为,如“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启蒙运动”这些是他一生中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也有一些事又为后人颦眉,如发表《孔子改制考》、后期加入保皇派、固守改良反对革命。

因此,康有为如同历史上的所有人物一样,在我们评价他时需要有客观的立场,从辩证的角度去加以评判。

对于康有为的功过,近代的人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绝大多数是围绕着康有为一生中最大的举动——戊戌变法而展开的。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救国改良运动中最初步的尝试,它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也表明了我国近代改制运动的开始。

因而康有为作为这次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那次以康有为为倡导的改良运动,虽然通过光绪皇帝的同意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改良,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些举措都令人为之振奋,但是这场运动最后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同年的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有为等戊戌人士被迫逃往海外。

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是为改良献出了生命。

这场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运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我们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弱小以及我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所导致的,但在这里我也不得不对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异议。

我认为康有为的某些行为也对变法的失败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在变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句话说,他承担着大于其他变法者的责任。

但是,在我从很多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康有为面对他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有逃避的嫌隙。

首先,康有为在这次变法上操之过急。

对于变法革新,康有为似乎想到太过于简单,好似颁布几个 “除旧革新”的法令便可以让中国几千年的习性突变。

就是维新变法那短短的一百来天时间里,维新派便发出了有关的“上谕”达110多件,但是这些“上谕”的绝大部分都不曾被真正实行过。

历来的改良都坚持迅速渐进的原则,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等,“改良”的性质便是缓慢的对社会国家进行引导。

因而,康有为这种急行军似的改良怎么可能成功呢

其次,他对于“变法”仅处于一种形式化的表面而没有更加实际的做法。

康有为似乎对光绪皇帝过于的依赖,似乎这个年轻皇帝颁布一些政令“变法”便成功了。

这一点,我从他本人的一句话中便得到了认证,他在《请御门誓众摺》中写到:“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

……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发布了一些严重撼动封建势力的政令,因此,在“易服” 、“断发”和“改元”的建议提出来时,变法便开始陷入困境。

在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的清朝,他的这些政令无疑是将变法者全推入了危险之中。

再者是康有为在变法中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他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下,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导致了四面树敌。

那些受到处理的官员当然会不平,都加入了反对戊戌变法的战斗中去了,间接地增加了变法的阻力。

最后,维新变法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的活动使得变法难以彻底,这是康有为最大的失误之处。

维新变法的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

但由于这场变法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使得广大人民根本就不知道那“戊戌维新”是干什么的,这种脱离群众的变法无疑是不会成功的。

(就这一点,日后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早期的革命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错误)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

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

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使康有为的变法同资义改良背道而驰。

我认为正是康有为的这些错误行为,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公车上书”仅是变法的第一步,而在这之后还有更多的更难的路要走。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变法当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可是近代史上的这次改革运动,依然留给我们许多可贵之处。

我们依然要在历史中寻找我们今天发展的路途,正视历史,勿忘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真谛。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读后感或者白话文翻译

在《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先是向光绪皇帝分天下大事,了《马关条约》签订的种种不利影并对清政府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进行了批驳。

对于割台湾的危害,他说:“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

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

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

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

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

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康有为对于割地求和的危险比清廷的大员们看得清楚的多,对于危害性更是看得透彻,康有为是站在天下苍生的角度来看待割地求和,而清政府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北京的这一小片地方,而不惜出卖其他省的人民。

一个政府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小集团而不顾天下黎民,其气数已尽矣,不亡天理不容。

康有为还在此文中提出了“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康有为在之前已经很系统的研究过西方的先进社会,否则他提不出来这六条很“西化”的富国之法。

在当时那个信息传播并不是很发达、传统中国封建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康有为能够把眼光放到海外强国,能够很系统的去研究西方先进的地方,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是相当有国际战略眼光的,值得大书特书。

康有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四方之内小有名气的学者,心系天下苍生实乃本色之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救国救民,变法图强,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现实的具体的主张。

不仅仅要肯定的是康有为的心系天下的情怀,更赞赏、更学习、更钦佩康有为肚子里有货、有真学问、能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

联系我们现在,不少人也号称自己关心天下大事,一天到晚骂这个骂那个,做愤世嫉俗状,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但你让他说出个理由、讲个道理、提个方法、讲讲现实问题,他们就对不住了,就变成哑巴了,或者成了疯子,大放厥词,说的不着边际的话,可笑至极。

心忧天下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读破万卷能做到人就不多了。

所谓“志大才疏”,就是说只是空有理想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就是心忧天下而不读书没知识的人。

当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候,像康有为这样的读破万卷、洞悉天下之事的人则会顺应形势,成为站在历史前列推进历史发展的人,而“志大才疏”的人们最后只会得到“难当大任”的结论。

康有为给我们后来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心系天下必不可少,但真才实学也重要,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来,要能够亮剑。

平日里积极修炼自己的“内功”,做一名武林高手必要以自己深厚的内功为基础,在关键的时刻才能顺利使出“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之类的绝活。

“花拳绣腿”只是用来吓人的,治国安邦靠的可不是吓人甚至忽悠人,靠的是内功,靠的是真才实学

《梁启超传》 1500字读后感

本书的传主梁启超先生是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进步、爱国人士,是政坛和教育界、思想界的巨人。

尽管他只在近代的舞台纵横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其16岁成为举人,25岁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出任《新民丛报》主编。

辛亥革命后更是建立政党,出任民国要员,参与组织和发动护国讨袁运动。

晚年,对于政治冷淡,“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1的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在清华、南开等大学,日益成为一代宗师。

他的人生便是一个传奇,读这么一个巨人的传记必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发展。

传记的作者在前言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梁的人生是悲剧还是喜剧”2,循着这么一个主线我读完了《梁启超传》,我的认为是,过程喜剧,他的活动无不在实现他早年的抱负,结果略微悲剧,梁启超文人参政注定其道路不平坦,必要依赖其他实力派,梁启超只能办学会,组政党,造舆论,梁一生对光绪帝等帝党、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心存幻想,但是结果却又是那么现实,他不得不在学术上寻求解脱。

梁启超的悲喜人生值得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值得参悟。

在时代的浪潮上,梁启超从来就不是一个落伍者。

我们要学的就是怎样和他一样,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争取做一个弄潮儿,而不是弃儿。

梁启超的人生历程是一个喜剧,他一直怀有一颗救国济世的心。

并可以为之奋斗终生。

矢志不移的欲望是梁启超前进的不限动力。

年少便取得秀才之名,幸得学政使的赞誉,享受众人的艳羡,他“暗下决心向下一个台阶登攀”3。

自从遇见了康有为,更是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生活道路自此又有另一追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而后回国,他的政治欲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的卖力奔走。

1912年,梁启超终于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他此时满怀热心,欲在政界施展他的满腔抱负,即便是晚年几位依靠对象的凶相毕露之后,依然沉于政界不能自拔,晚年梁启超无奈的宣布不问“人家国事”。

但他依然的对时下的政治运动密切关注,例如主编《改造杂志》、鼓吹国民运动,呼吁联省自治,调和“科学和玄学的论战”,甚至幻想组建第三党。

梁的仕途并不平坦,但他永远的保持他的那颗进取心,这在文人群体中是难得可贵的。

梁在学术上更有学问欲,他在近代的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上都有不俗的成就。

即便是住院时,仍然在伏案作辛弃疾年谱4。

总的来说,梁的生命历程,颇为喜剧,颇有成就,其一大原因,便是他的不变的爱国之心,不变的求知之心。

梁的人生历程中,喜剧的经历大都以悲剧结尾。

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成就应该将传主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再则就是人物的性格。

梁启超在近代特殊的国情下注定难有作为,其创造性的性格,尤其是争强好胜的性格更是让他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屡受击创。

梁在政治上极为矛盾,他未有落伍于潮流,但是却又对旧事物心存怀恋,破旧之际,积极进取,保留旧事物、反对革命时也极为卖力。

梁的人生“流质易变”,对国家的灾难用尽心血却无可奈何。

目睹军阀混战,一直在抑郁中生活,所做之事大都失败,梁的结局是悲惨的。

若果要分析梁的悲剧的根源,本书有意无意的做一些暗示。

结合全本,我归纳了如下的几点:客观上,其一,梁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保守势力强大,而其依靠的帝党内部并非是一心革新。

再则,就是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

同时没能发动群众。

主观上,梁启超未能好好的物色靠山,对保守势力12 《梁启超传》,第16章,437页。

《梁启超传》,前言,第5页。

3 《梁启超传》,第2章,第24页。

4 《梁启超传》,第20章,第665页。

百度文库用户有奖调查1\\\/2抱有很高的幻想。

另一个原因就是梁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他更多从事是理论的研究,现实的处理不足,幻想太多。

梁的人生给我们诸多启示,他的求知欲、对国家的热爱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矛盾的心境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却有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唐才子传读后感1000字

唐才子传读后感《唐才子传》也是按照“王杨卢骆”的顺序来排的,这个排序在初唐时候就有。

作为四杰之一的杨炯曾说“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当然杨炯举神童,授校书郎一职,自恃才高,目中无人也可以理解。

但后人考证,按照年龄大小,应该是“卢骆”在前,“王杨”最后。

“四杰”并称,按照闻一多《唐诗杂论》中所说“他们的意义主要是他们的赋和四六文。

”但紧接着在文章最后闻一多又阐释,“五律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王杨的五律是成熟了的五律。

”因此,“王杨”对于唐诗有着建设性地推动作用。

而“卢骆”擅长歌行,但是一种改良了的歌行,这两种力量,一个是建设者,一个是破坏者,他们四个合力摧毁了自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

骆宾王,应该是国人了解最早,但了解最少的诗人。

因为骆宾王六岁就写了一首《咏鹅》,天才诗人的信口几句就流传了千年。

但后来的骆宾王何去何从,大多很少知晓。

谈到骆宾王,不禁会想到那首《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尽,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文学史上经常拿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和李商隐的《蝉》作比较,分析手法,同时也分析唐朝每个阶段的时代特征。

这首诗的题目叫《在狱咏蝉》,此时的骆宾王身陷囹圄。

但是从《唐才子传》记载“亡命不知所之”,是兵败后下落不明。

后来宋之问在灵隐寺吟诗时,有一僧人对诗,而此人便是兵败后遁入空门的骆宾王。

但是根据周绍良的笺证,《旧唐书》“敬业败,伏诛。

”《资治通鉴》“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来降。

”郗云卿说“宾王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

”这一切文史资料的记载又与《唐才子传》的记载不相符。

但无论如何,资料找不到骆宾王入狱的经历。

“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

”这句话,《旧唐书》中的记载是“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坐赃,即犯贪污罪。

《新唐书》记载“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

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

”一个“不答”,一个“不应”也能看出骆宾王的傲慢与上司的不合作。

再加上他上书言事,但不知言什么事,一定是言武则天不喜欢的事。

所以,很有可能他在做长安主簿时,被人诬陷贪污然后锒铛入狱。

或许突如其来的这个“莫须有”罪名,骆宾王内心中的忧愤便借着写蝉比兴抒发出来。

无论是《在狱咏蝉》的序言还是《为徐敬业讨武瞾檄》都是骈文之作,那篇檄文的确既有文采又有气势。

读完那篇檄文,的确有酣畅淋漓之感。

我感叹,文人骂人从来不带脏字,却骂得入骨三分。

让我想到了章太炎骂康有为的一句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这是在康有为七十大寿上章太炎奉上的。

初看没啥,但这两联都是断章,完整的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另外一句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有心者都察觉了两联的最后一字合在一起是“有为”,而忘了,《中庸》和《论语》中的两句话合在一起岂不是骂康有为是妖孽,是贼。

过完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不明不白地死了,这成了民国的一大奇案。

但是不是被骂死的,我们不得而知,若是则和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首尾呼应了。

只可惜,骆宾王的檄文没有骂死武则天,正如袁绍谋士陈琳讨伐曹操的檄文治好了曹操的头疼一样。

武则天、曹操,毕竟还是重量极的政治家。

政治家不怕骂,只怕捧,骆宾王毕竟还是个文人,他是活跃在文学史上的,但无法纵横于政治上。

这或许也是文人的悲哀吧。

我倒比较喜欢《唐才子传》所写的骆宾王结局,“传闻桴海而去矣。

”多么洒脱,自在

当然孔子也说过“道不行也,乘桴浮于海。

”李白说“明朝散发弄扁舟”。

其实散发扁舟是文人一种最美的精神追求,或许这样安排,能让后世读到骆宾王的读者,内心有一丝宽慰吧。

去了黄飞鸿纪念馆 康有为故居 三湖书院 观后感怎样写

参观康有为故居有感放暑假后,差不多每一天都和作业度过,很少有时间出门看看青岛的美丽景色。

每每想到自己居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却没有出去参观过几个地方,心里总是感觉很对不起这些有利时间。

于是今天趁着天气好,作业完成大半之时,我和妈妈兴致勃勃地前往康有为故居,接受文化的熏陶,顺便温习以前的历史知识并做一些额外的补充,打好学习文科的基础,也是让久居家中的我能出门活动活动腿脚。

在地图的指引下,我们顺利地找到这座坐落于层层绿色中曾作为德国副官居住地的建筑。

这座别墅般的小楼以它特有的赤红色屋顶,淡黄色墙壁与周围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远离城市的主要道路,小楼与周围的绿色紧紧地团簇在一起,加上我们参观的时间是一个宁静的中午,故居附近只传来阵阵响亮的蝉声,以及时不时从耳边飘过的缕缕清风的声响,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和统一。

在历史课上我们曾经对康有为有过比较浅显的了解。

对于他,我只知道他是维新派的绝对领袖,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很多革命志士的导师。

所以今天我是怀着崇敬来到了康有为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处居住地,就连脚步也放轻了,生怕惊扰到氤氲在这里还依然尚存的那些文化气息以及康有为先生晚年对青岛的赞美之情。

走进故居,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一块字碑和一个康有为先生的铜像。

碑上说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提到过康有为先生的语句。

评价像康有为、洪秀全、孙中山等人都是为中国寻求出路的先驱者,而康有为更是提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

的确,在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想后的康有为曾经是中国万马齐喑的思想界一颗明星,指引着中国进步的出路。

难怪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给予这位维新派人士如此高的评价。

转过一个弯,迎面走进了康有为先生生平的全介绍。

康有为先生生于广东,少年时曾去过上海、香港等地,接触了很多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并接触到资本主义。

这对他后来试图将中国社会改良为资本主义社会起了很大作用。

在他宣传维新思想的过程中,在广东创建了万木草堂,招收包括梁启超和徐悲鸿的很多学生,并先后创建强学会,保国会,与梁启超一起创办《中外纪闻》。

维新变法中他是引导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与光绪皇帝进行多次谈话,使光绪做出变法的决定。

变法失败后,他逃往国外。

出于对光绪皇帝的恩惠,他由原来的维新派渐渐发展为保皇派,脱离了时代。

最终在秀丽的青岛结束了自己70年的人生旅途。

康有为为中国的进步做了勇敢的尝试,使得维新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的先进思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随后,我们先后参观了康有为先生的卧室、书房、游历各国的收藏品和他的书法作品。

可以看得出康有为先生在逃难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仍然不忘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解,并收藏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品。

先生的书法造诣也很高。

以前听大人说通过书法能看出一个人当时的思想感情,这次看到康有为先生的书法,我也有些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由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使得我能看出康有为先生是在什么状态下写的书法。

他的字总是那么豪放和粗犷,包含着满腔的怒火和壮志酬的无奈写出了一幅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和一首首形象的古诗,难怪他的书法如今已自成一体——“康体”。

到这里,我们的参观也已经临近尾声。

由于导游讲述的内容较多,使得我一直没有时间进行思考。

于是在这个休息间隙,我可以理清思路,回想刚才所看到的内容。

这次参观之后,我了解了一个更全面的康有为先生,但也发现更多尚待解决的疑问。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

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所以对于康有为先生的认识也只是了解如今比较权威的认识。

对于康有为先生的死,我也向导游提出了种种猜想,导游说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如今我们没能掌握这些资料,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答复,成为了一个让人有无限猜想的迷团。

不可否认,康有为先生所领导的维新派曾经是中国思想界的旗帜和先锋,是黑暗的中国思想界一盏明灯,一簇火焰,指引着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变法失败后,在康有为先生游历其他国家期间看到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后认识到社会只可改良而不可革命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的思想也有维新转向保皇,脱离了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正是他失败的直接原因,可惜他没能在失败之后认识到这一点,并带着这样的疑惑走进了坟墓,也成为了戊戌变法失败最大的遗憾。

不过这不能抹杀掉他独树一帜的把西方启蒙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大胆结合的创举。

能有这种胆量去引进西方蛮夷思想的领导者,在历史上也只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少数几人,所以他的地位应该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他这种中西合璧的方法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最后引用的话来评价康有为先生:“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康有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为历史故事400字作文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

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

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

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

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

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

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

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

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

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

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

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我告诉自己,只是一次体验,没什么大不了。

我以为找到救星?康有为的简介康有黑眼圈、黑头、痘痘,肆虐的增长。

奢望的终归成为破碎的心疼、知我一声亦无法泅渡那海、太深、谁会知道相遇就注定分离的冷漠。

当我一次一次哭的时候我难过要死要活的时候是我犯贱了?康有为我心开始疼痛难忍,可是,我找不到他了,我真的找不到他。

如果有,电视和教育也不会天天提倡吧。

她以一个孤单的姿势看完了整场烟花

康有为的--------。

八月十五那晚,我们全班都嚷着她给我们唱首歌,当我们高兴的把她推上讲台时,她还在笑,当听到她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没有人再说话。

越是爱你越是要咬着牙忍着不跟你联络,转身的那一刻早已泪流满面!

读梁启超事迹和著作的观后感和读后感

形容人很用心的成语:殚精竭虑,精益求精,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用心良苦,绞尽脑汁,心思缜密,胸有成竹,运筹帷幄,一心一意,刻苦铭心,

康有为大同书对后世的影响

1884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康有为二十七岁。

在这一年他写了一部著作,《大同书》。

这部书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发表一小部分,至1935年才全书出版。

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材料。

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从他的“三世说”发展出来的。

他认为,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升平世”的阶段,但是也仅只达到这个阶段。

比这个阶段更高的还有“太平世”。

他根据《礼运》大同章的理想,加上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一些社会改良的措施和理想,再加上他自己的主观希望和幻想写成这一部著作。

这部书的内容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也带有社会主义的空想。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把人类描写成为一个受苦的人类。

他把人类“诸苦”罗列出来,共有六类三十八项之多。

他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中,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苦的。

不仅是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是苦的,就是统治剥削的人也是苦的。

他认为,甚而至于“神圣仙佛”也是苦的。

他认为人类诸苦的原因,是由于有九种分别。

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

九界者何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大同书》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51—52页) 康有为接着说:“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

”(同上53页) 康有为认为,“界”是一切“诸苦”的根源,要脱离“诸苦”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去“界”,这是何休的“三世说”的引申。

何休认为春秋的“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内部各诸侯之间也有国界:在“升平世”中国内部的国界都没有了,但还有中国与非中国之间的界;在“太平世”这个界也没有了,“大小远近如一”。

康有为认为,在大同世界中不但没有国界,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也没有了,这样,大同之道就实现了。

康有为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大同书》8页)照他所说,这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平等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国家的界限都消灭了,只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各种族都混合了,只有一个种族。

男女一律平等,家庭的界限也没有了。

农工商都为社会底公产。

“不平、不通、不同、不公”的法律,都废除了。

普爱众生,“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没有了。

这样的世界,“去众苦,至极乐”,生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同上52页)。

在当时世界中资本主义正兴盛的时候,康有为一方面看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他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他说:“故今者一大制造厂,一大铁道轮船厂,一大商厂乃至一大农家,皆大资本家主之。

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

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

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

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

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

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

”(同上235—236页) 但是,《大同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幼稚的和反动的论点。

康有为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吞并弱小民族,也是通往大同世界的一个途径。

这样,他所说的“去国界”就接近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了。

他要求“去种界”,可是他心中先有种族分别的成见。

他认为白人第一,黄人次之,其余都是劣等民族。

他认为经过改换居住地带,改换饮食,以及种族杂婚的方法,可以使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变成白人。

这些都是反动的思想。

上面提到他的“人道渐化、皆有定位”的主张。

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只能逐渐改良。

他认为他所讲的大同世界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的。

他提出了许多看起来是很高尚的理想,但是归结总是说,这些理想是现在所不能实现的,他永远说现在不能实现,也不争取使之实现。

这是他的思想的改良主义本质。

无论如何,康有为把有界、无界和人的苦乐联系起来,这就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深入一层。

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表现出他的自然观。

他认为,宇宙本体是所谓“元气”,他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

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

”“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无物无电,无物无神。

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

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同上3页)。

他认为物质是有意识的,神是“有知之电”。

元气也是有意识的物质。

所谓魂质,就是有意识的物质。

人与其他自然界中的东西,都是有意识的物质。

物质的世界,就是最完美的世界,人生在其中,是可乐的。

诸宗教家都幻想修炼成功,可以脱离世界,成为“天人”。

康有为指出:人本来都是天人。

他说:“自水、火、土、木诸星中夜望吾地,其光华烂烂运行于天上,亦一星也。

夫星必在天上者也。

吾人既生于星中,即生于天上,然则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

”“庄子曰:‘人之生也,与忧俱来。

’吾则以为人之生也,与乐俱来。

生而为天人,诸天之物咸备于我,天下之乐,孰大若是

”(《诸天讲》序) 宗教家所谓“天人”,本来是出于幻想,也就是出于迷信。

康有为用他所知道的天文学的知识给“天人”一种新的解释。

照这样的解释,人本来都是“天人”。

康有为认为生物的脑是有高度意识的物质。

他说:“夫生物之有知者,脑筋含灵,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即有宜有不宜,有适有不适。

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谓之乐,其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

况于人乎,脑筋尤灵,神魂尤清,明其物非物之感入于身者,尤繁伙、精微、急捷,而适不适尤著明焉。

适宜者受之,不适宜者拒之。

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

故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

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同上5页)他认为社会道德制度,“其为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同上)。

他把道德归结为增益人之乐,而人之苦乐又归结为脑筋与外物接触时受感受的宜不宜,适不适。

这样的道德观念,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前提。

人道的原则及目的是去苦以求乐,只有大同世界才是有乐无苦的世界,所谓“极乐世界”。

照他看起来,大同世界的实现,在人类进化方面说,是必然的,在道德原则方面说,是当然的。

什么力量使大同世界能实现呢

康有为认为这首先是靠人的“不忍”之心。

他说:“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

不忍者,吸摄之力也。

”(同上3页)他说:人有“不忍之爱质”,“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如脉之周于地而无不澈也”(同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本来是孟轲的思想。

康有为以所谓“不忍”与磁力、电力混同起来,称为“爱质”。

康有为在这里讲了他所认为是苦乐的本质,这就把有界、无界和苦乐的问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了更深的一层。

在他的这些理论中,他接触到常规哲学各方面的问题。

在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他的思想中的哲学部分。

照常规哲学的标准看,他的问题的提出是轻率的,答案是简单的,论证是粗糙的,肤浅的。

他甚至不能分别精神和物质的界线,把二者混同起来,这是很幼稚的。

这种混乱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从鸦片战争以后,进步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都很推崇,康有为也是这样。

他们极力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且对于它极其信赖。

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用这些有限的知识解释他们所比较熟知的封建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于是有混乱的现象,也往往得出幼稚可笑的结论。

但是他们的倾向是接近唯物主义。

康有为的最大的事业是组织和领导戊戌变法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他胸怀全局,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和论证。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号称为君主立宪的“君民合治”。

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以商带工。

在文化方面,他提出建立以孔丘为教主的孔教,并以之为国教。

这些就是他屡次向光绪帝上书和奏折的主要内容。

共和成立,康有为失去了他发表言论的对象,有许多新事物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他只好以他过去的理论中引申出和常规哲学有关的哲学思想,这是他的余事,与上边所说的三个方面的主张和言论很不相称。

他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一方面,他是近代维新时期的一个大领袖,但他不是一个常规的哲学家。

在领导戊戌变法的一般人中,最类似常规哲学家的理论家是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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