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角落）读后感怎么写，谢谢
找来看了一下提供一点思路全文写了几个街角街角就是社会的缩影人们心理的缩影又像戏剧的一个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人间喜剧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人们心态的变化生活就是这样
关于读书笔记（不是读后感）请求帮助..(采纳后追加50分
)
提示：读书笔记可以从“生字新词的摘抄”，“妙语佳句的摘录点评”“感受联想”，“探究质疑”等方面入手，但不必面面俱到，以“感受联想”或“妙语佳句”的摘录点评为主。
王安忆 比邻而居是散文还是小说
中国古代散文在其发展演变的途程中走向骈化，并显露出种种弊端后，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反骈、复古的革新运动，这就是中唐由韩愈领导的以复兴儒道，革新文体、文风的古文运动和欧阳修主盟的北宋新古文运动。
两次运动，就其产生背景、革新对象、革新宗旨乃至“复古”口号而言，都颇为相似；两次运动的成功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韩、柳及其参加者所期望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而欧、苏及其继承者的最终结果却是喜剧性的。
韩愈面对中唐分裂势力和思想混乱局面，以极大勇气复古革新，力挽狂澜，在文坛建立起“摧陷廓清”之功，而在他身后却是骈文复炽，他的门人弟子无力抗衡，甚至学步不成，反而走上了求深而至于迂，务奇而至于怪的歧途。
欧阳修于二百年后的北宋前期主盟文坛，虽然从尊韩入手，也未遇到韩愈当年那么大的阻力，但他在反五代体、西昆体、太学体的斗争中奠定的传统散文的新的风神格调，却传承不衰；其革新成果也被继承者们发扬光大，并泽及元、明、清各代。
两次古文运动的最终结局之所以不同，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关于历史事变和人物往往重复出现两次时所作的补充：“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因为，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去创造，创造历史的人不能不受到眼前的和世代留下来的传统的纠缠和制约。
韩愈和欧阳修当然都不可能超脱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潮以及散文本体发展规律等影响和制约，本文也无意贬韩而扬欧。
但总结和探讨两次古文运动最终结局形成的原因，却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发展好象是重复着以往的阶段，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着以往的阶段。
”正是从这一视角考察，我认为，欧阳修虽然从学韩开始，其古文革新也是在中唐古文运动基础上起步，但他在理论导向、人才培养、创作实践等方面，有更高的起点，有别于韩愈的“另一种方式”。
这另一种方式，概而言之，就是他革新传统散文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
理论是旗帜，是方向，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理论从其实践中产生后要能指导新的实践，则必须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开放性，而不能是局部性、临时性或封闭性的。
欧阳修的散文革新理论属于前者，而韩愈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局限，他的继承者之误入歧途，也与此不无关系。
下面试作分别阐述。
首先是古文的“明道”与“志道”的理论问题。
韩、欧都重视“道”，但对“道”的涵义、属性、价值、作用的认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
韩愈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六经之道，甚至包括三坟、五典所言之道。
他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
”（《答李翊书》）又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
韩愈之志，就是要把孔孟的仁义道德说教和伦理、礼治秩序等传统用之于中唐，并传之于后世。
他面对当时佛老等异端思想泛滥的现实，企图使衰蹶不振的古已有之的儒家“古道”重新兴盛起来，以消除思想上的混乱，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维护统一。
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性，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韩愈轻视了“古道”的局限性。
他跳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一大的发展阶段而去求助于圣人、君子，本身就是在向后看，当然会遇到阻力；而欲后世“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就更没有实践指导意义。
因为社会思潮是发展变化的，“道”不可能不变化。
其实他本人的创作之所以“理充气盛”，“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也就与他摆脱了自己的理论束缚有关。
然而韩愈过于偏执。
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顽强卫道，甚至连柳宗元也有所不满。
如韩愈曾写信指责柳宗元与佛徒交游，嗜佛教之言，柳宗元则说韩愈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与韩愈比较，欧阳修的理论、认识就通达得多。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欧阳修，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语）；甚至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
据此，学术界有人也认为，欧阳修的“道”，“仍然是孔孟儒家之道”。
（注：《宋文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实不然。
几年前，王水照先生就指出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这句话的含义，来源于《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的古训，“其主旨在于从文人修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才能的提高、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获得。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如果细读《答吴充秀才书》，我们还会发现，欧阳修三十四岁写这封信时，对“道”的含义就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
信中，他指出“道”不远人，而当时“学者有所溺”，“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
他所说的“百事”，即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百事”，是生活阅历。
孔子、孟子、荀卿也是关心百事，有了深厚阅历之后才写出作品来的。
他还一针见血指出吴充“终日不出轩序”，故写文章“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
可见，欧阳修在信中所说的“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都是易知而近的“切于事实而已”的“道”，而不是韩愈所说的前世已有的“古道”。
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里，对孔孟之道所作的阐释更是务实而近人情。
他说：“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
”他强调“道”不仅要务实，而且要顺时变化，甚至剀切地指出，孟轲是最知“道”的，“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
”这就鲜明不过地淡化了儒家伦理道德说教而丰富、扩充了“道”的现实内容，贴近了实际，具备了实践的可行性。
正因为以疑古、辨伪著称的欧阳修对“道”作了前瞻性的务实而通达的新解说，所以我们认为他的“道”实际上也即是指作品内容而不再只是专指前世已有的孔孟之道。
也正因如此，他关于“道”的理论才具有开放性，能为后继者接受，能传之久远。
其次是关于“文”的理论问题。
欧阳修在这一理论领域，对韩愈也是有所继承，有所革新，并有明显超越的。
例如：在文体上，反对骈体，不作“四六”文。
在文风上，韩主张“不平则鸣”，欧主张“穷而后工”；韩“甚好其言辞”、主张“文从字顺”，欧亦“喜为文辞”，力主“斫雕为朴”、“取其自然”。
在作家人品修养上，韩强调“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欧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答祖择之书》）。
这些，就是欧阳修对韩愈的继承。
至于对韩愈关于“文”的理论的革新和超越，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而且更重视文。
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
可见，“文”和“道”的关系，在韩愈心目中不是并重的，是以道为主，文道合一的。
欧阳修则自称：“吾固亦喜为文辞者”（《送徐无党南归序》），“只有文字是本职”（《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
他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事信言文乃能表见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在这里，欧阳修是强调“文”要讲文采，要信息量大而语词精炼。
据明人顾元庆说，欧阳修致仕后自编《居士集》，常数十遍窜定旧文，废寝忘餐。
夫人劝他：这些文稿都是你自己所写，还再三修改，难道畏先生责怪
欧阳修笑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注：林纾《春觉斋论文•情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的《醉翁亭记》易数十字而为“环滁皆山也”五字，就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子虚乌有。
二是主张文风平易自然。
欧阳修早年写有《斫雕为朴赋》就主张“革故取新”，“归彼淳朴”。
他曾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
”创作应“取其自然”（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
他严厉指责力主复古的朋友石介“好异以取高”的弊病，批评他的艰涩的“太学体”，指出：“今不急止，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
”与此同时，针对韩愈所称道过的樊宗师“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的严重弊端，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不留情面予以揭露，并写了《绛守居园池》古诗，讽刺他“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
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
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
”虽然欧阳修对韩愈“临纸怪发”、气盛、句奇的文风和“词必已出”的理论没有直接批评，但也旁敲侧击，作了委婉或间接的评论。
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还借教训学生徐无党，“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
”总之，欧阳修反怪异、反气盛之文而力主平易自然的文风，既是从韩愈文风及其古文运动中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自己从政和以文辅政的教训。
他告诫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担心他的继承者走向怪异歧途，确实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可延续性。
正如他在《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所说：“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事难猛更张。
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行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
”欧阳修之主平易自然的文风，似亦应作如是观。
三是文主情韵，认识到“文”有独立的文学审美特质。
这是欧阳修文论思想的闪光点。
韩愈也说过：“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
但这仍是本于传道、志道的一贯思想来要求的。
欧阳修却不然。
他指出：“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答宋咸书》）。
称赞梅圣愈之文“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
可见，他已看到散文情感性因素，发现了散文的审美特征；他又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
即是说，文章的主旨、内容虽然一样，而自古许多作家的作品风格却从来没有雷同的。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作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将“文”从“道”中离析开来，指出了言语文章的独立价值。
欧阳修对散文的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的发现，他对散文指出的当“与造化争巧”（《试笔》）的审美标准，在他自己的记、序、碑、志、书、论等创作中也是可以印证的。
前人多赞颂欧文有“情韵”之美，称其散文为“六一风神”。
所谓“情”，当然是指人情味，指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能动人心魄的“感情”；所谓“韵”，则是见之于文辞的抑扬顿挫的声律格调，这与欧阳修“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的特色也有关联。
至于所谓“六一风神”，最形象、最恰切的概括，自然是非苏洵莫属了。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韩、李翱、陆贽之文和欧文都作了审美评价，指出“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从文辞到文意，从文气、章法到风姿、神态，可以说是曲尽其妙地从整体上对欧阳修奠定的传统散文的风格的“知之特深”的概括；而这种风格，也正是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体现。
最后是处理骈与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
骈文的产生，是受南北朝声律理论和魏晋以来文学理论影响，再加上社会动乱分裂、佛教思想盛行、儒学统治式微等复杂因素对文人审美心态综合影响的结果。
虽然骈文在其末流出现了弊端，但散文也有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散文本体也需要革新，需要从骈文汲取营养以提高文学审美层次。
正是从这一角度审视，我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反骈复古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在于韩柳的创作成就的巨大，而善于运骈入散，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韩愈在理论上急于事功，重道为主，只倡“散句单行”，而没有正确处理好骈散互补的理论关系，也没有培养出足以抗衡骈体的大家为继承者，所以出现二百年韩文不传于世的悲剧。
欧阳修则不一样，他自己在创作中“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既摒弃骈文的多“用事”、“用典”和雕琢浮艳的弊病，又在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骈、散互补和继承问题。
例如，重刊韩文，既继承韩愈，又不以韩文气盛为长；自及第后弃骈文不复作，但又告诫文士：“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
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
他对后继者则多方引导，甚至对苏轼父子不用古人古语，不广引故实以炫博的骈文也予以肯定，认为“曲尽精当”，是“文章变体”（《试笔•苏氏四六》）。
此外，欧阳修对各种流派的文体，也不像韩愈霸气十足，而是重在说理，既坚持理论原则，又能兼容并包。
如他既反西昆体，而又实事求是肯定扬亿、刘筠“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他极力提携后进，一时号称“多士”，但知贡举时，却不畏舆论压力，不录取务险怪之文的举子。
正因为欧阳修注重对后继者的理论指导，所以北宋出现了曾、王、三苏等大家，能举重若轻，对付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欧阳修的革新理论成熟，务实而不偏执，有前瞻性而少局限，所以有宋一代虽骈文不废，而无力抗衡古文；赋不废，而渐成文赋；南宋乾淳体、道学体挑战，而其文体只盛于讲学一隅。
总之，北宋新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与欧阳修的理论贡献密不可分。
王安忆写过哪些作品
每个作品带一点介绍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
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
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
但也嫌有些絮叨。
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
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
（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
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
1969年初中毕业。
1970年赴安徽插队。
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
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
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
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
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
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
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
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
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
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
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
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
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
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
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
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
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
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
这里我们暂不讨论。
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
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
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
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
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
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
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
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
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
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
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
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
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
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
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
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
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
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
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
”——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
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
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
”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
《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
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
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
”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
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
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
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
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
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
”——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
“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
”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
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
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
“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
李娟我们的裁缝店中心思想和读后感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去年和一个五的女性长辈聊天推荐我看李娟的散文《我勒泰》。
推荐我的时候她便说，你会喜欢的，是你向往的天地，也是你喜欢的说话方式。
作为都是巨蟹座的女人，我想她是理解我的feel的。
她用了“说话”两字，而不是文章，也不是写作。
我便明白这是个温暖系的散文写手。
一直没去翻看这本书，直到最近看了好几本外国小说散文，觉得那个译本，哪怕是最权威最受欢迎的译本，读起来依然让我觉得不够优美动人。
总觉得我和文字隔着一层薄薄的纱，或者说译本的文字让我觉得是眼前弥漫着淡淡的雾，虽能看清你的脸，却无法看懂你的表情和神韵。
亦或许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等，语序语感的不同，已经让我觉得译本非常适合给一个初高中阶段的学生阅读，易懂，简明，清晰。
但对我这类看了太多文字的人来说，译本的语言不够行云流水，不够明亮透彻，不能touch到你的心。
即使我看的是英语原著，依然觉得这西方的字母不能触动我的读感。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最近迫切需要看点纯本土人士写的文章。
于是想到了李娟，想到了她的阿勒泰。
书目前只看了三分之一，但却是惊喜的。
书里你看不到太多华丽的词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肯定不是所谓的什么名校中文系毕业，没有太多的卖弄文学，更没有晦涩难懂的词语或者思想。
你看不到孔乙己问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酸腐之气，也看不到冯友兰式的用词造句，当然也没梁文道的评论多方位，更没有张爱玲式的文学功底。
你仿佛就是看到一个很普通的人，娓娓道来她的生活环境，她的生活记录，她的心情变幻。
可是如果说你纯粹是在看一个人的博客日记，那么又觉得不仅仅是如此这般，你会被带进她描述的世界里，你会想象着那片戈壁的狂沙风暴，你会跟着她的思绪想象着她的生活，你会很想去看看那片离我好遥远的城市到底是怎样风情。
到此我的心情是她写的真好，我会不由自主被带进她的生活。
我会深深记得那个叫做阿勒泰的城市。
并且我有着很想去阿勒泰的想法。
至此，我想她是一个成功的散文作家。
她所写的大多都是她对生活小事的感悟，那匹人家抵债还给她家的马儿，那辆她坐了一整天的摩托车，那年她养鸡，她去森林采木耳等等，以及她描写的在她家商店打电话回家的有趣的哈萨克的小人物，这些都非常的吸引人并且朴实。
她的故事非常朴实，很一般的小故事，但是你读起来却感到那么的有意思和温暖。
她和叔叔在半路，摩托车没油了，但是却有过路人慷慨的倒油给他们，倒油的皮卡车主不见得有多富裕，那辆车极其年代久远且破烂，但是他们善心好心。
我反复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个肯定我没生活的环境文明的城市，但是那里形形色色的人是善心的，温暖的。
在那个天那么蓝，风那么急的地方但却有着最朴实最可爱的人民。
用句很俗的形容词，正能量。
是，会让我们内心深深被温暖被感动。
我羡慕她笔下那个地区的潇洒，我向往着骑马在道路上狂奔的洒脱，我渴望在苍茫的天空隔壁相连的道路上摩托车快意驰骋。
李娟让我感受到有种作家是浑然天成的，他们的写作能力是上帝赐予与生俱来的能力。
正如我后来无意之间看到王安忆对她的评价，她的文字一看就认出来，她的文字世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
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
是的，我同样感受到那个世界是沉静的世外桃源，仿佛地和天是在一块儿的，但远处却走来一个哼着悠扬歌手的牧民。
我被带进了那个遥远美好的地方。
干净纯粹质朴的文字，越发显得世界是那般美好。
求《一个人的记忆》（史铁生）的读后感
我给你一些资料，你自己再编辑整理下吧
《一个人的记忆》收录著名作家史铁生《我与地坛》、《命若琴弦》、《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老屋小记》等作品。
《我与地坛》全文感情深厚隽永，哲理含蓄，感人至深，是史铁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多年来他在地坛公园沉思流连所观察到的人生百态和对命运的感悟。
当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突然瘫痪之后，坐着轮椅，他每天来到一座古代帝王荒废的祭坛——地坛，在时空的交叉处，思索着历代哲学家们都苦思了一生的死与生的问题。
这篇文章被余杰评价为“中国真正的‘复调散文’”，“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
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的。
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
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陈村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贾平凹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蒋子丹对他，死亡就是临近的，问题是他怎么度过每一天，而且每一天并不是愉快的。
生命、灵魂，?我们是闲聊，对他就是生命必须面对的问题。
——王安忆
《妻妾成群》的读后感
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部渗透传统因素的先锋派作品。
小说主人公颂莲在陈家生活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迷惘，使主人公的成长充满了自我的潜在意识：命运、追求、死亡萦绕在她的意识中，由此建构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一条道路。
而作者在这条路布下了多种让主人公产生意念的意象、曲折与迷惘、自我意识、意象一同陪伴主人公的成长。
《妻妾成群》借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作小说的框架，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做太太。
但作者关心的不是一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中周旋，如何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人怎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用作者苏童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作品大都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他崇尚虚构，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内容是作者虚构的，别的评论者说这部作品是新历史小说中最精致的作品之一，说它具有“宽和精神，濡湿的气息，绮丽的梦幻，温婉的性格。
” 《妻妾成群》读起来感觉总有些像张爱玲，只是在叙述风格方面，但却并不如张爱玲深刻。
优点在于他从女性的视角切入，把女人细微的感情都表达了出来。
他的目的又与张爱玲不同，张是在表现一种生活，叙述一个时代，而这部作品则是在说明一种道理，作者说“痛苦常常酿成悲剧”，或许他想说明的不只是这些。
他想读者把作品理解为“痛苦和恐惧”的故事。
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篇幅都不长，写的也大都是女人，倒是很符合新历史小说的写法。
只是在一个完全虚构的空间里，除了作者较富哲理的思考和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外，看不出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或许是张爱玲太优秀了，后人写旧上海，写相似题材的小说很难摆脱她的光环，就连王安忆的《长恨歌》不是也有很多人说像张爱玲吗，而读起来也是有些同感的。
也许作者本身并不是想去描述现实，去对社会人生做什么深刻的思考，而仅仅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个故事，一个自己编织出来的梦一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给人带来的伤感和叹息也正是它的预期效果吧。
老家孙犁读后感
一本《老家》，在办公桌右手书台上，半年了。
工作间隙，时不时翻翻，消燥清心，洗腻去烦，能感到缕缕清风，带着泥土气息，带着山野沁香。
凛冽甘泉，涓涓不息而干涸，清冷使人警醒；憨直质朴老农，提着镢头铁锨，面朝黄土背朝天，虽贫瘠而简单快乐；青春男女，崇尚自由婚姻，争取生活幸福，执着而坚毅。
是老家故事，琐琐碎碎。
好像说自己，揪起了尘封的童年往事；好像在身边，说说东家长叨叨李家短；朴素而真挚，勾起回忆，使人留恋。
作者孙天才，是亲戚，是兄长，是老师，随和而低调。
多年来，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好学上进，笔耕不止。
说是兄长，其实是姐夫。
好久我们都小孙、小孙的叫，直到表姐严厉禁止才慢慢改口。
表姐学中文，写一手好字，对我影响很大。
我们家中，老师多、军人多。
78年表哥表姐双双中榜，表姐考上师范、表哥考进军校，我们羡慕的不得了，也激励了我。
特别是表姐，记忆中跟个男孩子似的风风火火，整天带我们坡上砍柴割草，挖芨芨菜揪苜蓿，好像也没咋么学习啊。
开始苦读，但高考落榜，复读一年，继续落榜，情绪十分低落。
家人不敢劝说，让上舅家玩几天。
外婆是个不识字的文化人，风趣幽默而哲理明晰，说不行了先走一步再说。
我说“他们都上了大学，回来当官的当官，发财地发财，我为啥是这个样子”。
外婆说“自古有坐轿的就要有抬轿的”，“那我为啥偏偏就是抬轿的
”。
“不想抬轿了就念书去，机会多着哩”。
望望外婆，无语。
记得当时姐已经是中学教师了，不知是不是外婆交代，几天后带着我到省城游了大雁塔，古城没多少印象，情绪却平复了很多，回来后，眼花的祖母把我和表姐的合影当成了她对象。
对象真有了，第一次见未来的姐夫，觉得个子不够高，人也不够帅，笑眯嘻嘻的，话很少。
是谁还再说，是个中专生，这怎么行。
行不行就是这，一次表姐为了激励我，就给我讲姐夫如何从农村出来，勤奋好学努力上进的故事，还把自己书法比赛的奖品，一个绿色缎面笔记本送个我，在扉页上写着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悲伤”。
这本日记我写的满满当当，珍藏至今。
《老家》出版，水到渠成，一点不觉惊奇。
读了一遍，透亮清爽，如沐春风。
叙事清楚，人物典型。
或笑或悲，或嗔或叹。
平实而简练，深邃而严谨。
那一段，手边放着贾平凹散文，拿错书，惊觉有贾之文风，朴实平易，丑石绝美。
王安忆的简介(力求简单)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
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
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
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