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张骞传反应了什么的历史故事
《张骞传》是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写的一篇文章，主要介绍张骞的事迹。
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约公元前138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
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
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
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出处和意思
1、以高二课本文言文为基础2、把你初中和高一所学的所有文言文拿出来复习一遍，够用了3、宽泛的重点文言实词、虚词到高三会集中复习，高二时不用太急着总结 如果非要现在总结，那么可以先积累最重要常用的120个实词和10个虚词，网上一搜就有4、考察的范围不只是是重点实词和虚词，还包括通假字、古今异义词、词类活用现象、特殊文言句式、文义理解等。
酒池肉林是什么意思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
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
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
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
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
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
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
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
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
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
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
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
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
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
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
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
《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
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
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
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
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
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
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
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
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
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
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
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
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
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
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
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
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
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
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
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
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
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
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
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
《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
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
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
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
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
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
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
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
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
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
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
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
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
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
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
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
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
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
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
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
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
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
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
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
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
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
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
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
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
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
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
）。
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
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
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
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
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
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
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
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
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
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
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
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
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
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
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
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
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
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
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
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
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
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
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
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
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
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
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
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
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
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
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
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
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
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
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
-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
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
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
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
《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
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
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
均佚。
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
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
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
”（《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
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
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
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
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
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
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
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
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
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
（《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
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
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
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
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
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
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
司马《志》无缺也。
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
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
姑再考之。
（《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
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
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
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
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
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
《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
”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
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
”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
（《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
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
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
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
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
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
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
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
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
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
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
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
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
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
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
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
把佛教传到中国来的人叫什么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此说源于裴松注所引鱼豢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回复立（豆）者，其人也。
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
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此说最早见于和。
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
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
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
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
袁宏及范晔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
后来则有水平七年（）、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
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
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
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
《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
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
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
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
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
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
《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
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
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
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
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
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
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
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
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
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
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
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
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
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
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
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
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
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
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
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