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篇作文～～～读《孟尝君传》读后感
鸡鸣狗盗之徒”亦得士”读《孟尝君传〉》有感在电影《天下》中，有这样一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不仅仅在21世纪，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战国时代，人才也是相当重要的，只不过当时不叫人才，叫做“士”。
在中国古代，“士”的含义甚广，既可指士兵、武士，也可指士大夫、贵族，还可以指青壮年男子，但最常见的含义应该是指具有某种品质、技能或才干的人和知识分子，《孟尝君传》中的“士”应该只能是后面的两种人。
既然只要是具有某种品质、技能和才干的人就可以称为“士”，而不一定必须是知识分子，那就不应该把《孟尝君传》中的“鸡鸣狗盗之徒”排除在“士”之外，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技之长啊，而且除了“鸡鸣狗盗”以外，他们应该还有其它的技能和才干，他们才能够享受孟尝君给他们作为食客的待遇，否则，孟尝君就是一个白痴，每年费许多财力去养活那些一无所长的废人。
有什么用呢
其实，在孟尝君门下，有很多符合王安石标准的“士”，就是冯谖。
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地收回利息，但冯谖发现很多人还没有能力偿还利息，于是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收回债券，并当场烧毁，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愍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愍王便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
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此时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有这个故事可见，孟尝君手下不乏各种精英，也难怪，孟尝君就是一个喜欢结交门士的人，手下的门士近3000余人，难道说这3000多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吗
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长处与传统观念不符，就认为孟尝君手下养着3000多的“鸡鸣狗盗之徒”。
这是对孟尝君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的亵渎
在孟尝君被囚禁的时候，谁能带着他逃脱
只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不仅是“鸡鸣狗盗之雄”，更能得“士”，甚至能得到“南面而制秦”的“士”。
王安石的这篇文章，从文学角度来说是非常精彩的，“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不够好，他可能夹杂了王安石的某些个人情感。
他之所以这么写，是想指出当时对人才的高要求，从而表明自己的抱负。
这可是我自己写的，我们这周末正好留了这作文，分可一定给我啊。
王安石传的各社出版
苏东坡传每章读书笔记【篇一：苏东坡传读书笔记】《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我读的《苏东坡传》是林语堂先生写的传记。
全书按照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分成四卷：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与流放岁月。
作者对苏东坡的生平逸事及所作辞赋进行解读，从而分析苏东坡的心理性格。
纵观苏东坡一生，只能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东坡是幽默的。
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
”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东坡也是幸福的。
他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情深，妻妾对其关爱有加。
尽管不如意事众多，如朝云笑言其“一肚子不合时宜”，但他的生活又怎可不称为过得快乐呢
苏东坡是刚直的。
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
关于宋史，王安石传
译文：【熙宁七年春天，天下已经干旱很久了，饥饿的农民扶老携幼流离失所。
神宗忧形于色，嗟叹恳侧，想罢去不善的法令。
王安石说：“水灾旱灾，是上天运行的常数，尧舜成汤也无法避免。
今干旱虽久，可以改变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以适应天的变化。
”神宗回答说：“这那是小事呢，朕恐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变法中的不当之处没有治理好啊
现在市易免行钱太重，人情忧怨，从士大夫到官绅，从近臣到后族，没有不议论它的危害性的。
两位太后向我哭诉，担心京城发生乱子，不仅仅有干旱，更失去了民心。
”王安石回答说：“大臣的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两位太后的话是向经、曹佾（人名，估计是两个太后的亲戚）的谗言。
”冯京说：“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说：“士大夫不满意的，都集合到冯京处，所以冯京才听到这些议论，臣就没有听说。
”京城安上门监门官郑侠将自己的奏疏和画的长卷向神宗上呈，图中景象惨不忍睹，都是灾民流离失所、痛苦挣扎的画面。
郑侠在奏折里说：“大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罢免王安石，天上就会下雨。
”于是他被流放到如今的广东一带。
太皇太后和太后哭着对神宗说：“王安石乱天下，怎么办?”神宗也开始犹豫怀疑了，于是免掉了王安石的宰相，让他担任观文殿大学士、管理江宁府。
】原因：【从这段文字看来，熙宁七年四月，大官僚、大地主和皇亲国戚配合外部契丹强敌组成反变法联盟，大举向改革者发难，把所有的矛头对准王安石。
天干天旱这种自然现象，在十一世纪被反对者别有用心地神化利用。
他们大肆宣扬这是上天对改革不满，甚至愤怒，所以才会使华北大平原、淮河平原持续干旱。
这是上天的警戒，如果替天行道的天子不以为然，将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
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宋神宗不但是领导者，而且是推行者，但是他态度不软不硬。
宋神宗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是这次王安石被罢相的直接原因。
】都是自己意译的。
还有小妹妹，与其说“日后涌泉相报”这种空话，不如现在好好学习报答父母，做个好人回报社会，虽然看起来也很空，做起来还是容易的。
这是为你好 。
话不好听，直言逆耳，呵呵。
PS：恩，谢谢底下的朋友提醒，添上去了。
《苏东坡传》林语堂读后感不少于600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
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
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
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
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
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
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
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
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
《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一)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
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
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
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
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
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
《宋史.王安石传》文言文翻译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