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之魏晋风度读后感2000字
今天，我刚在网上看了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美的历程》。
书的题目就让人很想知道下面的内容是什么，很吸引人。
你去过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 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 ......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
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
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书的一开头就用：美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不可复制，几近于偶尔雪上留痕，一线佛里梵音。
所以记录美的历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承载它的除了美自身，更在于后来者审视的心灵敏锐度。
这样一段话为开头，同时也让我看到美的心灵是会怎样面对生活。
前不久，我通读了李泽厚先生的著作《美的历程》。
美学和哲学是我今年颇感兴趣的两门学科，虽然这与我的专业学科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但它们却深深吸引着我。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联系起来，点面结合，揭示出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作出了概括的分析与说明。
于是，相应的体现在石窟艺术上，如割肉喂鸽、舍身饲虎等悲惨的佛经故事成为壁画的主要题材，这无疑是悲惨现实的艺术写照；另外石窟佛身雕塑的造型特征却是宁静、高超、飘逸的，正是这与人世间的强烈反差，使得人们把绝望中的希望、美好的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
此时的北魏雕塑，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
初始，卢照邻骆宾王使诗歌由宫廷走向生活，刘希夷张若虚又使之变而为青春少年的清新歌唱；王勃等初唐四杰继而把《春江花月夜》式的少年空灵的感伤，化而为壮志满怀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终于，陈子昂喊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盛唐之音自此而始。
此后，边塞诗、田园诗各擅胜场，前者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后者优美宁静，明朗健康。
而李白，更以其狂放恣肆的气魄，天纵神授的奇才，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
惟其有盛唐，才能有唐诗，有李白。
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
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我沉思良久，感慨万千：创造美是需要真情实感的参与的。
这样的创造就如同我们写文章，最感人的文章不是运用了多少华丽的辞藻，讲述了多少真理名言，而是这些话是否发自作者的内心。
一篇平淡朴实的文章，只要字字句句发自肺腑，自然就有可读性。
至于后世的狞厉作品之所以缺乏美感，据我分析，是因为青铜时期所有人都非常信奉巫师的话——包括国王和巫师自己，所以他们所创造的饕餮，饱含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而后期那些造型，制作者里许多人也许本身就是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他们的作品即使非常夸张、恐惧，也缺少了因真情而带来的美。
因此，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
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依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
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时代发展了，技术提高了，制作精致了，但从美学的角度看，战国的青铜反不能成为青铜艺术的代表。
稚拙的饕餮更俱美学价值。
这种情景绝非偶然，它同样出现在汉代的陶塑、陶俑等艺术上。
本书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
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重要观念。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读后感,800字左右，急用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放荡不羁，狂妄任诞之士。
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那是个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烦忧，于是有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了刘伶的一醉三年，阮咸的与猪共饮，王羲之与友人的曲水流觞……美酒成了众多士人放荡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个率性狂妄的时代。
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常常一个人驾着牛车驮着酒，漫无目的向前走，直到牛车停住，前方找不到道路，然后放声嚎啕痛哭。
看到当年鏖战的英雄已随风烟而逝，英雄已矣，小人当道，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的长叹传遍了魏晋大地。
他无视社会规范，母亲去世了，他却照常喝酒、吃肉。
到了埋葬的日子，阮籍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的棺柩告别。
然而——穷矣
只叫了一声，顿时吐出血来，猛然倒地，变得像个病人。
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
母亲去世后，面对许多来吊唁的人，阮籍只是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形容枯槁，既不还礼，也不哭拜，来客得到的也只是他的白眼。
而刘伶也不亚于阮籍，他经常抬棺狂饮，在屋中身上一丝不挂，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那是个归真自然的时代。
是老庄思想让他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
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
在他们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
他们不受世俗约束，放浪形骸，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
那是个友情的时代。
所有人来吊唁，都只得到了阮籍的白眼，唯有嵇康真正理解了阮籍，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
阮籍终于青眼相对，他们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
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
后来山涛推荐给他一个很高的职务，他立即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给山涛。
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嵇康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
”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
那是个音韵的时代。
一曲绝世《广陵散》，何等唯美，凄美。
嵇康的临刑抚琴，泰然冷笑，一曲终了，慨然就死，阮籍长啸，他作的《大人先生传》广为流传。
那是个矛盾逃避的时代。
独立特行的嵇康，被晋文帝杀害；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去首都洛阳，晋文帝还挑衅说：“你不是想隐居山林吗，干嘛还来这里
”向秀不得不回答：“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不能理解尧帝的圣贤，不值得羡慕。
”通过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取悦屠夫皇帝，保得一命。
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是个美男如玉的年代。
这魏晋时期的人爱美，这和这个特定时代的战乱、动荡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战事频繁的年代里，今天人头还在脖子上，明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感官、外化的美成为了大众审美的标准。
而据说魏晋时期的男性审美呈现出阴柔倾向是和当时人的另一风尚紧密相关，那就是服药。
当时很多人都服食一种叫五石散毒性很强的药物，这种毒性可以让人的皮肤变嫩，但是皮肤变嫩以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紧身的服装就不能穿了，否则皮肤会磨破，于是大家纷纷改穿宽大的衣服。
鞋子也开始改穿木屐，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
更可怕的是，因为皮肤嫩得不能洗澡，当时的人大都满身长虱子，虱多不痒成为一种时尚。
两人在说话，其中一人伸手到衣服里抓出了一个虱子，那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
可见服药带来了社会审美的巨大变动，阴柔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审美。
按《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按《世说新语 容止》他“ 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
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
一付男子汉气派。
与当时的一些男人多有涂脂抹粉地化装，靠药物换来的美相比，嵇康的英俊是出自然。
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
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
”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
”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
那还是个让妇女追求自由展现自我的时代。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魏晋时候的女子象男子一样，访亲问友，四处交游，夜里还打着火把，在街市上行走。
或半夜回家，或夜不归宿，或游耍佛寺，或观赏渔猎。
登山邻水，离乡远行。
更有豪放的女子，路边饮酌，弹唱歌舞，毫不羞涩。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
” 而丑陋的左思看到人家这番待遇，也“东施效颦”，谁知这群姑娘“齐共乱唾”，扔石头，石头倒也满载而归。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我说魏晋人虽然疯狂，但是他们活得很真实。
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用鲜血写完了魏晋风度，留给后人无限的崇景。
我们所说的魏晋南北朝，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二是政权更迭频繁，三是社会动乱。
在这个时期，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要相互征伐，新旧王朝的更替也多是通过战争实现。
即使没有战争，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杀气。
这种时代基调又因士人的政治处境而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许多上层知识分子遭遇杀身之祸，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在于宗族的血统。
由于乱世，由于门阀制度，朝不保夕的士人们意识到人的穷达不在于个人的才学和能力，因而冲决了汉代高度集权政治的儒家大一统的堤坝，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反而自由活跃。
知识分子纷纷毁弃礼法，行为放旷，各种学说同时并兴，一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晋四百年社会思潮的主潮，是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洪流。
说到重视个体价值，先秦时屈原在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现。
屈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
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
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
只有《庄子》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把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作为最终的追求，因而为魏晋时代具有异端倾向的士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但是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从人生的角度看，它是“人的觉醒” （李泽厚 《美的历程》）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寻觅，真正意义的人对社会压迫的反叛，应该说始于魏晋南北朝。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这就是魏晋时代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是弥漫整个魏晋时代的时代氛围，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世说新语》的《伤逝》一章，记录了魏晋士人悼亡伤逝的言语，这一支支如怨如慕的安魂曲，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
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
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
‟却后一年，支遂殒。
” 死者法虔是支道林的同学，他内质美好，品格高尚，对于他的死，支道林借《庄子·徐无鬼》所述郢人与匠石以及《韩诗外传》所载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深切表达了他的痛不欲生的悲悼。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 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
子路亡，孔子说，天祝予
祝者，断也，同样，这里桓玄借用典故，深切表达了对朋友死亡的一腔哀思。
为朋友的死亡而哀伤，如果不是朋友的人死去，又是怎样的呢
王东亭与谢公交恶。
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
子敬始卧，闻其言，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
‟王于是往哭。
督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
‟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谢公是王珣平生交恶的人，但是他没有为冤家的死亡而高兴，反而是深感痛惜，倾情哭悼，这确实很值得玩味。
显然，魏晋士人对生命的珍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只要是人，只要有生命的不幸发生在人的身上，就会唤起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同情与关注，而并不留意生命之主体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生命是可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魏晋士人们往往以爱惜自身为起点，到关心他人生命。
《晋书·阮籍传》中也有阮籍哭悼素不相识者的描述：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据日本学者高桥清编纂的《<世说新语>索引》，我们可以发现在《世说新语》中，哭、泣、哀、亡、死这五个字，“哭”字出现27次，“泣”字出现18次，“哀”字出现24次，“亡”字出现41次，“死”字出现34次，可见都是《世说新语》动词中的高频字。
《圣经》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问丧哭悼，这是一种关心人类自身的意向，这是一种博爱生命的情怀，既往的历史进程所创造的一切言语辞令，都不足以传达它的真谛。
正是由于魏晋人经历了无数的战祸、丧乱、迁徙、流离、穷愁、困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才使得他们对于死亡有了独特的体验，有了深刻的思考： 兰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从天道与人事的对比中，深感宇宙之伟大，人的存在之渺小，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总结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发出沉重叹息。
除了“死生”，一切不足道，死生之困惑在他们心里永远无法排遣。
既然人不免一死，性命无常，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执着于个人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
人应该追求和全力把握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以穷尽今生之快乐。
这样，魏晋士人便由对死亡的恐惧转而对生命享乐的留恋，“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一切都聚向于本然生命，穷尽生命之乐，“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暂的人生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
”（李泽厚《美的历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在当时这部分追求享乐的人影响较大，成为晋代统治者“整肃纲纪”的口实，一批士人因此而丧命。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高张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旗帜下，魏晋士人认同的并非肉体享受而是一种生命的情调。
严肃的生活态度和高雅的审美趣味，是大多数魏晋士人倾心倾力的追求：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
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
‟遂焚之。
”（《世说新语 德行》） 阮光禄有好车，有人葬母，想借车而不敢言，阮光禄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却引起深深的自责，以至焚车表明心迹，这是何等严肃的人生态度
再看王子猷：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 任诞》） 魏晋士人趋向于追求一种高雅的生命情调而非肉体欲望的满足。
竹子空心意指虚心、击节意指气节、凌云直上意指志向，正是魏晋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所以他们宁可食无肉，出无车，也不可居无竹，即使是暂住，也不可一日无此君。
“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巨源，原为知交，山巨源即山涛，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出于善意，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
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魏晋士人就是这样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拒绝。
任诞之极，实是一种幽默，这里所说“幽默”并不是一般修辞意义上的“幽默”，而是人生姿态。
叔本华说：“幽默依赖了一种主观的，然而严肃和崇高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在不情愿地跟一个与之极其牴牾的普通外在世界相冲突，既不能逃离这个世界，又不会让自己屈服于这个世界。
”（叔本华《意志与表象》）魏晋风度无疑带有叔本华所说的这种“幽默”的意味，强烈的矛盾冲突，造成一种人生姿态的尴尬和困扰，既无可逃遁，又深感无聊，只好以游戏人生的形式抒愤泻郁，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与对人生的执著的追求。
阮籍看人，据说要分白眼珠和黑眼珠，对于礼俗之人，用白眼，根本看不见黑眼珠。
鲁迅说：“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
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阮籍成天喝酒，一醉好几天不醒，陶渊明也特别能喝酒，彭泽樽，甚至成为后代赞扬人的酒量的典故。
阮籍喝了酒，经常赶着车子在山林间游逛，任车子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时前面没路了，走到山涯边，他就放声大哭着把车子赶回去。
对此，王勃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滕王阁序》） 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经宿而至，却造门不前而返，目的与行为是如此乖离，在常人看来断不可理喻，但它确体现了魏晋士人的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即行为动机不在于外在的目的，而在于行为过程本身，既然“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已经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又何必拘泥与“见戴”的外在目的呢
魏晋风度外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
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庄子思想有明显的关系，同样是用人格的本体来概括统领宇宙，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
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魏晋士人在对生命对宇宙作哲理思考之后，得出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欢乐苦短而忧愁实多的结论，发出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悲怆的叹息。
在具体的人生把握上，魏晋士人既不象儒家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社会存在中去获得弘展，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也大多不去投奔虚无缥缈的宗教天国。
在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佛道二教并没有成为大部分魏晋人的精神支柱，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
玄学论辩是魏晋士人主要的社交活动，在一般人看来，无休止地争论那些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的抽象命题，是件味同嚼蜡的事情，可是魏晋名士却把它看成是能给人带来身心愉悦的乐事，这种论辩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辩驳诘难，不如说是一场智慧和才华的角逐“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
‟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言语） 这都是 “庄禅玄”（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心灵的外观，在崇尚风度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
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
阮籍、嵇康、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的诗文作品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度的故事集。
魏晋风度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人的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欲望，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世人的心里。
然而如此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却产生在充满灾难的时代，艺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是如此之不平衡。
从古到今，有相当多学者指出，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关于魏晋风度的超然与忧愤交织这个特征，鲁迅也有过提示。
鲁迅说：“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就拿嵇康来说，他虽然一直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的是庄子式绝对自由主义的人生趋向，但是根据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
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的自白，不难看出其实嵇康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反对政治，他反对的只是“名教”，而名教正是司马氏掩盖丑行的遮羞布。
如此，以发表檄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为标志，可见嵇康反对的是司马氏一朝的高压专制政策。
那么他这里走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条入世路线，与儒家的兼济情怀并无二致。
从坚决否定儒家伦理到为儒家式的人格理想而赴死，这是嵇康生命个体无法回避的悖论，嵇康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毁灭，使魏晋士人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
他们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由于藏存着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的状态中。
外表尽管装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
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
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
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
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
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
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魏晋风度怎么理解
“魏晋风度”一词，作为一种独特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凝炼概括，最早大约出自1927年鲁迅先生那篇题目颇为拗口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打那以后，“魏晋风度”以及有关魏晋人的思想、文化、学说、心态等，便成了现代学人津津乐道、义蕴无穷的话题。
挚友马君良怀，新近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以下简称《风度》）。
这本著作，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心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构造了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两次变革”说，四种模式论等，详见该书），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历史总结和理论阐释，新意迭出，颇值得一读。
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把“死亡”问题引入“魏晋风度”研究之中，它激发我进一步思考并说明死亡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以及究竟何为魏晋风度问题。
我以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象和集体性的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着治乱循环的表征，中国文人处治世与乱世的风度大不一样。
遵守礼教，温文尔雅的儒家君子风度，是治世风度，一到乱世，正儿八经的君子风度全没了，文士们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和心态，因而形成某种特定的乱世风度。
宋元之际有一种乱世问题，晚明清初又何尝没有另一种乱世风度呢
不过，相对而言，还是魏晋风度的特征最为鲜明，最有魅力。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着死亡恐怖的年代。
魏晋时期的死亡恐怖是全方位的、集体性的。
它首先来自东汉后期以降自然灾害的泛滥。
那真是一个震憾人心的多灾多难的年代，山崩、地震、狂风、水旱、蝗虫、瘟疫，此起彼伏，大规模地无情地吞噬着芸芸众生（《风度》一书运用历史的统计方法，列举了逐年的统计表，很能说明问题）。
其强烈程度可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大瘟疫相比，仅连年的瘟疫一项，就造成“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后汉书·五行志五》）的惨状。
文人也厄运难逃。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后，曹丕在写给好友吴质的信中，哀叹“建安七子”中须臾之间便死去了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等人，叫他“痛不可言”，无比“伤心”。
不断地夺去大量生命的严重自然灾害，对社会和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持久震荡和恐怖阴影，绝不能低估。
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在大规模地制造死亡。
人祸中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姑且不论（《风度》中有专门论述），最严重的还是战争。
汉魏之际，军阀割据，战乱不已，饿馁遍野，尸骨横陈，惨不忍睹。
当时诗人笔下有着悲哀而真切的记录：“甲生几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闭目想一想，这是一幅怎么样的死亡图景
从汉末到魏晋，文人、士大夫一方面处于自然灾害和战争不断造成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死亡恐怖之中，同时还处在政治黑暗所造成的个体的死亡恐怖之中，随时准备伸出脖子迎接统治者举起的屠刀。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使一批又一批忧患爱国之士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曹操也大开杀戒，孔融、许攸、杨修、类圭、崔琰等名士成了曹操刀下之鬼。
司马氏集团滥杀文士比曹操有过之而不及。
魏晋时期有点名气的文人没有几个是善终的。
我们可以开出一串又一串的“烈士”名单。
每当读到这一页页滴满血的历史，心中便油然而生无限感伤：中国文人和知识份子的性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要杀便杀，要砍便砍
鲁迅先生说过，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
也许还应在这两个字后面加上两个字：“杀人”。
大规模的死亡残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
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士大夫、一般民众，都笼罩在强烈的死亡恐怖之中。
人们普通意识到人生无常，生命极其短促，极其脆弱。
因此，一个紧迫的人生问题突现出来：怎么样的活法最现实、最可取
占上风的选择是：及时行乐。
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可以视为对这种死里求生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歌唱。
早在《诗经·秦风·东邻》中就已露端倪，但那时只是零星的、个别的歌唱，不像汉魏之际和魏晋时期这样成为普遍性的集体性的歌唱。
对死亡的强烈直观，对人生无常的反复吟唱，是魏晋诗人的主旋律，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内在动因。
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阮籍的《咏怀》，再到陶渊明的饮酒诗、《形影神》等作品，都弥漫着与死亡相抗争的感伤情绪，表达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人生哲理（笔者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论述）。
《风度》一书上编“崩溃篇”，从方面论述了两汉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以及魏晋风度形成的基础，很有见地。
其实，照我看来，汉代天人感应权威思想的崩溃，占统治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互解，以及魏晋风度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全社会集体性死亡意识的增长。
只有无法消除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尸骨遍野财能证明皇帝的能力有限，证明天人不相感应，证明天抛弃了皇帝，最终证明人的限度。
在死亡面前，在死亡恐惧的逼迫下，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全受严重的挑战和检验，而儒家教义更显得苍白无力，儒家那一套礼教名教、行为规范，自然而然地逐步丧失它过去（两权）曾拥有的强大的规范力，如何死里求生，怎样在死亡的阴影下活得快活，活得潇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文人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很显然，汉代文人那一套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是行不通的。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
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
所谓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的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之“常”。
魏晋文人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守常的君子风度。
最形象而畅快的说法莫过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虱子之喻。
阮籍把遵守儒家礼法循规蹈矩的君子比喻为处在裤子中的虱子，它们时而逃进裤子中的深缝里，时而藏匿于裤中的败絮里，还自以为住在安稳吉祥的房子里，它们的行动不敢裤缝和裤裆一步，还自以为掌握了行为规则。
它们肚子饿了就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永远不愁没饭吃。
结果等到七月流火，炎夏酷暑。
城乡都烤焦了，虱子们都死在裤中不能出来。
阮籍不由得大发感慨：“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
悲乎
”是啊，把守常的君子风度比作躲在裤裆中的虱子风度，确实令人感到可悲。
然而仔细回想一下，真正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守常君子们很难改变其裤裆虱子式的处境。
魏晋文人试图有所改变。
魏晋时反儒家道德伦理之常的文人风度，落实在具体行为上，最引人注目的无处乎两大特点，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或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
前者主要表现在药与酒上，后者则体现在长啸、学驴叫等行为上。
中国在清醒状态下是难以反常的，只有在醉态或幻觉中才可能反常。
魏晋人在这方面可谓幸运，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药——寒食散。
服药行散据说是由何晏开创而后在士大夫中形成风气。
寒食散这种药，从制作到服用在技术上有一套较为复杂的程序。
寒食散有一定的毒性，服用后会引起一系列反应，其症状无异于自我折磨，弄不好生痛长疮，脊背烂肉，甚至送命。
服药引散当然有一定的功效，但魏晋人迷恋它的真正目的却在于这种药能产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快感。
用何晏本人的话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说·言语》）；用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于好色，好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较强，京师翕然，结以相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引）。
“神明开朗”也罢，“心加开朗”也罢，无非是强调服药后能使人感到心理上、情绪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舒畅、开阔。
正是这种特殊的快感，使得文士们玩命似的长期服药行散。
《三国志·管辂传》注描绘何晏长期服药所造成的人体形貌特征：“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
”贺昌群曾据此判断，这行状与今人吸毒者相似（参看《风度》第104页）。
凡是靠药物刺激来引起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快感，本质上就是吸毒形式。
如果把服药行散看作是一种“吸毒”形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魏晋文人宁可自甘折磨也要以身试“药”，为什么皇甫谧初药时反应强烈，甚至想自杀，但后来却乐此不彼。
医书上说服药行散后对人的痛苦折磨是“违人理，反常性”（《诸病源候论》卷九《解散病诸候》）。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违人理，反常性。
”魏晋文人正是借助一种吸毒式的“反常性”来表现一种行为上的反常风度。
按照良怀君的见解，魏晋朝代是一个充满着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痛苦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
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再往深处想，“吸毒”实在是人类一种很奇怪的行为。
为了那片刻的“心意开朗”，明知有害而甘受其害。
面对“吸毒”，人类的理性、自制力、意志力、常理常规都显得软弱无力、毫无用处。
魏晋人靠“吸毒”的反常行为来打破传统的守常君子风度，其深远的历史义蕴颇值得今人回味。
魏晋文人服药行散凶，喝酒更凶。
中四历代文人（尤其是诗人）都喜欢喝酒，唯独魏晋文人喝酒最有反常风度。
这是因为他们把喝酒时的反常行为推向极致：赤身裸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位写《酒德颂》的刘伶。
他赤身裸体在房屋里放肆狂饮，被人看见而讥讽，但却理直气壮、富有想像力的反驳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入我巾库中
”刘伶是单独一个人的“裸体饮”，魏晋人还有一种群体的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地嗜酒醉饮之风。
如《晋书·光逸传》记载当时所谓“八达”就是“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有精神分析学或性医学上所说的“性变态”、“露阴癖”等毛病，如果放在今天很可能被视为流氓行为抓起来。
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这种群体的“裸体醉饮”，带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性质。
我一直抱有一种看法，中国人没有狂欢节，一般人都活得特别累，特拘谨。
作为弥补，中国人的狂欢方式就是饮酒、醉酒、闹酒。
魏晋文人的反常风度的要义在于让这种狂欢方式回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裸体。
魏晋文人以“裸体醉饮”的狂欢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它的更深层意义是提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
本来，穿衣服、羞耻心等人的正常行为都是文明所造成的“正常”，一旦这种“正常”变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改变后，人也就遭遇到一种“异化”。
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服饰、举止、言谈等行为方式有很祥细、很正常、很文明的规范，魏晋文人的裸体、醉饮、狂欢，却对此构成大胆的讽刺和猛烈的冲击。
应该说，魏晋文人这种反常风度，虽不无故作怪异之嫌，但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和猥琐。
魏晋文人的反常的怪诞行为多得很。
他们特别擅长发出或模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声音最有意思的就是长啸、学驴叫。
长啸究竟是怎样发声，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看过一些考释，至今也没弄明白。
有人说类似“歌”。
遗憾的是，古代没有录音机，今人无缘直观地欣赏“啸”。
令我特感兴趣的是，魏晋人在交往中用长啸代替言谈以交流思想感情。
有一次，嵇康见了孙登，孙登对着嵇康长啸，过了很长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却心领神会，真正达到了“不言”之境。
阮籍年青时游苏门山，在山上遇到一个不知姓名的隐士，阮籍和他大谈太古无为之道和五帝三王之义。
忽然，这位隐士不想听阮籍的高谈阔论，于是阮籍便对着他长啸，声音美妙，“清脆响亮”，隐士也不答话，只是莞尔一笑。
等到阮籍下山时，这位隐士也长啸，那声音更加动听，“若鸾凤之音焉”（参看《三国志·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
这种谈话方式和交往方式，真是让人羡慕不已，拍案叫绝。
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回到声音本身。
相逢何必曾相识，长啸一声心相知。
魏晋风度昭示我们，人们心灵的沟通，最高境界不是促膝谈心，而是不言的长啸。
韵味悠长、美妙动听的声音胜过各种言谈。
魏晋人学驴叫，也蔚然成风。
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的一则故事。
在文学家王粲的葬礼上，魏文帝曹丕对一同来送葬的人说：“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大家都各自学一声驴叫送送他。
”于是整个墓地都响起一片奇怪的驴叫声。
好不热闹
好不别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死人送葬是极其庄严肃穆的，儒家对丧葬有一大套繁文缛礼、烦琐规定，但魏晋文人，由皇帝带头，以模仿驴叫的反常方式来为死者送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我以为这正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魏晋风度的可爱之处。
反常反到丧葬上，可谓反常到了底。
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的风度，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或者说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人生的风度。
以前宗白华先生曾在《〈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对晋人的审美生活作过精彩的论述，我这里不多谈，只想简要地谈谈魏晋人如何借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人生的艺术风度。
魏晋人喜爱音乐，音乐素养极高。
他们不仅善于演奏音乐（吹拉弹唱等），而且还长于音乐理论，留下不少谈音论乐的篇章。
魏晋人之所以特别钟情于音乐，大约与时代太黑暗，文人太苦闷有关。
嵇康《琴赋序》中就说过：“处穷独而不闷都莫近于音声也”。
“处穷独”当然是处黑暗时代的一种委婉说法。
魏晋文人说话要特别小心、谨慎，弄不好就惹来杀身之祸，很多文人都是口不藏否人物，以免引火烧身。
因此，他们往往在音乐中寄托自己的情感生活。
如果仅仅把魏晋人喜爱音乐理解为宣泄失意、孤独是的苦闷和焦虑，似乎还不够。
魏晋人的音乐生活方式，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对生命的艺术的表达方式。
这是魏晋风度影响后人的重要层面。
嵇康之死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
《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时年四十。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嵇康之死，可谓艺术之死。
凄婉悠扬的琴声，将嵇康临刑前从容不迫、凛然悲壮的神态升华为一种崇高的艺术风度。
不惋惜自己生命将终，而惋惜《广陵散》乐曲成为绝唱。
这种对音乐的热爱，正是对生命的热爱。
音乐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
其实，嵇康是不想死的。
他与许多魏晋文人一样，热爱生命，迷恋人生。
这只要读一读嵇康的《养生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然而，一旦要他死，他便死得潇洒死得有风度
这，便是对生命的艺术表达。
就表达生命的主要而言，行为往往比思想更直观、更伟大、更有魅力、也更艺术。
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当然不限于音乐等具体艺术操作上，而是指行为方式带有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的人生风度。
比如有些诗人的自杀行为（如屈原、海子等）也具有表达生命的艺术风度。
从思想贡献本身而言，我对魏晋人的评价并不太高。
尽管他们的“三玄”谈得很玄，但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原创性的经典性的著作，除了几个有些独到见解的注本以外。
魏晋人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深入批判和真正背叛儒家那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如阮籍、嵇康等名士以孝道教育后代，“竹林七贤”的最终分化，山涛、向秀、王戎等人先后投入司马氏的怀抱，放弃“越名教而往自然”的思想模式等等，都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没有进行彻底的反思，没有真正背离儒家思想先贤。
魏晋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地位和价值，恐怕主要还在于行为方式上的反传统、反社会、反常等等。
换句话说，就在于魏晋风度上。
就此而言，魏晋风度不朽
美的历程读后感
第一篇：美的历程》读后感 如果你想读一本能整体感知精髓的书，或者你有一个想宏观了解中国各个特质的真切愿望，那么可以一读，又不得不读。
大约一本好书，你都能或是朦胧隐约，或是直接强烈，或者两者兼有地感受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别的，它只能是著者个体特有而迸发的天赋才华、“修为”的人生境界，“积淀”的生命质量，它在当时感动着你，而后给你无穷无尽的“意味”。
同样，也会在上述的一些方面让你“一唱三叹，流连忘返”： “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恢弘博大的气势。
似乎并不是优美语言的一时倾倒，也不是特立思想的盲目吸引，而是其恢弘气势的首先折服。
一书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从史前文化一路辗转明清近代，从图腾歌舞、青铜陶器一路延展经史辞章、诗词书画，通过对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哲学、社会风貌、的俯观鸟瞰、整体把握，以诸如“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佛陀世容”……一些异常简洁明快而又高度凝练的原创概念阐释之、铺陈之、思辨之，彰显出作者宽阔的视野、深厚的积累，也正是这些，赋予了薄薄一册《美的历程》以恢弘博大的气势，他让你在可能并不深刻理解的情况之下，已经欲罢不能，便只好开始这场匆匆的美学旅程。
“”——敏锐深邃的思想。
固然恢弘博大的气势可以有如是的引人入胜之处，但是理论的空中楼阁、概念的空壳游戏，恰也可以在此发生，因此气势也必须要有实际内容的强大支撑，方才牢靠而不漂浮。
《美的历程》通过对浩若烟海的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的材料的点检筛选、整理汇合，准确深邃地提炼出各个时代特有的美学主题、精神特质，如“楚汉浪漫主义”，即是对楚地区、汉时代（楚汉文化）文学艺术特质的敏锐把握、独到概括，唐朝如是，宋元如是，明清亦如是。
它透过时代的表象、琳琅满目的呈现，为你提取出著者理解之下的独特的精神实质、美学实题，让你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过往时代的“庭院深处”。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珠玉圆润的语言。
如果说气势激发人的思考愿望，思想引起人的精神共鸣，那么语言则常常调动人的感官行动。
读《美的历程》，大约你是禁不住要读，要写，要背的，你无法阻挡住那一股从心中汩汩而出的要跟随而不肯离去的念头，而这足以说明他的语言魅力。
不是诗而胜似诗的语言，在这里你可以清晰看到，上下对仗、前后呼应、铺排列锦、博引旁征……如珠玉般圆润，似流水般勾连，没有刻意追求的刻板生硬，也没有辞不达意的佶屈聱牙，更不感掉书袋似的酸腐不堪，语言在这里达到了它能发挥的绝佳作用。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读后感受及真切推介，至于对书中内容的理论研究、学术感受在此无法一一言明，也各家各派对此已有相当的成果，我并不想重复、摘抄，重做“她人嫁衣”。
《美的历程》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完美断想，本身已成为一件不朽的艺术品，一座极难超越的顶峰，一种“李氏美学”特有的“美”。
然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首先在理论上建设一种饱含美学精神、性格的新道德——“审美性道德”：如何重新发掘已为本书所发现和尚在传统中所深藏的美学精神、心理结构，创造性转化西方、印度文明的正面、积极因素，并其中最主要是道德吸收、转化，与当下时代“轻浅浮躁”的现实精神相照顾、相调节，注入到“审美性道德”的建构事业中去，以期能够对焦虑不安、荒诞无聊的“后现代生活”以解毒、救赎，建立起闪耀着生命感性光辉、积淀着历史理性价值的“情本体”，赋予“时代个体和人类整体”的道德以活泼有力、“初晴”般的美学性格。
这是《美的历程》也即“李氏美学”其后的待完成的意义，也是我以及后来的我们或许能够去做的事情。
寥寥几句，远不足观。
后时努力，诚堪期待。
第二篇：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
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
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
《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
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
”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
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
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
哀莫大于心死。
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
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
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
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
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
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
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
这都得感谢李泽厚。
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
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
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第三篇：《美的历程》是由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撰写的一本美学著作，从宏观鸟瞰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艺的数千年历史进行了一次“匆匆巡礼”，全书共分为十个章节。
第一章论述了远古图腾时代那些糅合着后世歌、舞、剧、画、神话的原始巫术礼仪活动和陶器有意味的文饰、造型形式。
第二章从充满狞厉美的写到艺术由巫术宗教中解放出来了的，与此同时，线条优美的汉字也开启了书法的艺术地位。
第三章从儒道互补、诗的赋比兴原则和建筑艺术三方面论述了先秦理性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儒道互补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论述了那种充满神秘图腾神话的楚文化，屈原----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是它的的代表。
“汉承秦制”的汉朝在文学艺术领域似乎脱离了先秦的理性，而保持了南楚文化的那种弥漫着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浪漫主义，呈现出“气势与古拙”基本美学风貌。
第五章论述了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魏晋时期，人们从两汉经学中解脱出来，冲破了旧的传统和价值体系，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有了巨变，对人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命运重新进行了思索和追求。
文学也进入自觉阶段，文学从广义学术中独立出来，比较细致的区分了文学的各种体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对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
阮籍与陶潜是这一个时期非常有个性的人物。
第六章分三小节论述了“佛陀世容”，佛教艺术从南北朝的“”到隋唐大统一时期的“虚幻颂歌”，再到趋近消亡的走向世俗。
第七章的“盛唐之音”由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和杜诗颜字韩文组成。
李白的诗歌奏出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这位具有天才美的酒中仙，蔑视权贵和世俗，饮酒赋诗纵情人生，秀口一吐就吐出了半个盛唐，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金碧辉煌。
他的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第八章是“韵外之致”，论述了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忧伤的中唐文艺和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义。
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则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再到“有我之境”的美的历程。
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和绘画与工艺四个方面的问题。
以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描述的是那些社会矛盾和悲欢离合的世俗人情，而上层的传统文艺却笼罩着浪漫主义，又幻化成像《桃花扇》和《长生殿》那样的感伤文学。
这种鸟瞰式的宏观把握虽不能使每个问题都细致入微的描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模糊。
徜徉于本书不仅是一次文化艺术的的旅行，它给予我们精神.心灵.思想的洗礼。
不仅仅用“震撼”这两个厚重字足以表达其中的分量。
本书所要带给读者的，原本比作者预想的要更缤纷绚丽。
诚然，众所周知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人类意识的逐步提高.社会也会越来越进步，或更趋向精彩和先进。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读完本书你可以感受到，纵然时光流逝，社会再富足，有一样东西不会随时间而退化本来的价值。
反而，时间的积淀更能加重它的韵味。
和它所散发的魅力。
它会随时光的足迹为自己装扮更华美.更有气质的华衣。
不会随时间褪去光彩，反而更加清新，它就是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产物。
本书作者也正是通过历史的美的艺术历程，让读者品味到了他的新鲜和清丽，让我们读到历史艺术的美之瑰丽本质。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有一样与艺术.文化总如影随行的 原始艺术，随时代繁衍总是历久弥新。
在文艺领域的大花园中独树一帜，这就是巫术.宗教礼仪。
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对这些“传统”的依赖，上至君王，下达百姓，都把它供在一个崇敬的地位。
早期原始艺术大多有宗教.巫术的影子，人们在 精神领域一直对它有所保留。
但对我们这种现象从纯艺术.文化来说只能是思想借鉴，不应痴迷其中。
毕竟，封建迷信在科学社会是被摒弃的，又或着说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也越来越被弥漫在奇异想像和炽烈情感的图腾文化与诗歌.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文化。
也同样代表了一种根基深沉的文化体系。
对于这种文化，历来“美学家”们是抱着“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态度借鉴吸收的。
本书中作者写的具象.深刻，对艺术的宗源.历程，以及评价极具习究意味。
我们只能从书中读到浅显的文理，倘若有时间应是反复研读推究的。
反凭我们薄浅的艺术领悟能力难以读它的精髓，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而已。
读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原本幼稚而愚笨的认识。
在文化艺术琳琅满目的世界畅游，品味先哲们思想的乐土，让我们的“审美感情”丰富.厚实。
我读完这本书意犹未尽，楚汉浪漫主义的气势与古拙，魏晋风度的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淘潜篇，盛唐谙中.青春.李白.音乐性的美.杜诗颜字韩文篇等。
中国古典文艺的巡礼教会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文艺的客观发展规律，把社会时代风采与文艺紧密相连，用审评的独特视角观察文艺现象，这本书无论从内容，语言造字上极具功力，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注：就这么多，你在网上查也就这几篇
魏晋风度的内涵
关于“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提法，首见于鲁迅1927年7月的一次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中历数汉末魏初刘汉王朝腐败覆亡的历程：党锢之祸、黄巾起义、董卓专权，直至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鲁迅说道：“董卓之后，曹操专权。
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
......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俊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
......通脱即随便之意。
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鲁迅继而说：“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
他也是喜欢文章的。
......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
......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这八个字，当归功于曹操父子。
进而鲁迅认为孔融、祢衡都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代表。
到了魏末，文坛出现了以何晏（曹操的侄女婿）、王弼为代表的所谓“正始名士”，研究《老子》和《易经》。
尤其是何晏，第一喜欢空谈，第二喜欢服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据说人吃了能“转弱为强”。
《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魏晋文章深受其影响，魏晋文人喜读老庄，穷究《易》理，后世所谓“魏晋玄学”就是这么来的。
鲁迅在这篇演讲中着重谈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这是竹林名士中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反抗旧礼教和饮酒。
比较二人，鲁迅说：“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阮籍（公元210—263）自幼“好诗书”，自视甚高，志向恢弘。
但因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他的抱负无从伸展。
为远祸全身，他“发言玄远”，对人事不加评论，诗写得情感深藏，含蓄蕴藉，表面上佯装遗落世事，但内心痛苦悲愤，终日酣饮而放诞任达，所以鲁迅说：“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
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