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列传 读后感 500字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
诚信是一个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
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
《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
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
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
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
接着向下看吧。
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
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
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
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
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
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
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
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
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
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实在叫人猜不透
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
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
我也更加差异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
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
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
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
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
有一次，他没有买票，也没被发现。
他惊喜万分，于是经常逃票，只被发现过一次。
毕业后，大学生去找工作。
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
经理说：“你很有才华，可不诚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
”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
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商君列传读后感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
诚信是一个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
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
《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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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
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
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
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
接着向下看吧。
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
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
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
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
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
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
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
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
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
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实在叫人猜不透
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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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更加差异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
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
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
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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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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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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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
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
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商君列传 读后感 500字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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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
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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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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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
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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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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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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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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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
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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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史记观后感
帮你写了一篇《史记》（978字），全部都是自己写的，纯手打版本。
其他人请勿复制粘贴。
不知道怎么写得通俗点，我尽量模仿初中生的感觉写了，不行你可以自己选几段话改改吧~~如果有帮到你的话，请采纳，谢谢~ 千秋文章太史公 ——读《史记》有感 读《史记》，最先看的自然是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知他“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并能“20岁而漫游江淮”，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司马迁是令人佩服的，无怪乎他的《史记》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虽然他后来遭逢巨变，受宫刑之辱，却能忍辱负重，发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语，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司马迁在书中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审视社会的历史基础，从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治史的精神。
综观《史记》，司马迁有着通变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不能断层的，要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历史的兴衰变化。
难得的是，他也非常重视经济的作用，把经济放到很高的位置，如《货殖列传》和《平淮书》，他写道：“刺绣文不如倚门市，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眼光独到，见解犀利。
此外，《史记》中还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
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真正做到了“实录历史”。
我觉得，一个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面对现实，批判现实。
在汉代的皇帝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汉文帝刘桓。
但是即使是对这位最欣赏的皇帝，司马迁也挑出了诸多的毛病，如他在文中就批判汉文帝小家子气，以及宠幸邓通等不好行为。
同时，司马迁也不吝于歌颂理想的道德人际关系。
他在《五帝本纪》里面就表明，作为皇帝，执政一定要做到执政为民、立身为公，这对今天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伍子胥列传》里面，他又表达了一股强烈的要求君臣平等的思想，这或许与他成为“天子一怒”下的牺牲品有关。
他感慨“士为知士者用”，肯定人应该有诚信和狭义的心肠。
而在精彩的《项羽本纪》中，他又让我看到了一出英雄的悲剧，和一个悲剧的英雄。
《魏其武安侯列传》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势”非常重要，要审时度势，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灌夫最大的优点是敢冲敢杀，十分英勇，最大的缺点是法制观念不够强，为人太过刚直，并且嗜酒，爱耍酒疯。
田蚡虽然持重，不贪，但为人太过阴险，就是一个“笑面虎”。
田汾和灌婴因为“杯酒结怨，陷彼两贤”，由生活问题直接导致了政治斗争，这是非常可悲的。
读《史记》，不能不被里面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所感染，从军事家李广、蒙恬、孙武到外交家苏秦、张义；从政治家李斯、武安、魏其到学者孔子、老子、庄子……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构成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人物画廊。
那些历史事迹中所蕴含的哲理和人生法则使我受益匪浅。
无怪乎郭沫若要说：“千秋文章太史公
” 历史方面团队为您解答 如需帮助可以随时hi我们
论语感悟
《论语》中的孝道读后感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在老师的详细讲解下，加上自己对《论语》研读，对于论语有了更系统、全面的认识，对其中所渗透的孝道的感悟也更加深切了。
课堂上，老师经常用一个个通俗易懂却震撼人心的小故事对《论语》中孔子的一些为人处事作了经典的诠释。
还通过观看电影《孔子》，使我们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再认识，也使孔子的形象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清晰、亲切而温暖。
这对我的生活观、为人处事观、教育教学观等各方面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孝，是中国文化中最悠久、最根本、最重要而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个人修身之道。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摆脱三种人的关系，那就是长辈、平辈、晚辈。
而孔子所向往的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即希望自己能做到让老人得到安顿，让朋友对自己信任，让年轻人对自己怀念。
这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孝。
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
就我们个人而言，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体现在君子的品德中，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
而《论语》中的孝义也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和意志品质的形成。
《论语》呼吁天下的儿女尊重父母，及时行孝，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下面，让我们走进《论语》，感受其中的孝义。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母去世了，就要观察他的行
饮冰室合集的概述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
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姬姓，卫氏。
又称卫鞅、公孙鞅（卫鞅之“卫”即氏於国，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
卫鞅之祖为卫国君，故又称公孙鞅。
）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
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中文名： 商鞅 别名： 卫鞅、公孙鞅、商君 国籍： 中国 民族： 华族(汉族前身) 出生地： 卫国 出生日期： 一说前395年 逝世日期： 前338年 职业： 政治改革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信仰： 依法治国 主要成就： 商鞅变法。
代表作品： 《商君书》 辅佐对象： 秦孝公 所处时代： 战国初期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汉族。
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
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投奔秦国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
”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
”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意，也就没有照做了。
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
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
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酝酿变法 商鞅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
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实行变法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
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变法日久，秦民大悦。
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被处车裂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
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 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⒈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轻罪用重刑。
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
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
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
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⒉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侯 20列侯 。
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
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
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
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
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⒋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⒌改法为律。
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⒍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
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⒎鼓励告奸 ⒏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
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⒐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⒑统一度量衡。
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⒈“开阡陌封疆”。
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
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⒉普遍推行县制。
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
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为秦国奠基，为自己掘墓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
这是一个仅仅29岁的年轻人。
然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比他还年轻，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此时，七国争雄，秦国只能算二流国家。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
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
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
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
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
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
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
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
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
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
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
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
”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
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
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
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既然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
下一步去哪里
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发布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
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
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
”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
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
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
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
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
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
甘龙说，要效仿先圣。
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
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
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
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
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
“这可是重赏啊
”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
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
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
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
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
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
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
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
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
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
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
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
”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
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
（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
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
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
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
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
）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注释：以上（。
。
。
）这一段是扯淡。
诛心之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
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
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
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
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
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
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
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
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
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以他的变法，开秦扫天下的先声。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自从《大秦帝国》横空出世之后，喜欢商鞅的现代人 急剧增多，原因无他，剧里的商鞅仿佛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传奇式的历史风云人物，“极忠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这是一世雄主秦孝公的赞誉，相信更是千万人的心声
商鞅的历史评价负面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
王道不用，霸术见亲。
政必改革，礼岂因循。
既欺魏将，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面评价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
”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国保于民，民保于信。
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
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
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
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太史公的评价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
王道不用，霸术见亲。
政必改革，礼岂因循。
既欺魏将，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
《史记·商君列传》
求历史人物小传一篇(政经、文史范围内)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
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姬姓，卫氏。
又称卫鞅、公孙鞅（卫鞅之“卫”即氏於国，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
卫鞅之祖为卫国君，故又称公孙鞅。
）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
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中文名： 商鞅 别名： 卫鞅、公孙鞅、商君 国籍： 中国 民族： 华族(汉族前身) 出生地： 卫国 出生日期： 一说前395年 逝世日期： 前338年 职业： 政治改革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信仰： 依法治国 主要成就： 商鞅变法。
代表作品： 《商君书》 辅佐对象： 秦孝公 所处时代： 战国初期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汉族。
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
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
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投奔秦国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
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
”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
”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意，也就没有照做了。
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
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
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酝酿变法 商鞅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
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实行变法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
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变法日久，秦民大悦。
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被处车裂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
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 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⒈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轻罪用重刑。
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
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
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
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⒉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侯 20列侯 。
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
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
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
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
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⒋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⒌改法为律。
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⒍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
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⒎鼓励告奸 ⒏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
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⒐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⒑统一度量衡。
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⒈“开阡陌封疆”。
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
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⒉普遍推行县制。
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
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为秦国奠基，为自己掘墓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
这是一个仅仅29岁的年轻人。
然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比他还年轻，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此时，七国争雄，秦国只能算二流国家。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
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
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
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
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
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
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
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
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
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
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
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
”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
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
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
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既然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
下一步去哪里
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发布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
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
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
”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
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
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
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
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
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
甘龙说，要效仿先圣。
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
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
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
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
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
“这可是重赏啊
”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
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
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
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
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
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
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
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
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
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
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
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
”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
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
（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
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
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
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
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
）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注释：以上（。
。
。
）这一段是扯淡。
诛心之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
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
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
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
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
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
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
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
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
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以他的变法，开秦扫天下的先声。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自从《大秦帝国》横空出世之后，喜欢商鞅的现代人 急剧增多，原因无他，剧里的商鞅仿佛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传奇式的历史风云人物，“极忠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这是一世雄主秦孝公的赞誉，相信更是千万人的心声
商鞅的历史评价负面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
王道不用，霸术见亲。
政必改革，礼岂因循。
既欺魏将，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面评价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
”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国保于民，民保于信。
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
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
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
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太史公的评价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
王道不用，霸术见亲。
政必改革，礼岂因循。
既欺魏将，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
《史记·商君列传》
求：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1000字左右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
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
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
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
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
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
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
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
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
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行“仁政”，统一天下。
而法家学派却出自激进主义的要求，坚决主张“以战去战”的暴力革命，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
在战国时代那种 “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不过，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复杂，秦王朝仅持续了短暂的十四年，始皇帝一系万世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
“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蔑弃传统文化的法家理论，何以在取得那样旷古未有的辉煌胜利之后，又如此迅速地破产了呢
这种令人吃惊的历史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认真思考。
汉初的思想家陆贾最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在与汉高祖刘邦讨论长治久安之术时，驳斥了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狂谬态度。
他正确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认为法家的暴力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旧制度，然而，那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却无助于巩固和发展一个新政权。
这种“逆取顺守”的儒家理论确实使西汉开国之君刘邦茅塞顿开，有所领悟，可是当时客观与主观上的情况却注定要使历史再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有趣的是，在汉初选择治国安邦的政治指导思想时，入选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这种选择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那些逃过暴秦统治之后，又经历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劫余之人，面对残破的家园，崩溃的经济，普遍的社会心理只能是休养生息，共同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还无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构筑地主阶级的宏伟大厦。
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冷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汉初政治，经历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历时仅54年。
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我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几千年的我国文化史上，堪称黄老文化的时期仅此一次。
它很象一个历史上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此就永远隐没在历史帷幕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但是它却为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与法家文化截然相反的黄老文化何以同样短命
众所周知，黄老思想是促成汉初社会大繁荣一一“文景之治”的根本原因。
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社会繁荣景象在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这种不可多得的好光景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呢
关键原因仍在于黄老文化与法家文化同样严重地脱离了传统的文化背景。
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的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化。
政治上的分权主义违背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从而由于政治上的姑息放纵态度使地方割据势力猛然抬头，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这种政治指导思想的直接恶果就是汉景帝时期七个同姓王国的旨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武装叛乱。
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恢复和发展汉初国民经济时，确实曾奏奇效，但是由于违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反常态的变化。
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随意铸钱，于是拜金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汉王朝。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下》)，这正是当日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可是我国古代社会是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体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层级结构、管理系统都是封闭凝固而单一的，所以它经不起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摇撼。
当时，经济上的自由化虽然活跃了商品交换，鼓励了竞争，促进了社会的全面繁荣，但是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不仅诱使农民弃农经商，使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趋于萎缩，导致了自耕农的大批破产，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商人阶级的崛起改变了昔日的阶级结构，形成了对官僚政治的潜在威胁。
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历史很可能偏离传统的道路而改弦易辙。
总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出现了失控现象。
这种失控现象不仅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而且也使纷纷破产的小农嗷嗷待哺。
历史发展到这里，出路何在
就成了当时朝野上下最为关切的大问题。
面对现实，或者承认商品经济的合理性，由封闭型的社会系统向开放型的社会系统过渡，为此，就必须断然与传统文化决裂，继战国时代之后再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革命，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或者从民族的思想武库中找出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使社会在一种平稳的状态中沿着传统文化的大道延续下去，二者必居其。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汉景帝为帝。
他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做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抉择。
他继位之后，首先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被统治阶级冷落了数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毅然废弃了推行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政治，从此在历史上掀开了儒家文化的新篇章。
儒家文化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它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相反，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来自各方面的营养，充实自己，渡过—次次危机，并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
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这种古老的文明才逐渐式微，似乎丧失了固有的生机。
人们一定会问，我们民族的历史何以选择通过儒家思想来表现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呢
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在二千多年前的汉初，我们还没有能力选择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而且历史也没有提供为此而必备的客观条件，所以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我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抉择，正是迎合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们通常把这种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理解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才最终被确立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指导思想。
但是抛开民族文化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法家和黄老思想为什么如此短命，而儒家思想却一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却如此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就是在今天仍然潜移默化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这种现象。
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种思想哪怕对统治阶级再有利，如果它不在很大程度上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就注定不会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开花结果。
法家文化和黄老文化的转瞬即逝不正说明了这点吗
儒家思想究竟与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它为什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普遍心理倾向呢
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中的各级贵族和一般自由民就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六行、六艺的社会化教育。
所谓六德为“智、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地官·大司徒》)。
从这些施教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
儒家学派不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而且还结合着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使之深化，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不仅如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
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以后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及完成全社会的儒化过程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是由于儒家学派顽固地株守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的原则，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地盲目崇拜，不肯向前看，否定新事物，所以，它从开始时就因缺乏批判精神而被打上保守的印记。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就统治阶级来说，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第一，讲大一统；第二，讲君臣父子；第三，讲华夷之辨。
这三项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支柱。
所谓大一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即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局面。
儒家讲大一统，有其文化史上的原因。
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幅员辽阔的政治实体 ——以黄、炎二帝为始祖的尧、舜、禹部落联盟。
这一强大的部落联盟地域之广、力量之强，实属举世罕见，因此如何维系这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就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意义。
要想再依靠那种单纯天然的血缘关系去维系它，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事了。
这样就需要产生一个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力量，才能使之在敌手如林的险恶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强大，才能在征服桀骜不驯的黄河水患中更有效地发挥集体力量。
孔子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讴歌说：“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浯·泰伯>)孔子之所以讴歌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现实的原因。
尽人皆知，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局面被诸侯的争霸战争破坏殆尽。
由于王纲解纽，周失其鹿，华夏族此时逐渐丧失了内聚力，内战不已，四夷交侵，华夏文化遇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危机。
这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
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
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讲君臣父子，实际是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基本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归根结底是互相对立的，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彼此渗透，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宗法社会。
儒家讲君臣关系，实际讲的就是宗法社会的政治关系，讲父子关系实际讲的就是宗法社会的血缘关系。
在以父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这两种关系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制约。
如何摆正和处理好两种关系是实现宗法社会统治的先决条件。
因为，在我国古代会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血缘关系深深置根于社会生活之中，“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礼记·内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国家出现之后，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关系毕竟要高于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也必须服从政治关系。
在这里，儒家抓住了父权社会的本质，它一方面强调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力量——“虽天子必有父”(《礼记·祭义》)，但又准确深刻地指出宗法社会中的父权具有某种特殊性，即“父尊而不亲”，就是说在传统的血缘关系中已经滋生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即超乎天伦之爱以外的强迫服从——“尊”。
如此一来，父权就成了由传统的血缘关系通向新兴的政治关系的天然桥梁，成了实现君权的基础。
在这里，一方面“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使血缘关系置于父权的控制之下，一方面“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把天伦关系巧妙地扩大为政治关系，从而达到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统一。
那么，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摆正和处理这两种基本对立的关系呢
儒家提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引文均见（《礼记·丧服四制》)的原则，意思是说在尊重传统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严格限定两者的实际范畴，使政治关系最后高于血缘关系，从而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特殊的宗法社会等级结构，保证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统治。
这种社会结构的牢固程度已为几千年的文明史所验证。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外来力量的冲击，还是内部矛盾的困扰，都很难动摇瓦解这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直到西方文明东渐，才使之倾圮、摇坠，有重新组合的趋势。
可是由于传统的保守性，恐怕它还要作为一种潜在因素而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
儒家讲君臣父子主要讲的是社会内部关系，而讲华夷之辨讲的则是对外关系，即我们这一文化实体与其它文化实体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民族接触与民族斗争的必然产物。
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直到进入国家之后的民族战争，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民族平等的概念。
那时在各民族之间只能存在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同化与被同化的不平等关系。
华夏族既然是古代东方较高文明的代表，这就必然使之从开始时就产生一种以强者自居的排外心理和排外行动。
这种心理和行动在儒家学派产生之前就已普遍存在。
夏，商、周三代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荆舒是惩，戎狄是膺”的民族征服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则始终强调“非我族类，其祀不歆”的民族歧视观念。
儒家学说在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同时，还赋予这种传统精神以一种特殊的意义。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深重的危机，削弱了华夏族的对外防御能力。
由于外族的入侵，使中国陷入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危险处境，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古老的华夏文化遇到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在当时，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杰出的政治家首先高举起“尊王让夷”的大旗，把华夏族团结成一股力量，打退了周边民族的入侵，那么华夏文化是否能够延续下去亦未可知。
所以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他们保护华夏文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这样一来，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教训交织在一起，使“严华夷之辨”成为儒家学派的自觉理念。
而这种理念反过来又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派生出那种直到晚清时方才彻底破产的盲目自大、傲视弱小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它又会派生出满腔热血的爱国主义，以及保卫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生存的献身精神。
但是，纵观历史，这种理念的形式使我们这个大一统的社会系统形成了一条不可渗透的界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而这种情况以明清两际尤甚，那种建立在华夷观念上的封闭政策使我们无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因而导致了我们民族近百年的沉沦。
此外，从华夷观念上派生出来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也完全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
最后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静态平衡的态势。
在这里稳定胜于发展，而这种稳定首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但被统治阶级也能够接受这种静态的稳定，也并非出自强权的压制。
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农业经济，它经不起各种社会力量的冲击和震荡，并对商品生产和竞争怀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所以广大农民也需要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只要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他们就宁可交出自己的权利而接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有时，因为残暴的统治者破坏了这种社会秩序，他们也会揭竿而起，进行反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彻底破坏这种秩序，跳出这个静态平衡的封闭圈，去寻找更光明的出路。
这也许是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