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基本趋势：自从欧洲文艺复兴后，工业革命兴起，交通工具的进步，信息工具的发展，使得17世纪之后，交流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细分，尤其是进入20世纪，经过二战之后，相互影响，相互融入，歌德说过，民族的即使世界的特点：中西方文化交流后相互影响，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因为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带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领先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被近代西方逆势反超，借助科学技术军事实力强势登场，所以现代的东方文化属于弱势地位，西方文化有主动权，中国文化基本处于被动交流，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民主和法治是世界主流，中国恰恰不属于这个主流，因此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注定是被动的
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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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它是作为路，作为交通线。
所以它就是成为沿途各国，各个民族进行各种交流的一个载体，也就成为当时展现他们各种复杂关系这么一个载体。
所以，这个丝绸之路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另外，丝绸之路它也是一个大舞台，它当时把古代和中世纪的主要大国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连接在一起了。
你比如古代的四大帝国，汉朝，安息、贵霜、罗马都是在这条线上。
到中世纪唐朝、萨珊、波斯、东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的阿拉伯帝国，都在这条线。
另外主要的文明地区：中国、中亚地区、伊朗，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希腊、罗马，通过希腊，罗马甚至把北非，埃及也都连起来了，往南印度，往北就是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整个就说它把当时世界的主要国家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串联起来。
所以它这个展现了当时主要世界历史的情况，丝绸之路，它既然是一条路，它也是一条纽带。
它通过这个纽带，把当时沿线诸国各族都连系在一起，成为他们互通有无，物畅其流商贸之路，和物种传播之路。
当时商贸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种丝绸，丝绸当时影响最大。
你比如说中国传来的很多东西，比如金银器、玻璃器，还有这里头很多路，还有很多名称，什么黄金之路，天青石之路等等，它都是有交通线有关的。
所以另外物种传播，现在考古资料因为不太保存，文献很多，无论是中国和中国传出去的都是很多，这个大家可以看。
另外这条路也就成为中国各个民族相互学习，互相影响文化艺术和科技交流之路。
同时这条路也是沿线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断增进了解的友谊之路，也是各国进行政治交流使节之路，所以有人就把这叫做使节之路。
另外这条路，也是到沿线各族魂系天国。
比如说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是基督教这里头的一个分支，以至于后来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来的。
所以这又是一个神灵之路。
这条路还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因为这条路的北边就是欧亚草原。
你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的匈奴是通过这条路西迁来的，再早的刚才讲的乌孙、大月氏，再晚的突厥，以至于后来西辽等等。
蒙古都是沿着这条线，再往西边最著名的塞人，也是沿着这条线迁徙，也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为什么这条路有很多刚才讲的丝绸很早传过去，与这个丝绸有关系。
另外，这条路因为游牧民族的迁徙，它也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流之路。
这个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因为这条线从河西走廊以后一直到欧洲草原，北边都是游牧民族，它变化很大，它一迁徙，按照当时的情况，他们经常是侵略和掠夺游牧民族，交融是非常多的，经过这种交融，对于游牧民族有一定破坏对它整个城镇的发展和防卫武器的发展。
各个方面和社会的进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对于游牧民族发展也提供了作用。
丝绸之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底蕴丰富深厚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交通线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丝绸贸易的问题。
它的内涵牵扯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全方位的。
所以我感觉丝绸之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它是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历史，当时世界人类文明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所以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宝库，当时的主要的绘画艺术，雕塑各种艺术珍品，美不胜收，非常多。
另外世界的一些主要文字，都形成在这条线上，用这些文字所记录的文书和刻石历史性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很多历史之谜就是靠这个来解的，揭开了很多历史之谜，同时又用这些文字写了很多遗著，现在研究历史当时的社会很重要的。
所以这条交通线，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影响非常大。
当然在东西方来讲，影响最大的是丝绸。
正因为它影响非常大，所以直到19世纪末，西方学者还以丝绸来命名这条交通线；正因为以丝绸命名这条交通线，现在叫做丝绸之路，已经逐渐被大家认可。
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原来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地区、国家，重开丝绸之路的呼声很高。
现在大家知道亚欧大陆桥，实际上就是与这个有关的。
我们相信就是说在今后的发展的过程中，沿线各国通过努力，通过陆路的和空中的交通，必将能够建立一条比古代丝绸之路更为胜似古代丝绸之路的金光大道。
对今后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丝绸之路概况大概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丝绸之路考古学的问题。
丝绸之路，它现在是多学科研究的，有丝绸之路史，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有研究丝绸之路的考古学，从这里头派生出很多的题目。
什么叫丝绸之路考古学
丝绸之路考古学，实际上就是沿线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考古学，这个考古学都是代表某个地域的。
现在所谓丝绸之路考古学，主要依托于这些考古学，在表现它们之间相互交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属于丝绸之路考古学，主要研究文化交流、相互影响，这一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考古学的特色，就是它不但要研究按照考古学的规范来整理和研究，而且它还要结合很多学科。
因为考古学，它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涉及的方方面面，它必须结合有关的文献、历史、地理、铭刻学等等，全方位的。
所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学，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涉及其他学科互相渗透，这个来研究。
根据这个特点，也就是要求我们研究东西文化交流考古学的学者，要学贯中西，甚至就是在他所研究的领域，他眼界要宽，视点要高，要有洞察问题的能力。
所以要求是比较高的。
丝绸之路考古学内涵是比较多的，但是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从资料来源讲，无非是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
文献资料主要处于历史时期，文献资料都是用人来写的，它受人的水平、观点制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真正涉及丝绸之路的，直接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就从文献的角度，我全面的构建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这是比较难的。
因为文献资料它是可知但是不可及，因为它实证性比较差，有很多资料必须要进行考证，考古学因为研究古代的人类社会，是物质文化涉及的方方面面，它是有实证性、直观性。
所以考古学对于构建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是最主要的，但是光靠它也不行，因为它毕竟也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文献和相关学科，才能够最终全面的构件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
中外文化交流学习的语文作文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是何兆武先生的著作，主要讲述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天主教传入中国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冲突；从多方面讲述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讲述了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讲述了在旧制度前期，法国发现中国文化的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等等。
清代前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受到多方挑战。
相较于印度佛教在中国顺利的开枝散叶，西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则显得步履维艰。
传教事业的范围相当狭小，最初，由利玛窦奠定的耶稣会传教事业仅局限于宫廷内部，且受到诸多顽固势力的抵制，迫害传教士的教案层出不穷。
在杨光先案中，监正杨光先甚至歇斯底里的提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这是当时不少顽固士人对西学的态度。
面对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状况，以及骨子里的狂妄自大，他们将是非观念弃之一旁，对西学的先进与否置若罔闻。
虽然这些执迷不悟的做法减缓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速度，甚至西学的传入曾一度中断，但是西学在中国仍然充满了生机，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相较于部分冥顽不灵的士人对西学的极端否定态度，清代初期，一部分开明人士对西学的态度则显得公正理智。
他们没有顽固势力的夜郎自大，而是抱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他们学贯中西，在研究西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进和完善。
虽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带有封建神学色彩，一度使中国学者对西方某些文化领域百思不解，莫知所从，但是，中国学者仍然凭着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苦心研究西方文化。
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研究出一项项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创制出一部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促进了中国的觉醒和近代化进程。
当然，文化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确定其是否能与时俱进，源远流长。
优秀的文化经得起优胜劣汰的考验，正如华夏文明流过五千年的长河，经过岁月的沉浸，依然讫立于东方之巅，享誉世界。
读《中华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
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
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
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如此类，其数何限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
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
”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
”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
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
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
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
”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
”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
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
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
”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
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
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
”（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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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
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
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
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
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
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
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
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
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
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
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
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
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
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
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
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
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
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
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
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也这么说吧：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信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
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
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
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
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最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
他们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
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
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
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
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
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
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
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
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
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
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
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
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
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
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
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
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
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
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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