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汉书。
游侠列传中班固对游侠的态度
他是一个忍辱负重修，公正明理，不畏权博古的人。
司马迁，（前145—前90）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
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说。
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
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
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
”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
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
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
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
《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
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
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
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
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
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
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
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
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
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鲁迅及司马迁对《史记〉〉的评价
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
父谈〔19〕，为太史令，元封初卒。
迁继其业，天汉中李陵降匈奴，迁明陵无罪，遂下吏，指为诬上，家贫不能自赎，交游莫救，卒坐宫刑。
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20〕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21〕，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其友益州刺史任安〔22〕，尝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书有云：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
……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 迁死后，书乃渐出；宣帝时，其外孙杨恽〔23〕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班彪〔24〕颇不满，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25〕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
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26〕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然《汉书》已言《史记》有缺〔27〕，于是续者纷起，如褚先生，冯商，刘歆〔28〕等。
《汉书》亦有出自刘歆者，故崔适以为《史记》之文有与全书乖、与《汉书》合者，亦歆所续也； 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则当是后世妄人所增与钞胥所脱云。
〔29〕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
于《贾谊传》录其《吊屈原赋》及《服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30〕也。
《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为《子虚》（合《上林》），《哀二世》，《大人》等。
自亦造赋〔31〕，《汉志》云八篇，今仅传《士不遇赋》一篇，明胡应麟以为伪作〔32〕。
至宣帝时，仍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者，于是刘向〔33〕，张子侨，华龙，柳褒〔34〕等皆被召，待诏金马门。
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渊，诏之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张子侨等并待诏。
褒能为赋颂，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诏褒往祀，于道病死。
引自：《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另外鲁迅先生对《史记》脍炙人口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出自此书。
【新中国史记】完整版
于是静静的茫茫中尘，烟雨的河花在阳而的，是阳一绽放
为么·触在属于他们的暗礁冰既然
求大佬帮忙翻译一下急用
《》与《汉书》同比较 一、 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 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
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固杨万里说，“司马迁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把佛教传到中国来的人叫什么
佛教传进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无年（公元前 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此说源于裴松注所引鱼豢的：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回复立（豆）者，其人也。
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
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此说最早见于和。
说： “昔汉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
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
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
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日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但都未说明感梦求法的确切年代。
袁宏及范晔等正史，亦未记其年月。
后来则有水平七年（）、十年（《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三年（《汉法本内传》）、十一年（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多种说法。
至梁《高僧传》，更称汉明帝于永平中遣蔡情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
于是佛、法、僧完备，标志着佛教在汉地真正的开端。
但是，这类记载不仅神话成分居多，内容也相互矛盾。
事实上，《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贵族层己有相当的知名度，不必由汉明帝始感梦求法。
此外，还有汉武帝时传入说。
《魏书·释老志》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
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
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说原出南朝宋王俭托名班固撰之《汉武帝故事》，国内学者一般持否定态度，但海外有些学者认为可信。
总之，根据信史胸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
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
它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变态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王莽托古改制，不但没有缓和阶级对立，反而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最终为刘秀的东汉王朝所取代。
在意识形态上，董仲舒草创的谶纬神学，由于国家实行五经取士，处处需用图谶论证皇权的合理性，以致经学与妖言，儒士与方士搅混不清。
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了两汉的官方神学，既是文人做官的门径，也是巩固政权或夺取政权的舆论工具。
史载第一个接受《浮屠经》的是汉哀帝时攻读《五经》的“博士弟子”，同当时的这种风气是相适应的。
《后汉书》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在这 种大背景下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
《后汉书》本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
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
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讬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明帝将此诏书传示各封国中傅，明显含有表彰和推广的意思。
后来刘英广泛交结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被废，次年，在丹阳自杀。
结交宾朋（多是方士），造作图谶，起码在光武诸王中是很流行的。
像济南王康、阜陵王延、广陵王荆等都是。
但他们制造的图谶，已不再作为“儒术”，而是当作黄老的道术；早先侧重附会《五经》，也转向了“祠祭祝诅”。
楚王英对“浮屠”的“斋戒祭祀”，是这种活动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内地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发端的。
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
自和帝（89—105）开始，东汉王朝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族官僚三大统治集团的长期斗争，至桓、灵之世（147—189）达到顶点，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184），东汉皇权陷于全面崩溃。
佛教在这种形势下，有了新的抬头。
但作为东汉官学内容之一的天人感应，包括图书谶纬、星宿神灵、灾异瑞祥，始终没有中断过，皇室对方术的依赖也有增无已。
汉章帝（76—88）继明帝即位，赐东平宪王苍“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
神仙术已为皇家独享，所以也当作最高的奖赏。
到了汉桓帝，更有了明显的发展。
他继续楚王英的故伎，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饰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其目的，一在“求福祥”，“致太平”，一在“凌云”而成仙。
佛教进一步被王室视作崇拜的对象。
然而，佛教自身在这个时候已有了义理上的内容。
延熹九年（166），襄楷疏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又说，“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这是早期佛教禁欲主义的标准教义，在传说为明帝时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中，有很集中的反映。
《四十二章经》是译经还是经抄或汉地所撰，以及它成于什么年代，近代学者有很不相同的意见。
但它的部分内容，在襄楷疏中已有概略地表现，则没有疑问。
此经从“辞亲出家为道”始，始终贯彻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与襄楷的主张全合。
其中言“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与襄楷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都是佛教头陀行者（苦行游方者）的主张；又言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以为“革囊众秽”，襄楷疏中也有完全相似的说法。
因此，汉桓帝时重新出现的佛教，已经具有了出家游方和禁欲仁慈的重要教义。
但在形式上，与道教的结合比同五经谶纬的结合更加紧密。
襄楷本人是奉行于吉“神书” 的，此“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即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的原本《太平清领书》。
襄楷引用佛教的上述教义，主要在于论证“兴国广嗣”的正确之道。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把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说成是中国老子教化夷狄的产物。
这意味着佛教处于依附道教的地位。
桓灵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就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
连年战火，灾疫横生，人民处在死亡线上，痛苦、无望的阴影，笼罩社会各个阶层。
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重大变化。
首先，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
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
所谓“名不常存，人生易灭”。
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由避祸为主而引生的不问是非的政治冷淡主义和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加上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的诱胁，在汉末的某些地区，使佛教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丹阳（安徽宣城）窄融督管广陵（江苏扬州）、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运槽，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起大浮屠寺，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以信佛免役作号召，招致人户五千余，“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二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进入多数人，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颖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