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志梗概
前孔子去世以简洁平实而涵义精深的言论就无人能够传授了；七贤去世以后，对儒经大义的解释始产生分歧。
所以《春秋》分成了五个学派，《诗经》分成了四个学派，《易经》有了好几家的传注。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学术上也是真价格立门户、互相争论，诸子百家的学说众多而又混乱。
到了秦朝，认为这种状况是一个祸患，就焚毁儒经，想用来使百姓变得愚昧无知，利于统治。
汉朝建立以后，改革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图书，广泛开辟了献书的途径。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书籍中文字残缺、竹简脱落，礼乐制度也衰败到了废弛的地步。
皇上感慨地声称道：“朕对此非常有旅啊
”于是建立了藏书的策府，设置了抄书的机构，上自儒经，下到诸子百家的传注与著述，全都收藏到了秘府之中。
到了成帝的时候，见于书籍严重散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搜求散失的书籍，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订儒经、传注、诸子之书和诗歌、词赋，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命令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之书，命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之书。
每一部书校订完毕，刘向就分别列出它的篇名，总结它的大要内容，抄录下来然后呈报给皇上。
工作即将完毕之际，适逢刘向去世了。
哀帝就又让流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继续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
刘歆于是总括了整理完毕的全部书籍的内容，然后向皇上呈报了他的《七略》，包括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现在节取其中的主要内容，用来完善图书的记载。
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
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
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
孔子说：「如果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
」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
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时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来博取尊宠。
后来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着所留下来的祸患啊。
道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
他们连续记载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古今的道理。
然后知道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
（这想法）符合于尧的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一种谦虚可以得到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狂放无守的人来实行道家学术，那么就断绝了礼仪，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阴阳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天文的官职。
他们恭敬的顺从上天，用历象来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的教导人民按照天时祭祀、耕种；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拘泥固执的人来实行阴阳家的学术，就被禁忌所牵制，拘泥于占卜问卦的小技术，舍弃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法官。
他们奖赏很有信用处罚必然施行，来辅助礼仪制度的推展。
易经上说：「先王用很严明的刑罚来整饬法律。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刻薄的人来实行法家的学术，那么就不要教化，舍去了仁爱，专门用刑法，而想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至于残害了最亲近的人，伤害恩义刻薄了应该亲厚的人。
名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掌礼仪的官职。
古代名号品位不一样，所用的礼节也就异等。
孔子说：「一定要来端正名分啊
名分不端正，那么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那么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阴私的人来实行名家的学术，那么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宗庙的官职。
他们住在茅草盖顶，以采木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节俭；奉养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张兼爱；以大射礼选拔人才，所以崇尚贤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顺从四时做事，所以不相信命运；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这就是他们长处。
等到眼光浅短的人来实行墨家学术，只看到节俭的好处，因此就反对礼节；推广兼爱的旨意，而不知道分别亲疏远近。
纵横家这个流派，大概是的出于古代的外交官。
孔子说：「读了诗经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国外去，不能独当一面应对进退，虽然学了很多又有何用呢
」孔子又称赞蘧伯玉的使者说：「好使者呀
好使者呀
」这就是说一个使者应该权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适当的处置，只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应对的言辞，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邪恶的人来实行从横家的学术，那么就崇尚欺诈，而背弃了应该遵守的诚信。
杂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议政之官。
他们兼容儒家、墨家，综合了名家和法家，他们知道治理国家的体要必须有这些派的主张，他们也看出来王道政治必须百家贯通，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放荡的人来实行杂家的学术，就散漫杂乱而没有中心目标。
农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农业的官职。
他们劝导人民耕田种桑来使衣食充足。
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八件政事，第一就是吃饭的问题，第二就是货物的问题。
孔子说：「要重视人民吃饭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等到鄙陋的人来实行农家的学术，认为用不着圣明的君王，想要使君民一起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次序。
小说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小官。
（这一派）是大街小巷的谈论，马路上传说的人所造成的。
孔子说：「虽然是小的技巧也一定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但想要推行久远恐怕滞泥不通，所以君子是不学的。
」但是它也不会消灭。
（小说家）是乡里有小智慧的人所写的东西，也要把它编辑保存起来而不要忘记了；假如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来采用，这也就如同古代樵夫、狂放的人他们的议论一样（有参考的价值）。
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观赏的不过九家而已，都是起于王道政治已经衰微以后，诸侯以武力相征伐，当时的国君，喜好厌恶的不一样，所以九家的学术纷纷兴起。
各自引用他们的一种学说，推崇他们学说的好处，用这学说来奔走游说，迎合诸侯的心理。
他们的言论虽然不一样，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消灭也是互相生长的；就像仁与义，敬与和，虽然性质相反却又是互相生成的。
易经上说：「天下（学问）的途径虽然不一样但是归趋是相同的，思虑虽然很繁杂但是目标一致。
」现在各家的学者，各自推崇他们学说的长处，用尽了智慧和思虑，来阐明他们学说的要旨。
虽然各自有偏见短处，但是综合他们的主要归趋，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六经分支出来的。
假使让他们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能折中采用他们的主张，他们都可以成为辅佐的人才啊。
孔子说过：「礼仪散失了要到乡野去寻找。
」现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很久远了，圣人的道术残缺废弃，没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采用他们九家的学术不是胜过去乡野找来得好吗
如果能修明六经的学说，观察参考这九家言论，舍弃短处取用长处，就可以通达治理国家的各种方法了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 ），记载了（ ）的历史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
《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
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
《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
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
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
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
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
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
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
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
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
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
《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
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
为此作注者甚多。
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
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
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
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
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
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
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
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
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
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
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
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
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
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囹圄成市和赭衣塞道是什么意思
赭衣塞路（zhě yī sàī lù） *穿囚服的人挤满了道路。
形容罪犯很多。
* #出处=：“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
” 囹圄成市囹圄：牢狱。
指被关进监牢监牢里就象是市场一样。
形容罪犯很多
我国最早刑法是什么
夷三族系秦、汉时代之刑名。
即凡犯特殊重罪，尤其谋反谋判谋大逆等十恶之罪名者，虽无犯意之联络，但基于政策上之考虑，处以诛灭三族之极刑，以收威吓惩戒之效。
此乃亲属一体之观念在刑事法上具体之表现。
依史记奏本纪说：‘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
’杨终传亦说：‘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可见夷三族首创于秦代之刑名。
自汉取代秦后，汉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时，有夷三族之令。
至高后元年（西元前一八七年），鉴于该刑之残酷而加以废除。
其后发生新垣平之叛乱。
为惩治叛徒，不得不恢复三族之诛。
汉初，彭越、韩信等诸名将受夷三族之刑。
三族之范围，因时代不同，说法不一。
仪礼士婚礼注说：‘三族限于同宗之久昆弟、己见弟及子昆弟。
’史记秦纪张晏注则谓：‘父、兄弟及妻子。
’史记秦纪如淳注则谓：‘父族、母族及妻族。
’汉书刑法志之夷三族，乃依据张晏注之见解：‘孝文元年，诏丞相、大尉、御史，今犯法者己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勿取。
’至于当三族之人，依刑法志，先黥、劓、斩左右趾、答杀之；其后，袅其首，菹其骨肉于市。
其诽谤、詈诅之人，又先断其舌，故谓之具五刑。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与《汉书》同比较 一、 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 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
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
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
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
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
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
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固杨万里说，“司马迁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持这一主张的是
《毛诗序》有所序、小序之说。
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中每篇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
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
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
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
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
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
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
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
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
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这种看法大体近是。
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
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