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功劳是被有意夸大的吗?
发生清前期的“”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
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持续时间长。
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
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
据清末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
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
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湖广填四川”。
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
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
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
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
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
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
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
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
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
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
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
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
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
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
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
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
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
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1644年，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定成都为“西京”。
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也有滥杀之嫌。
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
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
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
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
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
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
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
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据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
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
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
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
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
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
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
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
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
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
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二是求生存入蜀。
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
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
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
四是为官改籍定居。
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
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
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
据清光绪8年刻本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
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
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
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
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
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
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
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
据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
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
（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
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
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
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
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
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
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
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
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
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
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
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
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上卷载：的家乡是广安县。
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
而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
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
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
——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我的父亲》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
可见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
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
”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
甘氏前已提及。
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
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
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
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
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
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
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
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
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
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
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
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
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
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
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
”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
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
”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是谁献给康熙中国地图的
我国传统的制图方法是建立在平面测量的基础上，因此在小范围内可以达到一定的精度，而对大面积的全国地图或世界地图就不够精确了。
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西方经纬度测量技术和带有经纬网格的地图绘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在当时对中国的士大夫来说仅仅是一种新奇的东西，而没有当作新技术加以推广。
清初国力强盛，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强大和统一。
为了巩固清朝的辽阔疆土，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康熙帝亲自筹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纬度测量和编制全国地图的宏大工作。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康熙见到一幅亚洲地图，发现图中我国东北地区的地理知识相当缺乏，深感不足为据，遂下定要开展全国测绘工作的决心。
康熙命法国传教士张诚讲授测量、数学、天文、地理知识，并译成汉文、满文印出来，以供皇帝及测绘人员阅读和使用；派人秘密购置西方测绘仪器，明令选拔人才进宫学习测绘技术，建立测量队伍。
他几次出巡满蒙、游历江南时都让张诚随同测量各地经纬度，又命耶稣会教士测绘京师附近地图，并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于是下令由中国官员和西方传教士组成测量队实施全国地图的测绘。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队，先测绘长城图。
首先是沿长城的带状图，内容较详实，包括长域各门、各堡、道路、城塞、河谷、水系、山岭走向等均有测绘。
然后测绘北直隶(今河北省)。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又前往东北各地测绘。
两年后完成了东北地区的测绘任务。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命增添人员，分成两队。
一队前往山东及其沿海一带进行测绘，另一队接着妊城图之西部测绘玉门至新疆哈密一带，然后返回长城以北测绘喀尔喀蒙古地方，再南下测绘长城以南，经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区，于次年一月回京师。
至此，已测完东北、华北、西北广大地区。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往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含台湾)等地测绘。
第二年又派出两支测绘队，一支去江西、广东、广西，另一队到云南、四川。
这一年测绘任务没有按期完成，因此又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再次去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测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一月才完成任务返回北京。
与此同时，康熙派遣在钦天监学习的喇嘛到西藏进行测绘，完成西藏草图。
因为有些地方是根据沿途观测和传闻为据，交传教士审定后编入《皇舆全览图》，所以西藏图远不如内地各省图精确，但是在西藏边境上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是这次测量时发现的。
截止到1717年底，除新疆哈密以西尚未测绘外，都已完成测绘工作。
最终集中北京编绘成《皇舆全览图》。
这次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统计表明，全国(未统计西藏数字)已测经纬度点达641处。
十年之内，完成了大约今之东经80°～135°，北纬18°～61°广大范围内的控制和测图任务。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康熙《皇舆全览图》共有三种不同版本。
一为木版《皇舆全览图》印刷本。
最早刻于康熙五十六年，有总图1幅，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缺少西藏全部及蒙古西部。
康熙六十年(1721年)第二次刊印时，总图已包括了西藏及蒙古西部，分省图和地区图增加到32幅。
总图范围东起库页岛，南到海南岛，北达贝加尔湖，西抵阿克苏西的叶勒肯城。
地图上绘有经纬网，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子午线。
这一版图已不多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五十六年和六十年两次印刷的总图。
分省图和地区图，图幅大小不等，各图均绘有经纬线。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分省图和地区图30幅。
二为铜版《皇舆全览图》印刷本。
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制版印刷。
全图范围东起东经29°以东(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起始线)，西至西经40°，南起北纬18°，北至北纬61°，绘有经、纬差各1°的梯形经纬网格。
比例尺约为1:140万。
这一版地图上纬差5°为一排，共八排，每排分成若干幅图，全图共计41幅。
其地名注记关内各省注汉字，关外均注满文，故称汉满合璧。
1921年在沈阳故宫发现41块铜版，后来重新印行，由金梁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合订成册，开本为纵横52.5厘米×77厘米。
每幅图纵横40厘米×67厘米。
共41幅，可拼合为一整幅中国全图。
三为康熙分省分府《皇舆全图》。
出现于康熙末年。
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由清内府从《皇舆全览图》中精心编制的分省分府政区图。
共有227幅图。
注记均用汉字。
与前两种版本相比，该版地图只包含内地各省，没有边疆部分。
图上不绘经纬度，但多载小地名。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北平民社将该图重新影印，图名为《内府舆图》，含地图222张。
据称：“此图顷获诸清某王府。
无刊梓年月，顾其制绘之精密，位置之准确，殊在内府铜版诸图以上”。
总之，《皇舆全览图》是康熙帝一生中花了三十多年心力，领导和组织进行全国测绘取得的重大成就，在世界上也是同时代测绘规模最大，精度较好的。
全国控制点的测定和《皇舆全览图》的制成，使中国自明代以来测绘衰落的局面得以改观，测绘科技走在了世界前列。
天下大势，悉在指掌，版图所至，莫非王土，国家强盛，雄称东亚。
测绘成就不仅功在中国，而且并驾西欧，影响深远。
文言文两则的,文章载体是什么?
祯十三年（ 1640年） 农历四月，蒲松龄生 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清顺治 蒲松龄 5岁。
李军陷北京，崇祯帝自缢。
清兵入关；李自成军败走。
清定都北京。
顺治 14年（1657年） 蒲松龄 18岁。
与刘氏成婚。
顺治 15年（1658年） 蒲松龄 19岁。
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受知山东学政施闺章。
顺治 16年（1659年） 蒲松龄 20岁。
与张笃庆、李尧臣结郢中诗社。
顺治十七年（ 1660年） 蒲松龄 21岁。
应乡试未中。
康熙元年（ 1662年） 蒲松龄 23岁。
长子蒲箬生。
康熙二年（ 1663年） 蒲松龄 24岁。
应乡试未中。
康熙四年（ 1665年） 蒲松龄 26岁。
在本邑王村王永印家坐馆。
康熙九年（ 1665年） 蒲松龄 30岁。
八月，应江苏宝应知县、同邑友人孙蕙之聘，南游做幕。
康熙十年（ 1671年） 蒲松龄 31岁。
春、夏在宝应、高邮。
秋辞幕返里。
三子蒲笏生。
康熙十一年（ 1672年） 蒲松龄 32岁。
四月，随本邑缙绅高珩、唐梦赉游崂山。
秋应乡试未中。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蒲松龄 33岁。
在本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
康熙十四年（ 1675年） 蒲松龄 35岁。
应乡试未中。
四子蒲筠生。
康熙十八年（ 1679年） 蒲松龄 40岁。
开始在本县西蒲村毕际有家坐馆。
三月，已作成之狐鬼小说初步结集，定名《聊斋志异》。
高珩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蒲松龄 44岁。
作《婚嫁全书》。
长孙蒲立德生。
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蒲松龄 45岁。
作《省身语录》。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蒲松龄 48岁。
春，结识大诗人王士祯。
夏，王士祯来信索阅《聊斋志异》。
秋，蒲松龄应乡试，因“越幅”被黜。
康熙二十九年（ 1690年） 蒲松林 51岁。
秋应乡试，再次犯规被黜。
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 蒲松龄54岁。
春，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慕名邀请，到济南作客数日。
馆东毕际有病逝，蒲松龄作《哭毕刺史》八首。
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 蒲松龄58岁。
选《庄列选略》。
朱缃寄诗、札，续借《聊斋志异》未读到的稿本。
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蒲松龄63岁。
暮春赴济南，滞留数月，应乡试未中。
王观正病卒。
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 蒲松龄67岁。
作《药祟书》。
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全书毕，题诗三首。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蒲松龄70岁。
岁暮，撤帐归家，结束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生涯。
康熙四十九年（ 1710年） 蒲松龄71岁。
十月，与张笃庆、李尧臣同举乡饮介宾。
康熙五十年（ 1711年） 蒲松龄72岁。
五月，王士稹病逝，蒲松龄有《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客数日矣》四首挽之。
十月，赴青州考贡，为岁贡生，受知山东学政黄书琳。
作俚曲《墙头记》。
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蒲松龄74岁。
八月，刘氏病卒。
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蒲松龄76岁。
正月，病逝。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
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
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
”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
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
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
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
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
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
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
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
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
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
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
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
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
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
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
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
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
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
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
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
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
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
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
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
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
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
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
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
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
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
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
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
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
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
”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
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
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
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
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
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
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
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
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
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
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
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
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
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
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
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
萧条无成，熬场半生。
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
尽管其不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
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
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
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
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
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
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
“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
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
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
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
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
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
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 、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
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
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
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
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
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
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
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
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
然而，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一册，《禳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各二册）。
另外还有墓碑未载的部分编选与辑录作品等。
由于古人习惯于在自己的诗文等作品前冠以室名，因而蒲松龄的著作分别称为：《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文集》、《聊斋杂著》、《聊斋俚曲》、《聊斋戏》等。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从20岁始至40岁基本成书，后又继续创作至暮年，历时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近500篇，内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与神仙故事，虽涉荒幻而断制谨严。
旨在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
其素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以及轶闻传说与个人感受。
如写明末清初战乱的《韩方》、《鬼隶》、《乱离》、《野狗》、《张氏妇》等篇以及为抚慰落魄书生与孤身塾师的《绿衣女》、《小谢》篇等。
《聊斋志异》广泛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汉魏六朝的史传、志怪，唐代传奇与宋元明各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
蒲松龄以狐鬼花妖神仙怪异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兼采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最后一座高峰。
从作品内涵看，《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很宽泛。
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龄不仅关注着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败，贪暴不仁，而且也关心着社会各阶层与世风、民瘼。
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场不公与考官昏庸，其中还寄托了他向往美好人生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织》、《潞令》、《鴞鸟》、《梦狼》、《放蝶》、《胭脂》、《商妇》、《张鸿渐》、《盗户》、《公孙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续黄粱》；《画壁》、《考城隍》、《钟生》、《陈锡九》、《张诚》、《二商》、《曾友于》、《辛十四娘》、《林氏》、《马介甫》、《大男》、《云翠仙》、《姚安》、《韦公子》、《宫梦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义犬》、《大力将军》、《丁前溪》、《种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饿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红玉》、《绿衣女》、《连琐》、《香玉》、《小谢》、《嫦娥》、《爱奴》、《凤仙》、《青梅》、《娇娜》、《乔女》、《连城》等。
《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空前而绝后。
独具匠心的蒲松龄超人之处，在善于虚构，突破常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设以寓意，虚拟鬼狐花妖，实写现实人间，借以抒情，用以警世。
然而这些创新成就却遭到后来纪昀的反对，而纪昀所反对的，也正是这部名著数百年盛传不衰的根源。
《聊斋志异》里虽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但蒲松龄生前却无力印行，仅靠民间传抄流传。
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外出版。
迄今，外文译本约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匈、保、挪、瑞、荷、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
《聊斋文集》 《聊斋文集》是蒲松龄的散文、时论、应酬、拟作等文集结集，原为四卷，后人辑为13卷，包括赋、记、引、序、疏、论、跋、题词、书启、文告、呈文、婚启、生志、墓志、行实、祭文、杂文、拟表、拟判等，共计五百多篇。
其中除部分作品为自作外，其余多是代人歌哭之作，而骈文竟占十之六。
作品内涵大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部分作品体现了蒲松龄的为民思想，如《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循良政要》、《淄邑流弊》、《盐法论》等。
文章构思精巧，典雅生动，成就之高，深受王士祯好评：“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龠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至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
” 《聊斋词集》 聊斋词，其墓碑、行述中均无记载，仅在蒲立德致王洪谋书中提及有“词集一册”。
路大荒先生在辑录整理聊斋词作的基础上，将西安发现的“柳泉居士词稿”（手稿）残卷内容与以前所收，去复校讹，共得92阕，厘为一卷，并且把唐梦贲《聊斋词序》手稿置于卷首。
此为目前所见聊斋词的真品，（另有民国石印本《聊斋全集》中的26阕词、262首诗以及6篇文与两卷“笔记”全系伪作）。
从聊斋词作时间看，起自康熙初，多在其南游后与坐馆西铺间。
内容多与友人唱和，戏赠，也有慨叹自己的困窘与乡试败北的悲愤，有赞美女性才貌及男女爱情的欢愉，有写景状物及讥讽世相的等等。
作品特色，一如唐序所称：“峭如雪后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
”并无词家常有的“粉黛病”与“关西大汉病”。
《聊斋杂著》 《省身语录》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其内容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
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仅存《序》，而无文。
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1994年春自日本庆应大学带回抄本复印件，辑校出版《聊斋遗文七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曾刊于《蒲松龄研究》（题名《聊斋编处世格言百全》）。
《怀刑录》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路大荒整理《聊斋文集》中存《序》而无文。
从其序看，该书“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旨在“使读礼者知爱，读律才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一见可了。
此书久已失传，至今未见面世。
《历字文》是蒲松龄设馆西铺毕家时，“于《四库》书中细心搜集，费尽数载心血，汇纂成书”的一部有关“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等内容的书稿。
国内失传，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其残抄本。
马振方先生复印带回国内，整理点校后先发表于《蒲松龄研究》中，后又收入其《聊斋遗文七种》一书中。
《日用俗字》稿成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3年）正月，至乾隆间始刻印成书。
当年蒲松龄见《庄农杂字》一书多有脱漏、杜撰，不尽人意，因而详查《字汇》，另编成《日用俗字》一书。
其中读音，悉从《正字通》，而难识者皆注以音切。
共分身体章、庄农章、养蚕章、饮食章、菜蔬章，器皿章等31章，包容了世间生物、社会行当，方方面面常用俗字。
不仅是很好的识字读本，更是当时社会民风民俗的百科全书。
《农桑经》是蒲松龄在韩氏《农训》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原则进行增删，又博采古今论蚕者，编辑而成的。
旨在“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
内含《农经》71则（包括一年四季整地施肥，种植各种农作物的时间、方法以及治虫、灭荒御灾等）;《蚕经》21则（包括择种、养蚕、择茧及齐茧法等）;《补蚕经》12则;附录《蚕祟书》27则以及《种桑法》10则等。
是一部有价值的农业科普著作。
除以上五册杂著外，蒲松龄还先后编选辑录了多种著作，如《婚嫁全书》、《选》、《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小学节要》、《药祟书》、《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观象玩占》等。
可见其勤奋，更见其为人之心。
可惜的是，除《药祟书》抄本与《家政内、外编》手迹残稿近已得见外，其余诸书早已失传，仅有序跋留存而已。
《聊斋戏》 《闹馆》写教书先生在饥荒之年难找主顾，形同乞讨的沿路喊叫：“教书”。
在苛刻的顾主一番还价后，他竟以极低的报酬成交，并甘愿无偿地为东家接送孩子，还兼干各种家务活。
尽管每天只有两顿不象样的饭，也总比挨饿强。
充分反映了“斯文不值钱”的社会现实。
《钟妹庆寿》通过钟妹送鬼为兄庆寿，写面目不扬而才能吐凤的钟馗，因恨朝廷重相貌轻文章，愤撞金阶，后被上帝擢为九幽三曹都判官。
他认为世间的不公，都是几个邪鬼作祟，于是专吞邪鬼入肚。
“养成一个鬼脾胃，顿饭非鬼不美”。
其道白：“扫尽群魔千里雾，放日月照阴城。
”说出了怀才不遇，恨科场不公的蒲松龄心底的话。
《窘闱》（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前者写乡试闱场里，考生在答卷过程中焦急、无奈、怨恨、乞求、梦幻等各种窘态与心理变化;后者写应乡试的秀才，从仓促备考到闱场门外、候检、入场，以及在答卷前后与出场始悔的各种感受和心态。
将考生的窘态与艰辛刻画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三出戏生动幽默，写出了蒲松龄的亲身感受与对科场不公的愤慨。
《聊斋俚曲集》 聊斋俚曲，按蒲松龄墓碑原载为14种，其中《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作为一种计算，实际上应作两种，共15种。
当年路大荒在整理《聊斋俚曲集》时未收入《琴瑟乐》一种。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用淄川方言创作的说唱与戏剧作品，其形式类似今天的琴书说唱与地方戏，所用曲调是借用当时流传的几十种曲牌音乐（填词）演唱的（因作品中未附曲谱，仅靠口传，至今只凭录音整理记谱十数首）。
从写作时间看，除较短的几种写于作者中年外，其余多作于暮年。
从写作动机看，作者是为“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用以劝善惩恶，移风易俗。
大多数作品写于西铺的直接动因，是为取悦于毕际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渔洋的从姑母）。
从作品内容看，其中半数改编自《聊斋志异：《姑妇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张诚》，《翻魇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即《张鸿渐》，《寒森曲》即《商三官》与《席方平》。
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伦理关系如婆媳（《姑妇曲》）、夫妻（《禳妒咒》）、后母与儿子、兄弟（《慈悲曲》）、父子（《墙头记》）关系等，到街坊邻里关系（如《翻魇殃》）到社会不公问题（如《富贵神仙》、《磨难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诞（如《增补幸云曲》）。
除少数游戏笔墨外，无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与良苦用意。
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从艺术效果看，作品的取材与方言俗语的运用，深受当地听众、观众与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如《墙头记》等作为地方戏，至今盛演不衰。
从写作形式看，聊斋俚曲经历了一个从短篇到长篇的发展过程，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琴书说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戏演变进程，如最后完成的《禳妒咒》、《磨难曲》与《墙头记》。
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进而转化为与大众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
聊斋俚曲最终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成为俗文学的高峰。
怀才不遇的蒲松龄，超脱了世俗的享乐追求，艰苦卓绝地背负着雅、俗两座文学艺术高峰，登上了世界之巅，他为自己铸就了一座丰碑，更为后世树立了人生楷模。
聊斋共有几卷
第一个渊 源于子姓，出自唐朝江南察使林正，属于帝王赐姓改姓。
辜氏始祖为林正，字达中，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原姓林，为殷商比干之子林坚的后裔，闽晋安林氏始祖林禄之十三世裔孙林孝诚(字允谦)之孙。
其家世居福建莆田太平村永定里(今福建莆田尊贤里北螺村)。
林正在二十二岁中举人，在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授江南道观察使(辖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
林正在任期间励精图治、兴学校、除苛政、廉正爱民，是应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江南道大旱，民不聊生。
林正悯民饥苦，不及禀奏朝廷，便毅然下令开官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地豪绅乘机构陷，事闻于朝，唐太宗起初大怒，诏令将林正逮捕下狱法办。
江西百姓闻讯，不忍林正蒙受冤屈，联名上万民表与朝廷，代其辩冤。
唐太宗派人调查，方知林正真的是个清官，是坏人对他罗织构陷，便即下诏放林正出狱，并传他上京陛见。
陛见之后，唐太宗先对林正进行一番抚慰，又自我检讨，说：“卿乃无辜受罪，今赐卿姓为‘辜’。
”唐太宗虽然贤明，但仍脱不了动不动就给臣属赐姓的习惯，不过以往都是对有功之臣赐以李姓以表示亲近。
这一次，因为林正差一点无辜丧命，因此就赐他以辜为姓，昭其“辛苦”之德，合二字为一，是为“辜”氏，是为该支林氏辜姓的始祖。
在起初，大家还是以“辜林”称呼这个新生的姓氏，对林正也是以“辜林正”称呼之，后来就干脆把林字去掉了。
林正成为辜正，成为辜氏得姓始祖。
帝王赐姓，全族荣耀，因此该支林氏家族皆改为辜氏，世代相传至今。
辜正告老后，没有回莆田老家，而是继续定居于江西南昌地区。
在他逝世后，当地百姓为其建嘉德祠以表怀念。
辜氏族人大多尊奉辜正(林正)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 源于妫姓，出自宋朝时期福建厦门同安陈氏渔民，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辜氏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
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
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从此传下一支辜氏家族。
在辜敦源(陈敦源)的后裔子孙中，有清末民初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的著名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
第三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祭祀执疈辜，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执疈辜，简称执疈、或执辜，是西周初期就设有的一种官职，专职掌管在盛大祭祀活动中对牺牲的处置，隶属于春官府司管辖。
“辜”，在古代祭祀时分裂牲畜肢体的过程就称作“辜”，也就是“磔”；而“疈”，则是剖开牲畜身体的过程，与“副”的含义是一样的。
因此，执疈辜实际上就是官家屠夫的官称，只不过执疈辜只负责宗室祭祀活动中的牲畜宰杀、处置，并按规定和要求将牲畜的各个部位予以剖解，安置在祭祀台上的指定位置。
这在典籍《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记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注：疈，披牲胷也。
疈辜，披磔牲以祭也。
” 执疈辜这一官职多为其后裔子孙世袭，很早即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且非常受社会上人们的尊畏，称执疈辜氏、执疈氏、执辜氏，后皆省文简改为单姓执氏、疈氏、辜氏、宰氏、屠氏等，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