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
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
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
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
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
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
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
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
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
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
”《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
”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
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
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
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
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
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
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
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
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
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
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
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
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
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
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
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
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
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
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
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
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
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
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
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
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
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
读杜甫的诗后的读后感
他的诗沉郁顿挫，反映历史。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
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
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
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
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
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
再漫游齐赵。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
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
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
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
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
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
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
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
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求介绍一下汉魏时期比较著名的诗歌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生年不满百》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驾言迈》 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
———《今日良宴会》
举例分析汉魏六朝诗歌的演变历程
古诗“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
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
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
《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
《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
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
《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
《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
《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
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
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
意义 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
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
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
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
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
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
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
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风古诗体，又称古风。
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唐诗多么重要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
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
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
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
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
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
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
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
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
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
词包括以下内容 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
古体诗 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
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
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
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
我们可以说。
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
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
近体诗 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
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
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
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
绝句又叫截句。
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
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
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 古诗歌的常识： 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光霜乡是韵脚。
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
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
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 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 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 二、二、一、二式。
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诗体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古代诗歌在汉魏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
“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
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
古代诗歌在汉魏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
汉代是古代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代，汉代除了出现赋、乐府诗体，汉未还建立起定型诗体，即出现了五言、七言古体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帮我写一篇《唐诗三百首》读后感，1000左右
《唐诗三百首》读后感如果说中国是诗的国度，那么唐诗就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高峰和瑰宝。
唐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却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那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国曾经的历史文化。
可以说《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多年来流传最为广泛，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的一种唐诗选本。
作为展示唐诗精品之作，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所选的诗体式全面。
五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以及七言的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均分门别类地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名篇佳作。
第二、所选诗的作者不胜枚举。
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大家”，也有不少王侯、僧侣、歌女，甚至无名氏等“小家”。
第三、所选的诗琅琅上口，易于成诵。
如《游子吟》（孟郊）、《草》（白居易）、《春晓》（孟浩然）、《静夜思》（李白）、《江雪》（柳宗元）等。
这些诗意境优美，咏吟谐和，上至垂暮老人，下到黄发孩提，都能张口吟诵几首这样的千古绝唱。
第四、所选的诗取材广泛，不拘一格。
既有描写自然风光的，如杜甫的《望岳》；也有展示田园风情的，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既有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杜甫的《兵车行》；也有表达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
既有描写归家时的复杂心情，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也有描写君王爱情的悲剧，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市井风情到边塞风光，从生活琐事到国恨家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本书是应有尽有。
每一首诗出自不同诗人的笔下，它像海上的照明灯，风雪中的煤炭，时时帮助着我们，温暖着我们；它像老师，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时刻教导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每一首诗都是那样耐人寻味，每一首诗那样含义深刻。
拿起《唐诗三百首》再次细细品读，我发现：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寓言故事，都在告诉我一个深刻的道理。
品读书中的古诗，能让一个迷路的人找到光明的路，能让心灵流浪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
总之，我觉得《唐诗三百首》这本书将唐代诗歌的精华，永远地留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我很感谢这本书的编者，为我们奉献了一本很好的精神食粮。
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一起“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吧
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峰巅，是一代文学的标志。
清人彭定求等所编《全唐诗》共收集有唐一代2200余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歌。
唐诗的作家上有帝王将相、下有渔夫樵人、僧道伶工；唐代诗坛上不仅涌现了初唐四杰、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璀灿的群星，而且升起了“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两位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
唐诗在诗体上日臻完善，以五七言为主，四言、杂言的古体诗、乐府诗乃至律诗、绝句无不具备，许多诗人对近体诗体制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唐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
著名诗派有山水田园派、边塞派、韩孟派、元白派等，风格上呈出雄浑、冲淡、纤禾农、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疏野、清奇、飘逸、旷达等多姿多态之景象，唐诗意象的选择、摄取极为广泛，举凡社会生活、人物内心世界无不涉及，真实记录了有唐一代的社会史实，表达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和愿望。
唐诗以其意象的组合、意境的开拓，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
唐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动态的流变过程。
明人高木秉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是大体符合唐诗发展历程的。
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时期，这一段也可称作唐诗的徘徊时期。
本期诗歌大抵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
到唐初四杰出，诗风始有所振起。
稍后陈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昂力倡汉魏风骨，诗风为之一变；从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一765为盛唐时代。
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
李白是唐帝国国势鼎盛时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国大厦倾覆之际的忧患之士；李白诗歌是青春的颂歌，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悲歌；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
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和其他诗人一道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766—824为中唐时期，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缺乏雄浑之气。
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刘禹赐、李贺等优秀诗人无不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从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为晚唐时代，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
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金光。
唐诗之所以如此高度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有唐一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思想的自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宽松环境，与统治者的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好提倡、科举诗赋取士、与中下层士人活跃等因素密不可分。
另外，从诗史的内在流变历程看，《诗经》、《楚辞》、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古代的唐诗选本中，清人孙沫的《唐诗三百首》最为流行。
今人喻守真有《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版，对艺术特色的讲解甚为详切。
今人唐诗选本较多，兹介绍两种：一是葛兆光《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唐诗282首，凡七十八家，选诗颇具眼量，小传、注释新见迭出，自成一家；一是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诗500余首，按体例排列，注释简明，分析详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