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武帝记的选材主要是什么
司马迁的孝武本纪的选材又是什么
两者有什么不同
司马迁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写有断代史《后汉书》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
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
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后各约九十年。
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
其实它们间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
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
况且《史记》是通史，《汉史》是断代史。
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
然则公元前九十年和公元后九十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成分涉及灾异。
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orthodoxy），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
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武帝纪》中大概记载了武帝哪些事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
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
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
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而宣儒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
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潜移默化地消除了威胁；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
《汉书》 人物传记 读后感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
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
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
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
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
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
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
”在一本《汉书》里，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
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
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
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
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
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
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
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
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
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
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颇有今古同况之慨。
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
我党认识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
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
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
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
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
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
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
”结果，大败敌军。
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
对这些记叙，都有圈画，很为重视。
城朔方城如何解释?汉书武帝纪
先说事实吧。
评价一个帝王，一看他有没有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二看有没有开创造福后世的政治举动，三看有没有惠及当时的百姓。
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武帝纪里面提到的功劳有（还有很多没提到的，就不说了）：1.推恩令解决了几百年来的封国叛乱问题；2.解决了刘邦以来一百年的匈奴问题；3.开拓西域，开始了中国对西域900年的统治；4.行五铢钱，奠定700年的经济基础；5.独尊儒术，对后世立下了两千年的儒学传统。
武帝纪里面提到的缺点主要是奢侈。
罪己诏里面还提到他过分使用民力，以至于社会凋敝。
因此虽然汉武帝造福了后人，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汉武帝时期全国人口减少10%，这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唯一的人口大规模减少。
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口也是增长的）。
至于总体的评价，就看你是更看重后世几千年的受惠，还是当时一代人的灾难了。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政治家正面评价居多，纯粹的儒者负面评价居多。
个人支持正面评价。
初值置刺史部十三州《汉书·武帝纪》措施解读
《汉书 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即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州），每部（州）都设刺史。
“刺”，检核问事之意。
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这六条是：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反对其横行乡里。
二、“二千石不奉诏，遵旧典，倍公问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的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
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历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实讹言。
”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平。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阿附所爱，敝贤宠玩”，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在察举士人时偏向亲己。
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任所监”，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子弟不法。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结。
汉朝建立以来，经过多年发展，汉朝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豪强地主也逐渐发展起来，横行地方，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地方官员畏惧豪强地主，不敢阻止。
很多甚至与地方势力勾结，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给汉朝的中央统治带来极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监察体制无法发挥作用。
《史记 平准书》载：（元鼎四年）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
行西逾陇，……陇西守自杀，……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武帝巡视地方时，很多地方贪官畏罪自杀，这说明地方吏治腐败情况是很严重的，在之前，汉武帝却没有收到任何报告，可见原来地方监察制度的不完善，这促使汉武帝寻求建立一种更完备的地方检查制度来加强对地方郡国的控制。
由此，汉武帝制定了新的刺史部制度。
其中“奉诏六条察州”对刺史的职权作出明文规定，既可以为刺史行使权力提供依据，又可以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干扰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务。
刺史制度在实施后，对地方豪强的压制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
这项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使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
武帝本纪译文
原文： 诏曰：“盖有之功，必待非人。
故马或奔而致千士或有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 选自《汉书·武帝本纪》 译文： 汉武帝下诏书说：“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
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
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
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