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的读后感
今天读徐百柯所著《民国风度》，见识了那个时代众多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比较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热情、风骨尤为感慨，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书生气而少有铜臭气，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钻研精神而少有投机取巧，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有着与今天的学者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在全然不失风骨、风趣和风雅，内心都坚守着一个“人”字和一个“士”字，虽性格特立独行而不失硬朗，却又都懂得生活的乐趣着实好玩得有趣。
我觉得当今的大学生们，如果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怎样求学、求索，会知道怎样做人、处事；如果官员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什么是人才怎样使用人才和尊重人才。
总之阅读此书，会觉得民国时中国学界群星璀璨，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承东西的中坚，是中华民族厚重的脊梁。
民国风度800字读后感，高一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
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
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
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
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
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
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
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
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
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
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求民国风度中5个人物的感悟，200字左右，能写几个写几个，一定采纳。
学习上的东西还是要你自己来踏踏实实的学不能走捷径望采纳
民国清流读后感 就民国某一人物800字以上
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民国清流一代大师们的长篇集体传记和史诗力作。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王跃文，著名文化学者、北大教授张颐武等众多名家鼎力推荐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
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
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 () 作者简介 · · · · · · 汪兆骞：著名编辑家、作家，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
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目录 · · · · · ·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年） \\\/ 001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
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
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
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年） \\\/ 063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
《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
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年） \\\/ 095民国八年，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
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年） \\\/ 141民国九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
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
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
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
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
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
”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年） \\\/ 171民国十年，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
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 191民国十一年，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
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
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
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
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
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年） \\\/ 223民国十二年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
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
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
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
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
四月因林水白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
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 257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拼……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
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279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
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
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
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
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
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年） \\\/ 309民国十五年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
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47名、伤200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
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
《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
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
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
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
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 \\\/ 339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
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
“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
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
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
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
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
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
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
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
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
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
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
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
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
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
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
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
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
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
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
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
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扰民。
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
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苏东坡在惠州的故事，谁有告诉我拜托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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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2．事例素材爱因斯坦追求平凡爱因斯坦成名以后，有一次比利时国王和王后邀请他去做客。
国王按约定时间派出宫廷的小汽车到火车站接他。
火车进站了，司机到处寻找这位大科学家。
在他的心目中，爱因斯坦一定是一位衣冠楚楚、很有风度的教授，可是直到旅客全部散尽时也没有找到这位大科学家的影子。
他只得怏快不快地空车而回，报告国王：“教授今天没有来。
”半个小时以后，爱因斯坦步行到达了王宫。
人们一打量他：穿着一件满是灰尘的破雨衣，脚上是一双旧皮鞋。
只看衣冠不认人的司机怎么想得到他就是那个声名赫赫的科学巨匠呢?名人的平凡经历童话作家安徒生，当过学徒，干过剧院杂务。
诗人惠特曼成名前是木匠、排字工、小学教员、编辑。
作家狄更斯成名前是鞋坊学徒、誊写工、记者。
马克·吐温曾经当过排字工、领航员、矿工。
高尔基干得更多，他干过面包坊伙计、学徒、厨工、码头苦力、铁路工人。
正如左拉所说的那样：“没有平凡的经历，就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
”左拉的平凡经历左拉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家。
他说过：“没有平凡的经历，就不能产生伟大的业绩。
”的确，左拉的经历是平凡的。
他幼年丧父，生活贫困。
由于他醉心于写作，缺乏经济来源，有时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为了坚持写作，他把御寒的衣服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御寒。
缺钱买食品，就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捕麻雀，用烤鸟肉充饥。
他顽强地探索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实践自然主义理论，从1871年到1893年，他创作了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简练的自传记录了诺贝尔不平凡的一生诺贝尔的自传译成中文后加上标点，不过108个字；但是，无论是从其经典的角度，还是从其理想的坐标，都不亚于一部皇皇巨著。
诺贝尔的自传全文如下：艾·诺贝尔呱呱坠地之际，一个仁慈的医生就该尽早结束他多灾多难的生命。
主要优点：平素清白，从不牵累别人。
主要缺点：未娶，无家室，易发脾气，消化不良。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
最大的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一生重要事迹：无。
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鲁班鲁班可谓是一个圣人，而他的一切杰作来源于心灵的感悟。
传说，一次他上山伐木，被草叶划破了手指，发现小草的叶子边缘有一些小齿。
他心想：这些小齿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做成带齿的铁器，不是可以用来伐木吗?岂不比用斧头要省力得多!后来鲁班就依据这个原理发明了锯。
只识背影北宋时，宰相王旦有个马夫。
他赶了五年马车，服役期满向王旦告辞，王旦竟不认识他。
等马夫转身走时，王旦却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念他赶车勤劳，给了他丰厚的赏赐。
原来，这个马夫平日只知赶车，正脸都难露一下，王旦只熟悉他的背影，所以见到他的脸时反倒不认识了。
待马夫转身出去，那熟悉的背影很快唤起了王旦的回忆。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大批默默诚实劳动、不求闻达的人。
他们可爱而又平凡，无声无息地忙碌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里，一心扎到工作当中。
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正面亮相，看到的永远是他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也从未把头从工作中抬起来，去抛头露面，博得场面上的喝彩。
“我是一个平民”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他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有一次，他到总统府去上班，忘了带证件，而不带证件是不可进入的。
他虽已到总统府门口，还是返回住处拿来了出入证。
在广州，他听说外出演讲一次要花15元汽车费，于是就坚持步行，不再坐车。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到杭州旅行时，身着普通衣衫，戴起深色眼镜，以免惹人注意。
可在火车站还是被三名警察发现了。
于是，警察就一直跟随着，还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
”孙中山先生则对警察说：“警察的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什么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平凡的“烈士”著名作家魏巍写过一篇散文，叫《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描写了一次壮烈的松骨峰战斗。
在那些带火扑向敌人的烈士中，有一位名叫李玉安。
然而，这位“烈士”并没有死。
他被人救起之后，回到家乡黑龙江，当了一名普通的粮库工人。
几十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丝毫没有向任何人夸耀过自己的过去。
直到1990年，当人们知道他就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时，许多人都大为不解，为他没能得到应有的待遇而感到遗憾。
然而，李玉安舍弃了自己本可得到的各种优厚待遇，选择了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工人，默默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这平凡的生命同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魏书生——个平凡的人魏书生是——位大名鼎鼎的教育家，他的人生之路平凡得无波可起。
中学毕业后，他去北国插队，成了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后来他做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教小学、中学，被评为模范教师。
他始终是广名敬业的教师，但他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教书、孜孜不倦地育人、勤勤恳恳地研究。
对自己平凡的工作，他是这样理解的：“人不管被生活的浪涛冲到什么位置，都不能看做是自己的终点，而应该把这个位置当作向更远大的目标奋进的起点。
”，掏粪工人时传祥时传祥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掏粪工人，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掏粪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又臭，不少人都不愿意干，而时传祥在掏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数十年，而且干得很起劲，因为他知道：这活虽然脏点、累点，但是有意义。
他说：“宁愿一个脏，换来万人净。
”时传祥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时传祥。
他亲切地对时传祥说：“你当清洁工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雷锋平凡的一生雷锋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换过好几个工作岗位。
他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争做好事。
他把自己的志愿、兴趣和爱好同党的需要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雷锋同志为了集体幸福，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个星期天，他去看病，路过一个工地，为热烈的劳动场面所吸引，连自己肚子痛都忘了，就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去。
假日里，他经常到车站为旅客服务。
他还把自己积蓄下来的钱，支援受灾的群众。
他在日记中写道：“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雷锋同志把他自己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雷锋，如今在社会上已经成了做好事的代名词。
毛主席在1963年3月5日写下了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为理想而积累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数学家陈景润。
人们每次谈起他，就会把他与那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联系起来。
但是，你是否会因他的成绩联想到别的，比如：联想到那几麻袋、十几麻袋草稿?你是否会想到，在通向这座科学高峰的千里路上，攀登者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艰难向前的呢?陈景润的那些稿纸告诉人们：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曾为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过，他们因此才成功。
要想达到目标使理想成为现实，积累是绝不可少的。
古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无论多么远大的理想、多么伟大的事业，都必须从小处做起，从平凡处做起。
平凡与不平凡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六次桌子，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在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也可能擦六次，但到第三天时可能会擦五次、四次或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有鉴于此，他认为，把每一天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55岁技工成为大学教授55岁的技工艾爱国，2005年被衡阳技师学院聘为教授、首席技能导师兼专家资格委员会委员。
艾爱国是湘钢一名普通焊工。
自1969年招工进厂后，他在焊工岗位一千就是36年。
在这位全国颇有名气的技工身上，有着许多耀眼的荣誉光环。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工人”，当过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五大代表。
作为当代产业工人的楷模，艾爱国除自身技艺精湛外，他自己撰写培训教材，给不少大型国企培养过50多名焊工；他还毫无保留地培养徒弟，先后免费带出100多个农村徒弟。
这些农村徒弟当中，有30多个受聘于“三一重工”，60个考到株洲电力机车厂，还有不少徒弟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地区大显身手。
一个“家庭辅导站”12年挽回400名问题少年12年前，家住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峪山镇的李运生创办了“家庭辅导站”，至今已从游戏厅、网吧和逃学路上唤回了380多名中小学生，送出去15名大学生。
2004年7月1日，这位73岁的独臂老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运生说：“对孩子的思想教育，不能靠单纯的说教，他们不好懂啊!要把道理融人日常生活中去，融人一个个小故事中去。
”为此，他自采、自编了发生在周边革命老区的爱国主义故事，写出了500多篇多达12万字的思想道德教育“乡土教材”。
由于失去左臂而无法骑自行车，李运生到老区搜集资料完全靠步行。
他写的《张自忠将军在襄、枣、宜前线》曾受到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称赞，写信称他为“爱国主义老人，关心下一代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