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不做作业的调查表
<有些啰嗦,但还是希望楼主耐心看完.如何写日记日记是个人一天中工作,学习,思想,见闻,事情,言语等的真实记录.日记这种文体,在我国起源较早,可以说,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就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日记方式.有文字记载的日记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一》载:\\\\'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南宋伟大诗人陆游《老学庙笔记》也有\\\\'黄鲁直有日记,为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的记载.顾名思义,日记日记,日日要记.那么,写日记有什么好处,日记有哪些特点,日记的类型及写日记应注意什么问题 下面我侧重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讲讲个人的看法.一,写日记的好处.坚持写日记,概括起来有五个好处:其一,日记是鞭策自己前进的武器.同学们每天写日记的时候,就是回顾,检查自己当天表现的时候.今天的日记是对今天的总结,同时也意味着对明天提出的要求.经常写这样的日记,既能督促自己勤奋,正直地生活,又能锤炼自己的思想,陶冶自己的情操,鞭策自己成为\\\\'四有\\\\'新人.其二,日记是人生旅途中的脚印.写日记时,记录着当天的日期,一旦需要查考往事,可以从中找到人生旅途的脚印.因此,日记具备查考的用途,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其三,日记是积累作文素材与资料的仓库.同学们的生活充满了七色阳光,不立即记下来,过些时候就会遗忘.\\\\'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果每天记下一点,久而久之,你的日记就会成了\\\\'材料库\\\\',\\\\'资料室\\\\',一旦需要,随手翻检,方便异常.其四,日记是提高观察和分析生活能力的法宝.因为要写日记,同学们就要对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细致的观察,天长日久,观察和分析生活的能力就愈强了.现在,有不少同学在写\\\\'观察日记\\\\',这是一种有效的练笔方式,它有利于同学们练思想,练眼力,练文彩.其五,写日记对于提高写作能力是极有效的措施.写日记不是凡事必写,有感必录,而是有所选择.这样,在考虑写什么的时,就锻炼了立意,选材的能力;在考虑表达时,就锻炼了剪裁,布局,遣词造句的能力.因此日记表达方式不拘,经常交换,这就锻炼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又因为日记是每天都写的,巴就是每天都在动脑,练笔,练得多了,思路开阔,材料丰富,语句通顺,写作能力也就逐步得到提高了.二,日记的特点.日记是应用文的一种,是把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及言行思想,摘其要者简明扼要地记录下来.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的生活,思想的实录.日记和一般的文体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日记有五个特点:第一,日记的内容都是发生在当天的事情.即使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排除回忆,联想和插叙,但还是以记叙当天的事情为主.日记日记,当天要记,切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二,日记写法自由.日记不受表达方式的限制,记叙,描写,议论,抒情和说明皆可,有时还可以几种方式兼而用之.一般地说,同学们写日记以记叙为主,可以是散文,随笔,可以是摘录,提要,也可以是诗歌,警句.第三,日记的内容不拘.日记的选材自由,内容丰富,可以写重大的活动见闻,也可以写平凡的生活琐事;可以记录学习,工作和思考后的心得体会,还可以道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总之,凡是自己觉得有意义的,需要记下来的事情或想法都可以写下来.另外,日记不受篇幅的控制,愿意写长,可以洋洋洒洒的千字长文;喜欢写短,可以写成精炼隽永的三言两语.第四,日记用第一人称来写.一篇日记,无论篇幅长短,事情多少,但都是记录\\\\'我\\\\'在一天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日记的内容是由\\\\'我\\\\'的\\\\'思想\\\\'和\\\\'活动\\\\'贯穿起事的.所以,日记一定要用第一人称.第五,日记有一个简单的格式.一般先在第一行写清年,月,日,星期几,还可以写上当天的天气情况,其位置可以居中,也可以偏左或偏右.然后另起一行写正文.为了看时眉目清楚,有时还可以加个标题,以点明当天日记的主要内容.三,日记的类型.中学生写日记,常见的类型有三种:1,备忘式.这是日记的基本形式,主要运用概括叙述的表达方式.如:三十日 晴 上午往生活书店送译稿,并买《表》十五本,共泉①四元二角.至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至商务印分馆访三弟,同往冠生园午饭.午后 得何白涛信.下午青曲来并赠果脯四盒,赠以书籍四种.(《鲁迅日记》下卷第966页) 注:①泉:古代钱币的别称.鲁迅先生在这则日记中所写的买《表》,访李小峰和三弟,得信,赠果脯,赠书等,其备忘作用是显然的.这种备忘式日记行文极简洁,不记其事的细致内容和具体过程,也不加议论,描写和抒情之类的内容.同学们如坚持写这类日记,有助于培养自己对生活的认真态度,避免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疏漏.2,纪实式.这类日记主要运用详细叙述或描写的表达方式,所\\\\'纪\\\\'的\\\\'实\\\\'可以是对客观事物状况的描述,也可以是对一定事件的内容,要点的记叙.如: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 星期六
写去广场玩的日记分三个字然段。
红学是一门显学。
红学又是招致批评最多的一门学问。
这同红学界存在“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分不开。
优质产品有真假，红学也有真假，什么“《太级红楼梦》 是震惊人类发现了”啦，什么“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啦，什么“《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啦，什么“程甲本才是《 红楼梦》 的真本脂评本是伪书”啦，这种所谓的“红学”真是不胜枚举。
为了维护红学的学术品格，在红学界也要坚持打假，不能听任邪说横行，这已成为绝大多数红学家、《红楼梦》 研究工作者和《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发表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 、4 ）。
我原以为周先生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也要在红学界打假，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学”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是很不同的，有些内容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我虽学力不足，但为了红学事业，不敢沉默，愿以此文就正于周先生和《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
我以为《 还“红学”以学》 中存在以下失误： 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
周汝昌的长文大力肯定了鲁迅的红学见解，但经过他的生花妙笔，鲁迅却变成了“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
他在文中说： 只要细读《 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 红楼梦》 ，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约抉择：弃蔡而取胡。
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
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
“论定”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经周汝昌篡改后强加给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原文为： 然谓《 红楼梦》 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鲁迅创撰《 中国小说史略· 红楼梦》部分时，借鉴吸收了胡适《 红楼梦考证》 取得的成果。
鲁迅不掠人之美，在谈及“自叙传”说的时候，明确说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确定反最后”也是由胡适“确定”的，“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而决不是由鲁迅自己“确定”的，周汝昌在撰写《鲁迅大师》 这节文字，手头显然有一本《 中国小说史略》 ，不知他为什么不引证鲁迅的原话，反而将鲁迅说胡适的“确定”改为鲁迅自己的“论定”，还给他加上了“笔力千钧”的赞语，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赞鲁迅，实际上是周汝昌自己赞自己。
鲁迅借鉴接受胡适“自叙传”说同鲁迅自己深入研究后取得的认识是不同的，鲁迅讲学，谈及自叙传时，从不讳言这是胡适的研究成果，1924 年7 月他在西北大学作《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学术演讲即是如此。
他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
”鲁迅当时只不过是“相信”自叙说罢了。
而且他对自叙说作了补充限制，“可知《 红楼梦》 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鲁迅讲自叙传时很分寸，同周汝昌绝对化的自传说根本不同。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运用比较严密的考证，得出《 红楼梦》 为作者的自叙传的结论，同索隐派不着边际的猜笨谜相比，向真理靠近一大步。
因此鲁迅当时接受了这种看法。
但自叙传还不是真理，当鲁迅日后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会对自叙传作出新的评价的。
1936 年鲁迅在《 ＜出关＞的“关”》 中说道： … …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于了。
例如《红楼梦》 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露，《 儒林外史》 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霆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鲁迅以尖刻的语言否定了胡适的自叙传，认为把艺术典型贾宝玉同生活中的模特儿曹雪芹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鲁迅说过《红楼梦》 “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可见鲁迅同时承认《 红楼梦》 存在不少艺术提炼和虚构，贾宝玉作为典型，不仅包含曹雪芹的生活，还包含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生活。
他们在不少批语中，看到宝玉，常常想到几十年前自己的生活，“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庚辰本第17 、18 回批），须知他们也是宝玉的模特儿之一。
贾宝玉作为典型形象，曾经以曹雪芹和他的亲友作模特儿，作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存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因此这个“书中人”跟那个“曾经实有的人”已经是“不相干了”。
套用周汝昌的话，鲁迅晚年批判胡适的自叙传“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才是“先生自己的‘红学’的精义之所在”。
如果说周汝昌不知鲁迅否定自叙传的观点的话，谁也不会相信，那么他硬说“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请间，这是“还红学以“学”，呢，还是把红学从“学”拉向“非学”呢
请问究竟是谁应该“还红学以“学”呢
! 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对高鹦的续书是有肯定有批评，以肯定为主。
他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接着详细介绍了后四十回的内容。
后来他在西北大学作小说史的学术报告，讲的也是包括高续在内的120 回本《 红楼梦》 ，而决不是不完整的《 石头记》 。
鲁迅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这也是鲁迅红学观的核心内容之一。
周汝昌“尊崇”鲁迅，认为他是“上智伟人”，是“大师”级的学者，就应该完整地介绍鲁迅的红学观。
由于鲁迅同极力崇曹贬高的周汝昌不同，评价百年红学史又躲不过鲁迅，他在介绍鲁迅时就阉割鲁迅完整的红学观，为宣传他的已经没有市场的“自传说”所用。
周汝昌说鲁迅的“最重要的红学观点，是他治学的一种典范示例，实际上已为所有后来人（先生敬称之为“来哲”）指明的治《红》 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几大块康庄大道的铺路基石”。
这话说得不错。
遗憾的是周汝昌拒不接受鲁迅客观评价高鹗续书的“典范示例”，不在鲁迅铺的基石上走，这是他的自由。
令人吃惊的是他篡改鲁迅为我所用的手段。
他说：“先生之治小说，力倡‘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原则精神，在治《红》 上尤其显示得光芒四射
”鲁迅从不曾在评价高鹗续书时讲过“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话，也从没有这样的意思，周汝昌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鲁迅，然后大加赞赏，这是什么学风
这是什么学德
这难道又是“还红学以‘学’吗”? 其次，贬低俞平伯，唇抢舌剑，用心良苦。
“以‘手法’代治学，至于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
”这是周汝昌谈“学风与学德”时的话。
红学界的确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是某些人常用的手段之一。
令人不解的是周汝昌的《还“红学”以学》 这篇长文中也到处充斥着以“手法”代治学的事例。
把鲁迅塑造成一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堪称是以手法代治学的典型。
他评价俞平伯先生红学的功过也是这么干的，他说； 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
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
大约他对《红楼梦》 的看法上比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两点― （一）此小说并非第一流作品，它的声价只是近年来少数人抬捧起来的。
（二）此小说的主旨乃是“情场忏悔”与“色空观念”的虚无，思想。
俞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在曹雪芹的生平、《 红楼梦》 的版本和探佚、脂评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上都作过深入的研究。
不容否认，俞先生早年的观点存在不少错误，比如他在1922 年说《 红楼梦》 “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应列第二等”，还说《 红楼梦》 的主旨是“色空观念”即是。
但俞先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错误，他在解放后出版《 红楼梦研究》 时就删除了《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只能“列第二等”的错误。
他原来对高鹗续补的后40 回评价不高，但在去世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他还不断地修正着自叙传说，一生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表现了一个学者可贵的高风亮节。
这一切经过周汝昌的“手法”之后，俞先生成了一个没主见的“反反覆覆”的人物。
闭口不提俞先生在红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只把俞先生早已抛弃的20 年代的观点特别端出来亮底，意在丢俞先生的人，这不是以“手法”代治学是什么
难道这是好的学风学德
难道这又是“还红学以‘学’”? ! 红学界无人不知周汝昌的“自传说”是受胡适、俞平伯影响而形成的观点。
1954 年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他在文中作自我批评时承认自己“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并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 “我在《 红楼梦新证》 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载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
他承认从胡、俞处接受了“自叙传”说，并把它发展到绝对化的“自传说”的地步。
在如何对待自叙传说上，俞、周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俞平伯1923 年出版《 红楼梦辨》 ，力持自叙传说。
仅过了两年，俞先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 一文，专门修正了自叙传说。
他说，《 红楼梦》 “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
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 … 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
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 … 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
”宝玉之与雪芹，“我以为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不同意在两者之间画等号。
等到1986 年，俞先生在整理重抄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一文中就彻底抛弃了自传说，他认为“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
”他说：“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
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有‘亲睹亲闻’者是。
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
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
”进而明确指出：“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
”从而完成了由自叙传说到典型化说的转变。
俞先生抛弃自叙传说所走的路很长，很艰难，但一直是向前走的，向真理靠近着。
周汝昌向俞先生泼来“反反覆覆”的脏水，决不可能起到低毁俞先生的作用的。
周汝昌对待自叙传说则走了相反的路了。
他在《 红楼梦新证》 中说明自己“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传说之不误，”而且他的“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
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续稿》 中评他的“写实自传说”“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绝对性，简直到了极端的、形而上学的地步”。
在1954 年的批俞运动中他出现了反覆，他在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写实自传说”错了，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述’说”的正确。
批俞运动一过，他又回到绝对的自传说上去了，出现了第二次反覆。
当然我们不能用“反反覆覆”批评他，在极左路线时期少数学者讲违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满的是他不该口含脏水去喷俞平伯先生。
这就是他们在自叙传说上各走的不同路子。
不过还得指出，口头推崇鲁迅红学观的人，却始终同鲁迅背道而驰；口中未提鲁迅的人，最终抛弃自叙传，实现了和鲁迅在红学观上的统一：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
二十世纪近百年红学史的成绩是辉煌的，对此，海内外学者有目共睹。
台湾潘重规先生曾说，经蔡元培、胡适之的“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
因此不断的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间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红学六十年》 ）。
此话一点不错；在这百年中；关于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关于他的家世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版本的研究，关于脂砚斋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关于《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究，都取得带有突破性的成绩。
这是谁都抹煞不掉的。
这一切实绩在周汝昌“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却化成了子虚乌有。
旧红学、新红学的发生发展，它们之间的论争及影响，是个客观存在，由它们构成了百年红学史中前50 年的基本内容。
但周汝昌却说新旧红学都不曾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
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
因为“旧”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对应称号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并无实义的假名了。
先还定旧红学的存在，还承认胡适创立了红学的实体；紧接着笔锋一转，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把新红学变成“并无实义的假名”。
后来在大谈“新红学的不足之处”时，转而进一步否定了新红学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 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适的《 红楼梦》 研究连“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都没有，哪还有什么新红学呢
彻底得很，几句话就把公认的旧红学、新红学的实绩否定掉了。
这里我们要请教周汝昌先生：胡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够不上“学”
他提出的自叙传说不是“学”是什么
他彻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隐派，在广大读者面前恢复了《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学”而是高谈空论
你的自传说是从哪里来的
它所含的“学”难道能同胡适的自叙传相比吗
在这期间．他评价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 “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一句话便把别人否定得干干净净。
当然，他表示佩服鲁迅，但不是完整的发展的鲁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坚决磊落的自传说”的鲁迅― 一个不真实的鲁迅。
另外他很佩服陈蜕，因为陈蜕说应把《 红楼梦》 列于“子部”，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
他认为这种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
陈蜕的荒谬与对陈蜕荒谬的评价，绝不是红学之“学”，因为他们连《 红楼梦》 作为小说的性质都搞错了，何学之有
他对解放后近50 年的红学成果视而不见，冷嘲热讽，还说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处在悲剧性中。
他不指名地指责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不是“学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说，贬人扬己。
”他反对把《红楼梦》 当作文学来研究，对艺术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深致不满，大加排斥。
因此以何其芳、蒋和森为代表的红学家对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连一句也没有提。
这50 年简直糟透了，比前50 年更加一无是处。
如果有谁真的以为周汝昌会认为百年红学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可就错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别的一切其实只是为了突出他的“自传说”。
“还红学以学”的实质，就是百年红学史只有他的自传说够得上“学”。
话不好明说，假鲁迅而言之。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
周汝昌在讲学风问题时说：“学力欠缺，‘功底’太差。
这是个近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名家时时不免。
”他举的例子是俞平伯误把敦诚挽雪芹诗的“旧炯”解作了“旧坟”。
俞先生把炯解错了，决不能说他“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谁教我们的汉字多而且难认难记难写呢
偶而的一字之失是不能定为“功底太差”的。
但在《还“红学”以学》 中，却确实有不少错误真实地再现了周汝昌的学力和功底。
例如他在文中说：一73 一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六年第三辑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从1664 年到1757 年，已经93 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据硬让清王朝晚建立了20 年。
1644 年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年代。
这年3 月19 日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宣告明王朝的覆灭。
在吴三桂引领的清军的进击下，李自成4 月30 日撤离北京。
同年10 月，福临从沈阳来到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满清王朝。
不知道清朝立国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发家史，难以对《红楼梦》 作深入研究。
令人惊讶的是大红学家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准确知识，他的红学研究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难怪王利器先生批评他说： 还有一个乱说的，他成名的《 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
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
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这样的乱说，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见《红楼梦学刊》 1995 年3 辑第33 - 34 页） 原来他是在乱说。
我曾想这会不会是笔误
再三阅读奇文，不可能是笔误，因为1664 年连续出现两次，周先生经过精心运算，得出从这年到1757 年恰是邪年，排除了笔误的可能。
不知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发生在1644 年，硬改写历史，让清朝晚建立20 年，这同不知“炯”乃郊原之义相比，那个学力更欠缺、功底更差呢
这种毫无理据的逞臆之言在红学史上不贻笑百年才怪呢。
逻辑不严密，自相矛盾，是《还“红学”红学》 学风不正的 主要问题之一。
周汝昌先说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从胡适作《 红楼梦考证》 开始。
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但在后文中他又说：“胡氏之于《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一个方面说鲁迅、舍蔡取胡，肯定了胡适的“科学方法”，另一个方面又说胡适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 “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又抽掉了胡适建立“科学方法”的基础。
以自己的矛攻着自己的盾。
提倡指名道姓的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百家争鸣中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党的一贯方针政策。
王利器先生在《 <红楼梦新证>证误》 一文中指出周汝昌有十大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五百年。
十多年过去了，没见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
张国光先生尖锐地批评了他支持《 太极红楼梦》 的荒谬，又深入批评了他崇曹贬高的错误及影响，他却从没有用严肃的指名道姓的反批评同张先生争鸣，只用暗示法表现他的不满。
在《 还“红学”以学》 中他依然故我，仍用暗示法泄他的气愤。
暗示法既缺乏学者的风度，又短少学的内容，决不是好的学风学德的表现。
周汝昌说：“还‘红学’以学。
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
”此论看似有道理，似乎在抬高红学，实际是架空红学，取消红学。
“中华文化之学”和“红学”是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是涵盖被涵盖的关系，不能用“中华文化之学”这个总概念代替“红学”这个具体的小概念，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
不从《红楼梦》 本体出发作“文学常论”式的研究，即不研究它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卓绝的艺术成就，岂不只剩下了乌烟瘴气的“红外线”! 红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学问。
红学的核心是关于《 红楼梦》 本体的研究，它的版本，它深广的思想蕴涵，它的卓绝的艺术成就，它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问题。
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相关的间题，才够得上红学之学。
红学，既然是学术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就是发展，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所以每个红学家和《 红楼梦》研究工作者都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向真理靠近。
鲁迅开初接受胡适的自叙传，后来批判自叙传是这样；俞平伯当初宣传自叙传，后来发展到典型化是这样；冯其庸先相信雪芹卒年的癸未说，后来抛弃癸未说而接受壬午说，也是这样。
自叙传相对索隐派而言，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贾宝玉作为典型包含有作者曹雪芹的生活。
但把自叙传发展成绝对化的自传说，在宝玉雪芹之间画等号，则是荒唐的。
脂砚斋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有知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庚辰本第19 回评）。
俞先生在修正自叙传说时风趣地间：“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于此可见“精剪细栽的生活实录”式的自传说是同科学背道而弛的，同不断发展的红学也是背道而弛的。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理。
曹雪芹生于南京，成长于北京，祖籍辽阳，史迹清清楚楚。
那种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说法，虽然有几位权威支持，也为严肃的红学工作者所不取。
争不到曹雪芹也要在丰润重新给《红楼梦》 找个作者，于是强把丰润曹渊过继给曹寅作儿子，让他来创作《 红楼梦》 。
此说虽有周汝昌、杨向奎这样的大权威支持，除了贻笑红学界外，决不会达到目的的。
至于撰长文为丰润所谓的“曹雪芹家酒”作广告，在电视中说什么“曹雪芹一边喝其家酒，一边在写《红楼梦》” ，那连“红外线”也够不上，同作为科学的红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读过红楼梦的进
红学是一门显学。
红学又是招致批评最多的一门学问。
这同红学界存在“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分不开。
优质产品有真假，红学也有真假，什么“《太级红楼梦》 是震惊人类发现了”啦，什么“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啦，什么“《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啦，什么“程甲本才是《 红楼梦》 的真本脂评本是伪书”啦，这种所谓的“红学”真是不胜枚举。
为了维护红学的学术品格，在红学界也要坚持打假，不能听任邪说横行，这已成为绝大多数红学家、《红楼梦》 研究工作者和《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的共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发表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5 、4 ）。
我原以为周先生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也要在红学界打假，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学”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是很不同的，有些内容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我虽学力不足，但为了红学事业，不敢沉默，愿以此文就正于周先生和《 红楼梦》 的广大读者。
我以为《 还“红学”以学》 中存在以下失误： 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
周汝昌的长文大力肯定了鲁迅的红学见解，但经过他的生花妙笔，鲁迅却变成了“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
他在文中说： 只要细读《 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 红楼梦》 ，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约抉择：弃蔡而取胡。
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
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
“论定”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经周汝昌篡改后强加给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原文为： 然谓《 红楼梦》 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鲁迅创撰《 中国小说史略· 红楼梦》部分时，借鉴吸收了胡适《 红楼梦考证》 取得的成果。
鲁迅不掠人之美，在谈及“自叙传”说的时候，明确说这是胡适考证的结果，“确定反最后”也是由胡适“确定”的，“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而决不是由鲁迅自己“确定”的，周汝昌在撰写《鲁迅大师》 这节文字，手头显然有一本《 中国小说史略》 ，不知他为什么不引证鲁迅的原话，反而将鲁迅说胡适的“确定”改为鲁迅自己的“论定”，还给他加上了“笔力千钧”的赞语，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赞鲁迅，实际上是周汝昌自己赞自己。
鲁迅借鉴接受胡适“自叙传”说同鲁迅自己深入研究后取得的认识是不同的，鲁迅讲学，谈及自叙传时，从不讳言这是胡适的研究成果，1924 年7 月他在西北大学作《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学术演讲即是如此。
他说，“自叙，此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
”鲁迅当时只不过是“相信”自叙说罢了。
而且他对自叙说作了补充限制，“可知《 红楼梦》 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鲁迅讲自叙传时很分寸，同周汝昌绝对化的自传说根本不同。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运用比较严密的考证，得出《 红楼梦》 为作者的自叙传的结论，同索隐派不着边际的猜笨谜相比，向真理靠近一大步。
因此鲁迅当时接受了这种看法。
但自叙传还不是真理，当鲁迅日后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会对自叙传作出新的评价的。
1936 年鲁迅在《 ＜出关＞的“关”》 中说道： … …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于了。
例如《红楼梦》 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露，《 儒林外史》 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霆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鲁迅以尖刻的语言否定了胡适的自叙传，认为把艺术典型贾宝玉同生活中的模特儿曹雪芹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鲁迅说过《红楼梦》 “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可见鲁迅同时承认《 红楼梦》 存在不少艺术提炼和虚构，贾宝玉作为典型，不仅包含曹雪芹的生活，还包含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生活。
他们在不少批语中，看到宝玉，常常想到几十年前自己的生活，“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庚辰本第17 、18 回批），须知他们也是宝玉的模特儿之一。
贾宝玉作为典型形象，曾经以曹雪芹和他的亲友作模特儿，作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存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因此这个“书中人”跟那个“曾经实有的人”已经是“不相干了”。
套用周汝昌的话，鲁迅晚年批判胡适的自叙传“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才是“先生自己的‘红学’的精义之所在”。
如果说周汝昌不知鲁迅否定自叙传的观点的话，谁也不会相信，那么他硬说“鲁迅也是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请间，这是“还红学以“学”，呢，还是把红学从“学”拉向“非学”呢
请问究竟是谁应该“还红学以“学”呢
! 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 中对高鹦的续书是有肯定有批评，以肯定为主。
他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接着详细介绍了后四十回的内容。
后来他在西北大学作小说史的学术报告，讲的也是包括高续在内的120 回本《 红楼梦》 ，而决不是不完整的《 石头记》 。
鲁迅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这也是鲁迅红学观的核心内容之一。
周汝昌“尊崇”鲁迅，认为他是“上智伟人”，是“大师”级的学者，就应该完整地介绍鲁迅的红学观。
由于鲁迅同极力崇曹贬高的周汝昌不同，评价百年红学史又躲不过鲁迅，他在介绍鲁迅时就阉割鲁迅完整的红学观，为宣传他的已经没有市场的“自传说”所用。
周汝昌说鲁迅的“最重要的红学观点，是他治学的一种典范示例，实际上已为所有后来人（先生敬称之为“来哲”）指明的治《红》 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几大块康庄大道的铺路基石”。
这话说得不错。
遗憾的是周汝昌拒不接受鲁迅客观评价高鹗续书的“典范示例”，不在鲁迅铺的基石上走，这是他的自由。
令人吃惊的是他篡改鲁迅为我所用的手段。
他说：“先生之治小说，力倡‘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原则精神，在治《红》 上尤其显示得光芒四射
”鲁迅从不曾在评价高鹗续书时讲过“斥伪反本”“扫荡烟埃”的话，也从没有这样的意思，周汝昌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鲁迅，然后大加赞赏，这是什么学风
这是什么学德
这难道又是“还红学以‘学’吗”? 其次，贬低俞平伯，唇抢舌剑，用心良苦。
“以‘手法’代治学，至于不惜歪曲证据，以利己说。
”这是周汝昌谈“学风与学德”时的话。
红学界的确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是某些人常用的手段之一。
令人不解的是周汝昌的《还“红学”以学》 这篇长文中也到处充斥着以“手法”代治学的事例。
把鲁迅塑造成一个“坚决磊落的‘自传说’者”堪称是以手法代治学的典型。
他评价俞平伯先生红学的功过也是这么干的，他说； 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
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
大约他对《红楼梦》 的看法上比较明晰的仍然是以下两点― （一）此小说并非第一流作品，它的声价只是近年来少数人抬捧起来的。
（二）此小说的主旨乃是“情场忏悔”与“色空观念”的虚无，思想。
俞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在曹雪芹的生平、《 红楼梦》 的版本和探佚、脂评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上都作过深入的研究。
不容否认，俞先生早年的观点存在不少错误，比如他在1922 年说《 红楼梦》 “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应列第二等”，还说《 红楼梦》 的主旨是“色空观念”即是。
但俞先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错误，他在解放后出版《 红楼梦研究》 时就删除了《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只能“列第二等”的错误。
他原来对高鹗续补的后40 回评价不高，但在去世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他还不断地修正着自叙传说，一生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表现了一个学者可贵的高风亮节。
这一切经过周汝昌的“手法”之后，俞先生成了一个没主见的“反反覆覆”的人物。
闭口不提俞先生在红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只把俞先生早已抛弃的20 年代的观点特别端出来亮底，意在丢俞先生的人，这不是以“手法”代治学是什么
难道这是好的学风学德
难道这又是“还红学以‘学’”? ! 红学界无人不知周汝昌的“自传说”是受胡适、俞平伯影响而形成的观点。
1954 年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他在文中作自我批评时承认自己“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并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 “我在《 红楼梦新证》 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载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
他承认从胡、俞处接受了“自叙传”说，并把它发展到绝对化的“自传说”的地步。
在如何对待自叙传说上，俞、周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俞平伯1923 年出版《 红楼梦辨》 ，力持自叙传说。
仅过了两年，俞先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 一文，专门修正了自叙传说。
他说，《 红楼梦》 “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
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 … 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
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 … 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
”宝玉之与雪芹，“我以为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不同意在两者之间画等号。
等到1986 年，俞先生在整理重抄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一文中就彻底抛弃了自传说，他认为“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
”他说：“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
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有‘亲睹亲闻’者是。
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
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
”进而明确指出：“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
”从而完成了由自叙传说到典型化说的转变。
俞先生抛弃自叙传说所走的路很长，很艰难，但一直是向前走的，向真理靠近着。
周汝昌向俞先生泼来“反反覆覆”的脏水，决不可能起到低毁俞先生的作用的。
周汝昌对待自叙传说则走了相反的路了。
他在《 红楼梦新证》 中说明自己“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传说之不误，”而且他的“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
郭豫适在《红楼研究小史续稿》 中评他的“写实自传说”“具有独特的彻底性、绝对性，简直到了极端的、形而上学的地步”。
在1954 年的批俞运动中他出现了反覆，他在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写实自传说”错了，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述’说”的正确。
批俞运动一过，他又回到绝对的自传说上去了，出现了第二次反覆。
当然我们不能用“反反覆覆”批评他，在极左路线时期少数学者讲违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满的是他不该口含脏水去喷俞平伯先生。
这就是他们在自叙传说上各走的不同路子。
不过还得指出，口头推崇鲁迅红学观的人，却始终同鲁迅背道而驰；口中未提鲁迅的人，最终抛弃自叙传，实现了和鲁迅在红学观上的统一：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
二十世纪近百年红学史的成绩是辉煌的，对此，海内外学者有目共睹。
台湾潘重规先生曾说，经蔡元培、胡适之的“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
因此不断的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间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红学六十年》 ）。
此话一点不错；在这百年中；关于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关于他的家世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版本的研究，关于脂砚斋的研究，关于《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关于《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究，都取得带有突破性的成绩。
这是谁都抹煞不掉的。
这一切实绩在周汝昌“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却化成了子虚乌有。
旧红学、新红学的发生发展，它们之间的论争及影响，是个客观存在，由它们构成了百年红学史中前50 年的基本内容。
但周汝昌却说新旧红学都不曾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
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
因为“旧”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对应称号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并无实义的假名了。
先还定旧红学的存在，还承认胡适创立了红学的实体；紧接着笔锋一转，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把新红学变成“并无实义的假名”。
后来在大谈“新红学的不足之处”时，转而进一步否定了新红学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 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适的《 红楼梦》 研究连“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都没有，哪还有什么新红学呢
彻底得很，几句话就把公认的旧红学、新红学的实绩否定掉了。
这里我们要请教周汝昌先生：胡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够不上“学”
他提出的自叙传说不是“学”是什么
他彻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隐派，在广大读者面前恢复了《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学”而是高谈空论
你的自传说是从哪里来的
它所含的“学”难道能同胡适的自叙传相比吗
在这期间．他评价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 “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一句话便把别人否定得干干净净。
当然，他表示佩服鲁迅，但不是完整的发展的鲁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坚决磊落的自传说”的鲁迅― 一个不真实的鲁迅。
另外他很佩服陈蜕，因为陈蜕说应把《 红楼梦》 列于“子部”，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
他认为这种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
陈蜕的荒谬与对陈蜕荒谬的评价，绝不是红学之“学”，因为他们连《 红楼梦》 作为小说的性质都搞错了，何学之有
他对解放后近50 年的红学成果视而不见，冷嘲热讽，还说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处在悲剧性中。
他不指名地指责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不是“学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说，贬人扬己。
”他反对把《红楼梦》 当作文学来研究，对艺术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深致不满，大加排斥。
因此以何其芳、蒋和森为代表的红学家对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连一句也没有提。
这50 年简直糟透了，比前50 年更加一无是处。
如果有谁真的以为周汝昌会认为百年红学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可就错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别的一切其实只是为了突出他的“自传说”。
“还红学以学”的实质，就是百年红学史只有他的自传说够得上“学”。
话不好明说，假鲁迅而言之。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
周汝昌在讲学风问题时说：“学力欠缺，‘功底’太差。
这是个近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名家时时不免。
”他举的例子是俞平伯误把敦诚挽雪芹诗的“旧炯”解作了“旧坟”。
俞先生把炯解错了，决不能说他“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谁教我们的汉字多而且难认难记难写呢
偶而的一字之失是不能定为“功底太差”的。
但在《还“红学”以学》 中，却确实有不少错误真实地再现了周汝昌的学力和功底。
例如他在文中说：一73 一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六年第三辑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 年，从1664 年到1757 年，已经93 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据硬让清王朝晚建立了20 年。
1644 年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年代。
这年3 月19 日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宣告明王朝的覆灭。
在吴三桂引领的清军的进击下，李自成4 月30 日撤离北京。
同年10 月，福临从沈阳来到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满清王朝。
不知道清朝立国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发家史，难以对《红楼梦》 作深入研究。
令人惊讶的是大红学家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准确知识，他的红学研究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难怪王利器先生批评他说： 还有一个乱说的，他成名的《 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
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
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这样的乱说，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见《红楼梦学刊》 1995 年3 辑第33 - 34 页） 原来他是在乱说。
我曾想这会不会是笔误
再三阅读奇文，不可能是笔误，因为1664 年连续出现两次，周先生经过精心运算，得出从这年到1757 年恰是邪年，排除了笔误的可能。
不知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发生在1644 年，硬改写历史，让清朝晚建立20 年，这同不知“炯”乃郊原之义相比，那个学力更欠缺、功底更差呢
这种毫无理据的逞臆之言在红学史上不贻笑百年才怪呢。
逻辑不严密，自相矛盾，是《还“红学”红学》 学风不正的 主要问题之一。
周汝昌先说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从胡适作《 红楼梦考证》 开始。
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但在后文中他又说：“胡氏之于《红楼梦》 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一个方面说鲁迅、舍蔡取胡，肯定了胡适的“科学方法”，另一个方面又说胡适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 “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又抽掉了胡适建立“科学方法”的基础。
以自己的矛攻着自己的盾。
提倡指名道姓的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百家争鸣中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党的一贯方针政策。
王利器先生在《 <红楼梦新证>证误》 一文中指出周汝昌有十大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五百年。
十多年过去了，没见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
张国光先生尖锐地批评了他支持《 太极红楼梦》 的荒谬，又深入批评了他崇曹贬高的错误及影响，他却从没有用严肃的指名道姓的反批评同张先生争鸣，只用暗示法表现他的不满。
在《 还“红学”以学》 中他依然故我，仍用暗示法泄他的气愤。
暗示法既缺乏学者的风度，又短少学的内容，决不是好的学风学德的表现。
周汝昌说：“还‘红学’以学。
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
”此论看似有道理，似乎在抬高红学，实际是架空红学，取消红学。
“中华文化之学”和“红学”是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是涵盖被涵盖的关系，不能用“中华文化之学”这个总概念代替“红学”这个具体的小概念，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
不从《红楼梦》 本体出发作“文学常论”式的研究，即不研究它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卓绝的艺术成就，岂不只剩下了乌烟瘴气的“红外线”! 红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学问。
红学的核心是关于《 红楼梦》 本体的研究，它的版本，它深广的思想蕴涵，它的卓绝的艺术成就，它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问题。
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相关的间题，才够得上红学之学。
红学，既然是学术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就是发展，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所以每个红学家和《 红楼梦》研究工作者都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向真理靠近。
鲁迅开初接受胡适的自叙传，后来批判自叙传是这样；俞平伯当初宣传自叙传，后来发展到典型化是这样；冯其庸先相信雪芹卒年的癸未说，后来抛弃癸未说而接受壬午说，也是这样。
自叙传相对索隐派而言，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贾宝玉作为典型包含有作者曹雪芹的生活。
但把自叙传发展成绝对化的自传说，在宝玉雪芹之间画等号，则是荒唐的。
脂砚斋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有知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庚辰本第19 回评）。
俞先生在修正自叙传说时风趣地间：“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于此可见“精剪细栽的生活实录”式的自传说是同科学背道而弛的，同不断发展的红学也是背道而弛的。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理。
曹雪芹生于南京，成长于北京，祖籍辽阳，史迹清清楚楚。
那种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说法，虽然有几位权威支持，也为严肃的红学工作者所不取。
争不到曹雪芹也要在丰润重新给《红楼梦》 找个作者，于是强把丰润曹渊过继给曹寅作儿子，让他来创作《 红楼梦》 。
此说虽有周汝昌、杨向奎这样的大权威支持，除了贻笑红学界外，决不会达到目的的。
至于撰长文为丰润所谓的“曹雪芹家酒”作广告，在电视中说什么“曹雪芹一边喝其家酒，一边在写《红楼梦》” ，那连“红外线”也够不上，同作为科学的红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付雷个人简介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马上要参加说课环节了，现求人教版小学语文说课稿和教案 尽量简单点
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找资料，版本符合上面的课件，教案，课堂实录什么的很全面的。
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就从上面下载资料的。
傅雷家书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很急的!!!)
长篇的，共有362页。
o(∩_∩)o...同胞，你进初三了吧?我也是，这个暑期老师规定要读完并写1000字的读后感呢~~~
”轻轻地来……轻轻地走”的哲学意义在商场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又该做何解释
每一句独立、中性、平缓的语言都可以被哲学化，主要是看如何去理解，就上述而言，我认为是成立的，他代表了一种境界，代表商场沉浮兴衰的主观心态，和商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观、社会观。
有什么好书 介绍看看
(明朝那些事儿)(1) 这本书是网友 当年明月 写的关于明朝正史的一部叙事体小说。
文笔通畅幽默轻松，但又最大可能的尊重了历史。
所有故事都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种史料和杂谈笔记。
目前共四集，描写了明朝开国至嘉靖年间的历代朝政内幕，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揣摩与刻画，并分析了明朝帝王的驭人之术与大臣的权谋倾轧，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明史研究功底，一洗沉闷的正统历史小说文风，也彰显了作者作为公务员工作之余对权谋之术的学习与感悟:)。
感觉本书比大红大紫的易中天的戏说历史要严肃与有趣味得多。
可见中国民间卧虎藏龙，人才多多啊。
强烈推荐本书
(2)明朝那些事儿》自一个月前在新浪开博[当前明月博客]至今，点击接近百万。
当年明月的这本《明朝那些事儿》，他自己说应该叫《明札记》，从形式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能体现这本书的长处和好处来，所以还是应该叫《明朝那些事儿》。
因为他的这一大系列，说的是自大明武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到明朝灭亡近三百年的事。
第一卷则从朱元璋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
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3)当年明月的这本《明朝那些事儿》，他自己说应该叫《明札记》，从形式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能体现这本书的长处和好处来，所以还是应该叫《明朝那些事儿》。
因为他的这一大系列，说的是自大明武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到明朝灭亡近三百年的事。
第一卷则从朱元璋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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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好书推荐]《明朝那些事儿》 谁能PK易中天
唯有《明朝那些事儿》，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兴衰的全程解说。
新浪博客狂飙突进2006推出说史明星，每月点击率超过百万的超强人气巨作。
当年明月，2006年心灵历史开创者，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以长文《明朝那些事儿》狂飚突起于天涯论坛，后转战新浪，天涯、新注月点击率均力超百万，引起“明矾”骚乱。
相关事件被媒体命名为“明月门”。
让我们以更为轻松的状态走进历史吧。
作者当年明月写轻松的历史，其实并不轻松；大家轻松地读历史，希望真的很轻松。
——毛佩琦（央视百家讲坛《细解明朝十七帝》主讲） 作为朱元璋的后人（家谱为证），能够看到你这样好的文章真是三生有幸。
——竹筏渡海（网友，有家谱证明是朱元璋×重孙） 文章以通俗的小说方式，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制造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情怀，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化身为魔语）讲述了60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并将继续讲述至明末的276年历史。
此文做工严谨而不乏幽默，可做明史普及读物，也可用于茶余饭后消遣，皆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无事消遣之首选读物。
——接近真理的理（网友，归纳中心思想形成条件反射的学生） 《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政治争斗、权谋之术、战争之术满足了国人的胃口。
我很怀疑这个作者是不是一个政府官员。
《明朝那些事儿》一是好看，二是正好起到了普及历史的功能，并且普及的还是正史。
所以喜欢读它的人群会特别宽泛。
我预感今年它会大红大紫。
——周枝羽（文学博士） 我的读后感：1、成功者一定是经经历许多磨难的，只有这样，朱重八才是朱重八。
2、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做事不要太专心，开始做人时要低调。
3、权术是很重要滴，不懂权术，就不是朱老大登位而是兄弟们当皇帝了。
4、大脚女人可以旺夫。
现在女生都不裹脚了，随便找谁做老婆都可以放心了
5、明朝那些好玩的事儿课堂上学不到。
——趵突泉良民（前学生，中关村太平洋柜台IT精英） 我有个宏大的愿望，希望大伙能坚持不懈地一起将《明朝那些事儿》直接顶入中学课堂，成为每个中学生必备的书
——潜水潜到2008年（网友，热心中学教育者）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 [url=][img][\\\/img][\\\/url] 《明朝那些事儿》一书最早是悄悄走红于天涯网的一个小众论坛“煮酒论史”。
2006年3月，当年明月的写作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到5月份，他的帖子已经超过了100万的点击，这对于“煮酒论史”这样一个小论坛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以前的帖子最高的也才十几万。
这样的点击率甚至引起了该论坛一些资深网友的质疑，明矾”们甚至因为版主对《明朝那些事儿》的不作为，发起了持续三个月的大规模“倒版运动”，导致三名版主被免职。
《明朝的那些事儿》说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起，到明朝灭亡300年的事。
第一卷则从朱元璋出生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其实就是以前一直被说书人及老百姓所钟爱的《英烈传》的内容，不过多了靖难之役。
历史如此精彩。
——毛佩琦 历史应该是活的。
——刘仰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明朝那些事儿（第二部） [url=][img][\\\/img][\\\/url] 本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册，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
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作为一本说历史的书，当年明月所用的笔法，却完全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
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笔法，正如作者说的那样：“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 [url=][img][\\\/img][\\\/url]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册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撂下的这副重担落在了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个皇帝——朱厚照身上，宠八虎，建豹房，自封威武大将军，朝廷中充斥着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局势更是动荡不安，这时便引起了一位亘古罕有的文武奇才——王守仁，他清剿盗寇，平定叛王，勇斗奸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近乎神话的不朽传奇—— 明朝那些事儿（第四部） [url=][img][\\\/img][\\\/url] 本书上接第三部，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
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
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
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因此本书主要讲述了朝廷的权力之争和边疆的抗倭斗争。
惊心动魄的故事，娓娓动听的讲述，必将使您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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