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提倡的治学目的是什么
它的学术实践在当时有何意义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心态的写照。
汉代艺术遗存在后世的除了汉代画像石刻外，汉代的书法碑刻、汉代的印章、汉代雕塑、汉代音乐等，都以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艺术特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载体，诠释这个时代集体的审美意识。
面向无垠、天人一体的包容气概 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和放于四海的广阔视野，使繁富巨大的生活场景成为艺术 首要表现的物象。
汉大赋写景图貌、铺排列叙的夸饰，将辽阔的疆土、宏伟的山川、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广袤的林苑、富足的物产以及帝王恢丽典礼、庄严仪仗、宏大歌舞、豪奢宴饮结合起来，是对自然的美妙和人的创造之功的礼赞。
向人们展示了数量众多、体积宏伟、场面广阔、威势无比的巨丽之美。
王充的论诸家赋在于“文丽而务巨”，是以铺排宏丽的文辞，以夸饰的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总众类而不厌具繁”(2)“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称之。
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不竭。
”（3）赋者在广大宇宙间移步换形，游思畅怀，展示出纷芸驳杂、多彩多姿的美。
因此，赋的空间感之浩大，犹如背负青天，九万里扶摇的大鹏，俯瞰着大千世界滚滚红尘。
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4）闻一多先生称汉赋“凡大为美，其美无以名之”（5）都深切地揭示了汉赋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汉代文人面对风云激荡的世界，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与人生若短的哀叹如影随形充溢在作品中。
司马迁发奋着史记的内心动力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于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汉代奋进、强健、博大的时代精神在司马迁身上典型表现。
汉代建筑同样在追求体天象地、包蕴山海的气派，早在西汉天下初定时，萧何就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6）体现了相容并包而开朗自信的文化意向，力求空前绝后巨丽的建树，以展示出汉代“天人一体”的审美风度。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
“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氢” （7）将有限的建筑空间，以六合为本，顺应天地运转之规律，延伸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空间中去。
建筑布局样式到名称一律以天象为准，讲究建筑与天体世界的对应，各种精美的建筑材料的堆砌、罗列，层迭的结构群体铺排、对称，而又附以总览天地人物的壁饰和带有夸张浪漫色彩的飞檐翘脊，形成极致欲令后世人无可复加的宏丽风格。
我们今天所见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是各地墓葬中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
这些作为随葬器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建筑现实的反映。
这些建筑风格有着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
而作为庄园建筑的群体，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门阙等交错纵横。
一个地方庄园尚且如此。
那么在汉赋中所夸饰的宫殿建筑其规模的庞大、结构的复杂也并非空穴来风。
宫殿之间“接比相连，云起波骇”其间用飞阁通道相连结，这就是班固所写的：“辇路经营，修除飞阁。
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群体结构是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不仅是王都，地方藩王也不次于下，王延寿所写的鲁恭王为追求“似乎帝室之威神”，“依冈连岭而建殿，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蔓延……千门相似，万户如一。
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8）庞大的群体结构，正表明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在建筑装饰上，追求涂彩饰金的绚丽华美，以致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
说梁冀的第舍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
（9）宠臣董贤的第宅“柱壁皆画、云气萼蘤、山灵水怪，或衣以绨绵，或饰以金玉”。
（10）真如王延寿的赞叹：“何宏丽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
”（11） 汉代音乐风格，是将一种充沛的生命精气与深邃的天人同构意念，与蓬勃奋进的时代气息融会贯通、互相激荡冲决，而形成了洋洋大观。
经过了对先秦音乐管理机构乐府的继承和各个地域音乐的广采博纳、特别是楚国音乐的吸纳。
两汉音乐艺术质量得到了升华，形态得到了综合发展。
无论是相和歌的真挚，鼓吹乐之雄健，祭祀乐的浪漫迷离，还是乐舞百戏之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都展现出汉代音乐雅俗共融、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时代精神。
这种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技等各种技艺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形式，集中地展示出汉代人集先秦音乐文化之大成，开创一代音乐风格的典型时代特征。
最为典型是对宏大音乐场面的描述：“、宋、蔡，淮南，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答，洞心骇耳。
荆、吴、郑、卫之声，、、《像》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徘优侏儒，狄靼之倡，所以娱耳日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12）汉代乐舞有着“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磅礴气象。
汉代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可见的遗存主其一是西汉初年的楚地简帛，以湖北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主，其书法之体流动古拙、带有楚人浪漫流丽之风，与之后出现的汉代画像一样，带有楚风浸淫下的奇肆汪洋，显示出汉初南北汇融的最初状态。
其次是武帝时期的西北汉简，以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为主，书法笔划的错落不一、刚健豪迈，对字体形势节律的探索与宏阔气度的渲染，是汉时西北职业化的汉简书写者—书佐，对书艺笔意与章法的创新和开拓。
再者就是豫鲁川陕的碑刻与摩崖石刻，“碑”最早是立在宫殿宗庙之前，为观察日影推测时间之用，或为了拴住祭祀之牲。
而立在墓前或放置墓圹中，则是为了施以滑卢，用绳系棺以下墓。
碑上内容，以述德记事彰功美名为主，则自东汉开始。
“自东汉以后，碑碣大盛”这意味着东汉碑刻与这一时代多记主人生前事迹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空前发达是相通相辅的，都是“事死如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丧葬观念之产物，是旨在彰显人生事功、追求生命不朽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碑刻多出于黄河流域汉代王族贵胄、官吏地主较为密集的地区。
风格更是多样，结体用笔富于变化。
张迁碑的方正雄健，礼器碑的法度森严、鲜于璜碑的遒劲浑穆，曹全碑的飞动舒展，摩崖刻石的粗犷雄浑，都在磅礴大气中透出天然古拙。
汉代书法所追求的“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要求“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境地，都可在以上三种书体中找到端倪。
（13） 清代学者高积厚在其《印述》中说：“（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
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
其材则取诸金、玉，金之类，有凿、有镂、有铸，玉之类，有璃、有琢，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
”（14）将汉代玺印之境界提至史记、汉书之地位。
可见其对后世治印艺术的影响。
汉印以其数量、种类的繁多和艺术水平的登峰造极，数万枚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后世印章篆刻艺术的楷模。
汉印有官印、私印之分。
官印以白文居多，有铸有凿，文官多用铸印，隶书的兴起，给汉印带来书体上较大的变化。
印文采用的是汉代特有的“缪篆”， 是根据小篆变化而来，接近于隶书的篆书，字体平正，笔划平直，缪篆本身的扩张性、和无界格风格，使汉印自然以一种博大的视觉效果，更显示浑厚朴拙。
汉代私印形状各异，朱白皆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有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等辅助文字，方寸之间，尽显工匠之巧思。
即使是小小的肖形印中.也往往容纳着天地之间的乘龙升仙、神虎逐鬼、斗蛇戏熊、舞乐杂技等丰富的内容。
因为汉印的数量和形式的变化，使其呈现的面目也是千变万化，圆浑与朴厚相和，娟秀与平实者兼之，雄快与奇肆共存，与汉代社会集大成之风貌相通。
汉代画像砖，是汉代陶塑与地下冥宅的结合，与汉代画像石刻一样，是汉代崇尚厚葬，事死者如生的产物。
同样表现出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画像砖是汉墓的建筑材料，由于地域和用途的不同，砖形变化多种，大多为长方形、三角形、矩形等，或空心大砖，或实心小砖。
西汉的画像多是阴线刻，或是小印模依次在泥坯上排列压印出来，前者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
后者则浅浮雕与阳线相结合，图案繁密朴拙。
东汉的画像砖所用技法则是浅浮雕、高浮雕、阴线与阳线相交兼施，根据题材而灵活多变。
这种图像将生者对死者的祝愿，内容与汉代画像石刻相同，将现实的和幻想的世界全部嚢括。
画像砖以简洁刚健的线条塑造形象，粗放遒劲中不失细腻。
古朴丰满的意境，夸张奔放的运动节奏，壮阔深远的场面，都给后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阳新野县出土的杂技戏车、泗水捞鼎、胡汉战争画像砖，使人不仅为其高超的构图、精心的安排、细节的处理所折服。
郑州洛阳一带的画像砖，又以不同于豫南的崭新面目和流转飞动、刚劲婀娜的线条而使人为之一振。
汉代简牍的错落有致、奇诡怪异的洒落；汉画像砖石的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大世界；汉代百戏的种类繁多、盛况空前，汉代建筑的繁采竞丽、遮天铺地，以及遍布于铜器、银器纹饰的精雕细镂。
这是汉代艺术扑面而来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之美。
传神写心、夸张多变的心灵世界 汉代美学中一种注重生命力量的内核，带来了汉代艺术体写万物风姿神貌的意识。
在“天人合一”观念看来，生命充溢于广大的宇宙，流贯于整个天地自然。
天地万物无不充满着昂然奋进之生命，人类与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
因此，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心灵。
艺术的本质是体现人之鲜活的感性生命和充沛的精神活力。
所谓“言，心声也”、“文，心学也”、“书，心画者”，（15）汉代人树立了中国古代艺术中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审美意识。
中国古人言书法尤重“势”、言“文”而重“气”、言“诗”而重“味”、言音而重“韵”，这种气势与韵味诠释，都是对艺术作品中生命特征的深刻感悟和认识。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汉代书法空前的发达，书法美学也随之而起，汉代书法艺术最大的变革，是脱离了“随体诘诎”古文字的象形体系变而为抽象的符号体系，从一种表意的语言纪录发展为自由写意的、心灵写照以观美的艺术。
杨雄(《法言•问神》)把书称为“心画”，认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人格与情感世界，这实际上提出了书法艺术与心灵相通这一美学特征。
汉代隶书上承篆书遗绪，下开楷书之源，更能体现中国书法的变形与夸张。
将战国小篆的纵向伸展的字型结构改变为隶书字型结构纵横左右、波拂分张的体势，使对称端庄的古书体变得欹斜错落，姿势多样。
两汉的隶书便文字书写产生主次向背的分明，蚕头雁尾意味深长的笔锋，结构的递变独具神韵，线条的粗细和装饰性用笔结合。
这一个时期的属于书法范畴的作品包括了碑刻、简 帛、印章、砖文、金文等众多载体，特别是汉代简牍中的墨书，直接来自汉人手笔，其总体笔触显出的率真自然，有着随心所欲，奔放张扬，疏密不拘，潇洒自得的美感。
有的波挑披拂，似见笔者翩翩气度；有的劲健爽利，似见笔者飘逸风姿；有的则雄浑飞扬，似见笔者之气宇轩昂。
真可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蔡邕在其《笔论》的陈述中有指出：“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16）这实际是以心观照而进行艺术创作的状态描述。
汉印是中国篆刻艺术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印之宗汉与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一样，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
汉印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以及布局严谨、布白匀称、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出乎心而合于道。
在中国先哲看来，“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也是美和艺术的本原、本体。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刘熙载《艺概序》有：“艺者，道之形也。
”杨表正《弹琴杂说》认为弹琴的佳境在于“与道妙合，神与道融”。
因此与道合一，与道冥化，正构成艺术最高境界。
汉印大方朴厚，有浑然天成之美。
其挪让屈伸、轻重疏密、虚实朱白的呼应，“方寸之间，气象万千”，都见出治印者的艺风匠心。
造成了多变而又统一含蓄的美，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
徐坚在《印戋说》中说：“汉人作印，无所谓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无意之间。
”“ 今观秦、汉印中，壮如鼓剑，细如抽茧，端庄如搢笏垂绅，妍丽如春葩，坚卓如山丘，婀娜如风柳，-------纵如纵鹰，收如勒马，厥状非一，其妙莫穷者，惟一片神行其间，以故能出于无法，臻于极法。
” （17）这种有意无意与有法无法间，表现了汉代治印所蕴含有创造之“道”。
汉代的石刻、陶塑在继承秦以来的写实艺术的基础上，更注重人与动物内心精神气质的表达，那种神彩飞扬的礼赞人世，夸张的造型，为抒情而省略了大部分细节的大胆与投入，正是汉代人对生命价值的表征。
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取大势、去繁缛，追求神似，以简练、明快而又古拙的风格，兴趣盎然地投入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世界，这种充满艺术活力的艺术格调，这正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大气磅礴的精神写照， 汉代的陶俑为追求神情韵致，不讲究细节，对五官、衣纹等只作简单交待，进退俯仰、节奏感强，这与秦俑的一丝不苟的写实形成对比。
在汉代动物雕塑中，马奔驰嘶鸣的气势、羊的且行且嗅的温顺，狗警觉凶猛的神态，猪硕腹凹腰的肥重，护雏的母鸡、昂首的公鸡，都抓住了动物最为典型的一瞬，观察入微，表现自如，从气质的表现上张扬其活力，这就是汉代陶塑的魅力所在。
马在汉代人中，多表现得强壮骄健，神形俱备，头呈方形，鼻宽口方，唇沿如兔，眼如瞪铃，耳如削竹，颈长身短，胸廓发达，腿蹄线条遒劲流利，接近奔突强劲的阿拉伯马系之特点。
与秦陶马的头大身长肢短的蒙古型不同，与唐宋马的精致华丽的士大夫情调也不相同。
而汉代的陶狗，姿态多样有狂吠、静卧、漫步、疾跑、凝神等，外形夸张，均是决眦瞠目，双耳竖立，两颊肥大，头项粗直。
将狗的警觉、凶猛的个性通过局部的夸大而绘声绘色。
均以神韵充沛、拙中寓巧而见长。
其审美意味在某种程度上与汉大赋感物造端、铺张夸饰之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较为鲜明的纵横捭阖、沉雄豪放的“大美”气象。
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本文重点评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美学风格，作者在掌握大量艺术史料的基础上，用灵动流畅的笔为我们勾勒出了汉代那充满力量、运动、气势感的艺术品貌。
阅读本文，注意体会作者在评价这种艺术现象时用了哪些评论方法，起到了什么作用。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你看那弯弓射鸟的画像石，你看那长袖善舞的陶俑，你看那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你看那刺秦王的图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你看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动物的行进行列，……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
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
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
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
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
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现为速度感。
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力量中以展现出磅礴的“气势”。
所以，在这里，动物具有更多的野性。
它们狂奔乱跑，活泼跳跃，远不是那么安静驯良。
它们根本不像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
同样，在这里，不管是神话幻想、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虽然有时表面上也是静止形态，却仍然包含着内在的运动、力量的气势感。
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不管是历史情节或现实活动)，来表现他的存在价值的。
这不也是一种运动吗?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的情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
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练的静态姿式和内在精神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
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
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
包括直线直角也是如此，它一点也不柔和，却恰恰增添了力量。
“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
尽管唐俑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
同样，唐的三彩马俑尽管何等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的气势、力量和运动感就相差很远。
天龙山的唐雕尽管如何肌肉凸出相貌吓人，比起汉代“笨拙”的石雕，也仍然逊色。
宋画像砖尽管如何细微工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比起汉代来，那生命感和艺术价值也距离很大。
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
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
这也似乎“笨拙”。
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
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和实在。
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
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练。
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
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
但它又根本不同于后世文人浪漫艺术的“写意”。
它是因为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运动、力量感而具有浪漫风貌的，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人情感的浪漫抒发(如盛唐草书的气势美)。
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
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么，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
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
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
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
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
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
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
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
“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
“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
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
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
“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
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
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
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
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
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
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
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
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
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
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
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
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
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
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
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
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清照的代表作及简介
在中国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无疑是最基本的源头。
先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影响范着后世儒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的基本范式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而后儒则只是不断地对先秦儒学进行诠释与发挥、发展。
本文试对先秦儒学及其影响略作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 “儒”的起源甚早。
本世纪30年代，胡适曾撰《说儒》，据《说文》而以“儒”字从需从柔，称“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礼，持守“柔逊的人生观”的“殷民族的教士”（1）。
此论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郭沫若即曾对之严加痛斥（2），但凭实论来，此论并非毫无见地。
70年代中叶，徐中舒先生通过甲骨文字的研究确证“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并认为古代之儒，其职为祭祖事神、经理葬事、为人相礼等（3）。
这表明胡氏所谓“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的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当然，他说“儒”代表着“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便不允当了。
\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
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
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
”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
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
”（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
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
“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
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
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
“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
”（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
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
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
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
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
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
”（《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
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廟堂。
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
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
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
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
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
\ 颜回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精神深深吸引着后儒。
“颜回”，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
宋明时期，由周敦颐、二程发端，学术思想界还出现过一个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学颜子”的运动。
它不仅与道学思潮相始终，而且成为道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 “思孟之儒”指的是子思和孟子。
子思曾受业于曾参，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已任。
他撰《中庸》，阐述、发挥孔子的“中庸”观，完善、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故被后世称为“述圣”。
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
（赵歧：《孟子题辞》）然其学终未能行于世。
晚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孟子一生以“学孔子”为志，积极致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的学说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被后人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孔孟之通也就成为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的代称。
\ 子思所撰《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仅有3469字，却在儒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士人必读的儒经之一。
《中庸》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发挥了孔子的“中庸”观（7），提出了一个以“致中和”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
所谓“致中和”，就是要达到“中和”、极尽“中和”，与“中和”之用同义。
其前提是“天命之谓性”，即“性”为“天”之所命或“天”所赋予。
此先验之“性”即“中和”：“中也者，天下己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就把孔子的“中和”即“中庸”之道提升到世界观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
并且，这意义上的“中和”与“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故“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存诚尽性”亦可“赞天地之化育”。
“诚”又体现为“人道”或“人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天道”与“人道”由“诚”沟通，在“诚”的基础上达到有机统一。
人们循此途径就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从这种观点出发，子思提出“修道”之法，郎以“尊德性”（此被朱熹称为“存心”之功）、“道问学”（此被朱熹称为“致知”之功）来“致中和”，达到“诚身”之境，收“天地位”、“万物育”之效。
这样，子思就以其《中庸》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哲学依据，既使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又使之具有一定的哲理思辨性。
\ 孟子是战国中叶的儒学宗师。
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宋儒施德探曾对此予以评析，称：“孟子肖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
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
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
”（《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
）不过，若以最具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深巨者而论，孟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下列二端：其一，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学说。
孟子力倡“民本”，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手诸侯为大夫。
诸候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下》）\ 又据之而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同上《离娄上》）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不仅要“薄税敛”，而且更要通过“正经界”、“行井田”等制民“恒产”，使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经济能力；政治上，既要“省刑罚”，更应注重民意，凡国之大政能否施行均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的；文教上，君主要“与民同乐”，设校教民，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
其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之学。
孔子虽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但他并未详尽讨论过心性问题，故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同上《公冶长》）孟子则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真正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
他说：\ 乃若有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下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今人,户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同上《公孙丑上》）\ 这就不仅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更把这善良的本性视为人与非人的分水岭。
所以，孟子主张人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并尽力扩而充之，以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
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同上《尽心下》）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同上《尽心上》）孟子这种以“不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
它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从被宗教形式扭曲的自然到人的第一次转折。
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 如果说汉唐诸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黄氏日钞》卷八十三），“思孟之儒”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那末，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儒者则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思孟之儒”才真正引起学皆们的普遍关注。
宋明道学诸儒更竭力表彰《中庸》、《孟子》，将它们与《论语》、《大学》並称为“四书”，使之凌驾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上。
他们积极推阐“思孟之儒”的心性学，遂将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至于孟子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思想，迭经千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
迨至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从早期启蒙者到近代启蒙者，进步思想们多藉孟子之论以倡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还以孟子“民本”论为媒介来理解、接纳、消化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 “孙（荀）氏之儒”指的是荀子。
荀子以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人道有为”的认识基础上，认为人只有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会不断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
（同上《天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高度体认，充分表现出其所具有的自信和进取精神。
但不同于孟子，荀子力主“性恶”说，认为人生而有生理欲求和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同上《性恶》），而这种种显现为“人之性情”的欲求“必出于争夺，舍于犯分乱里而归于暴”（同上）。
为了“化性起伪”，“圣人”“起礼义、制法度”，矫正和导化人的情性，使之“出于治，合于道”。
据此，荀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同上《贵国》）“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
”（同上《仲尼》）他所谓“礼”，虽源于孔子，却比孔子之“礼”有着宽阔得多的范围：它“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主，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
”（同上《礼论》）其实际效果则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同上）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同上《修身》）；“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大略》）。
因此，如果说“思孟之儒”着重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仁”学，那末，“孙（荀）氏之儒”则着重以“性恶”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礼”学。
\ 尽管同出于孔学，但荀学与孟学又确有所区别。
譬如，“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核心主题言之，孟子侧重的是‘内圣’一面，开创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与此对应，荀子则转而重新着重‘外王’问题，极大地突出了‘礼义’的地位。
对‘外王’的思考要求更多地注重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因此，与孟子理想主义的高蹈风格形成对照的，是荀子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
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对作为政治设计之基本前提的人性的看法上。
孟子是从当然之理入手，就先验层面辨析人之为人所应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结论，再从此先验普遍之善出发，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行政程序。
荀子则转而从经验层面入手，立足于人作为自然一言防的前提进行综合归纳，他实质上是继承了告子即‘生’而言‘性’的路子”。
（韩德民：《荀子手儒家的社会理想》第133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当然，荀子在“完成了对孟子式纯粹理想形式本身的超越，展示出儒家社会理想之可能的实践性力量”的同时，又“随着‘义’作为价值原则温子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淡化”而使得儒学“对现实实践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受到了削弱，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本是保证自己手各种具体社会利益拉开距离，从而有效承担文化共同体疑聚核心功能的重要条件。
正是这样的内在价值观上的重心转移，为月的代经学阶段‘名教’的异化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上书第135、140页）\ 荀子深于经学，对儒家经典有传扬之功。
清需汪中对此评述道：“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
盖深于经学，孟、荀所不同，然孟子虽醇乎其醇，而既没之后，大道逐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
”（《述学·荀卿子通论》）大体说来，荀子既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学习儒经的重要性，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
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荀子·为学》）又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诗》、《春秋》、《乐》、《礼》、《春秋》诸经的传授皆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没有荀子的传授，汉儒经学之兴是很难想象的。
\ ［注释］（1）《说儒》是胡适的重要学术论蓄之一。
胡氏自称此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鲜看法”，并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可以渐渐得到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
该文初以单行本刊于1934年，后收入“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今则见“中华版”《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
\ （2）郭沫若先生曾先后发表《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对胡适的观点展开批判。
\ （3）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 （4）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6）参阅杜维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见杜氏《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 （7）孔子尝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儒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
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
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
\ 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
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
“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
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
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
“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
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
\ 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