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人士写一篇关于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的读后感，字数1000字以上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可现在很多人将之理喻为要否认自己的才能,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才算谦虚.我觉得,在某些时候,承认自己的才能,将自己表现出来不能算不谦虚,只要实事求是就行.不要一味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千里马常在伯乐也常在的这一类话.如果是金子而不把自己的美丽表现出来,而等着别人来挖掘你,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埋在地下太久,金子反而会失去以往的光泽!如果你是千里马,不去证明自己,表现自己,而优然自得地行走在挨挨挤挤的马群里,即使这时伯乐就站在你身边,也看不出你属于千里马的丝毫特征.这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跑到群马之前,以吸引伯乐的目光.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想法不对,人应该谦虚谨慎,连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再隐藏自己,坐等机遇.一味地坐等机遇,结果只能是在等待中错失良机.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用实际行动和能力去证明自己! 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雄鸡每天清早打鸣,花开花落,小草发芽,不都是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存在吗?只要我们有能力,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挺身而出,发挥所长,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存在. 谦虚就是有自知之明,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谦虚,才会让别人尊重.相传我国著名诗人白居易,每当做好了一首诗,总是先念给牧童或老妇人听,然后再反复修改,直到他们听了拍手称好,才算定稿.像白居易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并不因牧童和村妇的无知而轻视他们,因为他懂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所以他虚心求教于人民,这才使他的诗通俗易懂,在民间广为流传,为后人所称颂.相对而言,骄傲不仅使人落后,还会招致不良后果.比如自满亡国的故事 ：五代时,晋王李克用带着对梁、燕、契丹的遗恨而死.临终前,李克用留给儿子李存勖3支箭,嘱其复仇.李存勖不忘父亲的遗志,出征时将3支箭装入锦囊,凯旋后则祭祀在祖庙,以此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在此强大的推动力下,李存勖攻城略地,灭燕破梁,又败契丹,无往不胜.“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可是当后来天下已定,大功告成时,李存勖却变得骄傲自满起来,纵情声色,终日与美女在一起.致使上下离心,国运日衰,三五年后就祸端骤起,自己也被乱箭射死.这个故事充分的表明：人不可骄傲,一旦骄傲,若不收拾,将会祸端骤起,不利于己.综上所述,“谦受益,满招损.”谦虚使人取得成就,赢得别人的称颂,而骄傲却令人不思进取,招致不良的后果.这充分说明,虚心是取得成就的第一步.但谦虚并不等于谦卑,也不等于虚伪.在荣誉面前,谦虚是一种美德.为了赢得谦虚的名声而“谦虚”,就是虚伪；为了讨好他人而谦虚,就是谦卑.我们不需要谦卑的谦虚,也不需要虚伪的谦虚,只需要真实的谦虚.“满招损,谦受益.”让我
千古大变局读后感
读这本书，就如同宋代李涂说的读欧阳修的《五代史》“赞者必有呜呼二字”，全文中处处透着对世事的感慨，无数次做着历史的假设，当时如果没有如此，我们国家必会如何如何，对中国发展的走向发出无数叹息，也影射出很多现代社会的弊病。
尤其是读到最后一个人物宋教仁时，我过去对宋教仁时缺乏认识的，也并不理解作者为何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等对中国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并列。
读了此书，才理解了，原来此人一死，就代表着自洪秀全以降，众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为中国社会变革，民主进程艰难推进的历史车轮的停止。
全书到此，达到一个高潮和总结，由此可见，全书虽是独立成章的，又是一个整体。
作者所讲的，就是近代中国社会民主改革的探索。
从晚清名臣曾、张、李，到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孙中山、严复，我一边读一边在思考这一个问题，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为何一直以来身背“卖国”骂名的李鸿章已逐渐被人们认识到他的功绩，而袁世凯在社会变革中也做出了贡献，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的柱子上
我想了很久，认为那是目的和动机的问题，一个历史人物，他办实业，兴教育，练军队，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国民
时间证明，只有心中有国家，心中有国民，并且真正地为国家，为国民做过一些事情的人，才能在历史的变迁之中，有立足之地，得到后世的认可，这才是万世不变的准则。
《晚清大变局》的读书心得
晚清大变局读书心得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读书笔记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
事实上，当时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
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
但是，客观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日子不是变得更难，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暂且不说。
只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里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清政府对外作战。
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清政府作战的时候，晚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清政府，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
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
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
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犹如端午看赛龙舟般兴高采烈地在远处观战。
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当地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
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像在观看一场表演。
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趁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
百姓并没有对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而手下留情。
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而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飞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
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强盗所统治。
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
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为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
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都是无法改变的。
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出身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来控制人民。
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
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清朝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
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清政府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
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
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清政府奴役，有什么不同呢
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如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打响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
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做汉奸。
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这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
事实上，就是到了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清政府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清政府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来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
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正所谓人众胜天者矣。
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救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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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之路 千年局变 纪录片 观后感[ 标签：复兴之路,纪录片,千年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却不知道路在哪里。
看了[复兴之路]，怏怏大国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懂得压垮我们的不是敌人的洋枪大炮，而是社会制度。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只是维护封建制度的自我救赎，辛亥革命以后各种思想冲击着封建体系，然而西方文明在此时也崩解了，我们是不是还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呢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话，他们不知道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才确定了以马列的共产主义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迅速的随着这股浪潮发展壮大，陈独秀、李大钊，南陈北李的积极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经济滑落而爆发了，纳粹德国在欧洲大势侵略，日本人也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孙中山先生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盟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始，然而孙中山先生却在一年后逝世，国共合作也随之瓦解。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却在国难当头实行不抵抗，妥协的对日政策，对***却大肆绞杀，致使失掉大面积土地。
***对于西安事变的积极奔走，坦诚态度终于促使第二次两党合作，八年抗战终于使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争的第一次的全面胜利。
在甲午战争中割掉的台湾也回归了。
赶走日本人之后，怎样建国的问题随之而来。
***提出建立联合，多党参政的政权。
蒋介石深知一但进入宪法，国民党将不可能****了。
内战随之爆发，直到全面解放胜利。
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说自己的军队不是输给对方的战斗力而是败在了自己的腐败、无能上。
至此，中国从长达一百多年的侵略战争，从清王朝的封建腐败的体制中走向了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何现实意义
1、了解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有我们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晚清三杰的介绍
曾国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
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生平 曾国藩生於嘉庆16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
他自科举出身，是道光18年（1838年）进士，曾叙任各部侍郎。
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
清末自从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教传工作，但由於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差异很大，因此传教士、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其中不少地方上不法的无赖地痞）常与民众产生各种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
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
有时形成大规模的抗争冲突，亦即教案。
当时外国传教士常以办理慈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中国人入教，而育婴堂是传教士经常举办的慈善机构，用以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但这样的举动却常引起民间的怀疑，如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育婴堂而起。
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
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
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於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堂身长30米，宽10米，俗称望海楼天主堂。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则搬进了东面的望海楼行宫遗址。
事件经过 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
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
於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
於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
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总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不幸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交涉及影响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
然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赏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於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於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言论及不信任，这些言论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
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参考资料: 徐中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出版社，2001）ISBN 962-201-987-0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1998)，ISBN 7-213-01582-6 曾国藩本人也善於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病逝。
朝廷赠太傅，谥文正。
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著有。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19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於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
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李圭：），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曾国荃於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处世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於为人处世的家书，目前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夜不出门。
评价 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
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和其弟弟有贪污行为。
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在天津教案的作为证明, 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曾在洋务运动中却是有功劳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1]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说过「独服曾文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
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
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
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
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
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
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
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
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
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
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
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
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
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
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
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
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
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
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
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
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
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
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
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
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皆曰“愿尽死力
”，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
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
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
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
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
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
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
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