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咏梅王安石读后感
和同时代的很多很多人一样，这个人有很多称号——卧龙，先生， 军师，丞相，武侯，以及孔明，诸葛亮。
这个人，诞生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
这个人，被刻在石碑上； 被记载于帛卷中；被传颂于乡野间； 被后生颂被后生议被后生敬被后生论。
历史本为正道，本为解惑。
但历史终究是过往的表象，成败， 普偏事实，是后人的叙述，是旁人的评注。
一个起点，一个终点， 中间一百条路。
连细节都未必清楚，更何况是， 本来就难以猜测的人心
我想，这人怎样抱膝长啸唱梁甫吟；怎样自比管乐； 怎样在朋友的问题之前笑而不答；怎样在高台上暗示公子刘琦； 怎样在隆中边耕种边画出三分而一合的地图； 怎样在东吴孙权面前进连横之说； 怎样退做萧何而在主公陷入囫囵时又领兵来前； 怎样在三年间扶正摇摇欲坠的新朝并将之建得有声有色； 怎样写出徒丧文藻烦劳翰墨的正议；怎样下万人必死， 横行天下的军诫；怎样羽扇纶巾于敌阵之前； 怎样行军止如山而进退如风； 怎样骄傲着在能算作自己政敌的人面前说虽十命可受； 怎样即使用严法却仍的人爱戴；又怎样斩杀如同亲子般的马谡； 又怎样在谈及自己幼小的儿子时怕他成不了气候； 又怎样在出师一表中夙夜忧叹于怕无法完成先帝遗命； 又怎样一次次扼腕于川路的艰险； 又怎样将五丈原伴随星陨的秋风唱成一个民族千年的悲歌。
纵观孔明一生，在他身上有四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顶峰： 一是君主信任的顶峰，一是权力的顶峰， 一是知识分子终身理想的顶峰，一个是封建大臣忠贞的顶峰。
第一个，刘备对孔明的信任，临终托孤的事情已经足够了。
而刘禅对孔明的信任是有前提的，即他本身对于政务的兴趣并不大， 乐得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分担，所以他敢于放手让孔明去包揽大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说明刘禅还是继承了父亲的识人之能的。
而单就放心放权于大臣到如此程度的事例来看，古往今来， 孔明仍然大约是唯一的。
第二个，前边说过，当时蜀汉的军、政、财、 人事等全力集于孔明一身，也大概也是古往今来封建大臣的唯一了。
早就有人指出，孔明是“居臣位而行君事”， 处在大臣的地位上却办理皇帝该做的事情，权力到了何等的地步
第三个，当代知名学者易中天先生曾说“‘三顾茅庐’ 是很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眼红的”（大意），这话说得不错。
其实岂止是三顾茅庐， 孔明真正让知识分子羡慕的还是他前边那两点—— 被君主信任和权力的顶点。
这就引出来第四个话题， 关于孔明这个人的历史定位。
第四个，孔明是封建知识分子忠贞的楷模。
被皇帝信任， 极容易引发骄横傲慢，欺凌同僚，这属于道德的范畴； 权力过分集中，往往导致欲望膨胀，稍微有点野心的， 还会酿造逼宫弑君事件，这属于修养的范畴。
从目前已知的历史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很欣慰地说， 孔明刚好是那种在道德和修养上都几近完美的人。
他不会排斥异己、 欺凌同僚，反而会公开向社会各阶层征集对于自身执政的意见， 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只要于己有益也能虚心接受， 并对提出着大加赞赏；他不会欲望膨胀，他总是说“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对自我严格要求，戒骄戒躁。
而同时， 他最不会做的一件事，那就是真的取阿斗而代之，自己过皇帝瘾。
这是为什么呢
（这话太滥俗了
） 很早以前的以前，疯子就曾说过孔明是古代“士”阶层的代表。
“ 士”是中国独有的产物，也是一种独有的人文现象。
“士、农、工、 商”是从前社会阶层的划分，士即士人，读书人的统称， 但不完全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职业是读书著述， 工作内容是创造和宣扬思想、教化世人。
从小处说， 就是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者，从事教育和文化推广；往大了说， 其终身理想是称为“帝王师”， 借助皇帝的无上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我们都知道先前时期的卫鞅、李悝变法，就是其中的著名事例， 宋代王安石变法、乃至与近代的百日维新等所走的也都是这一条路。
而历数所有的想要成为帝王师的人群中， 孔明要算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位。
因为第一， 他生前得到了两代君主的全部信任；第二， 他死后获得了所有统治者即追随者的推崇；第三， 他的政治理想的绝大部分基本得以实现；第四， 他始终恪守着一个士人的职操，鞠躬尽瘁，至死不渝。
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数以万计， 但要想达到孔明的高度必须有几个条件：有知识；有理想； 有实际操作的能力；忠心耿耿；珍重名誉甚于生命；最后， 要有机遇并善于抓住机遇。
孔明有知识，他身边的朋友都是“ 谈笑有鸿儒”；孔明有理想，常“自比管乐”，政治偶像（可能） 是笑傲纵行大国之间的晏婴；孔明有行动力， 不论是处理纷繁的朝政还是处理复杂的邦交外交，能力均是超一流， 即便是他的“弱项”军事也得到了对手“天下奇才”的美誉； 孔明之忠，其心可鉴日月，“处臣位而行君事”却始终不逾礼节， 即便是对刘备暗示可以取而代之、称自己“相父” 的少年皇帝刘禅也能保持最高的君臣之节，恪尽职守，鞠躬尽瘁； 孔明视士人的名声高于一切， 所以坚守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情操，处高位却以“淡泊”、 “宁静”来抑制和约束自己的欲望，不授任何人以政治把柄； 孔明能遇见先主，既是孔明自身的幸运，也是刘备的幸运。
刘备得到孔明来成就自己的帝王大业， 孔明得到先主来彰显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亦可称善于抓取机会的行家里手。
一个人的最大欲望是什么
是权力欲。
一个人一旦达到了某种权力的巅峰的时候， 周围人们呼吸仰止的都是你，对你言必称“大人”、“阁下” 的时候，向你投来的目光都是尊崇与仰慕的时候， 以你为荣为傲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仅仅是受用
错， 是更大的权力带来的快感， 这样的事例我们随手翻翻史书都可以看见，为了攫取、争夺权力， 多少骨肉相残、多少好友反目、浸染了多少鲜血、平添了多少仇恨
但是在孔明这里则没有一丝一毫的沾染
孔明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甚至他达到的巅峰还不止这一个，但他没有走向满足个人的渊薮， 握劝而不弄权，更没有被权势所奴役， 而始终默默地保持了一个人臣、一个士人、一个人的基本操守： 谦卑，虚心，进取，恪尽职守。
由此可以得出，孔明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家的典范， 是一位全力维护封建纲常和儒家忠义道德的典范，是人臣的典范， 也是做人的典范。
他的事例， 至今一直与将来对于那些掌握着国家大权的执政者仍然具有深远的和 极具示范性的借鉴作用。
即便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从孔明身上也能获取诸多营养，不贪、不骄、不浮华、不虚伪， 这都是孔明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孔明维护封建道德正统，却又能不墨守成规，他“尊王”而不“ 攘夷”，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抚”与“和”的策略， 实行了三国时期最好的民族政策， 体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施政措施与思想。
这种思想和方法至今仍然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作也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的——即便是我们老百姓拿来处理邻里关系也是有益的。
孔明的不拘一格还表现在敏言敏行，注重实践，不搞表面说教， 不做表面文章，不做纸上谈兵。
史料显示，孔明集军、政、财、 人事大权于一身，事必躬亲， 就连军中处罚二十棍以上的小事情也要亲自处理。
史料没有显示的是，早期孔明加入刘备集团以后， 刘备在外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取益州、定汉中，步步为“赢”， 但是背后呢
军事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后盾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了孔明内政工作、后勤工作的有力保证， 刘备的仗能打得那么顺利么
此外， 孔明的不拘一格还在于他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与劳动创造（ 或称“科学”）的轻忽，重视和鼓励、甚至自己也动手参与发明， 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位发明家。
元戎，又称“诸葛驽”， 据说就是孔明亲自参与改良的一种远距离武器， 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孔明独立创造的“木牛流马” 的形势及制作方法虽然今人还没有完全破解， 但是却留在了一千多年前的史书中， 为中国科技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作为执政者，孔明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定格在一个封建统治者的角度， 而是予百姓以最大程度的关切。
入蜀之初， 他就发现导致益州问题多多的根本原因在于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于是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抑制豪强，采取了少见的以严制暴的政策， 体现出强有力的施政决心。
难怪后人在武侯祠的楹联上要写那么一句“后来治蜀要深思”， 深思什么
是一小群人，还是劳苦大众， 你是站在谁的角度来做事的
作为一个高官，孔明一生清廉。
在他临死前给刘禅写的信中曾经列出了自己的财产清单：“ 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亩，这些足够子孙衣食之用了。
”贪墨， 自古以来就是官僚的伴生物，而在孔明这里又一次被改写， 他做官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谋福利。
稍有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 他这点儿家底别说跟同级别的高官相比，就连一般的官员也不如。
此外，在孔明的遗嘱中，他还说到：“我死后就葬在定军山， 棺材不须很大，衣服不必奢华， 墓穴的大小只要能把我放进去就可以了。
”旧时人迷信鬼神， 认为人死而有灵，所以非常重视殡葬仪式。
因此太多的高官， 生前要人前显贵，死后还要劳民伤财。
看过《红楼梦》 的朋友也还应该记得秦可卿出殡的一节， 其场面之排场讲究令人咋舌。
须知， 那只是一个封建官吏家的儿媳妇的葬礼，孔明则是真正的官吏， 并且还是官吏中级别最高的宰相，但是他的葬礼“申请” 却要简陋如斯，这样的人如何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历史的刀锋 读后感
从书的内容来看，这部书精选了二十五史当中重要人物的篇章。
二十五史篇幅宏远，难以全读。
本书选取了许多重要人物的传记篇章，并且配以专业的插图（在同类书籍中，这部精品图书选取了专业的插图，没有出现人物张冠李戴的情况，而且十分谨慎。
没有出现像《三国志》选取《三国演义》插图这样的情况。
）图文并茂，内页还是双色印刷，实在是精品。
这部书一共厚厚四册，性价比很高。
在现在同类的书籍泛滥的时候，这一部是难得的精品。
这一部是目前国内比较专业的节选本。
当中全是白文，也就是原文，没有注释，没有翻译。
不过这也适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收藏阅读。
与之相比，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篇幅浩瀚，价格不菲。
既没有必要全读，也不需要买完全套。
这个精选本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比如说，《宋史》全书有496卷之多，而一般读者需要了解的代表人物只有宋太祖、宋太宗、曹彬、潘美、赵普、杨业、宋真宗、寇准、吕端、宋仁宗、包拯、范仲淹、狄青、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宋徽宗、岳飞、韩世忠、宋高宗……文天祥等上百位重要人物。
至于一些不知名人士的传记，没有必要读、此书的《宋史》精选已经涵盖了这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迹。
实在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太满意的情况，比如一些传记删节太多。
如《新唐书》中唐太宗的本纪很简短，难以反应太宗朝全貌，像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传记没有被选上。
这就出现了读者想看的传记在书中简短或者根本没有的情况。
在书中，帝王的本纪一般都是选择删节登基以后的记载。
这一点不太满意。
不过从国内同类书籍来看，选择一个优良的版本，非此书莫属。
值得珍藏
与其花钱买水平比较低的同类书籍，不如典藏一部珍品。
况且物超所值。
仅供参考。
求一篇历史书的读后感，注意是真的历史书，不是那些历史小说和现代考证什么的
史记读后感1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同时，《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
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
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
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统计，仅现存的元杂剧中，就有十六种是取材于《史记》的，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
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
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读后感2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
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
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
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
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
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三国志》读后感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个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但这仅仅是小说 不能带表历史。
《三国志》当然也是写的这些，不过是以人为题，还有就是他是历史。
这些过程我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这段悠久的历史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周瑜是不是像罗贯中所说的小肚鸡肠和阴险狡诈呢
为此，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直到读了一下三国志，我才明白：周瑜在历史中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的一样。
他很年轻就挂帅上阵，孙策还临终托故给他。
可见他在吴军中的形象有多么好。
哪为什么罗贯中要把他写得那么坏呢
原来是罗贯中对诸葛亮有种寄托，把周瑜写坏点可以村托出诸葛亮的好。
这下子，本来周瑜没有这件坏事变成了有这件坏事，本来周瑜有这件好事变成了没有这件好事。
你们说他惨不惨啊
罗贯中觉得这样子还不够，还要把诸葛亮再神话一下，就又多了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等罗贯中编出来的故事。
这下可好，《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大了，人们就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历史，渐渐忽略了《三国志》。
从人们口里传出来的就只有周瑜的一些或自己本身或罗贯中编上去的一些坏毛病，而没有了罗贯中的好了。
我觉得，在熟读小说《三国演义》的同时，不妨也来读读原汁原味的历史《三国志》。
史记孟尝君列传读后感
你好
“鸡鸣狗徒”“得士”读《读尝君传〉》有感 在电影《天下无贼》有这样一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不仅仅在21世纪，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战国时代，人才也是相当重要的，只不过当时不叫人才，叫做“士”。
在中国古代，“士”的含义甚广，既可指士兵、武士，也可指士大夫、贵族，还可以指青壮年男子，但最常见的含义应该是指具有某种品质、技能或才干的人和知识分子，《孟尝君传》中的“士”应该只能是后面的两种人。
既然只要是具有某种品质、技能和才干的人就可以称为“士”，而不一定必须是知识分子，那就不应该把《孟尝君传》中的“鸡鸣狗盗之徒”排除在“士”之外，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技之长啊，而且除了“鸡鸣狗盗”以外，他们应该还有其它的技能和才干，他们才能够享受孟尝君给他们作为食客的待遇，否则，孟尝君就是一个白痴，每年费许多财力去养活那些一无所长的废人。
有什么用呢
其实，在孟尝君门下，有很多符合王安石标准的“士”，就是冯谖。
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地收回利息，但冯谖发现很多人还没有能力偿还利息，于是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收回债券，并当场烧毁，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愍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愍王便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
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此时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 有这个故事可见，孟尝君手下不乏各种精英，也难怪，孟尝君就是一个喜欢结交门士的人，手下的门士近3000余人，难道说这3000多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吗
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长处与传统观念不符，就认为孟尝君手下养着3000多的“鸡鸣狗盗之徒”。
这是对孟尝君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的亵渎
在孟尝君被囚禁的时候，谁能带着他逃脱
只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不仅是“鸡鸣狗盗之雄”，更能得“士”，甚至能得到“南面而制秦”的“士”。
王安石的这篇文章，从文学角度来说是非常精彩的，“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不够好，他可能夹杂了王安石的某些个人情感。
他之所以这么写，是想指出当时对人才的高要求，从而表明自己的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