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以来的变化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成立重庆直辖市，到短短十年，重庆发极大的变化。
作个重庆学生，虽然年龄小，了解的历史知识不多，但是我还是有很深的体会。
重庆是座山城，山高地不平，历史欠帐多。
十年前，重庆交通非常落后。
没有条件骑自行车，人们上班、上学除了步行，只有公交车，然而当时车少，路少，有人说重庆乘坐公交车是“几内亚”（挤、累、压）。
记得一次妈妈带我乘车我被挤哭了。
好不容易上了车，又会经常堵车。
原来当时重庆长江、嘉陵江上只有两座大桥与江北、南岸连接，渝中区也只有两条道路与外界相连。
马路狭窄，过江很多地方还要靠轮渡和车渡。
出门也是一件难事。
建筑也很落后。
主城区当时随处可见吊脚楼，破破烂烂，大刹风景。
脏乱差现象十分严重。
改革开放、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重庆人民奋发图强，以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今日的新重庆。
如今环城高速、渝涪高速、渝黔高速、渝合高速相继建成，渝怀铁路也于近日通车。
一条条金色的大道将重庆和全国、全世界连接得更紧密。
市内交通也今非昔比。
轻轨较新线的开通使公交车压力大为减轻。
无数立交桥、天桥、地下通道使人、车通行更加快捷、安全。
而且重庆在十年间新建、扩建了几十座大桥。
据桥梁专家介绍，重庆桥梁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重庆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桥都”。
如今的重庆，每一天，增加的机动车数字达500多辆。
如今的公交车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重庆已经有了许多中级车，还有不少高级车。
坐车非但不象以往那样拥挤，反倒成了享受。
重庆能够在十年里迅速建起大批高楼大厦，一座座30层、50层、60层的楼房拔地参天，人民的居住环境迅速改善。
最难忘的是我们学校的变化，十年里我校新建了漂亮的塑胶球场，添置了电脑和许多电教设备。
坐在教室里，听到老师介绍新重庆的变化，我们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每当华灯初上，登高远眺，只见万家灯火，亮若繁星，远近高低、错落有致的高楼灯光倒映入江中，水面流光溢彩。
渝中半岛和江北、南岸遥相呼应。
这时我就会由衷地自豪，这就是我们的家乡，直辖十年、突飞猛进的新重庆
我长大了，也一定要为家乡的建设作出贡献。
什么是两重性
自“大跃进”以后，在人们的认识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误区：原以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无限制地改变客观现实，结果，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人有天大的“胆”（主观愿望）也带不来生产的大跃进，相反，人的“胆”越大，经济的滑坡就越厉害；盲目改变客观世界的步伐走得越急，受到的无情惩罚就越多。
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都在无情地惩罚着只凭意志办事、不从实际出发的人们。
几乎与人们的认识陷入这种误区同步，中国社会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
伴随着极度的困难，中共中央做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实际上就是党的领导集体试图摆脱认识误区的一种尝试。
在客观现实面前，从中央领导层到普通群众，反思认识的错误，审视指导思想的偏差，重新调整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样面临着认识的调整和反思的任务。
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刘少奇的认识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实际的反映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更不可能一次完成。
认识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人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补充，以接近真理；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人的认识往往也偏离真理。
这种两重性是由意识的主观特征决定的，意识在反映客观对象的时候，不仅有主观性，而且不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又有着差别性，意识反映客观，但它的映象不是绝对地等同于客观，而是对客观对象近似的反映，有时甚至是歪曲的反映。
这正好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引起了人的认识在实践中的双重特性。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经历了在实践基础上的曲折变化过程。
他也摆脱不了认识上的两重性。
处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最高领导层或第一线，再加上刘少奇本人的认识个性，因此他的这种两重性显露得更为突出。
我们从几个主要的阶段来看刘少奇在认识上的这种两重性。
一、“大跃进”期间刘少奇认识的矛盾性 “大跃进”显然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灾难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但“大跃进”的客观效果并不是以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观愿望，而恰恰是与他们的主观意愿相背离的。
这正好说明认识与实践在发展中的双重走向。
首先，在“大跃进”期间，刘少奇与和党内大多数同志一样，都有着急躁冒进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扭曲发展打乱了认识在实践中的正常发展。
尽管这种情绪的生成反映了新中国广大群众急于想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折射出国际国内的诸种客观原因。
其次，即使是在急躁冒进情绪生成的过程中，刘少奇在主观上仍一再强调从实际出发。
就是等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中共中央的领导层中并没有人反对实事求是，甚至也是极力主张实事求是的。
然而，这时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实事”变成了主观对客观的歪曲的映象。
如果从这种认识上的双重走向来看刘少奇的认识特点，就能较为合理地解释刘少奇在“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何无法摆脱认识上的矛盾。
1958年1月，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问题后，主笔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的第23条是刘少奇起草的。
这一条明显地反映出刘少奇认识上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刘少奇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过分地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超前作用，他说：“应当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就是：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群众觉悟提高的前提下，允许并且鼓励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群众创举。
”不久，刘少奇也充满信心地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我们过去拟订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修改。
我们提出了15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来看，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估计10年时间就可赶上。
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
”① 这时刘少奇的思路，是既符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总体考虑，也符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的改变党委的工作方法，以适应正在形成“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新的生产高潮”的要求。
正因如此，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报告中那些反映的建设思路的观点，刘少奇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报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 刘少奇肯定：“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 这份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存在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严肃地说：“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份报告实际上正式定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反冒进的思路是错误的。
正是通过这次大会，达到了彻底地反“反冒进”的目的。
会后，“大跃进”运动风起云涌，排山倒海。
这其中，刘少奇不是没有责任的。
对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刘少奇个人认识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查，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发动“大跃进”运动，首先是以反右倾保守为前提的，在冒进与反冒进的对立中，他反“反冒进”的认识和态度是极为坚决的。
因此，尽管刘少奇有着求实的精神，但理论和现实都告诉他必须站在一边。
在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的时候，刘少奇自然也不愿犯右倾保守的错误。
撇开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谈，仅从认识上来看，刘少奇认识上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使他陷入了困难境地中。
二、进人困难时期刘少奇的认识变化 经过“大跃进”的风浪，中国的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再加上天灾，极度的困难迅速笼罩在人们头上。
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之间的距离远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大得多。
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危难状况，对全党是个巨大的震动，对刘少奇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在困难形势下，党的领导层开始从思想理论指导的角度进行反思。
196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会议，提出对思想的宣传不能庸俗化而要全面正确理解的问题。
的意见，得到了包括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大家共同认为要正确处理好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
刘少奇在发言中也说，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思想搞成两个东西。
刘少奇还同意提倡工农兵学哲学的意见，主张进行普及哲学的运动。
刘少奇显然意识到，在认识与实践严重脱离的时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头脑来武装人，才能远离唯心主义，避免主观臆断、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开始注意反对个人迷信。
例如天津会议后，周恩来于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8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指出了“大跃进”中的错误。
他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
② 在现实困难和党内反思的双重作用中，刘少奇也在重新审视“大跃进”的错误。
就在28日这天，刘少奇对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审视现实的问题。
他说： 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
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
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
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
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
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
③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中，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成为刘少奇注意的重点。
经过重新反思而产生认识上的震动后，刘少奇决定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深化认识的成果。
天津会议后，刘少奇先后视察了天津、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等地的工厂和农村。
在沿途调研的同时，他的讲话充分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尤其是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他论述了在“条件论”、“矛盾论”和“主观能动作用”等问题上的一些观点。
这些观点包括： （一）以唯物主义（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为核心的辩证法（主观能动性和矛盾转化）―― 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
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
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
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
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④ （二）认识不能简单化、凝固化；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唱对台戏，并不是右倾保守―― 在技术革命中，我们要鼓励唱对台戏。
对台戏，就是百家争鸣，经过争鸣，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更好。
要经常唱点对台戏才好。
不要对不赞成的人戴“右倾保守”的帽子。
⑤ （三）要全面认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势必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改变。
劳动组织、生产组织要改变，工资制度要改变。
不改就会妨碍生产、妨碍技术改革，就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⑥ 经过实地考察，刘少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都看得更为清楚，这为他调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间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在中央领导层中发挥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0年下半年后，刘少奇在对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明显地深入了一步，他的一些谈话更接近实际，开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他当着中央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的面说： 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
……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
……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
⑦ 刘少奇认为，发生这些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了客观规律。
这是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层认清“大跃进”的错误前，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错误比较透彻的一次。
刘少奇能够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程度，恰恰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勇气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个时期，刘少奇反复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他指出：“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
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
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还说：“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⑧ 应该说，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刘少奇开始超越“大跃进”期间的认识迷惘。
他的思想变化，对中央做出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
9月，国家计委在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指导下提出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措施后，刘少奇予以了坚决的支持。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认识上的求实特点及其局限性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出台，是对“大跃进”的后果进行冷静思考的结果，它表明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已从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冒进，转到从实际出发、审慎求实的调整上面。
同时提出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
中国经济开始了五年的调整时期。
刚跨入1961年，刘少奇就对调整第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
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
⑨ 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为进一步摸清实情，刘少奇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于1961年4月初至5月中旬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
这次时间较长的农村调查，对刘少奇在提出解散食堂、认定中央应该对错误承担责任、提倡民主风气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认识角度来看，刘少奇的这次调查，为他进一步确立从实际出发的认识原则，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这次调查的认识成果，反映在刘少奇的多次谈话中： （一）在主观和客观、天灾和人祸的关系上调整认识的角度 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
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
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⑩
有谁知道一个目标，两点定位，四个扎实
1978年中国大事记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
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
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
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
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
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
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
《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
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
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
《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
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
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
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
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
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
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
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
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
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
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
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
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年10月，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发表“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是相对于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
“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
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和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思想。
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
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
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
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
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
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
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
、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
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
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在家具厂的工作总结怎么写
家具厂的工作总结如下：1、严抓质量关。
质量是企业生存之本，作为管理团队的带动者，我严格跟进产品质量监督，仔细地检查产品各个环节的质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罚，让员工真正认识到质量的重要性。
2、2012年是我厂的第二个工作年，质量有所增长。
我们吸取前年缺少经验的教训，定时请总厂质量部门的相关人员来交流学习，提高我们质量监督和检测方面的能力，使部门各人员都掌握多种质检技能，从而使我们在质检工作中，能及时、有效的进行判断，弥补了工作量大人力不足的缺陷，保证了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转。
3、工作更加细致化。
在每周的工作例会中，我都会积极的提出自己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对质量要求的意见，并且在产品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力求做到了然于胸。
平时，也会向其他同行和同事虚心的学习工作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好的工作方式，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从而更好的提高自己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标准。
4、在生产流程的控制方面，我严格地控制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检测标准，注重过程体系的监控，在产品检验工作的具体过程中，对流程的控制，主要采取全面的质量管理方式，包括工作质量，以及全面的过程管理和全员参与的方式。
由于我们产品比较特殊，一旦做成成品之后才发现有质量问题，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在每天下午，我积极召集后工段和前工段的组长主管，一起看试装产品，共同研讨产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5、发扬民主，公开，公平的决策，及时和一线员工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困难，尽可能地予以解决。
在例会中，都会给他们安排一定的发言时间，共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有利于公司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效果很显著，员工流失现象也得到有效控制。
展望2013年，我们会继续发扬民主、公开、公平的管理经验。
同时还会致力于做好以下几点：1.继续维持生产队伍的稳定。
因为员工队伍的稳定是企业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关键因素。
2.重视安全生产。
增强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员工消防知识的培训工作。
3.进一步加大和总部的交流力度，实现高效、有序的发展。
最后，谢谢董事长 ， 总监，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同事，一年来的鼎力支持。
在崭新的一年里，预祝*厂在各位的坚强带领下，会更快、更高、更强，实现新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