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每章读后感。
苏东坡传每章读书笔记【篇一：苏东坡传读书笔记】《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我读的《苏东坡传》是林语堂先生写的传记。
全书按照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分成四卷：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与流放岁月。
作者对苏东坡的生平逸事及所作辞赋进行解读，从而分析苏东坡的心理性格。
纵观苏东坡一生，只能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东坡是幽默的。
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他仍在回信“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
”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东坡也是幸福的。
他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情深，妻妾对其关爱有加。
尽管不如意事众多，如朝云笑言其“一肚子不合时宜”，但他的生活又怎可不称为过得快乐呢
苏东坡是刚直的。
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然不改犀利词风。
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
求篇作文～～～读《孟尝君传》读后感
鸡鸣狗盗之徒”亦得士”读《孟尝君传〉》有感在电影《天下》中，有这样一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不仅仅在21世纪，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战国时代，人才也是相当重要的，只不过当时不叫人才，叫做“士”。
在中国古代，“士”的含义甚广，既可指士兵、武士，也可指士大夫、贵族，还可以指青壮年男子，但最常见的含义应该是指具有某种品质、技能或才干的人和知识分子，《孟尝君传》中的“士”应该只能是后面的两种人。
既然只要是具有某种品质、技能和才干的人就可以称为“士”，而不一定必须是知识分子，那就不应该把《孟尝君传》中的“鸡鸣狗盗之徒”排除在“士”之外，因为毕竟他们也有一技之长啊，而且除了“鸡鸣狗盗”以外，他们应该还有其它的技能和才干，他们才能够享受孟尝君给他们作为食客的待遇，否则，孟尝君就是一个白痴，每年费许多财力去养活那些一无所长的废人。
有什么用呢
其实，在孟尝君门下，有很多符合王安石标准的“士”，就是冯谖。
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地收回利息，但冯谖发现很多人还没有能力偿还利息，于是他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收回债券，并当场烧毁，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愍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愍王便以“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
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此时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有这个故事可见，孟尝君手下不乏各种精英，也难怪，孟尝君就是一个喜欢结交门士的人，手下的门士近3000余人，难道说这3000多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吗
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长处与传统观念不符，就认为孟尝君手下养着3000多的“鸡鸣狗盗之徒”。
这是对孟尝君的亵渎，更是对历史的亵渎
在孟尝君被囚禁的时候，谁能带着他逃脱
只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不仅是“鸡鸣狗盗之雄”，更能得“士”，甚至能得到“南面而制秦”的“士”。
王安石的这篇文章，从文学角度来说是非常精彩的，“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
”但是，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不够好，他可能夹杂了王安石的某些个人情感。
他之所以这么写，是想指出当时对人才的高要求，从而表明自己的抱负。
这可是我自己写的，我们这周末正好留了这作文，分可一定给我啊。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 苏东坡传读后感800字左右(一)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
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
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
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
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
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
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
《孟子》北宋王安石赏析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关于王安石的书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
汉族。
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王文公文集》等存世。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编辑本段]王安石纪念馆简介 王安石纪念馆坐落在抚州市赣东大道的南端，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而建，为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王安石纪念馆筹建于１９８５年初，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１日于“江西省纪念王安石逝世９０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揭幕开馆。
该馆占地面积二十亩，建筑面积１５６０平方米，陈列厅６００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意境和宋代建筑遗韵的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
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风格秀逸超脱，与馆内门楼、隐壁、水榭、游廊、碑廊、亭台、荷池、曲桥等景致浑然天成，翘角飞檐，圆柱简瓦，绿木葱葱，修竹掩映，饱含传统文化内涵，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
该馆主体建筑熙丰楼是一座仿宋式的两层楼阁，为王安石的生平史迹展览厅，一楼陈列“故里情深”、“治善州邑”、“荆公新学”、“熙宁变法”，二楼陈列“文学造诣”、“人文品格”、“终老金陵”、“千秋评说”共八个部分。
整个展厅主要通过精美的照片、绘画、雕塑、实物等，展示了王安石一生业绩和其改革家的胆魄、文学家的风貌，另外还展出了王安石在元丰八年亲笔书写的《愣严经旨要》影印件，州县府志，家谱复印件，王安石不同时代各版本著作，国内外学者有关王安石的评论著述，全国各地名人、学者、画家、书法家为王安石纪念馆题赠的书画件等。
半山堂辟有第二展室，专门用于临时展览，曾先后展出过“抚州宋代墓葬出土文物”、“宋代遗珍”等，让人们领略到抚州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