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睁了眼看读后感
读后感的写法 写读后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出所读书籍或者文章的“眼睛”，它是你展开来写的基础、中心和出发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一讲里说过了，这里就不多讲了。
其次，写读后感，有它一定的规矩，有的书上把它归纳为“引、议、联、结”，四个字，想公式一样。
对于这些规矩我们不可以不学，考试时只要内容有创意，套用这种公式未尝不可；但我们也不要受其所限，写成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也可尝试在结构上有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个性。
但不管怎样，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离不开“感”——自己的感想。
只要把这两个字表达好了，就是好的读后感。
三、写读后感的基本技巧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
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
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
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
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
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
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
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
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
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
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
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善于灵活掌握。
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
再者，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四、写读后感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是要重视“读”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础；“感”是“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
必须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感”。
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第二是要准确选择感受点 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启迪。
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虑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可进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先生一类的人提供了饱食终日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打破“铁饭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来写。
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中心。
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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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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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师父读后感
师父你怎么哭了
”惑的问。
“我觉得意中要哭，这大概是我死一次的哭。
”师父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快烧到食指时他叫我再买包烟。
师父是个很奇怪的人，他嗜烟如命，嗜书如命。
他整天躺在摇椅上看书抽烟。
什么“四书”“五经”《史记》《左传》《三国志》《双城记》《天演论》《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我只管洗笔磨墨，师父从一叠信里捡出一封就看，有时烟烧到手指他也不知道。
晚上点着纸罩油灯趴在桌上写，他从来不让我看他写，只叫我背完《诗经》去睡觉。
然而，师父师娘从不在一起睡，也许是师父忘却了罢。
有时师父突然站起来，怒目窗外，大吼道：“无耻的暴徒，悲哀的该杀戮”他手里的烟早成粉末状了。
夜里睡不着，想起师父今天的话还是没搞懂，师父经常说些我不懂的话，这样一想反倒睡着了。
师父家的后园，可以看到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秋天我爬上去打枣子吃，师父不让说是留给需要的人，我看到有几个乞丐来打枣子，就不再问了。
我望着枣子，觉得比师父看的书少一点，满足的抄书去了。
“师父你怎么做起小说来了
”我一边收拾桌上的稿纸一边小心地问。
他沉默一会突然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罢了。
” “什么是小说，写这个就要看那么多书吗
” “恩。
”看来师父不愿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师父又极简省的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你要在路上走的快走的好，就必须有足够的体力。
” “师父我跟着你走
” “你
……哦……好
不过你要先把我那些书看完。
”“知道啦
”我快活的说。
我开始看师父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可是当我看完一本时，却发现比原来又多了几本。
“这书是哪来的
”我心里纳闷。
师父有空就给我讲故事，阿Q画不圆一个圈还想和吴妈困觉；华老栓买到“药”却医不好儿子的病；还有孔乙己祥林嫂高老夫子和社戏。
师父领我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对我说这里曾经属于他，现在不属于他属于你了。
我问为什么。
师父指着地上的草说：“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我还是听不懂师父的话，他总是那么深沉，倘使他一开口，就让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在旧历年的前夜，师父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刘半农，先前我不曾见过，而这次他的来，也有几分曲折。
他们谈了很久我却一句都没听见。
后来听说刘半农死了，师父很伤心还写了点东西纪念他，我不明白师父为什么总为别人写纪念，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
师父写到苦痛处就不停的吸烟，他吐出的烟雾好像他心理的愁，萦绕在上空，久久不散。
突然有一天，师父还没起床，师母叫我赶快起来见师父。
师父仍旧躺着，却一动不动。
“叫呀，你师父要断气了。
快叫呀
”师母说。
“师父
师父
”我就叫起来。
“大声
他听不见。
还不快叫
” “师父师父”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
快叫呀
”他催促我。
“师父”我哭着大喊。
“…夜……正……长，……路…也…正……长……”他低低地说，有较急的喘气，最后终于平静下去了。
师母说师父留给我一个大箱子，我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纸和书，尽是师父写的，最上面还有一封未开启的信： “徒儿，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也看透了造化的把戏。
拿起你的笔，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唤起国民的觉醒以及愚昧的民众，你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要人类受正当的幸福，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
然而，这条路上到处都是黑暗，所以我给你留下一点东西，望学以至用。
子君，我一生愧对于你，只留给你一篇《伤逝》，表达我的悔恨和悲哀。
” 我慌忙看箱子，里面尽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散文集一部《野草》杂文集十六部…… ………… 刺耳的铃声把我从梦里托出来，猛然恍悟师父的遗愿，揩去眼角残存的泪，捧起师父的书默默读起来。
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真谛指的是什么意思
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师”就真正的教师”。
长后，是深思和追“教师”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
怎样才无愧为“人之师”
教师，他（她）必会有、应该有什么情感、心理、思维、观念、修养、气质和品格
平常心，正常情——教师首先是有“人”的意识，是情感健全的人王栋生老师的教育随笔，常给人以震撼，就是其中的一篇。
文章谈到了在教育表彰大会上，有“模范教师”介绍“经验”，说自己如何为了“坚守讲台”，而不顾家庭，以致妻子瘫痪，老父含恨而死，无暇关心女儿学习，连自己也延误治疗而落下终身残疾……据说这就是教师的“无私奉献”，云云。
王栋生拍案而起，怒声问道：“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连子女也不爱，连父母都不爱，却说热爱自己的‘岗位’，爱自己的学生，这种话，你相信吗
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
他抛弃了所有的亲人，只是为了能站在讲台上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工作牺牲亲情，牺牲亲人，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极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虚伪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应当有正当的人性。
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观和教师观，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即教育“要以人为本，要有人情，要体现人道精神”（），“不近人情”就“近于野蛮”（）。
而以这样的失去“正当人性”的教师为“模范”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坏的是基本的伦常，毁灭的是人性”。
王栋生老师质问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连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为六亲不认的人
”问题是这样的“六亲不认”的教育，在中国是自有传统的：古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现代有“只有国没有家，只有领袖没有父母”的“革命加拼命”的教育；而在这个利己主义泛滥的当今社会，鼓励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模范教师”，就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其实质不过是“对流汗流血的人强调‘奉献’，对淌脓流‘香汗’的人却总能‘按需分配’”（），因此那些主持表彰会的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自己是绝不会这么“无私奉献”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伪教育家”（），要明确地指出，那些新时代的假道学都是不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鲁迅早就说过，“伪士当去”。
“去伪士”，包括去伪教育理论，也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因此，王栋生老师断然拒绝了把教师比作“春蚕”、“蜡烛”的所谓“奉献”论。
这种理论竭力渲染教师工作的“悲壮”性：“似乎这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这是人要为之牺牲的一场苦难，是一条殉道者的路。
”然而，这是地地道道的伪理论，不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准备实行，而且它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宣扬“安贫乐道”论，这是一种驾驭术。
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级官僚”，他们“穿着丝绸”，放纵地享乐，“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蚕一样默默地吐着有用的丝”。
不，我们不是“春蚕”和“蜡烛”，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意识、情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人”的权利，绝不为官僚们去做“无私奉献”；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生存价值”，不需要官僚们来“教”我们如何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我们不仅是庄严的劳动者，而且是爱的使者，因为有我们的工作，孩子们变成有感情的人，懂得会尊重人的人”（），“教师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一个人在做他所热爱的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奉献’；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同时享受自己的选择：如此而已”（）。
“人”的教育，应该由感情正常、健康、丰富的“人”来承担。
我喜欢，心灵震颤，眼眶湿润——教育的快乐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中王栋生老师教育词典中最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词语是“我喜欢”：“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
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欢听他“讲讲学生的事”，而且“还是美好的故事多”，这样的“美好”总让我们心热眼红，“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
刚刚远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栋生老师写的《告诉你几个故事》也“潸然泪下”，特地去信说“能流泪的老师是幸福的”（《致吴非》）。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篇《很小的事情》，还没有收入王栋生老师的文集，是我从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报》上小心地剪下来，并珍藏在我的文件夹里的——说“小心”，说“珍藏”，是因为我从这短文里抚摸到了一颗教师的“大心”，并深受感动和触动。
还是先抄录开头的一段文字——“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
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
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在他的脸上。
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
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
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在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我感动，自然是因为从“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国普通中学生心灵的闪光，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教育、中国年轻一代，以及中国未来，并因此常怀忧虑的知识分子，我从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爱的幼芽还在，就如王栋生老师所说，“当今之世，中国有这样的学生，可以证明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有可能的”（《学生给教师上了一课》），我真的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我感动，更因为能够发现这样的“很小的事情”，为之感动，并深思其意义的教师，也必有一颗“仁爱之心”。
更重要的是，这是完全自觉的努力，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
”这就需要教师有一颗“仁爱的心”。
有了这样的“仁爱的心”，就会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去“发现”学生身上爱的萌芽、文明的萌芽，并精心呵护与培育，助其成长（《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这真是一盏“灯”，给中国教育以真实的希望。
而教师自身，也从中获得了教育的意义，以至生命的意义。
王栋生老师说：“只要能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乐从哪里来
就在每天接触到的这些细节中。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随时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受到感动，更不用说深思其意义了。
这也正是王栋生老师最感痛心和寂寞的。
他说：“对教学工作的机械重复，对学生的冷漠，对生活的冷漠，是对（教师）职业的亵渎。
”（《教师要有精神追求》）他还叹息说，今天的教师缺少的是“审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实践中反思》），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不能用审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发现其内心和行为的美，更不用说去培育美了。
而不能发现和欣赏学生的美的教师，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师职业之美。
王栋生老师说：“我喜欢孩子”，“看着他们清澈的眼睛”，“我的心灵常常会有一种震撼，我的眼眶会莫名其妙地湿润。
”（《第一滴污垢》）读到这里，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湿润”了。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情感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人活着要永远保持一种“黎明的感觉”，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以“婴儿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美。
在我看来，教师的“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都能从学生身上发现新的美，并时时受到心灵的震撼。
这样，教师的生命就能永远处于新生的状态，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里，还有中小学教师所特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中小学学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时期”（我经常的说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时节），这也是一个人生命发展中最为纯净、最具活力的一个阶段，即使说今天的中学生已经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们依然是相对单纯的。
天天和这样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学教师正可以从中吸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远年轻。
我们在中小学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师，他们“在长年从教后仍然能保持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对未知领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终对教学保持浓厚的兴趣，并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
王栋生把它称作“热爱的禀赋”（《教师要有精神追求》）。
这“热爱的禀赋”，是来自随时随地发现、欣赏并培育学生心灵美的襟怀、眼光和能力、习惯的，这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禀赋。
王栋生老师说，教师职业适合他，他自愿选择当教师，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和禀赋，并在学生心灵美的发现与培育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真正的教师的秘密所在。
大忧虑，大恐惧——当“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成为思维习惯时王栋生老师不仅有大欢喜，更有大忧虑、大恐惧：“我畏惧，我担心。
我们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吗
这孩子纯洁的心灵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什么样的人，以一种什么方式，洒上第一滴难以抹去的污垢呢
”（《第一滴污垢》）就是说，王栋生老师在进一步思考与恪守教师的职责时，不能只局限于校园的细节，而要放眼观察、感受教育的环境和生活的世界。
他的大忧虑、大恐惧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他究竟忧虑、恐惧什么
这又反映了怎样一种思维、观念和精神呢
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把乞丐赶出特区》的标题，愕然想到：“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变成没有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呢
”他说：“一想到我们的学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宣传而学会在人民的疾苦前闭上眼睛，我就感到愤怒。
”（《谁“赶走”谁》）他看到一个孩子在玩杀人的电子游戏，联想到电视里充斥的带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奋笔疾书：《不能让儿童接触残忍》。
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可以那样不经思考地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虽然不过是在虚拟的场合中，但是从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出发，必须考虑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会让他们变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蛮。
”他听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门小心，外面坏人多。
”第一个反应是：“孩子从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没有对人世间的爱，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没有了善良。
”（《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他听报告，听到一组吹牛的数字，联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员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他不能。
他说：“我之所以特别憎恶吹牛者，是想到当今孩子们思想混乱，他们的许多错误判断正是来自吹牛家的胡说八道。
牛皮家吹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搞乱学生的思想。
”（《有缘有故论吹牛》）在谈到学校招生腐败时，他说：“我最怕的是我们的学生过早地知道这些故事。
可是现在的学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他因此而感慨：“在这类问题上，学校伤害了多少学生
”（《老红军的难处》）他还为“官员当着教师、学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难堪，觉得这是“糟糕”透顶的事。
官场的许多“潜规则”更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遗憾”，也是因为“这些事过早地让孩子面对，会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难以摆脱的阴影”（《先生，你怎么说话》）。
他甚至害怕学校的墙上挂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为“如果让学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学无术的嘴脸下走来走去，对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将是多大的伤害啊”
（《如今怎样当校长》）他说，他经常为社会的各种问题“魂牵梦绕”，弄得“无处藏身”，就是因为“当今纠缠社会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事故、犯罪、漠视生命、落后习俗，等等，最后无不归结为人的素质差”，“无不归于中国教育落后”（《沉重的话题》）。
王栋生老师作为一个杂文家，他的这些社会批评文章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自不待说；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批评有一个基本的“教师”的立场和眼光。
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最后都归结为教育问题，所有的社会危机，最后都归结为教育危机。
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的腐败，教育的腐败，其最大危害，其罪恶滔天，不能容忍之处，并且让他忧虑、恐惧之处，就在于它会污染、伤害了孩子的心灵，这无异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谋杀”。
他说——“教育上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变化。
”（《欣闻取消“重点班”》）“‘教育腐败’比‘司法腐败’更可怕。
教育为立国之本，如果根本发生动摇，不但我们毕生的奋斗将变得毫无意义，几代人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如今怎样当校长》）“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中国的教育将往何处去
明天，谁来建设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也许就没有人去思考了。
”（《前方是什么》）“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对许多人，许多所谓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
但在王栋生这样的自觉的教师这里，却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思维习惯——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遇到任何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将污染学生的心灵，造成教育危机，从而动摇“立国”的根本。
正是这样的将教育危机与民族危机视为一体的思维，构成了他的“大忧虑，大恐惧”的心理意识。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自觉的承担意识。
——我们在前文谈到，王栋生老师从发现、欣赏和培育学生心灵美中，享受快乐和感悟人生意义，这是教师职业对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承担。
而这里，当王栋生老师面对学生心灵被污染和伤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我们不思考，就没有人去思考”的历史使命感时，就引发了他对教师工作的自觉承担，以及对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扩大了说，是对人类未来的自觉承担。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王栋生老师之所以自愿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并产生终身不变的“热爱”，就是出于这样的对自我生命，对教师职业，对国家、民族、人类未来的三层承担意识。
王栋生老师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并且强调，这是“神圣庄严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执著精神”。
这样，对王栋生这样的老师来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王老师说得好：真正的教师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
”（《前方是什么》）独立，创造与尊严——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站直了的人”，这是王栋生老师教师观的一个关键词，他那句名言——“不跪着教书”所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教师观。
其出发点、着眼点依然是学生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如果教师跪着教书，中华民族也站不起来”。
而“不跪着教书”一语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则是因为击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的要害。
所谓应试教育的实质就是“人”的工具化与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门化更是“不把教师当人”，“不拿学生当人”（《官场陋俗进学堂》）。
这是当下中小学教育的两大问题，都和人（教师、学生）的独立性、主体性的丧失，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缺失有关。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权力的淫威下，许多教师、学生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觉地争当考试机器的“螺丝钉”和官僚体制的奴隶，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
因此，“站直了”的一声呐喊，才如此地振聋发聩。
而作为教师自身来说，能否“站直了”、“不跪着教书”，关键又在于教师是否有独立的思想。
于是，就有教师应当是“思想者”的命题的提出，所要恢复的是两个缺失了的知识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独立的批判、怀疑的精神。
王栋生老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却非想不可的问题：“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
”回答是，“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思想奴隶”。
问题还可以再问下去：如果一个民族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隶，这个民族的未来又如何
王栋生说他时有“不寒而栗”之感（《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这类问题追问下去，是无法让有良知的教师心安的。
结论是“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是为他们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
这个任务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不要跪着读》）。
问题又产生了：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思想就不独立，不但不做“‘瞒和骗’的掘墓人”，而且还助纣为虐，推行“瞒和骗”的教育，那后果又如何
王栋生老师回答说：“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
”（《不要跪着读》）——由盲信、盲从到虚无，这不正是当下中国校园轮番上演的教育悲剧吗
鲁迅说，中国“早就应该有几个”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凶猛的闯将”（《论睁了眼看》）
当下中国教育也正呼唤着这样的“凶猛的闯将”。
其二，是独立的创造精神。
王栋生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提出了两个教育命题：“教师应当是思想者”和“教师应当是创造者”。
这两个命题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是思想的意义、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创造。
王栋生老师说：“我们的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
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具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王栋生老师语文教育观的一个核心，特别在作文教学方面更是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
这里还要说的，是他自身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教师，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课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发现”，他说：“如果没有创造的意识，教师职业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这又是人们很少问，却又是非问不可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我美丽，因为我在思想”，而且是创造性的思想。
在这诗意的表达背后，是一种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感。
“自尊”是王栋生教育词典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他说：“我从不认为自己的职业无足轻重。
”他有一篇告诫年轻教师的文章，第一诫就是“要时刻想到，你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诫徒》）。
他这样引述哲学家罗素的话：“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
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
”并且还说：“人只有把自己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工具，社会才可能进步。
”（《〈前方是什么〉自序》）前面说官僚化的应试教育不把教师当作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摧毁教师的自尊心。
正是为了反抗这样的权力歧视，王栋生老师把有没有教师的职业尊严，视为教师是否“站直了”的一个标志，他最鄙视的就是某些教师的自轻自贱。
他说：“教师没有自尊是最可怕的。
一位教师如果到了没有自尊的地步，作为教师他的职业生命已经结束了。
”（《你为什么释放粗鄙》）他把教师的尊严，称作是“劳动者的尊严”，他说他和“周围的人”都“坚守诚实劳动的信念，在这样的劳动中，学会做人，保持人的尊严和善良”，他坚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会价值判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会和那位民工一样，选择流汗。
”他坚信，“劳动使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同时从劳动中，人获得知识的教养”，“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诚实劳动》）。
这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王栋生老师把教师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他说，作家的写作和“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一样，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这里，显然有一种可贵的平等观，由此产生的是教育平等观，这也是王栋生老师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
而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显示的王栋生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
王栋生老师曾深情地回忆，他在农村当代课教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始）时，正是“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懂得了“同情”、“善良”这样的“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的价值（《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他因此而领悟了教育的真谛：教育“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着诚实的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渐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
”（《祖国的歌》）——也许我们的讨论到这里才触及到王栋生老师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严感，他的独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爱之心，他对教育，特别是对语文教育所有独到、深刻的思考，都来自我们这里所说的“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普通劳动者的血肉联系”，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知识、文化的血肉联系。
他要维护的，正是教师作为“劳动者”的尊严，这同时也是“知识者”、“思想者”的尊严。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要点：王栋生老师对“教养”与“高尚”的强调，这也是他的教育词典里的基本语汇，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到方面。
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直气壮谈“教养”》。
他说：“现今学校教育在过于重视学科成绩的同时，忽略了‘教养’；而‘德育’的形式内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风度’。
”他说他“痛心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另一方面，他们却认识不到，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今后在文明社会寸步难行”。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贵族阶层，但是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在丧失了绅士风度的社会，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饰涂抹而已。
”——这都是痛切之言，没有直接说出的是教师的“教养”和“风度”。
其实，按王栋生老师的一贯思路，学生的教育关键在教师，对“教养”和“风度”教育的忽视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许多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官员，自身就没有教养与风度。
熟悉王栋生老师的朋友都知道，他对人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教养”和“风度”。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贵的气质。
因为劳动是高贵的，思想是高贵的，创造更是高贵的。
鲁迅 我的第一个师父读后感
师父你怎么哭了
”我疑惑的问。
“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
”师父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快烧到食指时他叫我再买包烟。
师父是个很奇怪的人，他嗜烟如命，嗜书如命。
他整天躺在摇椅上看书抽烟。
什么“四书”“五经”《史记》《左传》《三国志》《双城记》《天演论》《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我只管洗笔磨墨，师父从一叠信里捡出一封就看，有时烟烧到手指他也不知道。
晚上点着纸罩油灯趴在桌上写，他从来不让我看他写，只叫我背完《诗经》去睡觉。
然而，师父师娘从不在一起睡，也许是师父忘却了罢。
有时师父突然站起来，怒目窗外，大吼道：“无耻的暴徒，悲哀的该杀戮”他手里的烟早成粉末状了。
夜里睡不着，想起师父今天的话还是没搞懂，师父经常说些我不懂的话，这样一想反倒睡着了。
师父家的后园，可以看到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秋天我爬上去打枣子吃，师父不让说是留给需要的人，我看到有几个乞丐来打枣子，就不再问了。
我望着枣子，觉得比师父看的书少一点，满足的抄书去了。
“师父你怎么做起小说来了
”我一边收拾桌上的稿纸一边小心地问。
他沉默一会突然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罢了。
” “什么是小说，写这个就要看那么多书吗
” “恩。
”看来师父不愿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师父又极简省的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你要在路上走的快走的好，就必须有足够的体力。
” “师父我跟着你走
” “你
……哦……好
不过你要先把我那些书看完。
”“知道啦
”我快活的说。
我开始看师父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可是当我看完一本时，却发现比原来又多了几本。
“这书是哪来的
”我心里纳闷。
师父有空就给我讲故事，阿Q画不圆一个圈还想和吴妈困觉；华老栓买到“药”却医不好儿子的病；还有孔乙己祥林嫂高老夫子和社戏。
师父领我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对我说这里曾经属于他，现在不属于他属于你了。
我问为什么。
师父指着地上的草说：“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我还是听不懂师父的话，他总是那么深沉，倘使他一开口，就让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在旧历年的前夜，师父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刘半农，先前我不曾见过，而这次他的来，也有几分曲折。
他们谈了很久我却一句都没听见。
后来听说刘半农死了，师父很伤心还写了点东西纪念他，我不明白师父为什么总为别人写纪念，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
师父写到苦痛处就不停的吸烟，他吐出的烟雾好像他心理的愁，萦绕在上空，久久不散。
突然有一天，师父还没起床，师母叫我赶快起来见师父。
师父仍旧躺着，却一动不动。
“叫呀，你师父要断气了。
快叫呀
”师母说。
“师父
师父
”我就叫起来。
“大声
他听不见。
还不快叫
” “师父师父”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
快叫呀
”他催促我。
“师父”我哭着大喊。
“…夜……正……长，……路…也…正……长……”他低低地说，有较急的喘气，最后终于平静下去了。
师母说师父留给我一个大箱子，我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纸和书，尽是师父写的，最上面还有一封未开启的信： “徒儿，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也看透了造化的把戏。
拿起你的笔，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唤起国民的觉醒以及愚昧的民众，你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要人类受正当的幸福，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
然而，这条路上到处都是黑暗，所以我给你留下一点东西，望学以至用。
子君，我一生愧对于你，只留给你一篇《伤逝》，表达我的悔恨和悲哀。
” 我慌忙看箱子，里面尽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散文集一部《野草》杂文集十六部…… ………… 刺耳的铃声把我从梦里托出来，猛然恍悟师父的遗愿，揩去眼角残存的泪，捧起师父的书默默读起来。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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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猫 狗 鼠》的原文及赏析,谢谢
在俄国历史上，叶卡捷女皇与彼得大帝齐这位俄国女皇，原为德意志一之女，1745 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俄皇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
1762年6月2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政变中废黜彼得三世，并登上皇位。
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黑海出海口，她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帝国。
她的政绩卓越，一段段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史更成为一代代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叶卡捷琳娜女皇，德国人，14岁随母亲约翰娜·伊丽莎白来到俄国，在一场政治婚姻中嫁给了俄国女皇伊莉莎白·彼得罗夫娜的外甥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并皈依俄国东正教，成为俄国王位的继承人。
当叶卡捷琳娜与其母的马车奔驰在东欧平原的驿道上时，可能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当从小熟悉宫廷倾轧的她，对未来将要面对的复杂的宫廷生活显然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到莫斯科之后，叶卡捷琳娜很快就被定为皇储的配偶，但接下来的18年对她来说并不轻松。
叶丽萨维塔女皇对她时冷时热，使她更加痛苦的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是个身体羸弱，意志薄弱而又怪戾的人，宠爱自己的情妇，经常羞辱叶卡捷琳娜。
在这期间，叶卡捷琳娜自称“无时没有书本，无时没有痛苦，但永远没有快乐”，在书本中积累知识，同时偷偷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以她的情夫格里哥利·奥尔洛夫五兄弟为首的近卫军青年军官，成为支持她的铁腕力量。
叶卡捷琳娜曾怀孕，先后生过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
1762年7月17日，彼得三世被毒死（也有说是勒死），叶卡捷琳娜迅速登上俄国女沙皇的宝座，自此大刀阔斧，力行革新，掌控与操纵这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达三十多年之久。
因治国有方、功绩显赫，其才干与名气闻名海内外，成为俄国人心目中仅次 于彼得大帝的一代英主。
被尊称为“叶卡捷琳娜女皇”。
1761年，女皇叶丽萨维塔去世，正在怀孕的叶卡捷琳娜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丈夫兼死敌 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登上了皇位，成为沙皇彼得三世。
彼得三世上台之后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终于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他下令在“七年战争”中形势大好，胜利在望的俄罗斯军队停止战斗，退出所占的普鲁士土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签订和约，只因他是腓特烈二世的崇拜者，还准备“亲自率领一部分军队，听从腓特烈二世的指挥”。
在国内，他要俄罗斯人改信路德教，宣布信东正教的人为异教徒，没收东正教会的财产。
结果，自然是人心思变。
在奥尔洛夫兄弟和哥萨克首领拉祖莫夫斯基的帮助下，叶卡捷琳娜发动政变，成功夺取皇位，囚禁了彼得三世，1762年7月17日，彼得三世神秘死亡（一说毒死也有说是勒死，叶卡捷琳娜对外宣称是消化不良而死）。
经过18年的忍辱负重，叶卡捷琳娜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大帝国的主人。
1729年5月2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生于奥得河畔的什切青市（今波兰境内），父亲是德意志安霍尔特－策尔布斯特王族的职业军官，母亲是德意志霍尔施坦戈多普王族的公主。
1745年8月，同俄国皇位继承人彼得大公，即后来的彼得三世结婚，改名为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彼得三世执行亲普鲁士方针，并给一部分军队给普鲁士。
损害俄国利益，引起了贵族的不满。
1762年6月28日，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丈夫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
7月17日，毒死（也有说是勒死）彼得三世，对外宣称是消化不良而死，1796年11月17日叶卡捷琳娜二世猝死于皇村（今普希金城）。
在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获得了“大帝”的名号：一个是帝国奠基人彼得一世，另一个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时间持续了近35年，整个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就是她的历史活动舞台。
进入叶卡捷琳娜时代，俄罗斯跨进了世界列强行列，并因积极干预欧洲事务被称作“欧洲宪兵”。
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卡捷琳娜时代奠定的基础。
其后来者，包括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一世、外孙亚历山大一世，此后的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等六位皇帝，在治国政绩上无人能出其右。
叶卡捷琳娜原名索菲娅·奥古斯特，自小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父亲是普鲁士军队中的一位将军，后被封为公爵，封地是安哈尔特-采尔勃斯特公国，这只不过是当时德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国。
索菲娅自幼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甚至有些淘气，胆子也很大，经常闯祸。
索菲娅的父亲在军队服役，兢兢业业，不太顾家，所以她自小就在母亲管束下成长。
可是母亲生性刻薄挑剔，做事情没有耐心，很难与人相处，又常年住在巴黎，这样索菲娅自幼就不太受父母限制，所以尽管身为公国公主，在没人管她的时候，也会跑到街上去找同龄的孩子们玩。
如果不是她13岁那年的一个偶然事件，索菲娅的命运可能与同年代的贵族小姐们没有什么两样。
1742年，她的远房表哥，荷尔施泰因王子卡尔·彼得·乌尔里希，也就是俄国彼得大帝的外孙，被他的姨妈，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选中，成为俄罗斯皇位继承人。
这位荷尔施泰因王子顿时身价倍增，很多德国公国的适龄公主都梦想家给卡尔·彼得。
安哈尔特公爵一家也不例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索菲娅公主与未来俄罗斯皇位继承人的联姻方案，竟得到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支持。
在腓特烈的安排下，1742年冬天，安哈尔特公爵夫人带着索菲娅来到了柏林，觐见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对索菲娅公主感到满意，认为她可以成为俄罗斯皇储的妻子，于是请来了最好的法国画师，为索菲娅公主画了一幅肖像画，然后把这幅肖像送到了圣彼得堡，供伊丽莎白女皇过目。
安哈尔特公爵一家等待了足足一年。
在这一年里，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宫廷里反复研究了各种联姻方案，最终选择落在了安哈尔特公国的索菲亚·奥古斯特公主身上。
1744年1月，来自圣彼得堡的信使带来了伊丽莎白女皇的一份信，邀请安哈尔特公爵夫人和索菲娅公主前往俄罗斯做客，同时带来的还有一张为数一万卢布的支票，作为公爵母女俩人在路上的开销。
虽然信中没有写明邀请的目的，但安哈尔特公爵一家都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伊丽莎白女皇选中了索菲娅做未来皇储的妻子。
安哈尔特公爵夫人和索菲娅公主出发时正是寒冬一月，她们一路颠簸，风餐露宿，甚至沿途曾数次在普通农户家留宿，饮食也时常粗糙生冷，母女俩差点病倒。
等到车队进入俄罗斯境内后，条件马上就大为改善，俄罗斯各地对公爵夫人母女二人的接待周到有加。
2月9日，索菲娅公主抵达莫斯科。
伊丽莎白女皇对安哈尔特公爵夫人母女给予热情招待，皇储彼得，当时已经接受了东正教洗礼并起了俄文名字的远方表兄也对索菲娅公主彬彬有礼。
不久彼得就向索菲娅公主坦白说，鉴于二者之间的远亲关系，彼得自然对索菲娅有信任感，但是他对索菲娅没什么感情，他已经对伊丽莎白女皇的侍女情有独钟，迎娶索菲娅公主不过是执行伊丽莎白女皇的意志罢了。
索菲娅对彼得的表白感到惊讶：一方面惊讶于彼得的坦率，另一方面感觉到彼得对很多事情的想象过于天真。
索菲娅很快就明白了：她在俄罗斯站住脚的最主要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俄罗斯人。
为此她请求伊丽莎白女皇为她找来了最好的老师，苦学俄语和东正教礼仪。
索菲娅公主勤奋地学习俄语，甚至在夜深人静，周围侍从都已经睡下，索菲娅还在抱着书苦读。
虽是冬天，但房间里很热，索菲娅就光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可是莫斯科的冬天比在德国要严酷得多，她终于得上了肺炎，因此病倒。
索菲娅曾接连十几天处于高烧状态，昏迷不醒。
众人以为她已处于弥留，已经开始安排后事。
安哈尔特公爵夫人特意找来了一个路德宗牧师为她做临终祈祷，但索菲娅公主却请求把教她东正教礼仪的神父老师找来。
这件事很快就流传开来，俄罗斯宫廷上下对索菲娅公主的好感倍增。
过了一个月，索菲娅奇迹般地病愈，这样索菲娅公主与皇储彼得的婚姻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1744年6月28日，索菲娅公主皈依了东正教，改名为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
受洗仪式是叶卡捷琳娜在俄罗斯的首次公开活动，她用俄语对答问话，谈吐得体，吐字清晰，再次博得了宫廷上下的好感。
次日，皇储彼得与叶卡捷琳娜订婚。
1745年8月21日，俄罗斯宫廷为二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后的日子对于叶卡捷琳娜来说，是一段灰色的时光。
丈夫彼得根本就不爱她，另寻新欢，两人结婚五年，实际处于分居状态，一直没有生孩子。
叶卡捷琳娜整日幽处深宫，只好靠读书排遣寂寞。
起初她开始漫无目的地读小说，后来无意中读到了伏尔泰的作品，自此开始对政治哲学类书籍感兴趣。
叶卡捷琳娜找来了厚厚的十卷本德国史，坚持每八天必须读完一卷，又通读了四卷本哲学史，还有大量的俄文书籍。
一段时间以后，叶卡捷琳娜具备的知识深度，竟然让她读懂了孟德斯鸠艰深的《论法的精神》一书。
尽管叶卡捷琳娜没有耀眼美丽的外貌，但她处在妙龄，谈吐得体，秀外慧中，自然招人喜欢。
很快她就有了自己的情人。
许多叶卡捷琳娜研究者都认为，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七年战争中的英雄，当时担任皇储彼得副官的切尔内绍夫。
但这段恋情持续的时间不长。
此后谢尔盖·萨尔特科夫，公认的宫廷美男子，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
当时有传闻说，伊丽莎白女皇对萨尔特科夫颇有宠意，但萨尔特科夫在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公主之间选择了后者。
伊丽莎白女皇做出震怒的样子，萨尔特科夫没办法，只好躲到乡下去。
等到后来萨尔特科夫再次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皇正忙于国政，已经把这件事忘掉了。
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结婚五年之后，二人尚未生育，也就是说俄罗斯帝国仍然处在后继无人的状态，不禁令伊丽莎白女皇大为恼火。
女皇把皇储的宫廷女侍卫长召来，说叶卡捷琳娜喜欢骑马，导致不孕，这是侍卫长的过错。
女侍卫长明知骑马和不怀孕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公主喜欢骑马也无人能够禁止，而且皇储和公主各有情人也是众所周知，于是只好委婉辩解说，怀孕生孩子都是有原因的，可是皇储与叶卡捷琳娜二人之间至今没有原因，她也没有办法。
伊丽莎白女皇怒曰：要你何用
找不出原因，帝国没有继承人，就是失职
女侍卫长只好依照伊丽莎白女皇的命令，私下里提示叶卡捷琳娜，要她无论如何要为伊丽莎白女皇生下一个帝国继承人，不然她的位子不会坐稳。
叶卡捷琳娜幡然醒悟，终于在1754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保罗。
叶卡捷琳娜生下皇孙保罗之后，并没有母以子贵，相反处境更加艰难。
叶卡捷琳娜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生下保罗后，所有的人，以女皇伊丽莎白为首的宫廷上下都围着保罗转，孩子刚生下就被抱到伊丽莎白女皇的宫中，而叶卡捷琳娜一个人躺在产床上三个多小时，也无人照料，最后她醒过来后，只好忍痛，独自慢慢走回自己的寝宫。
总之对待叶卡捷琳娜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架完成任务的报废机器。
在生下孩子的头一年里，叶卡捷琳娜多病，几乎没参加宫廷活动。
直到有一次她参加了一个舞会，一个名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年轻伯爵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和以前的情人萨尔特科夫相比，波尼亚托夫斯基年轻，有教养，谈吐得体，常年受到巴黎上流社会的熏陶，而波尼亚托夫斯基对叶卡捷琳娜也近乎一见钟情，二人很快就成为情人。
在圣彼得堡，波尼亚托夫斯基住在列夫·纳雷什金伯爵家里，而纳雷什金是叶卡捷琳娜的好友。
每逢夜幕降临，叶卡捷琳娜就换上男装，偷偷离开寝宫，前往纳雷什金家，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约会。
然后天不亮的时候仍旧偷偷潜回自己的寝宫。
很快二人的恋情就传了出去，皇储彼得也知道，但他不爱叶卡捷琳娜，所以他对此毫不在乎。
有一天晚间，波尼亚托夫斯基偷偷潜入叶卡捷琳娜在奥拉宁鲍姆的寝宫，但被彼得的卫兵抓获，押到了彼得面前发落。
彼得很清楚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何许人也，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沉默激怒了彼得，于是彼得借口波尼亚托夫斯基身上带有武器，给他扣上了一顶图谋行刺的罪名。
叶卡捷琳娜的办法是：急忙传来了彼得的情人，沃伦佐夫公爵的女儿，好言相慰，最后在沃伦佐娃耳边轻声说道：您能使我们都变得幸福，不过是举手之劳。
沃伦佐娃心领神会，紧忙赶到皇储彼得的房间，当着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面，劝说彼得将他放走。
行为怪僻的彼得竟然哈哈大笑，大声说：这里还缺一个人
然后闯进叶卡捷琳娜的寝室，将穿着睡衣的叶卡捷琳娜拉下床，拽着她走进自己的房间，指着波尼亚托夫斯基说：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四人碰面，皆大欢喜，很有戏剧意味。
从此波尼亚可夫斯基每天晚上都到奥拉宁鲍姆寝宫找叶卡捷琳娜，时而四人还共进晚餐，然后彼得和沃伦佐娃回自己的寝宫，波尼亚托夫斯基留在叶卡捷琳娜处，自此相安无事。
1758年，叶卡捷琳娜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安娜。
彼得公开对人讲：不知道叶卡捷琳娜是怎么怀孕的，不知道这个女儿是谁的。
彼得对待叶卡捷琳娜的态度也日益蛮横无礼。
叶卡捷琳娜在日记里写道，她当时反复考虑，只看到了三条出路：一是继续当彼得的妻子，最后和彼得一起共存亡；二是逆来顺受，被彼得抓起来或者被废黜，送进修道院；三是主动采取行动，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
但当时她对未来的想象还很模糊，不清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况且伊丽莎白女皇在世，任何人都不得轻举妄动。
叶卡捷琳娜开始寻求支持，首先是得到了内阁总理大臣别斯图热夫的支持。
别斯图热夫作为一个成熟有经验的政治家，马上就明确了行动目标：当伊丽莎白女皇过世之后，必须让叶卡捷琳娜登基继位，否则彼得掌权，大家都不会有好结果。
叶卡捷琳娜仍然模糊地想象不出，采取什么手段才能登上皇位，甚至是否需要这样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她基本是被人推着走的。
很快，别斯图热夫被忠于伊丽莎白的两名重臣，舒瓦洛夫和沃伦佐夫告发。
刑讯结果表明，叶卡捷琳娜试图利用别斯图热夫，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她还和失宠入狱的阿普拉克辛元帅保持着秘密通信。
这令伊丽莎白女皇大为震怒，结果别斯图热夫被流放，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迫远离圣彼得堡，切尔内绍夫和萨尔特科夫也纷纷去了国外。
1759年，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女儿安娜夭折，叶卡捷琳娜的母亲安哈尔特公爵夫人也在巴黎病逝，叶卡捷琳娜和皇储彼得的关系转为公开的敌对。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在曹恩多夫战役中被俘的普鲁士国王的副官被押解到圣彼得堡，押送军官中有一名叫做格里高利·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家里一共兄弟三人，都在军中服役，奥尔洛夫本人没什么文化，但身材魁梧，英俊高大，而且无论骑马作战，还是打牌喝酒，跳舞打架，都是一把好手，因此奥尔洛夫很受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女性的崇拜。
这一切自然不会逃过叶卡捷琳娜的眼睛，她对奥尔洛夫稍加暗示，奥尔洛夫就开始了对叶卡捷琳娜的热切追求，经常做出近乎疯狂的举动，向叶卡捷琳娜示爱。
叶卡捷琳娜在这一时期始终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伊丽莎白女皇马上就要过世，彼得继位之后怎么办
1761年12月25日，伊丽莎白女皇逝世，彼得继位，史称彼得三世。
1762年4月，叶卡捷琳娜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的父亲是奥尔洛夫。
孩子降生后几个月后，彼得方才闻讯，马上大发雷霆，下令将叶卡捷琳娜逮捕。
但彼得的副官犹豫不决，最后众人一起劝说，彼得临时改变了逮捕叶卡捷琳娜的命令。
此后在庆祝同普鲁士签订和约的国宴上，彼得面对诸多国内外来宾，口出粗话，公开侮辱了叶卡捷琳娜。
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
与此同时，奥尔洛夫兄弟加紧了在近卫军中的串联活动，暗中形成了一个数百人的军官集团，准备策动政变，推翻彼得三世，支持叶卡捷琳娜登上皇位。
到了1762年6月底，形势一时万分危急，一名参与策划政变的近卫军军官被捕，政变阴谋暴露。
叶卡捷琳娜和奥尔洛夫兄弟在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皇在世时的宠臣拉祖莫夫斯基、沃尔康斯基公爵和帝师潘宁的支持后，提前发动政变，推翻了彼得三世。
在政变活动中，有一名叫波将金的年轻骑兵军官表现较为积极突出，受到了叶卡捷琳娜的注意。
政变成功后，叶卡捷琳娜重赏所有参与政变的人员，在请功表上，亲手把原来拟定给波将金授予的骑兵少尉军衔改为上尉。
从此叶卡捷琳娜对波将金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
波将金一直在前线带兵作战，直到12年后的1774年，波将金接到了叶卡捷琳娜的亲笔信，召唤他回圣彼得堡。
波将金想都没有想，立刻打了报告，离开驻地，动身回圣彼得堡觐见叶卡捷琳娜。
此后波将金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最著名，也是权势最大的情人。
波将金几乎就成了叶卡捷琳娜的左右手，所有军国大政，几乎全部出自叶卡捷琳娜和波将金二人之手。
直至逝世，波将金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二号人物，而他对叶卡捷琳娜也始终一往情深，挚爱如初。
后来有传闻说，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效仿伊丽莎白女皇和拉祖莫夫斯基，暗中与波将金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但关于这段历史至今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
叶卡捷琳娜一生有很多情人，据研究叶卡捷琳娜生平的学者巴尔杰涅夫统计，叶卡捷琳娜的情人有23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尔特科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后来担任波兰国王）、奥尔洛夫（后来被封为伯爵）、瓦西里奇科夫（骑兵将军）、波将金（最后被封为公爵）、佐里奇（被封为男爵）、兰斯科伊（男爵）、祖波夫（官至将军）等人。
除波将金以外，其他情人都没有对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叶卡捷琳娜的长子是保罗（很多人怀疑是叶卡捷琳娜和萨尔特科夫的孩子），次子阿列克谢·博布林斯基（与奥尔洛夫所生），长女安娜（可能是与波尼亚托夫斯基所生）早年夭折，次女伊丽莎白·波将金娜（与波将金所生）。
从1792年起，叶卡捷琳娜患病，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波将金逝世对她的打击很大，此外第三次瓜分波兰和对土耳其的战争使她消耗了大量精力。
1796年9月，叶卡捷琳娜病倒，卧床不起。
11月6日凌晨，叶卡捷琳娜二世病逝，长子保罗继位，史称保罗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