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的古诗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八阵图 [唐]杜甫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哪里能查到
清朝末年被满门抄斩的官员在：和能查到。
有据可查，清朝的就是文字狱，严重的不止灭门，还诛九族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顺治朝的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 顺治事迹的史稿，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康熙朝的文字狱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 康熙一本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
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这部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
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
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
于是与庄氏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
“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
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
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
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
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
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
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
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
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
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
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
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
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
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 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 雍正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
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
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
雍正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
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
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奖。
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据说还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
雍正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
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
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
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
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
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
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裘琏戏笔之祸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
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
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胤礽出谋划策。
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
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
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当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
其中四十七 乾隆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
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
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
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
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
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
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
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
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
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
到此无人再敢劝阻。
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
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
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
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
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
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
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
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
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英雄人物故事及感想
抗日小英雄王朴 王朴，也作王璞。
王朴生于1928年，牺牲于1941年，河北省完县人。
他生长在太行山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3岁。
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 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
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
”。
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
“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 说出来就放你回家。
”“不知道
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
”王朴面不改色得回答。
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
”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
”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
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自古英雄出少年。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
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编辑本段]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
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中国第2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编辑本段]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
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
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
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
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
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编辑本段]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
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
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
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
山海经的神兽
杨度早年参加过晚清科举，之后入了袁世凯的内阁；既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 ，又变卖家产营救过李大钊 ；一直坚持君主立宪的理想，将近晚年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一位奇人，其身上有着怎样的有趣故事，又跟青岛有着如何的联系
拜王闿运为师，习帝王之术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身边的名人真不少，他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一度是袁世凯的第一幕僚，后来还当过杜月笙的师爷。
可在杨度的生命当中，对他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
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博通经史，尤其精通帝王之学。
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杀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取清朝之天下。
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
1895年，当时的杨度刚满21岁，才气却早已名闻乡里，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
从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杨度与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两件事可以看出王闿运对杨度的喜爱，第一则是实事。
据说杨度可以随便跟老师王闿运开玩笑，而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中则常称杨度为“杨贤子”。
后来其妹杨庄也投师王闿运门下，再后来杨庄成为王闿运第四子的媳妇。
(据说，杨庄与丈夫发生矛盾，写信告诉杨度，杨度回信：“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于是杨庄涕泣求去，把王闿运急得搓手顿足地说：“看在老夫面上，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女弟子如何
”) 另一则是传言，杨度初入王门之时，恩师提点了他三种学问，任他自选，分别是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而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这可是王闿运最热衷的一门学问，大有菩提祖师传授孙大圣七十二般变化的意味。
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术，企图“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布衣轻取卿相”。
说白了，这门学问的特点就是要做帝王师，要辅佐王者起，要去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非要找几个帝王师的例子，那么西汉的张良、萧何，蜀汉的诸葛亮，大明的张居正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人物。
杨度在王闿运门下醉心于帝王之术长达三年，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闿运教导他：“皙子（杨度字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
”于是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自己命中的“真龙天子”，立志要去辅佐帝王成就旷世大业。
当初他的老师王闿运曾暗示曾国藩自立，被曾婉言回绝，现在杨度能否完成老师未竟的心愿呢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他遇见了袁世凯。
成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
1903年，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结果不光丢了官位，还被除名通缉，只好跑到日本去了。
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
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
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
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杨度，杨度还奔走于北京与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的政治诉求。
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也对杨度十分敬佩，曾命人送匾额一块，上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真是极其场面了。
事情发展到最后，就到了袁世凯称帝这一幕了。
我们现在无法判断，究竟是杨度一手促成了袁世凯的复辟，还是袁世凯先有此心后杨度又添了一把火，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袁世凯跟杨度在中国应该有皇帝这一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他那篇著名的《君宪救国论》（据说，袁克定想请梁启超写这篇文章，结果梁不干）一文，文中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
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
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
”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除了撰写理论文章之外，杨度还组织了著名的筹安会来鼓吹帝制，加上他自己总共六人，这其中还包括严复。
筹安会因为大力宣扬帝制遭到了老百姓的反感，但杨度等人似乎并不以此为意。
有一次，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
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 ，何恤乎人言。
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 ，走也要走的。
”这就是著名的“走狗言志”的典故，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杨度拥立袁世凯称帝似乎更多地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君主立宪制。
他也知道外界风评对他不利，但他一意任之，恐怕是个性使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走上了帝王宝座。
而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的杨度，则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杨度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他的帝王之术看样子似乎已经实现了。
袁死后，杨度遭通缉 不过今非昔比，古代帝王术受人追捧，可在中国近代史上，帝王术的命运就如同饭店的过期食品一样，永远是不会有什么好销路的，即便是有人买了，尝了，只怕也是无福消受。
杨度恐怕不会想到，他面临着跟自己的恩师王闿运一样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结局比王闿运更悲惨，王闿运当年游说曾国藩自立，无非被曾婉言谢绝而已，杨度如今拥立袁世凯称帝，自以为实现了帝王之术，却遭到了全国的口诛笔伐，甚至连袁世凯都在临终之际对他心怀不满。
袁世凯吃了帝王术这一剂药之后，自己“中毒”身死，杨度便也成了“庸医”。
称帝不久，袁世凯就迎来了孙中山的革命，此后又是南方数省的反叛，被迫取消帝制不说，军事上的连连受挫，举国上下的痛骂之声让他寝食难安，最终一命呜呼。
据说，袁世凯临咽气时，曾大呼“杨度误我”，又有一说是“他误了我”。
这个“他”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也有人认为就是杨度。
后人据此推论，袁世凯其实并无称帝之心，是受了杨度和袁克定、古德诺（美国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等人的蛊惑，此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尽管袁世凯认为杨度用帝王术害了自己，杨度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好像认定了帝王就是条真理。
袁世凯宣布退位之时，杨度身为筹安会长发表了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杨度还反对“元首退位”。
袁世凯身死之后，“耽误”他的杨度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
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
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大致是：到底是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还是中国的共和制不叫共和，过上千年大家再来评价这一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害得您万夫所指，还是您把君主立宪改得面目全非 ，您在九泉之下要细细思量。
他的这一论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杨度成了替罪羊。
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发布通缉令，全国缉拿拥袁复辟者，杨度名列榜首。
这出搞笑的通缉闹剧反映了当时的一贯特色，本来名单上列了很多人，可人情世故大家都避不开，到后来，名单上的通缉者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没几个人了。
至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些手握重兵支持袁世凯复辟的军阀，通缉令上一个字也没有。
这样一份通缉令出现之后，杨度的反应可想而知。
据说，他在天津看到报上登载的通缉令名单时，一度悲愤交加，要上北京投案自首并与政府理论，在好友夏寿田的劝解下才作罢。
杨度之女杨云慧后来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父亲得知段祺瑞成立了新政府之后，好几次要北上投案自首。
”不过冷静下来的杨度并没有去北京，而是来到了青岛避难，也正是在青岛，杨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薛华立路杜月笙的私宅杨度(前排右一)与友人合影，左一是其长子杨公庶 杨度一生去过不少地方，但在青岛居住的那段时间对他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
他分别在1912年前后和1916年数次来到青岛，特别是1916年那次来青，正值袁世凯去世，全国通缉他之时，他内心的疲惫可想而知。
之所以说杨度此次来青对他意义重大，在于这次在青岛待的一年时间里，他沉浸于书海之中，思想发生了不小变化。
此后，他从一个帝制拥护者转而成为民主进步人士，变化之大之快，在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
无怪乎青岛的著名学者鲁海先生要说，在杨度一生当中，“居住在青岛的这一年时间堪称特殊，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 嫌官小，杨度赌气来到青岛 上篇我们讲到为了躲避全国的通缉，杨度于1916年来到了青岛，其实在此之前，杨度已经造访青岛数次，特别是在1912年前后 ，他曾多次来青岛。
杨度那时候来青岛难免被人认作是逊清遗老，因为当时清政府倒台，大批的逊清官员都来青岛避难，杨度既随他们而来，也难免被戴上这样的帽子。
鲁海先生称，杨度第一次来青岛时“居住在中山路与湖南路路口一家由德国人经营的名叫胶州的旅馆里”，这次来青时间不长，因为随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杨度旋即北上。
杨度此后几次来青就颇有意思了 。
青岛学者王桂云曾撰文记述称，杨度在袁就任总统后也来过青岛，这次来青很有小孩子赌气的意味儿，袁世凯“于1914年3月将寄寓在青岛的徐世昌任命为国务卿，并授为上卿；梁士诒、杨士琦、熊希龄等是中卿；杨度却被赏了一个少卿的头衔。
人比人，气死人。
杨度一怒之下，跑到了青岛”。
杨度此次来青在肥城路购宅居住，整日四处游逛、问佛访道、游山玩水，大有不回北京之意。
王桂云称杨“经常出现在前海沿的栈桥上”，散散步，呼吸着清新略带鱼腥味的海风；有时又去爬爬崂山，喝点矿泉水，和上清宫道士谈论世外仙踪。
这次来青终结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催促，杨度这才返回了北京。
杨度此后还有两次来青，一次是奉袁世凯之命来青岛办德语进修班，最重要的一次自然是1916年为躲避通缉而来青岛进行的政治避难了。
成为帝制祸首，再次来青避难 1916年7月，黎元洪发布了“惩办帝制祸首令”，上文说过，第一个就是杨度。
杨度自然心怀不满，可是在朋友的劝告下，他还是来到了青岛。
此时的青岛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 。
首先，青岛被日本人占领，政治气氛十分压抑；其次 ，杨度因为名列祸首令的榜首，因此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他住在中山路西侧，警察署的后面，虽然和不少先前旧识比邻，但十分孤立。
按照鲁海老先生的话说，逊清派觉得杨度是忠于袁世凯的人，自然不会向着大清国，因而不搭理他 ；实业救国派如周馥之流又觉得杨度是个全国通缉之人，跟他接触没什么好处。
最后 ，杨度只得跟诗文交起了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的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对杨度依然赏识有加，他是饱学之士，爱才心切，故而常常和杨度交流，正因为如此，杨度在此期间渐渐地远离政治，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他开始作诗、翻译书籍，潜心研究学问，在此期间，他的恩师王闿运逝世，杨度的凄凉感又加了一层。
除了各种人际交往的不顺之外，杨度还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
鲁勇先生在其《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中曾描述过一件事，有一天，杨度在街上看到一个日本军人殴打中国洋车夫，遂上前理论，日本军人对他破口大骂，这时旁边一个日本人对这位军人说，这是日本人的朋友杨度先生，你不得无理 。
杨度这才知道自己在青岛是受日本人监视的，这让他的苦恼又增加了一层。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书籍给他带来的乐趣，鲁海老先生称，这期间杨度读了大量的书，进步书刊“只要能找到的他都读了 ”。
也许正是这段时间，目睹了民国政治复杂的争斗，经历了宦海沉浮，听闻了传授帝王术恩师王闿运去世噩耗的杨度 ，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一个帝制拥护者转而成为民主进步人士，变化之大之快，在近代史上都是少有的。
1918年，民国政府赦免杨度，获得自由的杨度不久后就离开青岛，南下广东去见孙中山了 。
杨度卖了青岛的房子帮助共产党人 用凤凰涅槃来形容杨度在青岛出山后的表现一点儿也不为过。
他先是和孙中山交流，继而参与北伐战争，还有传言称他北伐期间见到后曾预言，得天下者，此人也。
不光是和国民党人展开了很好的合作，杨度在此期间也跟共产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为公众所不知的是，杨度参与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也参与了不少营救共产党革命家属的行动。
杨度之女杨云慧女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
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
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
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
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
’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 ，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
’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 此后 ，杨度在青岛的房子被卖，杨云慧后来问母亲，此钱作何用处，她母亲回答：“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
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 ，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
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 从上面一则回忆可以看出，杨度参与了不少解救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行动，他甚至亲身前往北京，疏通关系，营救李大钊，可惜没有成功，为一憾事。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通过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 ，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几年之后 ，他还为此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曾希望蒋介石当皇帝 中国人讲究死后有个盖棺论定，那么杨度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是帝制拥护者
还是民主爱国人士
我们来看看杨度晚年都干了什么。
杨度晚年住在上海，在那里他认识了青红帮老大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当时在法租界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
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尽管杨度如此回应 ，但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并非白吃白喝的清客。
杜月笙请杨度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的办事处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 ，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直到杨度1931年去世。
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历史学家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杨度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说：“很可惜，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他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他没有想到左舜生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人。
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在延园(又名枣园)的一棵枣树下，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当时站在旁边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
去世47年后才知他是共产党员 杨度去世时，按照国家大佬的规格下葬，此后的数十年，杨度的形象一直很不好，“筹安会六君子”的帽子一直戴着，拥戴袁世凯的恶名一直洗不掉，世人似乎觉得杨度就是个反面角色，直到他去世47年后的1978年。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
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 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这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数十年来，杨度一直是个反面角色，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杨度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共产党员。
从此之后 ，杨度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故事才被逐渐披露出来，他如何仗义疏财营救受难的党员家属，如何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最激动人心的一幕自然是他如何加入的共产党。
原来，杨度去世前两年移居上海，在此同陈赓交往日深，一天，他问陈赓：“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
”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加上他日渐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于是他也表露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同年，在上海，经周恩来的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当时正值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杨度选择在此时加入，可见其进步信仰是十分坚定的。
唐朝诗人白居易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杨度是这样，我们身边的人又何尝不是呢
周记
四大杀手：专诸，聂政，豫让，荆轲。
专诸——鱼腹藏剑专诸（
—前514），吴国棠邑人，今南京六合区人。
屠户出身，英武有力，对母亲非常孝顺。
一次，专诸与一大汉厮打，众人力劝不止，其妻一唤，他便束手而回。
伍子胥恰巧路过此地，问何故，专诸答之，屈一女之手，必伸展于万夫之上。
遂深为敬佩，遂结为八拜之交。
伍子胥知公子姬光想杀吴王僚，于是便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姬光。
公子姬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
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余祭，二弟夷，三弟季札。
诸樊知道三弟季札贤，故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传到季札手里。
诸樊死后，传余祭。
余祭死，传夷。
夷死，当传给季札；但季札不肯受国，隐匿而去，夷之子僚便自立为吴王。
吴王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而接替父位。
因而本想继位的公子姬光心中不服，暗中伺机夺位。
公子姬光相当厚待专诸，并敬其母。
专诸感其恩，以死相许。
但念老母在堂，行刺之事犹豫不决。
其母知道事情后为成全专诸成大事自缢而死。
专诸葬母后，便一心一意与公子姬光谋划刺僚之事，并献计说王僚爱吃“鱼炙”（烤鱼），可藏利剑于鱼肚，伺机刺杀。
为此，专诸特往太湖学烧鱼之术，经过三年练得一手炙鱼的艺。
时机已成熟，公子姬光入见吴王僚，说：“有庖人从太湖来，善炙鱼，味甚鲜美，请王辱临下舍尝之。
”王僚欣然允诺，答应来日便去。
姬光连夜预伏甲士于地下密屋中，又命伍子胥暗约死士百人，在外接应。
吴王僚虽答应，但恐公子姬光有阴谋，故赴宴时戒备森严，从王室到姬光家厅堂内外布满甲士，操长戟，带利刀，吴王僚身穿三重盔甲，亲信更是不离左右。
酒过数巡，姬光托言脚痛难忍需用帛裹紧，便躲入地下密屋。
过了一会儿，专诸进献鱼炙，手托菜盘，两列武士夹专诸赤膊跪地用膝盖前行，专诸已将锋利的“鱼肠”剑暗藏于烧好的鱼肚之中，行至王僚座前，忽地抽出匕首，猛刺吴王僚，力大透过三重盔甲又刺穿脊背，吴王僚大叫一声，立即死亡。
旁边卫士一拥而上，刀戟齐下，将专诸砍为肉酱。
公子姬光知事成，即令伏兵齐出，将吴王僚卫士尽数剿灭。
公子姬光既杀吴王僚，便自立为吴王，即名噪历史的吴王阖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