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黄远生的忏悔录 和 远生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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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惨痛之外交》全文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声枪响，年仅32岁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倒在血泊之中。
他遇害的噩耗传来，海内震惊；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暗杀者到底是谁，暗杀出于何故，曾经成了一个谜。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以他卓越的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而名满天下，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
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以笔为枪反对专制黑暗、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倦奋斗的经历和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来者。
黄远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
他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
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
他自己后来却主动投考南洋公学。
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
他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春风得意。
铺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坦途，可他却不愿做官，经再三请求被派往日本留学，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学习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学成回国，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他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
同乡李盛铎（1905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话对他下决心做职业记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
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
”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律师。
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他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做过清廷的官儿，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熟悉。
他先后担任过上海著名的《时报》《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等报刊特约通讯员或撰述，比一般“访员”有更多的便利。
他的笔下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
他在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
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到了他的笔下都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在赴美途中写的《国人之公毒》，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专制依旧，官场腐败依旧，人心颓唐依旧，在于中国专制传统长久、科举制度流毒至深，没有真正探讨新学问，没有睁眼看清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他的结论是：“（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尚形式，故沉滞，故腐败。
（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
”①揭露这个“负面”、展现“正面”，就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动机。
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
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
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②。
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的办报思想，要求资料确凿，判断切实，指斥时弊。
他身后搜集整理的《远生遗著》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著等共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了2／3。
他的通讯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也是信史，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的友人在纪念他时说：“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 二 黄远生在《庸言》《少年中国》《东方》等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办报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时弊。
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
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
在为《亚细亚报》创刊周年写的《祝之欤诅之欤》中，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不揭露社会黑暗、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新闻报道上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
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
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
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
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
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
”在《三大势力之警告》《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等文中，他没有因为当时隶属进步党、朋友中进步党人居多而袒护进步党，他在比较进步、国民两党之后，认为进步党之弊在于“保守”；对袁世凯，他指出：“扶植个人之势力……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
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
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三 黄远生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他在《新闻日记》开场白中说每日以日记体登通讯一篇：“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怀之感想，吾友朋之谈话，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皆一一笔之，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
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做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都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论》中也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
”他追求通俗活泼的文风，一扫黑压压几千年形成的暮气，打破了晦涩深奥、矫饰造作的积弊。
他主张写实，在《消极之乐观》一文中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
”他把文学手法引进了新闻写作，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乔装打扮之内阁》《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单是标题就奇特新颖。
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
有人甚至称他为“印象派大师”“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他的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有着鲜明的特色。
他写的大多是政坛上的人和事，因为他深知其中的腐败与黑暗，随见、随听、随感、随议，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以无论是写“开国大典”还是议会党争，或是社会新闻，无不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刻画人物则“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则“发聩振聋，暮鼓晨钟”，对民众的启迪实在不下于政论、时评。
他说：“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 由于他的通讯鞭辟入里，妙语天成，所以名声鹊起，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
邹韬奋评论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
由他创造、使用的通讯文体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采用。
他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黑暗与混乱没有结束，光明和安定没有到来，他和无数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地探索着出路。
正是在那样的大时代，他登上新闻界的舞台，挥动三寸羊毫，成为反对社会黑暗和政治专制的斗士。
他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
”面对内忧外患，他写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
他的报道以财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居多，他认为大借款是“饮鸠止渴”，警告当政者不要做“亡国之罪人”，正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
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
”他对“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私人利害重于国家”的“党争”“党祸”深恶痛绝，主张“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要重在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
他在《新旧思想之冲突》文中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
”“吾国所有一切现象，莫非八股。
”“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
”他痛心疾首，不断揭露袁世凯“扶植个人之势力”“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国体既变，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则愈接愈厉”。
他的《官迷论》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官迷病”，认为官迷的由来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
争者何权，官权是也。
夺者何利，官利是也。
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
”“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
”“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
”无论是分析现实，还是概括历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说：“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
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忍
忍
忍
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
故由家而国，乃以相忍为国也。
”正是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所以他主张批评、怀疑、比较以至必要的破坏，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而以“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
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清醒、理性的声音。
面对民国初年的黑暗，他在《忏悔录》结尾清楚地提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
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
”因此他大声提倡“个人修养”“独立自尊”“神圣职业”“人格主义”。
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四 黄远生被暗杀前夕在《东方》杂志发表《反省》一文称：“世间一切唯心所造，故历史乃人类心灵之所集成。
”他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体会到社会的不平、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戾。
“一方面警告袁总统勿惯用此等恶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所利用也。
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
然生计之道，在勤俭而寡欲。
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
今日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
他自己就实践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他摆脱官场的诱惑，甘愿做一个记者，首先是作为“独立之生计”，寻求经济自立。
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他非常不满袁世凯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统治，而主张法治，提倡人权，认为：“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
”对这个在日本学法律、中国最早期的律师来说，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但这些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水月镜花，所以他说律师不可为，一是没有司法独立，二是社会误解，三是律师流品太杂。
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曾参加过进步党，目睹了民初党争的祸害，他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
他一再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认为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
这些直率无忌的言论只能招来各党派的忌恨，说他后来为中华革命党派人所杀也没什么奇怪。
虽然他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给袁上过条陈，但和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献媚邀宠者不同。
袁称帝的阴谋尚在酝酿之时，他即在《申报》的“京华通讯”专栏做了一些大胆披露和警告。
1915年，袁称帝的呼声甚嚣尘上，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写一篇表态支持帝制文章。
他为此苦恼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边天天催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
对此，他后来曾两次致函《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
”“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
”③这样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又叫人逼他重写，试图以种种手段迫他变节入其毂中。
他进退维谷，陷于痛苦之中，知道这文章不能再写，写了，有违他的道德、良心，不写袁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事后他曾以“图穷匕见”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这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和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良心，9月3日，他仓皇离开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当时，上海各报赫然登着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沪版）的预告，说黄远生是该报主笔，袁的人还到处散布他赞成帝制的说法，他发表《黄远生致〈大陆报〉书》予以澄清：“《大陆报》曾刊载新闻说远生已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实际系传闻之误。
”同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
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
”④《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9天。
这一启事，对袁的打击不小。
不久，他就动身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⑤。
他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灵魂与躯壳的冲突，他说一身分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
这种人格分裂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责“痛切而真实”，他的忏悔出自真诚。
在给《甲寅》的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
”⑥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
所以，他只能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几个月后，他在旧金山遭暗杀殒命。
直到1985年，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掌握确凿证据，才揭开黄远生被杀之谜：他是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的。
国民党极力遮掩这一真相。
其实，事发当时，旧金山的报纸就有报道。
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虽文笔犀利、闪烁着锋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敌，他死后国内各大报刊都做了显著报道，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始终怀念他。
直到他被害12年后，1927年12月，北京新闻学会还专门召开纪念会。
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
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划落了。
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注释： ①引自《远生遗著》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报》1915年9月6日。
釜底抽薪的含义是什么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
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
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
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
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
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
“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
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
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
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
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
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
“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
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
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
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
“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
”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
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
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
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
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
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
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
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
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
1915年冬赴美访问。
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
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
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
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
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
邵飘萍（1886～1926），又名镜清、振青、新成，学名锡康，笔名阿平、素昧平生等。
紫溪人，后随父母迁居金华。
14岁进秀才，21岁就读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受维新共和思想。
民国元年（1912），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任主编，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民国2年8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汉民日报》遭封。
翌年营救出狱，东渡日本，入法政学校组织东京通讯社。
民国5年春回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
继应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员，并在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民国7年10月，独资创办《京报》，受聘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
民国8年，到北大“五三晚会”发表演说，疾呼“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因遭通缉，《京报》被查封。
再次流亡日本，被聘为《朝日新闻》社特约记者。
在日期间，著书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系统考察和研究日本新闻事业。
民国9年回国复办《京报》，任社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方新闻界中最早和党组织发生联系，为“亢慕义斋”校订马列译著。
民国11年，免费发行《纪念马克思特刊》、《列宁特刊》，利用特殊职业条件，常将情报提供给党组织。
在办报之余，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应聘为北京平民大学和政法大学教授及务本女子大学校长。
民国14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中，多次发表署名评论，又联合同仁拒登英日广告，发起募捐，救恤难胞。
“三·一八”惨案后，直书奉军暴行，《京报》成了讨伐段祺瑞的舆论阵地。
民国15年4月20日，遭张翰举出卖而被捕。
26日，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
1949年4月主席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著有《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等。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
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及妇女缠足等恶习。
受其影响，杭州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光绪二十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
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
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
十二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
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
后加入光复会。
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
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
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
民国4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
帝制取消后，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公言报》，任主笔。
民国8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
民国10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
翌年，被查封，万里入狱3个月。
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
民国12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遭封闭，他再次入狱。
出狱后，于民国15年8月5日在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
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
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
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
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