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
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
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
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
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
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
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
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
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
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
”《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
”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
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
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
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
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
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
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
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
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
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
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
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
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
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
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
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
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
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
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
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
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
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
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
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
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
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
举例分析汉魏六朝诗歌的演变历程
古诗“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
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
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
《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
《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
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
《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
《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
《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
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
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
意义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
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
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
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
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风古诗体，又称古风。
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唐诗多么重要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
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
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
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
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
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
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
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
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词包括以下内容 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古体诗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
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
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
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我们可以说。
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近体诗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
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
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
绝句又叫截句。
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
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 古诗歌的常识：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光霜乡是韵脚。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 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诗体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字史出现了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体诗是?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
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
《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
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
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
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
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
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
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
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
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
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
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
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
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
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
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
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
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求介绍一下汉魏时期比较著名的诗歌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生年不满百》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驾言迈》 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
———《今日良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