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 (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
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
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
《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
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
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
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
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
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
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
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
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
崇古盐在河东。
相互控制二方利。
”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 “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
”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
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
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
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 “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 “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
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
“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
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
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
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
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
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
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
《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
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
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
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
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
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
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
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
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
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
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
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
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
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
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
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
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
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
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
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
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
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
最后，晋商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
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
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创新制度的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
这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的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
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
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
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
晋商许多家族能历经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
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
这些会在以后分析。
当梁启超191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
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
但他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
事实上，在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
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
北大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专业本科 四年所用教材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隋唐篇参考书】《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
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
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
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
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茶叶的起源及历史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符号、图录狩猎的收获。
在我国历史上的很段时间内，会计主要用来管理国家层次上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而民间所用的会计一直是比较简单的，直到元朝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达到可观的程度。
会计名称溯源 中式会计命名于西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经出现“会”和“计”这些形状的字体，而且其含义已基本定型。
“会”字，上有“合”，下有“曾（古时是‘增’的通假字）”，故其有增加、聚合和汇总之意。
“计”字左为“言”，又为“十”。
古时直言曰“言”，难言曰“语”，故“计”字包含务必要求准确，不虚假乱造之意。
“十”字，由代表东西的“一”和南北的“|”组成；古时，以所在的部落为中心，人们沿着东西南北的方向分别外出狩猎，归时将猎物一起放于中央，汇合加重，进行计算。
根据西周的具体情况，“会计”在此时的含义就是既有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岁总合算。
会计的得名，说明了此时的会计已经从国家职能的附属部分，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事实上，西周时确立的一些会计习惯深远的影响了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如“入”和“出”作为记账的符号地位此时得到了确认，以后一直沿用了下来。
三、 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史前时期的会计 在距今1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我国山西朔县峙峪，发现了最早的会计痕迹。
在许多骨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痕迹，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峙峪人进行计量、记录的遗迹。
在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会计的方式变的丰富起来，有绘图记事和刻画记事两种方式。
绘图记事的方法是将狩猎的成果以壁画的形式画出来，比如打了一头鹿，就画一头鹿；打了两只兔子就画两只兔子。
这些图形是象形文字的鼻祖。
刻画记事是指用特定的符号记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会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形式，其表现是：“黄钟黍”计量单位的出现、结绳记事法的运用和“书契记数”的创造。
黄钟本是一种用竹子制作的乐器，后来黄帝用以作为长度、轻重、容量的度量。
黄钟的长度规定为中等大小的黍粒90颗的长度，以一粒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寸、尺、丈之间均是十进制。
这些计量单位尽管实质长度略有变化，但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通过黄钟黍，还确定了合、升、斗、斛等体积计量单位。
这些计量单位的出现，使得会计得以从实物统计向数量方面发展。
书契记数所谓书契，“书，庶也，记庶物也。
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书契记数实际上是数码和实物计量的结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讨论上述各种会计概念时，会计的内容并不是以文字记述的。
商周之后，会计才开始用文字来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会计产生于文字之前，由此可见会计史之深远。
2. 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已经确立了贡赋征收制度，因此推测此时会出现管理财政收入的会计现象。
夏设“百官”，其中有监督奴隶耕作的官员“啬夫”，也许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就是最早的会计。
商朝对会计的一大贡献是数的创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从一到十都已经成型。
商代的甲骨上，有记录出猎收获的内容，而且对事情的记录比较完整，有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用“卯”和“埋”表示支出，用“毕”和“获”表示收入，是会计的雏形。
从发掘的甲骨文书契中，出现“册”字的象形文字次数达二十余次，有记录财政收支方面的内容，可见这些书契是我国“账簿”的萌芽状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发展对我国会计制度的成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会计已经从一种从属的地位独立出来，会计籍书、会计科目、记账符号、会计报告都已出现，只不过形式比较简单，有待后世发展。
西周的官制中专设了“司会”一职，主管朝廷的财政收支。
此时，用于记录会计内容的书册越来越多，开始与其它书册分开存放，并且把它专门成为“籍书”（这就是簿书的来源）。
同时，西周也规定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称为“岁入”，总共有九项，称为“九赋”。
国家的财政支出被称为“岁出”，也有九项，即“九式”。
“九赋”，加上各诸侯王国所献的贡品“九贡”，共计十八个收入项目，九个支出项目，就是今天会计科目的原始形态。
西周时期的会计报告分“岁会”、“月要”、“日成”三种形式。
日成汇总十日的情况，是一种旬报；月要是记录一个月的情况，相对于现在的月报；岁会对应于今天的年报。
3. 春秋战国及秦 这一时期对财计理论和财计法规方面贡献很多。
春秋战国时期理财名人很多，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节俭的目的在于抚民求安，反对过度奢侈，又批评晏婴用小猪祭祖宗，一件破棉袄穿三十年而不换，有损君子风度。
墨子从俭节用的观点也很突出，主张“节俭则昌，淫逸则亡”。
这一时期的法典《法经》，在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做了第一次尝试，其中的<杂法>中有一条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
对违反契约的惩罚严重，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单式记账法在秦朝时趋于成熟，这时的单式记账法的主要特征有：①单入单出，单笔出入之间并无对应关系。
②按经济事件的发生日期流水记录，秦时规定不记日期禁止入账。
③各本籍书之间也无对应关系，无法相互稽核。
秦朝还颁布了《秦律》和《财章》，对经济活动使用法律管理，而且这时的法律相较于战国时期的，规定更细，内涵更为明了。
如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挪用之，与盗同法”。
这时已经对公职人员挪用公款、贪污有了明确的规定。
4. 两汉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必然对会计有更高的要求。
编户制度、上计制度和盈利理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为中式会计之后的发展垫定了基础。
编户制度，是按户主、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及家产写在简牍上，编制成册籍，也称“户籍”。
国家的税赋征收、徭役征发，均按户籍进行分派征收，主要有田赋、算赋（人口税）、更赋（替换服役的赋税）和户赋（按户征收）。
编户制度是唐代计帐、明代黄册的蓝本。
所谓上计制度，就是每年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报告---上计薄。
年终各郡国携上计簿进京，报告一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人户变动情况。
有御史大夫负责审理，最后由皇帝亲自受计，评论功过以定赏罚。
汉代安定的政治形势、经济的大发展，为各种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司马迁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木柴和谷物是单位价值小，重量大的商品，从贩卖的费用和盈利角度考虑都不适合长途贩运，而且因单位体积重量的不同，又有百里与千里之别。
到了东汉，已经可以分别出“上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和“本期结存”四个项目。
这是中式会计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后代的四柱结算法与此密切相关。
5.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这一时期，几乎是年复一年的战火，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缓慢，会计的发展也因此减慢了发展速度。
不过这一阶段，会计在特定几个方面仍然取得了进步，如：户籍计帐制度的创建和使用以及书写工具由竹简、木牍向纸张转变。
户籍计帐之法开始于北朝的北周，由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制定，包括计帐和户籍之法。
这两者的结合为充实国财、资助军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北周的计帐户籍之法，不仅为后来的隋朝所集成，更是盛唐时期的户籍计帐的源头。
6.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封建经济的繁荣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式会计也处于自己的一个高峰。
唐代继续实行前代的计帐户籍制度，所谓计帐，就是根据户籍资料和国家规定的收入项目，归类计算，是一种具有预算性质的会计账目，是检查和落实财政和赋役项目情况的基础措施。
唐代会计的另一个突破就是《长行旨条》的颁布，这是我国财政史上最早的财政预算制度，同时也是中式会计史上最早的全国统一会计科目。
《长行旨条》的颁布是针对当时财政预算科目繁多，名目混乱的情况，统一规定了中央各部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项目。
著名的“四柱结算法”也在唐代中后期得以确立。
这里的“四柱”指：“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和“实在”（本期结余）。
“四柱结算法”是在“三柱结算法”（入、出、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三柱的好处在于，划清了本期收入和上期余额的界限，克服了三柱的片面性。
唐朝的《元和国计簿》是我国第一部财计著作，分析了唐朝的财政经济状况，由史官李吉普所写。
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行政区划分类的户籍统计资料，说明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也是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预算；第二部分是按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划分的财政收入状况，与第一部分的预算形成对比，显示问题的所在。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为繁荣，中式会计在此时，无论是机构设置、账簿的组织，还是结算方式的改进，都比前朝有所改进。
宋朝在中央设“三司”，管理国家的财政大权。
神宗熙宁七年，设立三司会计司，总考天下财赋入出，总理会计核算事务。
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有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
会计司是我国政府机构首次以会计命名，也是会计作为独立部门存在的第一次尝试。
宋代的会计账簿的设置已有“草帐”、流水日记账、总账之分。
草帐是一种按时间登记各类经济事项的底本；流水日记账，则是分类按时间登记各类财务收支情况的账簿，反映某一方面的经济业务；总账是在各流水日记账的基础上，按国家规定的收支项目归类汇总的账簿。
7. 元明时期 元明两朝，中式会计基本上沿用唐宋的会计方法，不过此时民间逐渐认识到会计的重要性，运用的范围扩大。
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的编报制度，很类似于唐朝的计帐户籍制度，不过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高于后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帐”的出现，这是会计理论的一大突破。
龙门帐创于明末清初，由山西人傅山发明。
龙门账的账簿分为草流、流水簿、总清簿。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流水簿起会计分录的作用，总清簿起总账作用。
流水簿的账页分上下两方（收方、付方），因此每记录一笔业务都要同时在上下两方记录，而且金额相等，这事实上是一种复式记账法。
总清账的账页也分上“收”下“付”，上方包括“进类”和“该类”会计科目，下方包括“存类”和“缴类”。
它的登记方法是：本期收入过到进类科目中，是支出的过到缴类科目中；是资产、债权的过到存类科目中；是资本、负债的过到该类科目中。
由于流水簿的来去相等，所以分类过入总清账中的来去也必然相等。
期末时，在总清账中，用公式“进-缴=存-该”验证账面有无问题。
如果等式左右两边相等，称为合龙门，否则龙门不合。
龙门帐的原理在于：任何四个数拍成方阵，如果其中一行的两个数之和等于另一行的两个数之和，那么这四个数的对角差相等。
龙门帐的账页格式如下所示： 8. 清朝 清朝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时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中式会计也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其表现就是四脚账的出现。
四脚账的账务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草流起原始凭证的作用。
细流起会计分类的作用，是登记账簿的依据。
总清账相当于现在的总账。
银清簿相当于今天的现金日记账。
结册相当于今天的会计报表，其中“彩项结册” 类似现在的损益表；“存除结册”类似今天的资产负债表。
这两种结册的格式与总簿账页的格式一样，分上下两部。
“彩项结册”表的格式是上方( 来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全部收入，下方( 去方) 分项列示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及利润( 红利) 。
红利= 上方( 来方) 合计-下方( 去方) 合计 而“存除结册”表的格式，上方称为天方，下方称为地方。
上方( 天方) 分项列示资本、负债和红利(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本起红利) 。
下方( 地方) 所列示的是各项资产、债权及亏损( 从“彩项结册”转来的亏损) 。
此表如果上方( 天方) 合计数与下方( 地方) 合计数相等，称为“天地符合”，也称“天地合拢”。
天地不合记账必有差错，应查明原因。
总结 自此，中式会计的整个发展过程介绍完毕。
在做整篇介绍的时候，笔者深深的感觉到会计的发展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得到大发展的时候，譬如秦统一后的中国、唐宋时期，会计发展的就快，而在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会计的发展就趋于停滞。
不仅在发展速度上，在发展阶段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
历史在进入元明清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逐渐有可观的发展，此时会计在民间的应用才扩展开来，龙门账、四脚账这些复杂的会计形式才得以出现。
简述张掖的历史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
西河度文化和丁村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都曾把山西作为活动的主要地区。
中国史前三大伟人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南部。
商代，山西是商的主要统治区。
周代，晋国由山西境内崛兴，晋文公曾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汉、魏、晋时期，山西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山西是北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而且北魏曾以平城（今大同）为都，之后的东魏、北齐也曾以晋阳（今太原）为“别都”、“陪都”，这对促进山西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由此，山西被唐太宗认为是“龙兴”之地，一直把山西作为唐帝国的腹脏地区，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
有唐一代，山西一直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称著于世。
到五代十国，山西仍然对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宋辽时期，山西进一步繁荣，是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主要发达地区。
元代，全国共11个行省，山西与山东、河北，并称为元朝“腹地”，大同、平阳（今临汾）、太原三城则成为黄河流域的著名都会。
当时山西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明，曾受到当时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盛赞。
明代，山西的商业迅猛发展，曾领全国之先。
特别是晋商十分活跃，威震海内外，其足迹东出日本，北抵沙俄。
最著名的是山西票号，可谓中国金融之鼻祖。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山西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
但是，山西人民英勇地抗击了外敌的侵略。
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山西人民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在三晋大地上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上党战役永垂青史。
1949年4月，全省解放。
9月，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从此揭开了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新篇章。
几十年来，山西人民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为重大贡献。
黄河流经山西，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
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山西曾涌现出许多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
最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有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有中国的“武圣”、三国时期名将关羽，有唐朝名相狄人杰、裴度，有抗击匈奴而名垂青史的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有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有创立制图六体的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有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唐代著名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白居易，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有金朝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有元曲四大家中的三位著名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医学家、书画家傅山;清末维新派扬泽秀以及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弟等。
可以说，山西是人杰地灵，代不乏人。
而其中晋商的足迹更是踏遍华夏、享誉全球。
山西是厚重的黄河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
古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雕塑壁画、古塔古墓、佛道圣地、险堡关隘以及革命文物、史迹等，从北到南、珠串全省，构成了山西古今兼备，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目前，全国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70%以上在全省境内，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就有119多处。
如佛教圣地五台山、应县木塔、云冈石窟、永乐宫壁画、运城关帝庙、永济普救寺、洪洞广胜寺等在国内外都很著名。
山西民歌、民谣舞蹈、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等具有独特的魅力。
山西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具有勤与俭的民风。
刘胡兰精神、大寨精神、太旧精神、李双良精神激励着人们为争取新生活不断艰苦拚搏。
山西省太原市历史
太原，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2003年迎来了她建城2500周年的辉煌庆典（公元前497—2003年）。
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而闻名天下。
太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晋祠”园林，称得上是华夏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建于明代的永祚寺，“凌霄双塔”是我国双塔建筑的杰出代表；龙山石窟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窟，被专家传为世界之最；始建于北齐、毁于元末明初的蒙山大佛，堪与巴米扬大佛和乐山大佛相媲美
此外还有隋末唐初建造的佛教名刹崇善寺和富有民族特色的道教寺宫纯阳宫、多福寺等文物古迹。
历史发展 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太原故国、北朝霸府、天王北都、中原北门、九边重镇、晋商故里……[2]“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只要来过太原的人，都会深深地陶醉在它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中。
太原形胜在晋祠，太原灵脉在晋祠。
“叔虞百里，居之河汾。
帝刻桐叶，天书掌文。
礼以成德，乐以歌薰。
天子无戏，唐有其君。
”这是南北朝时期流落北国的大诗人庾信写的一首《成王刻桐叶赞》。
诗中描述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
周成王封叔虞于唐。
叔虞施政有方，国富民强。
叔虞传位于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这便是晋国的由来。
因为在上古时代，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国，隋末起兵于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得天下以后，把新兴的国家命名为“大唐”，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直到今天旅居海外的华人，都以唐人后裔为荣，甚至把大片华人聚集地命名为“唐人街”。
追本溯源，唐文化的发祥地就在山西太原。
太原，是我国北方的文明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交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十万年之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太原的土地上。
义井和东太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告诉我们，在七、八千年前的母氏氏族公社早期，太原的先民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殷商时太原为古国北唐，考古学家曾在太原许坦村一带，发现了商代的文化遗址，定名“许坦型文化”。
史传太原的肇始者台骀，因治理汾水、开拓了太原盆地，被尊为“汾水之神”。
鲁昭公元年(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国荀吴率兵北征，大败占据今太原一带地区的无终及赤狄别族 咎(音皋)如，太原地区始入于晋国版图。
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显赫于世的晋阳古城问世于汾河晋水之畔，迄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晋阳古城在战国初期，曾做过赵国的都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设置了太原郡，郡治晋阳。
汉代并州刺吏部设治晋阳，这也是太原称并州之始，太原简称“并”亦来源于此。
是时，太原已成为全国十三州部治所之一，闻名遐迩。
南北朝时，晋阳又是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始终保持着“霸府”的地位。
隋代，太原是全国的第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
强盛的唐王朝发祥于太原，因晋阳古有唐国之称，李渊父子定都长安后，遂以“唐”为国号。
唐朝初期的几位帝王曾数次扩建晋阳城，并相继封其为“北都”、“北京”，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三京”，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发迹于晋阳，或以此为国都，一时间太原名声显赫于举国，传为“龙城”。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赵光义灭北汉，焚晋阳城，又引汾、晋之水夷晋阳为废墟。
一座历经1476年悠久历史的古城遭到彻底破坏。
三年之后新的太原城在距古晋阳北四十余里的唐明镇重新崛起，嘉祐四年，设太原府治。
金、元时代，太原城饱经战乱。
明初，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棢为晋王于太原，遂因此扩建太原城，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
明、清两代，太原经济迅速发展，其矿业、商业、手工业，对全国的经济影响很大，有“晋商执全国牛耳”之誉。
概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
概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 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 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
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 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 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
明朝末期钱庄 （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 号等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明朝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比较缓慢，其中出现的各 大商帮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出现的著名的有徽、晋、 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 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 年，最后却在清末民 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 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 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 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 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 西商人。
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 粮中盐的开中法，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
明代山西商人主 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
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 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 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 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
山西商人 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 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
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 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 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
道光 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
但票 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
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 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 不久彻底衰败。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 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 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
接下来，清末 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 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 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 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 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
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 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 游”之谚。
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 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毫无疑问，中国的商帮不仅对中国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而在发 展过程中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开发的能力，工具的使用的确促进中 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
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
随后又相继 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 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 行等。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 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 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 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
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 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山西晋商虽然构 建起过覆盖国内诸多省份金融体系，但这一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局限 在存取、承兑方面，没有多少投资因素在内，还不能看作是金融市场 的出现。
而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发展真正开启了中国 金融市场发展的大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业始创于革命根据地。
最早的金融机构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村信用 合作社，以及1926 年12 月在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区由农民协会创办的 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纷纷 建立起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银行。
1948 年12 月1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 北石家庄市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银 行逐步并入中国人民银行。
政府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银行，并对 私营金融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 国家银行体系。
同时，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了 大批集体性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使它们发挥了国家银行在农村基 层机构的作用。
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系与众多的农村信用 合作社相结合是50～70 年代中国金融业的最显著特点。
从 1979 年起，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 摆脱了具体的工商信贷业务，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 行逐一成立；保险公司重新成立并大力发展国内外业务；股份制综合 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开始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大量发展；租赁公司、 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资 信评估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形 成一个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开发出来，世界性 的金融中心出现，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现在中央政 府提出建设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创业板的开设，股指期货的推 出，都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健康的发展，利于资本市场的流通融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