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自称什么
译者序 ：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年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第二十七章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
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
元佑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
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
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
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
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
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第十四章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
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
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做哑，置之不顾。
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
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
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
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
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
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
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
李定和舒禀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
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
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
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词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
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
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
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
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
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
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
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
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
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
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
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
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
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夕以中已非”。
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
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
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
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综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
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日：“吾将以为袜。
”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苹于子矣。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日“拟将一段鹅帮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村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
”与可无以答，则日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
余答其诗日：“世间亦有千寻月，竹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笑日：“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
”因以所画第篓谷堰竹遗予日：“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
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
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
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
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
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
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
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
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
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
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
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
”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
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
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
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
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
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
”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 杨朴回答道：“没有。
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
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
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
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
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
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
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
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
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
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
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
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
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
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
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
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
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
把人都吓死了。
”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
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
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
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
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
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
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
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
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
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
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
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
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
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
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
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
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
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
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
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
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
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
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
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
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
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
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
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
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
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
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
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
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
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禀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
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
……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
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
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
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
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
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
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
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
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
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
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
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途叨儒馆。
”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
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
“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
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后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
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
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
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
“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它若干情节。
他想不起曾写过其它与时政有关的诗文。
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
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
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
但是在八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
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
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
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插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
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
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
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
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
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
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
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
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
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
《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妃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答不呻呼。
”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通”。
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
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
”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
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
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人他说厌恶那些“股耳如惆蝉”的小政客。
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惆蛰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郎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做“夜果”。
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
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
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
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
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
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收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
第六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
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
最后一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厅‘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
”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缓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
“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
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
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败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
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呜蛙，比为呜蝉，比为夜袅，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
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禀、李定那等人，那么舒禀、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
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
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
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
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
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
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
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
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
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
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
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
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
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
恭喜
”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安心睡，别发愁。
”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的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禀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
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
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
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
’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
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
李定和舒禀十分忧闷。
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
舒禀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挂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他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 王挂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
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
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 王挂于是沉默无言。
章停，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
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极。
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
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禀、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
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
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
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固他受累。
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于由。
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骛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
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
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有哪些故事
一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从周朝东迁一直讲到晋朝统一全国为止，前后一千零五十年。
目录以成语形式呈现，可以参考目录： 春秋故事千金一笑兄弟相残暗箭伤人管鲍之交一鼓作气老马识途仙鹤坐车唇亡齿寒五张羊皮“仁义”大旗饱不忘饥退避三舍犒军救国放虎回山桃园打鸟一鸣惊人搜孤救孤晏子使楚战国故事混出昭关鱼肚藏剑掘墓鞭尸夹谷之会石屋养马卧薪尝胆三家分晋用人不疑河伯娶妇起死回生不受蒙蔽商鞅变法孙膑下山马陵道上悬梁刺股攻守同盟合纵抗秦西汉故事连横亲秦胡服骑射屈原投江鸡鸣狗盗狡兔三窟火牛陷阵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远交近攻赠送绨袍坑杀赵卒毛遂自荐盗符救赵图穷匕见统一中原张良拜师学万人敌揭竿而起天下响应破釜沉舟约法三章鸿门忍辱火烧阿房韩信拜将暗渡陈仓鸿沟为界四面楚歌汉王登基制订朝仪缇萦救父晁错削地李广射虎张骞探险再通西域通神求仙苏武牧羊大雁带信霍光辅政昭君出塞王莽称帝绿林好汉赤眉起义刘氏举兵昆阳大战死守黄金豆粥麦饭“铜马皇帝”争先恐后攻占两京得陇望蜀种地钓鱼宁死不屈取经求佛投笔从戎外戚专权天知地知三国故事豺狼当道跋扈将军宦官五侯禁锢党人官逼民反董卓进京同盟异心定计除害迁都屯田神亭交手辕门射戟谁是英雄袁曹争锋三顾茅庐过江决策火烧赤壁离间失和采用中策一身是胆白衣渡江煮豆燃萁夷陵之战七擒孟获自贬三级三路伐魏鞠躬尽瘁装病夺权带酒进宫书生打铁功成将死三国归晋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韩国历史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孕含着的原则，每每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
这条原则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贯彻执行，尽管有时难免流于形式。
各个时代向皇帝进谏的奏折和奏折摘要，大量地以奏议形式保存在官修的史书和国家档案中，流传至今。
这些奏折都是实行谏议制度的明证。
谏又称谏诤、谏议、直谏、规谏。
汉语中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
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
然而，谏议和监察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监督机制，就此而言，两者又有共同之处。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天子——皇帝独领一切权力，因而式的分权制在中国的国家机构中无踪可觅；不过，为了行使皇权，仍需建立一套机构和制度。
这套机构和制度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上不断得到完善，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虽然难以从政治角度区分类别，但就技术角度而言，却是的。
中国的政治机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机构，其二是执行皇帝决策的机构。
国家机器内部这两类功能明显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从技术上来说，类同于现代国家中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它用以作为依据的皇权观念，性质与经典的立法机构观念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作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区别。
基于这一区别，检察的职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是否正常运作，因而属于执行机构；而谏议的职能则是监督皇权是否能作出良好的决策，因而属于指示机构。
一、 ，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
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
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
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
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
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
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
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
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的发展阶段。
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
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
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
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
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
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
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
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
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
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
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
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
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
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谏议制度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
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
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
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
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
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
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
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一）秦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
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
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
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二）六朝时期，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
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
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
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三）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
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
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
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
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
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四）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
宋朝对唐朝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
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
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
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
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
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
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
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
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五）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
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
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
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六）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
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
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
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以上是中国谏议制度的简史。
应该指出，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这一点在谏议制度的黄金时代唐朝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魏征、房玄龄、王珪等谏官均对唐太宗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不乏此类事例。
据顾炎武统计，鲁驳回皇帝敕令的谏官不少于十人： 唐中宗(公元683—684，705—7l0年)在位期间的韦温； 唐德宗(公元779—805年)在位期间的袁高、薛存诚、李藩； 唐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期间的韦宏景； 唐穆宗(公元820一824年)在位期间的崔植； 唐文宗(公元826—840年)在位期间的狄兼漠； 唐武宗(公元840一846年)在位期间的郑肃、韩亻次； 唐宣宗(公元846—859年)在位期间的郑公舆、萧亻放。
当代历史学家谢元鲁据《唐会要》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卷统记，自唐初至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初年：16次封驳，11次有效；14次进谏，11次有效；16次补阙或拾遗，6次有效。
宋朝为后人留下了两件著名的谏书，一是范仲淹于1043年在谏官欧阳修推动下写成的《答手沼条陈十事》，一是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1058年所写《万言书》。
范仲淹的谏书标志着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改革的开始，而王安石的谏书则揭开了熙宁(公元（1068—1077年)年间改革的序幕。
此后，皇帝虽然依旧重视谏议，但官僚机构相互掣肘谏议的政治影响大为减弱. 其实，谏议的纠偏作用只发生在开明皇帝身上。
换言之，皇帝的意愿决定着谏议的命运。
因而，当元朝强化帝制后，谏议制度就急剧衰落。
由此可见，谏议制度并非民主制度。
那么，谏议制度何以能在某些朝代得到发展呢?原因在于：帝制建立在一些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念之上，当这些价值观念受到弊政威胁时，谏议制度有助于在政权的最高层面上表述这些价值观念。
皇帝之所以能在符合谏议原则的前提下接受谏臣的异议，是因为皇权承认这些早已为儒家经典所阐明的原则。
《孝经》第15章的篇名正是“谏诤”：“曾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
“事君”章又对此作了补充：“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由此可见，谏议基本上是义务，是孝所要求的一种严格的义务。
在中国的谏议传统中，这种义务并非空话，许多忠义之士为进谏而不怕惩罚，置坐牢杀头于度外。
明朝镇压进谏者尤为残酷，谏官的舍身精神也最为突出。
今人谢渠源在对明代著名谏臣的研究中指出，死于进谏的大臣多达40余人。
海瑞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向明世宗(公元1521—1566年)进谏前，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谏议既是义务，就不是权利。
谏议之所以被视为正当，因为这是一种受到尊重，尤其受到开明皇帝尊重的义务，并非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提出异议的权利。
谏议是一种道德权威，是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最佳体现者并准备为捍卫这些价值观念而献身的人的道德权威。
因此，中国谏议制度所体现的精神，其基础是承认士为培植善而表现的高尚品德，这一点连皇帝也不否认。
换言之，谏议制度与民主无涉，它是一种有别于官僚政治的“士治”，就是说，它是文人学子中的精英以其道德操守所发挥的影响。
从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不难看出，中国的谏议制度的性质就是“士治”。
黄宗羲主张在全国广建书院式的学校。
对于他来说，书院不只是教育机构，书院既然培养士，自然也培养传统的死谏精神。
他认为，所有书院的山长都应具备这种皇帝也必须敬重的精神，他写道：“大学祭酒，当推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
每朔日，天子临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这段话所包含的对于东林党人的政治遗产，对于明末禁书院，清朗拒不开禁一事所表示的看法，此处不予讨论。
我只想请大家注意，黄宗羲的幻想清晰地反映在他对谏议机构的设想中。
在他的眼中，谏议机构是一个文人学子治国的场所。
帝制覆亡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观念。
然而，他们懂得民主的真谛吗?人们不禁要问，在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曾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是否混淆了争取自由和争取谏议权利这两个目标，致使斗争的意义受到了损害。
因此，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儒教国家一样，反对独裁的结果是助长了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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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与圆周率的故事
祖父经常给祖冲之讲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其中张衡发明地动仪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祖冲之幼小的心灵.祖冲之常随祖父去建筑工地,晚上,在那里他常同农村小孩们一起乘凉、玩耍.天上星星闪烁,在祖冲之看来,这些星星很杂乱地散布着,而农村孩子们却能叫出星星的名称,如牛郎、织女以及北斗星等,此时,祖冲之觉得自己实在知道得很少.祖冲之不喜欢读古书.5岁时,父亲教他学枟论语枠,两个月他也只能背诵十几句.气得父亲又打又骂.可是他喜欢数学和天文.一天晚上,祖冲之躺在床上想白天老师说的“圆周是直径的3倍”这话似乎不对.第二天早,他就拿了一段妈妈绱鞋子的绳子,跑到村头的路旁,等待过往的车辆.一会儿,来了一辆马车,祖冲之叫住马车,对驾车的老人说：“让我用绳子量量您的车轮,行吗?”老人点点头.祖冲之用绳子把车轮量了一下,又把绳子折成同样大小的3段,再去量车轮的直径.量来量去,他总觉得车轮的直径没有1／3的圆周长.祖冲之站在路旁,一连量了好几辆马车车轮的直径和周长,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他决心要解开这个谜.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祖冲之研究了刘徽的“割圆术”.所谓“割圆术”就是在圆内画个正6边形,其边长正好等于半径,再分12边形,用勾股定理求出每边的长,然后再分24、48边形,一直分下去,所得多边形各边长之和就是圆的周长.祖冲之非常佩服刘徽这个科学方法,但刘徽的圆周率只得到96边,得出3 .14的结果后就没有再算下去,祖冲之决心按刘徽开创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计算出192边形、384边形 ⋯⋯ 以求得更精确的结果.当时,数字运算还没利用纸、笔和数码进行演算,而是通过纵横相间地罗列小竹棍,然后按类似珠算的方法进行计算.祖冲之在房间地板上画了个直径为1丈的大圆,又在里边做了个正6边形,然后摆开他自己做的许多小木棍开始计算起来.此时,祖冲之的儿子祖 已13岁了,他也帮着父亲一起工作,两人废寝忘食地计算了十几天才算到96边,结果比刘徽的少0 .000002丈.祖 对父亲说：“我们计算得很仔细,一定没错,可能是刘徽错了.”祖冲之却摇摇头说：“要推翻他一定要有科学根据.”于是,父子俩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重新计算了一遍,证明刘徽是对的.祖冲之为避免再出误差,以后每一步都至少重复计算两遍,直到结果完全相同才罢休.祖冲之从12288边形,算到24567边形,两者相差仅0 .0000001.祖冲之知道从理论上讲,还可以继续算下去,但实际上无法计算了,只好就此停止,从而得出圆周率必然大于3 .1415926,而小于3 .1415927.很多朋友知道了祖冲之计算的成绩,纷纷登门向他求教.之后,祖冲之又进一步得出圆周率的密率是355／113,约率是22／7.直到1000多年后,德国数学家鄂图才得出相同的结果.扩展资料祖冲之（429-500），字文远。
出生于建康（今南京），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
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其主要著作有《安边论》《缀术》《述异记》《历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