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我的母亲读后感300字
“母亲”，一个又简单又伟大的词，每次想起这个词，就犹如闻到一股芳香，久久不能忘怀。
今日，读到冯亦代写得《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蕴藏在我心中的那份感动也被无意地带了出来。
有母亲的孩子，就像一块宝，被呵护，被疼爱，文中的“我”却失去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母爱。
可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在失去母亲的时候，有一个奶妈照顾了我。
“我”虽然和奶妈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但她却百般地疼“我”，比“我”的亲生母亲还要亲。
当“我”饿了的时候，奶妈就会烧上一碗热乎乎的白米饭；当“我”冷了的时候，她会及时为“我”递上一件保暖的衣裳；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她便天天在煤油灯下督促我。
慢慢地，奶妈那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和耐心的指导溶进了“我”的血液里，刻进了“我”的脉搏里。
奶妈自己也有孩子，可她为了“我”，却把孩子寄养在邻人家里，虽说一看见他就心酸，可奶妈没有放弃对“我”的照顾，自己一个人默默无闻的掉眼泪，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于是，“我”决定，长大以后赚了钱，一定养奶妈和奶哥
读到这里我不由的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文中那位奶妈一样，一样关爱我。
当我伤心时，妈妈会耐心倾听我的苦恼；当我贪玩时不学习时，妈妈便会严厉的批评我；当我放学时，妈妈会每天来接我放学。
我的妈妈也一样爱我
母亲，她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她是悲痛时的慰藉，绝望时的希望，软弱时的力量。
她是怜悯、慈悲、同情、宽容的源泉。
母亲，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谢谢您抚育了我们
冯亦代写的我的母亲的主要内容和感受50字
类似于读后感、检讨、作文等老师给你们留下的作业或者惩罚还需要你们自己来完成因为让你写这些不是为了让你练字为了让你有更深的认识和反思反省亦或是让你能拥有好的语言组织能力
《木着光辉的母亲》的读后感300字
“母亲”，一个又简单又伟大的词，每次想起这个词，就犹如闻到一股芳香，久久不能忘怀。
今日，读到冯亦代写得《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蕴藏在我心中的那份感动也被无意地带了出来。
有母亲的孩子，就像一块宝，被呵护，被疼爱，文中的“我”却失去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母爱。
可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在失去母亲的时候，有一个奶妈照顾了我。
“我”虽然和奶妈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但她却百般地疼“我”，比“我”的亲生母亲还要亲。
当“我”饿了的时候，奶妈就会烧上一碗热乎乎的白米饭；当“我”冷了的时候，她会及时为“我”递上一件保暖的衣裳；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她便天天在煤油灯下督促我。
慢慢地，奶妈那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和耐心的指导溶进了“我”的血液里，刻进了“我”的脉搏里。
奶妈自己也有孩子，可她为了“我”，却把孩子寄养在邻人家里，虽说一看见他就心酸，可奶妈没有放弃对“我”的照顾，自己一个人默默无闻的掉眼泪，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于是，“我”决定，长大以后赚了钱，一定养奶妈和奶哥
读到这里我不由的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文中那位奶妈一样，一样关爱我。
当我伤心时，妈妈会耐心倾听我的苦恼；当我贪玩时不学习时，妈妈便会严厉的批评我；当我放学时，妈妈会每天来接我放学。
我的妈妈也一样爱我
母亲，她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她是悲痛时的慰藉，绝望时的希望，软弱时的力量。
她是怜悯、慈悲、同情、宽容的源泉。
母亲，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谢谢您抚育了我们
《我用残损的手掌》课文赏析
1942年，诗人戴望舒因为在报纸上编发宣传抗战的诗歌，被日本宪兵逮捕。
在狱中，他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
《我用残损的手掌》就作于那个时候。
这首诗，是诗人在侵略者的铁窗下献给祖国母亲的歌。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在敌人的黑牢里，诗人由“残损的手掌”展开想像，让它去摸索心目中的祖国地图。
“广大的土地”象征祖国，“残损的手掌”既是写实，又表明了诗人坚贞不屈的意志。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灰烬”“血”“泥”是对沦陷区凄凉景象的概括。
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使大地上处处废墟，人民流离失所。
诗人的手掌是残损的，祖国的土地也支离破碎，诗人与祖国有着共同的命运。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手掌”将诗人引到了他的“家乡”，这里的景色曾是那么美丽迷人。
作者写到了家乡的春天，繁花、嫩柳、荇藻、水，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如同身临其境地回到了家乡。
充溢在字里行间浓浓的思乡之情，与作者身陷囹圄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手掌”由北向南，抚过大片国土。
长白山、黄河、江南、岭南、南海，每到一处，作者都突出了该地区的特征性事物，并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去感受它们的特点：雪峰、水夹泥沙、新生的禾草、蓬蒿、荔枝花、苦水。
在感情色彩上，这几行诗是忧郁的，冷色调的，表达了诗人对苦难中的祖国无法言说的感情。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诗人的思绪在祖国大地上驰骋，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国土被侵略者践踏的印象。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手掌”终于摸到了“一角依然完整”的土地，那里是没有被践踏的解放区。
从这里开始，诗人的情绪不再低沉，变得明朗、积极。
他没有亲身经历过解放区的生活，但感情上无比向往。
这是他对解放区的抒情性描述。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这是诗中第二次出现“我用残损的手掌”字样，是强调。
因爱国而受到敌人迫害的“我”，在这块温暖明朗的土地上找到了安慰。
“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这两个意象用得恰如其分，唤起了人的生命中最亲切的感动。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直抒胸臆，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必胜，解放区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以“太阳”和“春”喻解放区，本体和喻体的共同特点是能给中国的大地带来光明和苏醒。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诗在高亢的调子中结束，作者道出了对解放区的真挚情感，对祖国未来寄予了热切的希望。
编辑本段文章浅析 颇受争议的诗人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坛上颇受争议的一位诗人。
早年他以一首象征派的《雨巷》闻名于世，被冠为“雨巷诗人”；然而他“最有意义”的诗作，却被认为是表达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下面我们就结合诗人创作的大致经历，分析这首意义不同寻常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祖国河山的残损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经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诗人一开始就用沉重的笔触，道出了他虽然自己身残，却更伤痛于祖国河山的残损。
1942年的4月，诗人在香港参加了抗日运动，被投入监狱，受尽严刑拷打。
7月，诗人获保释，摸着自己的遍体鳞伤，联想到祖国的河山何尝又不是如此，更加痛恨外族的侵略，对祖国和人民更加同情爱怜。
饱蘸感慨，写下了这如泣如诉的诗句。
诗人的手掌是残损的，那是他抗击了敌人的结果；虽然残损了，他却没因此而歇息，反而用它“摸索”这可爱的土地，安抚这可爱的人民，这不正是一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气概么
有什么样的精神比这个还可贵，有什么样的气质比这种更迷人
写实写意 “残损的手掌”不仅写实，它还是一种意象。
戴望舒“几次谈到过中国的疆土，就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
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以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心声。
”“残损”一词，饱含血泪：既有自己深受摧残的痛苦，也有对日寇暴行的憎恨；既有对亿万同胞惨遭屠戮的同情，又有对苦难祖国命运的深沉思考……正是这一切，转化为一种不能自已的内驱力，使诗人强忍肉体与心灵的创痛，写出了这首传世佳作。
无奈的痛楚 接下来是一段，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美丽回忆和对现实无奈的痛楚。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美好的景色，原是属于家乡、属于祖国、属于以往的记忆，现在却只能在沦陷区受到百般蹂躏，残损的手掌渐渐抚过这芬芳的堤岸，微凉的荇藻，……成了蓬蒿的禾草，憔悴的荔枝花，没有渔船的苦水……教人怎么能不痛极而泣
中国并没有灭亡 然而，中国并没有灭亡。
在那辽远的一角，民族的希望正在成长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指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象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象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这里，诗人笔锋一转，又是满含热情与兴奋地歌颂了远方“完整”的一角，因为只有这里才是泱泱中华的希望，是抗击侵略、保持民族尊严的最后一块净土。
残损的手掌摸索到了这里，再怎么疼痛再怎么心碎都会在满眼“春的阳光”中烟消云散，没有什么比这昏睡的土地上有一丝亮光更加令人心动的了。
诗人对胜利的渴望、对民族的希望，在这铿锵有力、激人奋进的诗句中表现到了极至。
慷慨激昂 戴望舒是以象征派诗人出现的，在他的后期，竟也出现了如此慷慨激昂的诗篇，着实让人惊叹。
然而纵观他的整个创作历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足为怪。
他是一个在诗歌道路上一直孜孜以求、不断超越自我的诗人。
最开始的《雨巷》，被很多人奉为中国象征派的经典，他却在第二部诗集中把它给自我否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气概。
以抗日战争前后为分界，前期的他大都呆在大学校园的象牙塔中，以自己一贯悒郁的气质，写出一些逃不出个人狭小的空间的诗作，所以被人批评说“看不到时代的影子，听不到民族的声音”，虽然有失偏颇，但的确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是他是一直追求进步的，诗歌地思想境界也不断地提高，抗日战争的爆发，也让他心底的男儿气概骤然爆发，一个凛然正气的中华男儿骤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镌刻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历史上。
从《雨巷》到《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走过了一条“中国正直的、有高教养的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典型之路。
也似乎印证了一点：优秀的作品只有溶进现实，它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编辑本段问题研究 描写手法 这首诗前后两部分的感情色彩和描写手法明显不同，结合原诗具体分析一下。
从感情色彩上说，前半部分是消极的、冷色调的，后半部分是积极的、暖色调的。
前后两部分形成明显的对比。
前半部分，是作者想像着用手掌触摸地图上的沦陷区，这里只有“灰烬”“血和泥”，一片凄凉景象。
风景如画的“家乡”，如今被侵略者强占，作者在诗句中流露出忧愤。
诗人的情绪还投射到更多的对应物上。
以下出现的一系列词语，如长白山雪峰的“冷”，黄河的“水夹泥沙”，江南水田里生长的“蓬蒿”，岭南憔悴的“荔枝花”，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等等，是多种感觉器官对国土现状的感受，也是对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暗示，是诗人在囹圄中向祖国母亲的抒怀。
在前半部分里，作者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即“江南的水田”一句），加重了情绪的渲染。
后半部分，作者抚摸到了解放区那“辽远的一角”，情绪陡然一变。
因为那里“温暖”“明朗”“蓬勃生春”，前后两部分一对比，诗人的情感倾向更加突出。
“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是一向为人称道的两个比喻，使人们对解放区倍感亲切。
在作者对解放区的抒情性描述中，用的是“爱”“希望”“太阳”“春”等词语。
“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两个比喻，是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反衬解放区——那里是将要实现民族复兴、诞生“永恒的中国”的地方。
这首诗前后对比手法的运用，使作者的感情倾向更加鲜明，表现出他对解放区的深情向往，对祖国光明未来的热切盼望。
描写对象 这首诗描写的对象很多，而我们读起来却不觉芜杂，这是为什么
《我用残损的手掌》在想像中展开诗的内容，在想像中，诗人的手掌抚过了广大的国土。
先是沦陷区的家乡，继而从祖国疆域的北部一直到最南端，最终停留在解放区。
对祖国大地上每一处特征性景物的概括，作者突出的是“手掌”的触觉作用（同时也有视觉、嗅觉、味觉等感觉器官的作用），如“微凉”“冷”“滑出”“细”“软”“蘸”等等。
这样，就把较广泛的描写对象相对集中起来，使之贯穿在“手掌的感受”这一条线索上。
因而我们读起来不觉芜杂。
押韵方式 另外，这首诗有着较为特别的押韵方式。
有时是四行诗句押一个韵，有时是两行押一个韵。
例如从第5行开始，押韵的字依次是“乡—幛—芳—凉”“骨—出”“草—蒿”“悴—水”“山—暗”“抚—乳”“掌—望”“活—国”。
这样灵活的押韵方式，既体现了现代诗形式的自由，又使全诗有着相对协调一致的节奏。
编辑本段练习说明 有感情地背诵 有感情地背诵课文，细心体会诗人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祖国土地时的种种感觉，说说诗人内心深处情感的变化起伏。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从背诵入手，整体把握这首诗的思想感情。
诗人以“残损的手掌”抚过祖国大地的形象化思绪，在想像中再现了他的家乡、长白山、黄河、江南、岭南以及他没有亲身体验过的解放区的景象，以“手掌”的感觉展示了他内心情感的变化。
诗人先是凄楚忧愤，转而热切期盼，对解放区寄与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修饰词语 注意诗中起修饰作用的相关词语，看看哪些是积极的、暖色调的，哪些是消极的、冷色调的，说说诗人这样写有什么表达效果。
此题意在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引导学生欣赏这首诗。
积极的、暖色调的词语如：新生、辽远、温暖、明亮、坚固、蓬勃、永恒…… 消极的、冷色调的词语如：残损、冷、彻骨、寂寞、憔悴、阴暗…… 诗人之所以这样用这些词语，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爱与恨。
抒写感情 诗人往往把情感寄寓在具体的形象上，使抽象的心绪具有可感性。
借鉴这种写法，联系你的生活体验，写几句富有诗意的话，抒写自己的一种感情（如“思念”“悲伤”“欢欣”等）。
此题意在让学生借鉴这首诗通过描写具体事物来抒写思想感情的写法，写片段作文。
不必要求学生一定要写诗，写散文也可；也不必写得太长，一百字至五百字均可。
编辑本段作者 简介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丞、戴梦鸥 字朝宋 ，笔名有：江思、戴月、亚巴加、艾昂甫等,。
浙江杭州人，祖籍南京。
1923年秋入上海大学中文系。
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宣传工作。
1928年在上海与人合办一线书店，出版《无轨列车》半月刊。
被查封后改名水沫书店，出版《新文艺》月刊。
1931年加入中国左联。
1932年自费赴法国，在里昂中华大学肄业。
一年后到巴黎大学听讲，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
1935年回国。
次年创办《新诗》月刊。
1938年避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及诗刊《顶点》。
还曾主编过《珠江日报》和《大众日报》副刊。
同时组织“文协”香港分会并任理事。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曾被捕入狱，受伤致残，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9年回到内地在国际新闻局法文组从事翻译。
1950年因气喘病去世。
主要作品 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名著：《雨巷》。
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早年诗歌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因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
后期诗歌表现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强烈感情。
《我用残损的手掌》作于1942年?月3日，是诗人在侵略者的铁窗下献给祖国的歌。
《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
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
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
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
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现代派代表诗人 1929 年出版的诗集《我的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
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
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
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
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
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戴望舒一家 会香港分会，任理事。
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
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
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
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影响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编辑本段有关资料 赏析 1941年12月15日，香港英国当局向日本侵略军投降。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抗日分子。
1942年春，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他并没有屈服。
在牢狱里他写了几首诗，《我用残损的手掌》就是其中的一首。
据冯亦代回忆：“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时，他几次谈到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
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以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心声。
”（《香港文学》1985年2月号）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表现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虽然自己的手掌已经“残损”，却仍然要摸索祖国“广大的土地”，触到的只是“血和灰”，从而感觉到祖国笼罩在苦难深重的“阴暗”之中。
第二部分写诗人的手终于摸到了“那辽远的一角”，即“依然完整”，没有为侵略者所蹂躏的解放区，诗人对这块象征着“永恒的中国”的土地，发出了深情赞美。
描写沦陷区阴暗，从实处着笔，用一幅幅富有特征的小画面缀连。
抒写解放区的明丽，侧重于写意，用挚爱和柔情抚摩，加之一连串亲切温馨气息的比喻，使诗章透现出和煦明媚的色彩。
可以说这首诗既是诗人长期孕育的情感的结晶，也是他在困苦抑郁中依旧保持着的爱国精神的升华。
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并不回避直接抒发和对事物进行直接评价的陈述方法，但思想情感的表达，主要还是通过形象的构成来实现。
运用幻觉和虚拟是创作这首诗的主要手法。
诗人在狱中，想象祖国广阔土地好像就在眼前，不仅可以真切地看到它的形状、颜色，而且可以感触到它的冷暖，嗅到它的芬芳，这种虚拟，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挚的情感。
诗人在虚拟性的总体形象之中，又对现实事物作了直观式的细节描绘：堤上的繁花如锦幛，嫩柳枝折断发出的芬芳，以及长白山的雪峰，夹着泥沙的黄河，岭南的荔枝花等。
这一些细节描绘正透露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热爱之情，以及对祖国所遭受的沉重灾难所产生的哀痛。
值得注意的是，在直观式的细节描绘之中，诗人还运用“虚拟性想象”的手法：触到水的“微凉”，感受到长白山的“冷到彻骨”，黄河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都是直观式描绘中存在的想象与虚拟，是诗的开头“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一幻觉的具体化。
至于写到蘸着“没有渔船的苦水”，“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以及在写到对解放区的热爱时，说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则是在想象性的虚拟中，结合着隐喻和明喻。
尤其是“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这一比喻的恰切，包含的感情的丰富性，一再受到人们的称赞。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导读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
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
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
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
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
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
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
《我用残损的手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
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残损的手掌本来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
“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还是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
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
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也要创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靠虚幻夸张的形象。
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达到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
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
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
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
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
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似乎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
中国现代抒情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抒情方式：浪漫主义(主情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
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饱含感情的语句直接撞击读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同样传诵一时的高兰的那首《哭亡女苏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诗里就用了四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
艾青及其受他影响的七月派诗歌则更多采纳了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赋予某个意象,某种光、色以普遍性内涵。
如艾青的“灰黄”的色调,“土地”、“太阳”,以及阿垅的“纤夫”等。
要领会其中的意蕴、感情,主要靠读者的联想。
而现代派的抒情方式,尽管与象征主义有类似之处,也包含了象征的成分,却更为含蓄,强调通过某种日常经验的再现,唤起读者相应的记忆表象,使读者通过对自己的类似经验的追忆和体验,体会到这种经验背后的感情。
这种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读者,而是作者以某种日常经验为媒介,从读者心中唤起的。
这种感情一旦从读者心中唤起,它就是发自内心的,内在的,深沉的,持久的。
我们不妨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做一比较。
前者就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现象象征中国社会的现状,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心理的寒冷,读者通过联想,眼前会呈现出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
而后者呢,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在抗敌的战场上,在逃难的道路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如作者本人),在被焚毁的村舍旁,用自己那“沾了血和灰”的残损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亲人、战友、土地和土地上的残垣断壁。
这两句诗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经验的再现,是最具体最细节化的,又是最普遍最抽象的。
这两句诗的语气十分平静,而在这平静的语气中,却蕴涵了中国人在这样的日常经验背后所饱含的极为丰富、复杂、深厚的感情。
中国现代派诗歌追求“华美而有法度”,力图将西方的新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相结合,在强调“亲切与暗示”的同时,又要与中国“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歌传统相通,从这首诗的情感表达效果来看,这个目标得到了实现。
现代派艺术是对现实、人生、自我的更加深刻与独特的揭示。
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比如毕加索为抗议法西斯暴行而创作的《格尔尼卡》和为和平而作的《和平鸽》。
在戴望舒30年代的现代派风格作品中,他所再现的日常经验或是阴暗的,如《我的记忆》；或是寂寞的,如《独自的时候》；或是晦涩而诗化的，如《夜》。
而当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写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经验,从而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时,不少人就认为他的创作道路转向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首诗里，作者仍然运用了现代派的抒情方式，而且正是这种抒情方式,使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内在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从而使这篇作品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散文集，既具有散文的________,__________,也具备诗歌的_______与_____________
有很多介绍漫画“三毛”及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文章已见诸报刊，然而，还有许多内情尚不为大家所知。
《三毛流浪记》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一问世，就引起强烈的震撼，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使“三毛”成为全上海儿童、大人关注的热点，许多人写信、寄钱、寄衣物给“三毛”。
古往今来，只有反映时代，有进步社会意义的作品，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三毛流浪记》就这样升华为不朽的经典名著。
1948年初秋，一位独具慧眼的独立制片人，决心将《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
他就是在新中国剧社任过理事长的韦布。
虽然他从来没拍过电影，但由“三毛”激起的他对社会黑暗的愤恨，使他对拍好这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和毅力。
在韦丽琳、上官云珠的帮助下，他克服重重困难，自筹资金，甘冒风险，担当独立制片人；由冯亦代介绍，毅然买下该画册的版权，并力邀他家乡江阴高小的同班学长、著名艺术家陈鲤庭先生来执导。
但陈鲤庭正执导田汉老的《丽人行》，分身无术。
鲤庭先生“仙人指路”，点出影片成功与否，剧本是关键。
这部名著，应该请阳翰笙先生以如椽大笔再创造。
至于导演，他郑重推荐了我和赵明。
韦布兄曾与我风霜雨雪苦斗在“新中国”，素相深知，所以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我和赵明得知，十分激动。
我和赵明都是刚入电影门的新手，鲤庭师是1934年主持创建“左翼剧联南京分盟”的领导，也是“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和“演剧队”的领导，更是我入戏剧门的开蒙恩师。
他的推荐，是对我的信任和了解。
我们也明白，更重要的是实现党组织培养新中国电影导演的战略安排。
我们都尊称阳翰笙同志为“翰老”，他的传奇事迹早为我们所敬仰。
在年轻时他即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当过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任师党代表。
他主持党的文化工作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和电影，馥馨曾在他编剧的《草莽英雄》中任主角罗大嫂。
1947年时，他是党的“文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又忙于创建昆仑影业公司。
“昆仑”是国统区新创立的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电影厂，集中了党的电影骨干，也都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
昆仑影业公司在当时政治上白色恐怖、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的艰苦环境下，坚持党的电影工作，并且利用行业的便利，直接帮助地下党工作。
当时湖南将领程谮、陈明仁有意起义，但苦于无法直接与毛主席联系，地下党几次派人联系，由于特务监视，都未成功。
最后还是通过“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帮助，以公司宣传新片为名，将我军报务员伪装成“昆仑”职员，在放映机中密藏电台，偷运到长沙，顺利地在陈明仁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定下起义大计，为湖南解放立了功。
翰老在昆仑影业公司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可以想见他工作的繁重，但他毅然承担了《三毛流浪记》编剧的重任。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濒于灭亡的蒋家王朝更加疯狂，暗杀、绑架时有发生，街上经常截路搜捕，即使是深夜，也能听到宪兵抓捕的警车（时称“飞行堡垒”）凄厉的警笛声。
张乐平和韦布都收到了无头无尾的恐吓信：“不准拍三毛电影
不听话，于你不利
”“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
”信中赫然夹着子弹
韦布拿来给我们看，但我们都毫不迟疑地坚决搞下去。
在这个困难危险的时候，翰老说：“资金现在难筹没关系，有我们昆仑公司，‘三毛’一定要拍好。
”又对韦布说：“这种情况下，独立制片人很难拍这部电影，还是由昆仑公司来承担吧。
”于是，“昆仑”退还了韦布购置版权的资金。
我和赵明本来就是“昆仑”的人，韦布仍为制片人之一，并兼任制片主任。
翰老这么有成就的剧作家，却提出一定要深入生活，到流浪儿生活的地方去。
这可使我们十分担心，于是组织决定，由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一方面保卫，一方面辅助。
这是我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伴，翰老敏锐的思想、认真踏实的作风、高超的编剧技艺，给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
能在极度困苦中，得到一代宗师教导，是我的幸福。
为安全计，翰老化装成商贾，戴着墨镜；我则西服革履，礼帽稍斜，像个“白相人”（上海帮会中人），深入到流浪儿栖身的“滚地龙”、黄浦江边废弃的下水道等地，亲眼看见冻死的流浪儿，被“收尸队”像扔柴棍似地丢到车上，芦席下的小手佝偻着伸出，脚拖着在地上划出痕迹，激起我们强烈的同情和愤慨
进入写作阶段，我俩化名租旅社，为躲避特务，二三天就换个地方。
在“百乐门旅社”、“先施公司”楼上都住过。
其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一天，我们在小餐厅吃饭，突然，一位珠光宝气的小姐走到我们坐的角落，用四川话客气地跟“阳先生”打招呼，并邀我们晚上去“百乐门”跳舞。
原来，这是“百乐门”的红舞女，是翰老做统战工作时认识的。
她走后，翰老风趣地说：“严恭啊，第一，今天晚上你这位‘王先生’要去陪她跳场舞；第二嘛，我们得马上搬家
”就这样，辗转躲藏，每天我都尊欧阳师母之命，给她打个电话报平安。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翰老还要主持“昆仑”全盘工作，却经常将他对剧本的设想虚怀若谷地与我们这些年轻人探讨，地点多在湖南路“任公馆”（老板任宗德的家），热烈讨论后，夜深人静，就打开收音机听解放区的广播，那真是充满激情的日子。
不久，翰老写出了《三毛流浪记》剧本的初稿，从艺术上解决了由无情节的连载漫画变为电影剧本的问题。
这不是按图照搬，翰老是抓住人物，深挖主题，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大胆构思情节。
其中“三毛被收养为义子”、“流浪儿大闹公馆”的高潮戏，都是神来之笔，无论从人物发展还是影片结构都不可或缺。
大家都很满意，翰老自己却觉得还要修改。
摄制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中。
当时，我和馥馨住不起城里，只能在徐家汇郊区马家宅福华新村一座岌岌可危的木板房租了个亭子间。
一天，翰老悄然而至，他压低声音说：“三妹、严恭，我马上要和田老离开上海，去香港，再北上解放区了。
”我们一时反应不过来，但预感他一定是去参与大事（果然，后来得知是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他接着嘱咐：“你告诉大家，我走了以后，剧本由白尘修改，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 虽然，馥馨和我很想和他多谈谈，但为安全计，只有站在窗前，看着翰老沿着菜地小径匆匆走远。
翰老的一稿，充满对流浪儿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喜剧大师陈白尘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增强喜剧因素。
写喜剧，以反面人物为主要讽刺对象还比较好办，然而，以正面人物，又是儿童，创作则难上加难。
白尘先生很好地解决了剧本阶段的第二个难题。
白尘先生修改一稿后，也因受迫害匆匆离沪。
接着由他的学生和晚辈、喜剧名家李天济再“通”一稿。
昆仑公司决定，细致的部分最后定稿，由我和赵明在分镜头时解决。
我们俩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当作革命任务去全力完成，决心在翰老和白尘先生创作的基础上，牢牢抓住人物性格，展现性格与深灰环境的冲突，坚决不走劳莱、哈代庸俗滑稽的路子。
要使人笑，但不搞硬性说教，又寓意深刻，使人带有泪笑。
喜剧是我所钟爱，1939年创作的《闹元宵》，就是一次追求性尝试，这次无论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高层次、高要求。
分镜头时，不离身边的一册剪贴的《三毛流浪记》几乎翻破。
“三毛”是已经深入全社会人心的上海流浪儿，漫画家张乐平创造了这个成熟的艺术形象：既饱受欺压、凌辱，惹人怜爱；又聪敏机智，嫉恶如仇。
“三毛”的外形亦家喻户晓，到哪里去找形神兼备的小演员
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担任戏份最重的主角，哪个孩子能胜任呢
儿童片的艺术创作工作，决不是从实际拍摄才实施的。
苏联儿童影片导演大师告诉我们：“你能够找到适合剧作家所创作的，和导演加以研究、认识、想象的儿童形象，你的导演工作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
”只要是有过儿童片导演的经历，就会感到这不但是论断，也是一种实际经历的感慨。
甚至可以说，如果演员选择错误，则影片可能百分之百地失败。
昆仑公司要我承担这个挑选“三毛”的任务，指令“一定要找好”
于是，我跑了许多学校、福利院，还登报招聘……这期间，不少有势力的先生、阔太太向我推荐自己的子侄，应允入选了，就送我金条美钞，我当然不屑一顾。
摄制日期一拖再拖，我们决心找不到理想的“三毛”决不开机
这个过程拖了两个月，当时的投资人表示理解，这在那个“赚钱唯一、金钱至上”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即使今天拍片也很难坚持做到。
但“演员的正确选择，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这是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虽然在商品社会导演很难坚持住，但这的确是成功的铁的定律
磨镰不误砍柴工，正在我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偶然间于“昆仑公司”大门外小巷里，看见一个小孩子玩弹球胜了，与“赖账”的大孩子之间“正义的战争”。
那孩子倔强不畏的性格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七八岁，头大、颈细、瘦弱，很符合“三毛”形象的要求，这就是幼小的王龙基。
一些报刊文章中只强调了王龙基的倔强性格，以及外形、身材与“三毛”的相像，其实，作为导演，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与“三毛”相近的生活经历。
他虽然是“昆仑公司”著名作曲家王云阶的儿子，但那个年代，艺术家常常一贫如洗，生活难以为继，王云阶一家从成都流落到山东，又从山东到上海。
甚至在龙基小的时候，曾因家中实在困窘，父母两次忍痛将他送人。
一次丢在学校门口，已被人捡走，终于舍不得又抱了回来。
龙基四五岁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因无钱医治，在父母的怀里夭折。
后来父亲重病住院，家产卖光，连最后一床被子也送到医院。
母亲带着他，只得睡在稻草窝里。
因为没钱吃饭，小龙基曾经饿至昏厥，甚至连胆汁都呕吐出来。
这些和“三毛”流浪相近的生活经历，才是龙基演好“三毛”的根本。
我一直坚持儿童演员也必须内在素质和生活经历尽量与角色相近。
尽管在那个时期极少采用非职业演员，但除王龙基外，其它流浪儿都选自福利院真正的流浪孤儿，他们演出的真实感很强。
这大概是国际影坛评价《三毛流浪记》影片时，断言中国早就开创了民族的“新现实主义”，甚至，比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流派早远的原因之一吧。
王龙基小名叫王贝贝，是个有天赋的儿童演员，史东山先生看见他就说：“哈，‘老’演员来了。
”因为没演“三毛”前，他就在《新闺怨》中和白杨配戏，还在《艳阳天》中演小牛牛，这是曹禺先生编剧，并很难得亲任导演的影片。
王龙基的表演使曹禺先生很后悔：没有给小牛牛写更多的戏。
于是亲自教小龙基国语和演技。
此后王龙基又在“昆仑公司”的影片《关不住的春光》、“文华公司”的影片《母亲》中出演。
“三毛”招聘，王龙基一家都知道，龙基极喜爱“三毛”，有心跃跃欲试，但父亲王云阶深感责任重大，不忍八岁的孩子就承担这部全社会关注的电影的沉重压力，始终隐而不发，直到我无意中发现了龙基。
儿童演员需要身世经历的基础，但是否需要体验生活呢
仍然要
我们坚持这一点。
我和赵明虽然在当时没有处理儿童演员的经验，但在演剧队时，始终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决定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由我亲自带着王龙基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和王龙基去了流浪儿出没的地方：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在外滩，流浪儿有的在卖报，有的在捡烟头；在外白渡桥桥洞下，他亲眼看到栖身在那里的流浪儿凄苦的生活；在北四川路拱形桥，流浪儿争抢着推三轮车过桥讨几个零钱；而在风雪凛冽的夜晚，看到饥寒交迫的流浪儿颤抖地围着熄灭的炉子取暖，我俩都流下了热泪……王龙基是天才的，八岁的他竟然在我的鼓励和保护下，像有艺术禀赋的演员们一样，勇敢地进一步融入流浪儿生活，和流浪儿交了朋友，一齐在桥上推车；甚至不怕脏臭，同去饭馆后门抢剩饭……正是因为他有自身贫苦经历的体会，有强烈的同情心，于是很自然地融入角色，并以其出色的表演才能，创作出了经典的艺术形象。
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他演好“三毛”的关键。
值得高度赞扬的是，王龙基还具有极强的吃苦精神和坚强的毅力。
影片从1949年春节后开拍，“三九四九难出手”，寒气逼人。
整个拍摄中，为真实再现流浪儿的悲惨生活，要求“三毛”始终穿着极少极破的衣服，尤其是全片都要光着脚。
八岁的王龙基，从来没光过脚，孩子的嫩皮肉在马路上走，真是刺痛钻心，但他没退缩闹性子，最后硬是磨出了一层老茧。
特别是，在连大人穿着棉鞋都冷得跺脚的时候，他仍然光着脚直接站在冰冻的地上，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其坚韧的精神超过大人，令人喜爱之外更添敬佩。
应当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天才童星。
“三毛”的造型，由化妆大师辛汉文精心设计，张乐平先生第一眼看到就说：“他就是我的三毛
” 在拍摄中，如何处理儿童演员是个整体性系列问题。
我认为，从挑选儿童演员开始，到演员进入摄制组，导演都要全力以赴。
因为儿童演员首先是“演员”，他演的不是本色生活，有一个我称之为进入“假定情境的游戏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极为重要，是全片能否演好的关键。
特别要强调的是，从导演营造“游戏”的气氛和情境，到引导小演员进入角色，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其本质是对孩子真挚深沉的爱，切不可本末倒置，把儿童演员当作工具，哄哄骗骗。
孩子对人是极其真诚的，他们幼小的心灵十分敏感，对于真诚的爱他们所作的回应，能使久经沧桑的大人亦会激动得心灵震颤，潸然泪下；而对于虚情假意，他们也能明辨细微。
小“三毛”一入摄制组，就和我与赵明住在一起，朝夕相处。
我们喂他吃饭，给他穿衣，惦记他的冷暖甚至上厕所……在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建立了坚实的信任感。
这样，当你引导他进入规定情景时，他坚信导演叔叔说的都是“真实”的，特别是一些他没经历过的，甚至是引起他恐惧的场景、动作，他坚决相信你是对的，并且一定会保护他的，这十分重要，一些“狗咬”、“从地下捡包子”、“垃圾盖满身”等戏，就容易拍了。
即使这样，他还是会突然闹起别扭，怎么也不肯喝“浆糊”，尽管已经把刚才拍摄苍蝇爬过的那缶换掉了，而且是加了藕粉和糖的糊糊，他也坚决不肯。
到最后，只有我先捧起来喝了半缶，他才乖乖地“喝”了。
我和龙基有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不但艺术创作取得了成功，在拍戏结束后，他还坚决不肯和家里人回去。
既然表现流浪儿，街头外景占了四分之三强。
除“市场一角”为场地外景，其余大部分则为街头实拍。
这是拍摄中的难点。
上海人多，街道拥挤，特别是北四川路桥等繁华地段。
沪人多喜凑热闹，当地话叫“白相相”、“轧闹猛”。
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请公安局截断交通。
即使可以，当局想封杀“三毛”还来不及，更不要说送上门去，况且，也付不出那么多钱。
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场抢拍
“现场抢拍”是我们那个时代独有的，是被“逼”出来的，涉及摄影、灯光、服化道一系列的工作。
事先采好景，每个部门的任务、地位、技术要求都由导演统一计划、协调好。
实拍时几乎在同一时间，汽车急速停在指定地点，三下两下搬出器材，机器快速架好，不可能现场测光。
场务人员组织群众演员暂时隔绝行人，这才把“三毛”往地位一放，掀开包裹他的毯子，立即开拍
拍后立即撤离。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从容搞艺术，确实不易，但也是被逼出来的本领。
当然，王龙基的悟性和表演天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导演对非现场排练、对儿童演员做假定性的语言启发，使之仅在人中看到现场就能体会导演的要求，以及摄制的全面协调指挥等等，这里有很多经验和技巧。
“三毛，三毛，快快‘流’……” 《三毛流浪记》摄制组总共十七人，大大少于今天的编制，个个都是多面手，努力钻研技术，肯动脑筋。
虽说在当时谁做得比别人差，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他们敬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仍使我很佩服，也保证了摄制顺利进行，这是值得现在的电影工作者学习的。
影片前一阶段摄影师是朱今明，后另有任务，继由韩仲良担任。
两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好，特别是在街头抢拍中，更体现出娴熟的技巧。
美工师张汉臣极善于动脑，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搭出很漂亮的景。
豪华公馆大厅场景，很少人能看出是模型接顶，为影片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公馆豪华舞会”一场戏，有许多当红明星参加，而且不要分文报酬。
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号称“影坛噱头专家”的老板，为给自己拍的电影“扎场子”，就给所有的明星发了舞会的请帖。
在舞会现场，他装做拍新闻片，事后剪辑进自己的影片中，并在海报上注明：“沪上全体红星出演。
”引起舆论大哗，还打了一场官司。
我们当然不会那样做。
《三毛流浪记》的确是影星们主动参演的，为一个儿童演员配戏，俗称“捧角”。
这只能用他们出于对现实中“三毛”命运的关爱来解释。
尤显珍贵的是，参加演出的有极少出境的名导演沈浮和应云卫伉俪，大牌明星有赵丹、黄宗英、魏鹤龄、上官云珠和可爱的小女儿姚姚、孙道临、吴茵（孔二小姐造型）、中叔皇、蓝馥馨、林默予、梁明、项堃夫妇、朱琳、沙莉、熊伟、章曼萍、许兰等。
这在中国电影百年中，属“空前绝后”之举，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一起苦斗过的伙伴，仅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三毛流浪记》于1949年2月下旬正式开拍，租借“中电二厂”场地，得到厂长徐苏灵的大力支持。
至4月，在拍摄中已时常隐隐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上海的天就要亮了
敌人迫害更加疯狂，在大部分场景已抢拍，但未全部拍好，更来不及做后期的情况下，组织上指示：目前特务猖狂，形势危急，胶片设法密藏，人员分散隐蔽，迎接解放。
在匆忙转移中，我不慎将身份证和仅有的几块银元遗失在黄包车上，更增加了危险性，所幸躲过了难关，全家人藏到了解放。
1949年5月27日，半个月蜗居在屋，躲避枪炮的上海市民，突然感觉外面安静下来，清晨推门，居然看见屋檐下冰冷潮湿的地上睡着浑身硝烟的解放军。
就凭这一点，老百姓认定这军队是人民自己的。
上海欢腾了，人民乐疯了
“昆仑公司”的职员纷纷涌上大街欢迎解放军，朱今明抢拍下许多弥足珍贵的解放军入城的镜头。
随军进驻上海，穿着军装的夏公（夏衍）任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他进城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昆仑”，并告诉我们文教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司令员，可见党对文教工作的重视，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和自豪。
电影工作由于伶同志主管，他时任“文委”委员、文艺处副处长。
组织决定以“昆仑公司”为主干，并从“昆仑”抽调人员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电”一、二厂。
我和赵明、韦布跑到市军管会，于伶同志笑着握住我们的手说：“《三毛流浪记》，要快快的‘流’
……” 于是我们找出了封藏的胶片加紧工作，重新构思，抢拍未完成的“豪华舞会”、“大闹公馆”、“四四游行”等重要场景，并根据现实时代的发展，加拍了“三毛”迎接解放的结尾，使这部电影成为有双结尾的作品。
但仍从人物性格出发，与前边“四四儿童节”三毛领着流浪儿游行的一场相对应，力求在结构上完整。
这个结尾颇有争议，当然，从以社会批判为人文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看来，这个不协调的一笔。
然而，在刚获解放的举办欢腾的形势下，是真实的，也是符合观众心愿的。
即使国外的评论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在法国上映时就有评论认为这个结尾“合情合理”，不属于赘笔。
联想到苏联名片《战舰波将金号》轰动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屡获世界电影节大奖，成为世界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品，说明并非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拍摄的影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中就一定没有观众。
关键在于影片不是硬性说教，而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动人，合情合理；在艺术上达到高水平，以生动可信、可爱的艺术形象感动观众，以艺术的魅力震撼观众心灵，就可以赢得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认同。
9月底，在“开国大典”前夕，作为新中国正式公映的第一部党领导下拍摄的儿童片——《三毛流浪记》，首先在上海“大光明”、“美琪”等影院公映，第一场就在过去专放外国片的大光明影院，观众反映强烈。
全上海连演两月，场场爆满。
10月，《三毛流浪记》开始在全国上映，引起“极大轰动”（报刊语）。
王龙基在宋庆龄副主席带领下，到各地举行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在南京等地完全达到了今天“追星族”般地热烈欢迎。
据报载：在南京新都戏院举行的南京首映式上，王龙基一出场，影迷就疯狂了，人们竟抢去他的帽子作纪念，也想看看他的“三根毛”。
个子矮小的王龙基站在舞台银幕前，用童稚的声音对观众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龙基，演了小三毛，请大家把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真的‘三毛’，谢谢大家
” 在张乐平先生漫画的基础上，影片的艺术创作获得了成功，直至今日，影片“三毛”的形象已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典型，深入全社会，可以说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并深深喜爱“三毛”。
值得谈起的是，毛主席在革命年代，也曾顾不上照顾自己心爱的儿子，毛岸英兄弟都曾沦落为流浪儿。
《人民日报》曾刊登毛岸英夫人的回忆录，其中提到：毛岸英同志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不禁流下热泪，感慨地谈起幼时当流浪儿与“三毛”有同样悲惨的遭遇，真实的情景仿佛在现眼前。
一位旅美的艺术家曾与我切磋，他讲到一部电影的社会影响，必须能从单纯的电影院走向社会，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经典传世影片的标志。
他举出美国有“米老鼠”，我脱口而出：“我们有三毛
” 是的，在这场对比中，我们用不着自惭退缩。
一部影片对社会的影响有不同方式，不可一概而论之。
然而，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重要标志，作为一个民族的电影绝不可少。
作为一部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影片，《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甚至超越具体时期，成为一种人生境遇、一种性格的不朽的经典形象，而且其形象的玩具、图片、商标广泛面世，各种艺术形式、工艺美术、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然不断翻新再现，流传在城乡，遍及全国各地。
值得说明是，美国电影形象的推广，是有意识、有强大资金的商业运作，而我们的“三毛”则基于人心所向，完全是自发深入，这更难能可贵。
在中国，作为一部电影的艺术形象，能被全国人民公认喜爱，延伸扩展到各领域，与时俱进，这说明“三毛”的电影形象已经上升为民族的经典形象。
可惜，到目前看，儿童故事片中“三毛”还是我国唯一的，期望我们有更多的艺术形象能像“三毛”那样成为深入百姓生活的经典形象。
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世纪大典的历史时刻，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三毛流浪记》予以了评价，指出：“（《迷途的羔羊》和《三毛流浪记》）为配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式，反映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和革命意愿，迎接斗争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
尤其是三毛这个旧中国都市流浪儿的典型形象，成为国产电影人物画廊中不朽的经典。
以其个性鲜活、意义深远的艺术魅力，长期存留在观众心中，并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赵实：《儿童电影心系祖国的未来》） 我将这高瞻精神、分量很重的评价，视作是对党的左翼电影的政治思想、艺术成就和历史功绩的赞誉，我个人只是党领导下的一员，这是对我的勉励。
至今，此片仍然每年于“六一”儿童节在各电视台播放，据中央电视台统计，这是回放率最高的一部电影，成为群众自发喜爱的真正意义上的传世之作。
1958年和1980年，为满足观众的需要，全国两次重新印制了该影片的拷贝。
至今，电影《三毛流浪记》已经先后录制成数十种版本的录像带、VCD，最近又开始出版DVD，而且都是发行量最大的。
为中国电影诞辰百年新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儿童馆中，《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片的地位得到确认，并由泥人张塑了“三毛”等身像，作为艺术经典形象放在显著位置。
《三毛流浪记》还先后被中宣部、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列入“最适于少年儿童观看的优秀影片”和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的百部优秀影片之一。
的确，建国后到“文革”，因为对左翼电影极左的错误评价——尽管毛主席早就高度赞扬了左翼运动的功绩，甚至与军事斗争并列为文化战线的胜利，但《三毛流浪记》始终不能堂堂正正地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参加国际电影节。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正航程，颠倒的历史被还原了本来的面目，《三毛流浪记》也终于获得公正的评价。
《三毛流浪记》终于代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1981年5月21日，《三毛流浪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中国日”放映，立即引起轰动。
此后，法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电视台播放了专题节目，机场、商店、餐厅、咖啡馆张贴了大幅海报。
在巴黎等六大城市连映近六十天，观众仍很踊跃。
1981年《国外电影参考资料》（中国电影家协会编）登载了当时国外的热烈反映，并以“中国的《寻子遇仙记》、《雾都孤儿》”、“中国的新现实主义”、“精湛完美的佳作”为小标题，详细翻译了国外评论对《三毛流浪记》从思想性到艺术性全面予以褒扬的原文。
帮忙推荐一些好的青春散文或者随笔集~~
落落的《不朽》和《须臾》个人更喜欢不朽 那是落落二十多年人生的积淀 而须臾是落落去日本旅行记录下的事情 有插图七堇年的《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也还不错 但说是散文集 我却觉得更倾向于小说 文风很有特点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本来有一些经典的散文集想要推荐 《文化苦旅》什么的 但是那确实不是青春散文集 看样子你似乎也不感兴趣 那就算了吧还有 我觉得郭敬明的散文写得还可以 情感比较真实细腻 只不过好久没出散文集了他 自己说是什么不想触动内心 赤裸裸的暴露情感什么的 大概是这意思 但是零散的散文他还是有写 在百度上是大概还是搜得到的P.S.本来想挣点分 但是看见下面那位仁兄那么长的回答我就晕了 算了 我就出点诚意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