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意义
如何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来源：统战新语推动民族工作，既要依靠物质力量，也要依靠精神力量；解决好民族问题，既要解决好物质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根本就在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历史悠久的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命运共同体，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言行，筑牢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始终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各族人民长期实践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
将其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纳入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梦、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梦，引导各族群众把智慧和力量聚集到促进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上来。
特别是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也是“五个认同”的基础。
文化认同的核心，是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中生根发芽。
据材料一二说明我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产生了什么积极作用
我国国家实力的崛起,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边疆治理不仅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承担着拱卫国家核心区的功能,而且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辐射周边国家的功能。
边疆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具体作用体现为:经济层面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层面上影响国家主权和安全,社会层面上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文化层面上担负中华文化认同建设的重任,生态层面上关系着美丽中国建设,外交层面上承担着落实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具体任务。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该怎样传承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
1.传承和弘扬民族重要的是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主心骨” 作用。
2.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
4.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必须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5.民族精神产生于社会实践，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要立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举例说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服装的名称、特点及其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关系
读张慧真的《教育与族群认 罗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类学研究北京100081） 摘 要：对于族群以及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张慧真的《教育与族群认同》中讲述了一个关于贵州石门坎地区花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的故事。
本文是一篇关于此著作的读书笔记，尝试对其写作思路、观点等进行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张慧真；教育；族群认同；读书笔记；教育人类学 翻开张慧真的《教育与族群认同》，一个关于贵州石门坎地区花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的故事娓娓道来。
一、两个热门话题 作者选择了两个热门话题予以研究：一个是热门的研究对象，即贵州石门坎的花苗；另一个是热门的研究主题，即族群认同。
由于石门坎所经历的特殊历史事件以及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背景，这个被称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的地方一直以来都受到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类学科学者们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之“圣地”。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输入“石门坎”三字，有300多篇相关论述，近年来学者们陆续出版的相关论著也颇丰，例如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东旻和朱慧群主编的《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沈红所著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万卷出版公司，2006）和《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
学者们带着各自的人文关怀走进这个“圣地”，透过不同的研究视野来解析石门坎的社会文化以及生活在那里的花苗人。
为何笔者会同样选择石门坎
笔者是一个香港人，18年前在一次偶然赴贵州的机会中认识了石门坎，惊异于这里与香港之间文化差异之大，发现“苗族”称谓所具有的“极大的主观性和变动性”，关于族群认同的思索便由此而来：不是界定谁是“真正”的苗人，而是分析“石门坎的苗族如何宣传自己
及他们为何要如此宣称
” 如今，无论是在国际事务，还是在国家、区域内部，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冲突等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
因此，对于族群以及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英语的“族群”( ethnic group )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中叶，20世纪50年代台湾学界开始使用“族群”这个术语, 到80年代这一概念被学者引入大陆。
关于族群理论有诸多之说，西方学者对“族群”并未形成共识，但在近些年来形成三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原生说（primordialism）、现代说（modernism）和神话-符号从说（myth-symbol complex）[2](P44)。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少学者对某个族群或民族的描述和分析，常从客观特征例如体质、语言、服饰、宗教等予以研究，当运用于具体实践研究中，也遇着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如今许多学者更多地接受“近代建构论”，认为族群认同是人为主观建构的。
《教育与族群认同》这一论著则是“建构论”的又一本土个案形象。
作者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一个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花苗族群“在面对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和当地的强势族群时，如何通过知识体系、教育制度和文字媒介建构其族群身份，从中获取政治、社会和文化上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并从中探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族群认同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本书的结构 《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全书由八章内容构成，共22万字。
第一章简单介绍研究的写作背景、问题定位及内容概要。
第二章为理论背景和研究取向。
第三章从傅柯的宗谱学研究出发，重新反思历史、知识、权力等概念，并在此研究视角上确立石门坎个案的研究定位。
第四章阐释帝国体系下中央政权如何从空间、文化和权力三个角度来定义西南边地及如何行使权力，同时异族意识即“苗蛮”如何被构建出。
第五章指出从帝国过渡到民国时期间，西方传教士介入石门坎，如何影响当地势力的平衡，同时学校机制的建立和文字的创造等改革措施如何促进了苗族文化的复兴。
第六章探讨了民国政府如何通过教育积极推动“边胞同化政策”的目的和效果，与之相对的是当地苗人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反映出族群认同建构的主体行动。
第七章则以20世纪30年代三个苗族本土知识分子为个案，探讨对苗人族群认同的不同诠释。
第八章总论中再次论述了知识、权力和族群认同三者间的关系。
全书生动演绎出了一个族群在20世纪初至1949年间的认同建构故事，如何从在清及清以前时被中央朝廷称为“苗蛮”、“苗夷”，到西方传教士称为“大花苗”，再到民国时被称为“边胞”，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识别为“苗族”。
三、族群边界理论的应用 我为何想写《教育与族群认同》一书的读书笔记
族群认同是人人都会涉及的问题，随着时间、地域、环境的不同，族群认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强度。
一些时候我们不会想起这个问题，但它却藏于处处，根深蒂固。
从小我就知道我的民族成分是少数民族，但在人人都是同个少数民族的环境中，这丝毫没有任何不适或奇特。
后来到外地求学，与其他民族接触得多了，反而加深了自己的民族认同。
开始产生疑惑，这是为什么
是如何形成的
而张慧真的个案分析给了我不少启示。
这涉及到从主观认同建构族群边界的理论。
1969年，Fredrick Barth主编出版了《族群和边界》一书，这是族群边界论的代表作，他从族群结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
巴特还认为，尽管人们有可能已经跨越了边界，但是原有的边界依然存在，也就是说，类别式的族群特征不取决于人口的稳定和缺乏流动，不取决于互不接触和互不交流信息。
[2](P63)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有时会产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族群认同，不管是出于原生的族群特质和情感，还是有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性”。
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
所以，“边缘称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本族群边界理论中国本土研究的力作，台湾学者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这本历史人类学研究著作，关注的是羌族作为一个“华夏边缘”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用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解释了“边缘”与“核心”文化建构的“互为主体”的关系。
张慧真与王明珂的研究角度相似，同属族群边缘研究，这种边缘包括“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认同上的边缘”，前者分析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长期被边缘化的族群花苗，后者探索的是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建构和历史回忆的新诠释。
对一个国家、族群来说，族群边缘研究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视角。
在我国，“中国边疆学派”已经成为一个独具意义的显学。
在研究思路上，有的学者认为边缘研究是为了“从周边看中心”，即研究“边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心”，有的学者认为“边缘”是“中心”和“边缘”所共同构建的。
无论怎样，边缘研究可以改变我们长期过度集中于“中心”而忽略“边缘”的视角，揭示不同族群、国族之间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关系以及所带来的变迁。
如同我们在《教育与族群认同》中看到，在半个世纪里，花苗完成了从“蛮夷”到“族”的族群认同建构过程，反映的也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群如何被吸纳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
四、族群认同如何构建 在《教育与族群认同》中，这个“三位”边缘的族群其认同是如何建构的呢
在面对中西方以及内外部不同权力和势力之下，石门坎的花苗在“被”建构时如何“主动”建构自己的族群认同
在此个案中，清晰地反映了教育的力量。
这里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教会等社会教育；也不仅仅是强势者或当权者所倡导的教育，还包括花苗知识分子所办的教育。
在书中，我们看到关于教育的一条历史纵轴。
明清时期，本着“开化”、“安抚”、“以夷制夷”等目的，统治阶层在贵州苗族地区开设学堂，可是由于当地彝族土司的压迫及其他原因，几乎没有苗人走进学堂学习“王化”之道和儒家文化，从而只知本地彝族土司，乃不知“中国”和“王朝”。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1864-1915）进入石门坎这个当时在中国西南部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并以这个“三不管之地”为中心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皈依运动。
传教士在这里建学校、创苗文、编课本，改革社会风俗，苗人能学习到中西方的文化，有了一次重新探索族群身份和苗文化复兴的契机。
从这时出现了第一批花苗本土知识分子，后来有些精英在建构族群认同意识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国政府成立后，开始重视边疆区域及这里的民族，试图把统治版块内的一切族群纳入到统一的意识形态中。
在各种边疆政策中，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所推行的同化边胞的教育政策尤为突出。
教育从建立起，就不仅仅是只具有传递知识的单一作用，它置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一种文化权力关系一旦确立，教育就是必须要改革的领域，它受制于社会构成，也成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政权统治者通过建立、控制有组织的教育体系来实现社会关系的改变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无非是首选的有效方式。
就在30年代民国政府大势推行同化边胞政策的同时，石门坎的苗族知识分子正在进行一次独具意义的平民识字教育运动。
这是石门坎花苗人中第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方式主动建构族群认同，“通过掌握知识和文字来提升族群地位”。
在作者的描述中，通过对花苗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行为实践来表现花苗族群认同意识提升。
平民识字教育运动是其表现之一。
花苗第一个教育学学士朱焕章编写了《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以期通过教育来提高苗人的文化素质，追求民主和民族平等。
而在针对民国政府“三大同化政策”，苗人中的知识青年视之为“种族灭绝政策”，开始讨论苗人该如何团结一起反对各种欺压的行为，重新定位本族群的政治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花苗族群，已经不再是过去数百年默默接受压迫和剥削命运的弱势族群，他们不断努力突破过去被迫逼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在意识上争取更大的觉醒，一方面又以行动争取更平等及合理的社会和经济待遇”。
在民族认同的“人为构建”理论中，安德森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Benedict Anderson,1983）。
另一位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则认为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强调“政治单元与文化边界的重合”(Ernest Gellner,1983)。
有学者认为，安德森注重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一个自下而上的凝聚过程，而盖尔纳则更重视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
张慧真的《教育与族群认同》中的个案说明了族群认同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强势与弱势力量互动的变迁，是 “中心”和“边缘”共同建构的结果。
五、结语 读完书的最后一页，心中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作者运用中西文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前后六年，形成这一本教育人类学著作，为其他族群认同建构的书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全书通篇逻辑清晰，文风流畅，文中运用了不少中西方里关于民族与族群方面的理论，但并没有让人觉得晦涩难懂，而是深入其中，能轻松地阅读，深刻地思考。
走出这次“寻根之旅”，再回顾一番，忽又觉得少点什么。
作者一直围绕着花苗称谓上“他称”的变化而叙事，少了些对族群“自称”的分析，这是其一。
其二，在花苗族群建构的历史背景中，从开始本地彝族土司的统治，到面临西方基督文化，再到民国开始构建民族国家的文化，直至最终新中国建立，花苗族群一直是在这一轮轮的新权力背景下“被迫”地进行选择和主观建构，其“能动”如何体现。
其三，作者选择了几个花苗精英分子为个案，以反映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变迁时对族群身份的多元诠释，可是却少了更多花苗普通群众的声音。
此为笔者之拙见，不足而论。
怎样正确理解民族同化问题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有助于丰富完善相关学科理论，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随着边疆地区不稳定因素的频繁出现，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又重新置于研究者关注的视角之下。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内各民族对于国家存在的强烈认同感，不仅可以推动该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还能有效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以及族际关系的和谐。
“族群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而防止国土分裂则是国家整合的目标之一，是国家政府长期的重要任务”。
因此，认真研究促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抓住有利时机对其进行引导，促使其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向显得非常必要。
近年来，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者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例如，马川、李晓文等人主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民族认同问题，着重从少数民族成员的认同具有对个体的认同与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两方面的含义，来介绍西方少数民族认同的研究现状。
李忠、石文典等人从社会学等角度来探讨民族认同问题，他们认为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心理健康、人格发展以及民族偏见等研究领域存在密切联系。
此外，还有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分析了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向。
如高永久、陈纪等人主要从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政治认同中张力关系的存在状态，并尝试提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实现国家转向的主要路径。
贺金瑞、燕继荣等人通过探索我国以国族为基础实现全国范围内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方法，来分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
周平则从边疆治理的角度，研究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从而建设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
国内研究者主要是分别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于二者的整合很少进行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同时存在于各民族成员的意识当中，国家认同是高于民族认同的更高层次的认同。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有通过各种路径积极引导各民族实现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换，切实推进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才能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实现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要想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对民族的概念进行界定。
其次需要对认同的概念进行简要的说明。
只有对上述两方面进行很好的说明，才能更好地解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对于如何来界定民族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我国，“‘民族’这个概念应包括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特色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
按照费孝通对我国民族含义的理解是宽泛的，既包括中华民族，又包括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及其内部族群等三个层次。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种宽泛的民族概念存在争论，比如宁骚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而应把“少数民族”改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这样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及其支系皆称为“族群”。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称为民族。
因此，本文在界定民族概念的时候，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讲的。
那什么是认同呢
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把认同界定为相对于“他者”存在而确立的自我的边界。
正如亨廷顿所说，“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有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落或文明——的关系来界定”。
认同又可分为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两种。
个体认同主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集体认同主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在集体认同之下又具体包括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对地域的认同以及对社区的认同等。
无论是对认同的个体，还是对认同的群体来说，正是通过这种对身份的认同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
关于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界定的模糊，从而也就使得我们对民族认同的界定也较为模糊。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正如民族概念具有广泛性，民族认同也具有多重性。
具体来说，本文中的民族认同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是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性，即中华民族认同；另一个层面是“多元一体”中的“多元”的民族认同，即族群认同。
在这两个层面之中，高层面的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即是一回事情。
民族认同的实质是个体或群体对所属群体的一种情感归属感。
民族认同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态度、民族行为等四个方面。
民族认同的特征主要有层次性、多变性、长期性等几个方面。
三、民族认同的两种来源解释：原生论与工具论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
就此问题出现两个理论流派，一是原生论。
原生论依据语言、地域、宗教和习俗等原生性因素来理解民族认同，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系，民族认同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
这种“原生性”是原始的，是天生就有的，对于特定的民族成员而言，他出生于既定的家庭，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是先天赋予的，因而他就从家庭中获得了原生的情感联系。
原生论的出现是对民族认同来源于社会互动理论的一种否定。
一是工具论。
工具论认为民族认同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对民族共同体进行发明、想象的结果。
它强调民族认同随情境（利益）变化的特征，认为每一个民族成员都是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是民族成员参加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出发点，而且族员的民族认同会随着不同情势、不同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因而民族认同具有不稳定性。
工具论观点更强调民族认同的社会互动性。
在实际研究中，为了增强民族认同研究的说服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原生论”和“工具论”二者结合使用。
如罗柳林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指出，“‘原生论’过度强调认同的原生维度，没能理解民族认同的灵活性与工具性。
因而，原生论被认为是一种静止的、自然主义的民族认同观，缺乏解释力”，而“工具论批判了静止的、自然主义的民族认同观，避免了‘族群互动通常导致同化’的旧论。
……然而与民族成员相关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心理需求则被忽视了”。
再如周大鸣对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指出“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是以族群互动为前提”，并认为在上述研究地，“经过认同与运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工具论与原生论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56个少数民族当中具体的民族认同。
如唐胡浩从影响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因素与工具性因素两个方面来阐述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维系的原因。
作者认为影响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因素主要包括语言认同、地域认同、宗族认同以及传统习俗认同等，而影响民族认同的工具性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其获取一定资源和利益的社会条件，诸如民族区域自治权力、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计划生育中多生子女的指标以及招生制度中相关的优惠政策等。
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民族认同才会产生。
[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人的认同是具有层次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只是人的多重认同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统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依据不同的情境或场合，突出或强调其中某一种认同。
那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际上是一回事。
这是因为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只有一个民族，公民对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国家的认同。
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
因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外来移民会不断地涌入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这将会深刻改变着人口迁入国的民族成分构成。
而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比较复杂。
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各民族既有对本民族的认同，也有对国家的认同。
学术界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研究者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制约的一面。
如周平认为两者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家认同状况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
有的研究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关键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和一致性。
如张永红、刘德一认为“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最终，通过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增进各族间的相互认同，使中华民族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又不断为少数民族自我认同创造良好的环境。
因而，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认同，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认同，都是不正确的。
事实证明，如果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理不当，将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冲突对抗时，可能有两种结果：国家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国家认同将得到巩固和发展，失败的民族遵守法律法规，不再挑战国家的认同；民族取得最后的胜利，则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原有的国家发生分裂。
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对于防止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解决路径：同化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国家在制定少数民族的政策时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
如果国家过于强调统一的语言、文化、历史，那么可能会加剧少数民族边缘化，从而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将会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离心力；但是过于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也不利于国家进行政治整合。
面对这样一种困境，产生了同化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
同化论建立在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之上。
它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它们的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少数民族一般都倾向于放弃自己原有的民族成份，加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分享它们的先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而，通过同化就会实现国家与社会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支持同化论。
如辛普森认为，不管在哪里，只要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次要地位的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就会被同化。
又如吉平认为，民族同化是民族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表现，民族同化是在联系中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潜移默化的长期、缓慢的过程。
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制同化两种方式，一般而言，自然同化是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发展的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强制同化则是多民族国家通过采取强制手段来同化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进而把它们整合进主体民族的过程，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本文讲的同化论主要是指强制同化。
同化主义理论违背了多民族国家各族群民族差异存在的事实，忽视了各民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以为通过把少数族群整合进主流民族当中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和谐。
这样的想法在现实中遭到来自世界上各少数族群的反对，因此，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文化多元主义是在同化论遭到批判后兴起的另一种思路。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奉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后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也都采用了这一做法。
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从而实现和谐与共同发展。
费孝通在1993年提出他对多元文化的一种看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十六个字恰当地概括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内涵。
学术界也有研究者总结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理念。
如戴晓东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矛盾，所有文化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有的是不同的风格。
文化多元主义打破了同化论将主流文化视为唯一价值标准的立场，主张承认并维持非主流文化的存在。
与同化论相比较，文化多元主义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也得到了理论及实践上的巨大发展。
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是完美无缺的。
它存在以下的问题。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保持各民族文化差异，而这可能使少数民族丧失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
第二，文化多元主义并未真正消除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张力。
例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将使美国不再是美国，美国人将不再认同自己的国家。
当西部与东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产生了悬殊差距，如果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处境进一步被边缘化，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建构。
此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描绘了一种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反的前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异却加剧冲突与分裂”。
总之，在现实的民族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存在其缺陷。
如美国学者H·蒂施勒和B·贝里指出：同化论误以为在开放社会中民族联系会轻易消失，“多元主义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它以为民族之间界限固定不变，甚至与美国生活不相容的群体也会坚持不变”[。
还有学者尖锐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不是外来的‘族群’。
它们作为政治实体是历史形成的，其政治权利是得到国家承认的，仅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是不够的，是一种倒退。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方法，通过采取新的举措，来不断增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