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辞章句序反映了哪些文学思想
王逸用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楚辞，将屈原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诗歌艺术都儒学化了。
通过把《离骚》中的诗句内容与儒家五经相比附，王逸把《楚辞》完全纳入了儒家思想体系。
这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在那个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客观上却对楚辞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逸还对楚辞的艺术手法有很深刻的理解。
他在《离骚经序》中，对楚辞创作中所采用的比兴隐喻手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王逸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这个系统直到今天还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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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章句序 <后>王逸昔者孔子叡圣明哲生不群，定经术《诗》《书》，正《礼》》，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门人三千，罔不昭达。
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
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
则大义粲然。
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
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
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
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
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
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
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中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已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而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怼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
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讽谏之语，于斯为切。
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
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
“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昔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
“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文心雕龙·神思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则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
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禹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虑后，研虑方定。
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
难易虽殊，并资博练。
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
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弱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
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物心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
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王逸为什么写《楚辞章句》?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在经学的影响下，楚辞学一开始就浸染了经学的色彩，《楚辞章句》也是经学观念的产物。
汉人治经目的在于通经致用，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章句本是汉人解经的体例，王逸从经学观念出发，以章句解《骚》，也有着强烈的用世目的。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乱政，皇权式微，政治秩序混乱，严重威胁到帝国安危。
国难当头之际，“清流”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激扬士节，挺身而出，与戚宦腐朽势力周旋斗争。
而朝野盛行的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风气，不但使“清流”孤立无援，更助长了戚宦乱政的气焰。
王逸为《楚辞》作章句，意在通过驳斥历来对于屈原的消极批评，批判明哲保身和全身远害观念，再塑屈原形象，张扬儒家积极入世的抗争精神，砥砺士大夫忠正伏节，挽救日益没落的东汉王朝。
求：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序》原文 翻译
离骚经序曰：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闾大夫。
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
王乃流屈原。
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
离骚经的序言中说 ：《离骚》是屈原所写的。
屈原与楚国姓氏相同（即屈原是楚国人），在怀王手下做官，官拜三闾大夫。
同朝的大夫上官靳尚嫉妒屈原的才能，共同向怀王诋毁屈原。
怀王于是就把屈原流放了。
屈原于是作了《离骚》，但屈原因为自身的高洁而不能忍受长久的生活在混浊的世界，于是去了汨罗，自己投河而死了。
谁能帮我翻译一下王逸的《楚辞章句．序》，急
《楚辞》研究著作。
17卷,东汉王逸撰。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官校书郎。
此书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也是楚辞成书以来的第一部全注本。
前16卷注释屈原至刘向的作品，第17卷注释王逸自作的《九思》。
关于《九思》注，宋代洪兴祖怀疑是其子王延寿所作，《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王逸自作。
根据《九思》中“思丁文兮圣明哲”句。
“丁”为武丁，“文”为文王，而注竟释为“丁，当也”，看来《九思》注是后人所作的可能性更大。
王逸长于训诂名物，而且籍贯属于故楚，对楚地方 言比较熟悉，注释中多采前人的成说而能有所辨正，抒发新见。
每篇前缀有叙文,或加后序,撮其要旨，偶存佚事。
所以尽管在释义发微方面不免有汉儒的通病，失之迂曲，但此书仍然是历代楚辞研究者必读的古注本。
现 存较好的版本有明夫容馆复宋本17卷，通行的有商务印 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大哥无能 仅此而已
汉赋和楚辞的比较:异同点
【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
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
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
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
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汉代文体。
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
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
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
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
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
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
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
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
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
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
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
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
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
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
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
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
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
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
《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
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
《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
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
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
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
《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
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
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
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
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
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
”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
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
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
《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
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
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
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
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
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楚辞》有哪些名篇
《楚辞》共计十七篇。
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心诗体，是并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1]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东汉王逸作章句。
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
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
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楚辞的具体内容
“楚辞”是战果楚国大夫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称西汉时始出 “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
主要代表是屈原的作品，如《离骚》等等。
《离骚》前半部分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际。
后半部分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离骚》塑造了一个屡遭迫害打击，而九死未悔；忠贞爱国反受其难，却初衷不改；理想终于破灭，便以死殉国的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共11篇作品。
只是一组祭神的歌曲，除了《礼魂》为组曲通用的送神曲外，每首都主祭一神。
《九歌》是屈原呗放逐江南时，在民间祭神歌舞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
祭神的同时也寄托这屈原的身世之感和规讽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