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
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程光炜等主编的，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
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
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
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
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
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
（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
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
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
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
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
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
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 实际上。
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
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
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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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以下 jpkc.hrbu.edu.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朝花夕拾》里的《狗·猫·鼠》的好词10个，最好是4个字的还有好句2句和赏析 急急急
它们适性任情，对旧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
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帜，使牺牲者知道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人呢，能直立行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了，因为那时也就开始了说空话。
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嗷嗷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了。
----------选自《狗猫鼠》赏析：这段话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
通俗的讲，意思大概是动物哪怕有不足之处，却不会厚颜无耻的当不足为优点。
自命清高。
而人呢，比动物进步了，有思想有言论，却说着空话么，说着违心之论。
两者进行对比，更加明显的反映出当时那个社会中人的品行之恶俗，行为之无耻。
以至于鲁迅先生这样讽刺当时人们的品行和当时社会的黑暗
对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吗
谢泳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选录了“《读书》杂志讨论林贤志《人间鲁迅》纪要”，其中内容主要是一些学者如谢泳、钱理群、王富仁等对于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看法。
我本人是一个“胡迷”，但对鲁迅先生极为尊重，所以在看完该书关于胡适的文章后，便对于其中关于研究鲁迅的文章也稍加流览，上文中林贤志的一段谈话如下：\ 我没有看过《人间鲁迅》，所以不好妄加置喙，只是对于新时代（该讨论会是九八年开的，较文革乃至改革开放初期而言，还是开放些了）中仍有人对胡适及以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此不公，我便不大以为然了。
百度搜索林贤志的资料，发现他被评价为“极富盛名的鲁迅研究者和鲁迅思想传承者”，四八年出生于广东。
按照年龄算来，他的青年时期应该是中国正处于“大红大紫”的疯狂状态，而那时候的精神粮食，除了《鲁迅全集》外便再无其它了（《毛选》之类的不算精神粮食，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没有永久流传下去的价值），所以他对于鲁迅的态度以及研究鲁迅时的心态很可注意。
本书编者谢泳在书中一篇文章《鲁迅研究之迷》中曾提及：\ 由于林贤志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
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 以本人微薄的经验看来，在思想上崇拜鲁迅的人一般而言对于胡适是排斥的，至于浸染鲁迅思想如此之深的林贤志先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从书中言论可见一斑，以至于学术界对于胡适地位的重新认识也会招致其反对。
深究其中原委，无外乎鲁迅先生生骨子里对于那些所谓“帮闲文人”“御用文人”的反感，而这，也正好传承到林贤志先生骨子里了，以至于发言都是如此的非客观，对于文学而言，如此当然是好的，可是文学不同于学术，对于感情因素的夹杂还是少些为妙，不然得出来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 对于鲁迅先生，一般人的印象是“骨头很硬”，对于他所处的那个黑暗时代极少妥协，而他自己一生的追求奋斗大部分都花在了“为民请命”上了，将其称为“民族魂”是不为过誉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淋漓畅快，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为犀利的思想，这是我这两天读其杂文的深切体会。
只是我为什么从未遇见过真正能对国计民生产生推动作用的实效性文章呢
这可能一与我读先生的文章少有关，二则可能因为先生对于这方面确实不是很注重。
相较而言，读适之先生的文章，则极多对于国家发展大计、思想改革措施如何实行的看法及建议，这大概也是二位思想的极大差异所在。
如此看来，鲁迅先生重在“拆台”，而适之先生则是重在“补台”（谢泳先生语），一拆一补，两位的差异性也就出来了。
拆台是为了重建，是对现有政府不满的一种方式，只是拆台后呢
重建若无有序的计划，只可能是一句空话。
而这又极易导致“暴力革命”，让人沉迷于其中的所有的“快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而极权方面转化（四九中共定鼎后的作为可作参考），这又与鲁迅先生一贯的“民主、民权”及“人道主义”宗旨是相违背的，从这一方面讲，鲁迅先生自己也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圆的境地。
\ 林贤志先生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很可费解的，从根本上来讲鲁迅先生不算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吗
他将鲁迅先生从中剔除出来，是否由于其主观原因
还是因为鲁迅先生对另一帮持不同政见的“同仁”的讥讽从而使得他也照单全收，从而导致将鲁迅高高祭在台上而独自顶礼膜拜呢
至于其他的一些与迅翁相敌对的思想行为自然也难入其法眼了。
我不敢说鲁迅的精神已经过时了，因为它确实还有它存在的必要，鲁迅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其价值与胡适之先生一类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的与时俗官场不同流合污，采取的一种卓然独立的批判态度，与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诤友”身份形成鲜明的对比，横眉冷对达官贵人，却又不忘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但若因此而抬高其地位却贬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位，似乎过于偏狭了。
鲁迅与胡适，都有其不可及之处，长处也罢，短处也罢，还是应该持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方好。
\ 关于鲁迅，谢泳先生还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何以鲁迅极度反对专制，到头来却又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从而成为愚弄群众的利器呢
而胡适虽是政府的“诤友”，却从来都是两面不讨好的，这是否说明了某些问题呢
林先生对此却避而不答，一句“此乃政治学方面的问题，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便解决了。
谢泳先生又提出何以文革中的红卫兵都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既然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是否也应该对其中所发生的红卫兵一些惨绝人寰的行为负一部分责任呢
结果林先生却说鲁迅不过只有一支笔，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能负多少责任呢
这全然与其将鲁迅思想奉为圭臬、将其它思想体系置若枉闻不相匹配，而这，我先前已经说过，与他的极度个人化、情绪化的态度是相关联的，这不是一个学者所应有的态度。
风筝课文人教初一21课的文学常识，鲁迅资料和背景什么的。
要全面
章说自己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把小兄弟做的风筝踏行为十分粗暴。
待到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之后，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
虽然事隔久远，作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
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
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我所见写篇观点
暴露自己的自私，精不精致无所谓，只是将自己的丑陋记录在这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小本本，体验被窥探和窥探别人的感觉。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点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
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
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
”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
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
未必。
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
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
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
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
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
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
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
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
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
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
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
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
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
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
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
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
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