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故事 要写读后感 在线等 高分
刷分刷分
作文西安的地名读后感作者安黎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县附近），《蜀道难》赏析。
先祖流寓中亚。
他诞生于中亚碎叶（今独联体境内的托克马克，唐时属安西都护府），5岁时随父迁居绵阳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
他在少年时期即“观百家”，作诗赋，学剑术，好游侠。
25岁时，抱着“四方之志”，出川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历览了无数名山大川，结识了不少文人志士，体察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产生了“安黎元，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但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42岁时，才被人推荐，奉召入京，供奉翰林。
唐玄宗虽对他恩礼有加，但只不过希望他充当一个御用文人而已。
加之他个性傲岸不羁，常受到权贵的排斥、诋毁，理想仍无法实现，于是上疏“乞归”。
3年的官场生涯，使他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李白的思想中结合了儒家的政治理想，道家的愤世嫉俗和游侠思想中反抗强暴、扶危济困的精神。
他创作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黑暗现实的愤恨和对封建权贵的蔑视，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
《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不朽杰作。
《蜀道难》本为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旧题，李白此诗是对传统题材的再发挥。
此诗的主题思想众说纷纭，见解不一，我认为它与政治现实还是有一定联系的，读后感。
诗歌创作于天宝初年，即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候，当时表面繁荣的唐朝隐伏和酝酿着衰败、变乱的危机。
藩镇割据，怀觊觎之心者，非徒安史。
诗末抒发的感慨，当是针对时局而发，寄寓着诗人的隐忧，诗歌借助神话传说和民谚，驰骋丰富奇特的想像，运用夸张手法，近乎完美地描写出蜀道的奇和险。
唐代殷称赞此诗“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后，鲜有此体调”。
相传贺知章读罢《蜀道难》，“称赞者数四，号为‘谪仙’”。
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章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红星耀中国》第三篇。
红星耀中国的作者是埃德加.斯诺，其怀着对中国革命战士的重重疑问，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冒生命危险奔赴当时被刻意曲解的革命根据地，与革命 领 导 人进行谈话，然后他运用平实、质朴的文字把一段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鲜活的呈现在了这本书上。
第三章题目是在保安，保安是一个地名，现在叫志丹县，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刘志丹而命名的。
保安是延安的下属县，其实本篇叫在延安也是可以的
改段讲述了记着在延安的见闻，与党 领 袖的见面，在红军大学的见闻，与林 彪的会面，在红军剧社的见闻等等
我印象最深刻的斯诺与毛的会见了，他们谈了许多夜晚，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口中知道了他的不少故事。
毛作为领导，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 级，但他却没有受过一次伤，实在是让人吃惊。
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天生精明，生活上与普通战士们平等，却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才休息。
通过这一章节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80年后的今天，如书上所说，我党已如一颗红星，照耀了全中国，让中国走上了富强繁荣的道路。
乡土中国读后感
把你老师绝对搜不到送给你。
《乡土中国》读后感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先生认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
因此，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彼此特别熟悉。
但是，与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相比，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在第二篇“文字下乡”里，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
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文盲，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她很聪明。
没有我的母亲，我的高中文凭的父亲也不可能事业有成的，而且我的母亲在深圳短时间内自学了粤语和普通话，之后还自学认字和写字。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读后感..!急!!!
这是当时的对道路命名的一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
这些路名，解放后变动也不大。
解放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要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
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杨浦区--在上海的东北区。
还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横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纵向。
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却是横向。
这规则在后来的运用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特例会比较多。
如成都路它是纵向的，但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读城市□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私人记忆档案”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
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
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
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顶端。
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
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
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
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
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
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
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
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均价达到7000元一平米。
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
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
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
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
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
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
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
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
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
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
”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
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
1914年改为霞飞路。
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
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
“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著名的之一——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
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
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纽约的、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
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
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
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
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
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
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
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
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
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
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
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
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
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
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
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我们不要做的十类家长读后感
家长绝对不要做的十件事 导语：教育孩子,每个家庭都用属于自己的一个方法和原则,但是很多的中国家长都有共同的毛病,这些毛病是哪些,这些毛病要怎样改掉。
卓越教育老师为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以供参考。
家长必看:家长绝对不要做的十件事 中国的父母恐怕是世界上最望子成龙的父母。
但是中国的家教又存在很对弊端。
看看这些普遍错误你有没有犯,它们对孩子究竟会造成什么伤害呢》在此中国教育在线为大家分享了以下十条: 第一、过分溺爱,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孩子是父母的爱情结晶,爱孩子是天性使然,但溺爱孩子却是人类独创的一种另类之爱。
在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当仁不让地名列前茅。
这种溺爱,是人性之中爱的光辉的一种畸形心理,在这种非常态的爱被放大以后,温柔变成一副枷锁,疼爱化做一个圈套。
第二、心灵施暴,扼杀独立人格的树立 有一个关于教育的小故事很有意思,说的就是中国家庭教育和国外的区别:一个中国儿童拿着自己画的图画让父母鉴赏,他会说,你看,我画得象不象?同样,国外的孩子会向父母说,你看,我画得好不好?这一“象”一“好”,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相同的环境下,异样的提问方式,得到截然不同的回答是肯定的。
道理自不必多解释什么,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跃然纸上。
第三、物质刺激,变相拜金主义的诱导 在中国家庭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对于物质刺激这个词语一定并不陌生。
据了解,这好象是中国父母们独有的杀手锏:考试成绩全部85分以上,给孩子买飞机玩具和酸奶;要是能在全班排名中进入前三,奖励100块钱。
反此种种,方式不同,但刺激效果却惊人的相似。
当人生观的追求转化成物质上的贪婪,我们又从何谈起独立的竞争意识和健全的人格呢? 第四、动辄体罚,应试教育的最好帮凶 体罚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特别是在农村孩子和教育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学校里。
中国家长们理由万千,什么“不打不成才”、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等等,于是一个崭新的轮回继续着:被棍棒打出来的父母们依然棍棒着自己的孩子,被棍棒打出来的老师们依然棍棒着自己的学生。
第五、朝令夕改,缺乏教育目标的远景性和阶段性 这大概不能全怪中国家长,因为很多家长还在为生存奔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今天他们觉得当官好,就对孩子说好好学习,争取以后做大官;明天他们如果觉得写书赚钱,就会买来一堆文学作品,让孩子发奋读书。
第六、精神方面,孩子是家长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说以上五个方面更多是从孩子的幼年教育出发,那么以下五个方面则更多关注家长们对长大孩子的教育。
早期的家庭教育父母在某种程度上是主人,但到成年期间的教育,父母主人翁的身份便被学校分担了很大一部分。
经常可以听到家长们说这样的话:终于轻松了,我儿子住校了;学校老师会教育好孩子的,咱该歇着啦;孩子一个月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我上哪儿去教育他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里没有达成完整的默契,分歧便诞生了。
第七、事业方面,孩子沦为家长实现未泯理想的工具 “我们那时候条件差,都没机会念大学,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争取上大学深造!”大部分中国家长都是这么想的,至少在孩子小的时候是这样:好好学习,以高分考个好大学。
这似乎是中国家长们对孩子们唯一的期待。
第八、道德方面,家长和学校教育一起超级空白 这个话题应该和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那样会更加精彩,也会更加显示出中国对于道德问题的无奈。
试想,如果道德都被挂在嘴边上说事,我们所拥有和理解的道德是否已经沦陷? 第九、生活方面,近乎泛滥的物质支持 这与溺爱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
如果说孩子从小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因家庭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的话,那么当孩子长大成人,独自在外地念书时,近乎泛滥的物质支持就开始了。
第十、性教育方面,孩子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中国教育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性教育方案。
要是归根溯源,挑出家庭教育的毛病来,似乎有失偏颇。
好问是孩子的天性,从很小的时候,很多孩子就问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但很多母亲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我在大街上捡的!或者还会有很多种答案,但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变着法地回避性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